新疆历史-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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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在区内和区外贸易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以三级市场和四个区域性市场网络为依托而逐步构建起来，从而使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对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全国经济的近代化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 西北 区域市场网络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然而，关于该时期“西北”的地理范围，学者们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界定[①]，这既给相关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便，也影响了其结论的整体性与科学性。本人认为，由于“外蒙古”自1924年以后，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版图之外了，所以，民国时期“西北”的研究范围，应该主要包括秦岭以北、潼关和山陕黄河大转弯以西的陕西、绥远[②]、宁夏、甘肃、青海、新疆6省辖区。它们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在经济环境方面，都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西北地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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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关陇地区，原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只是在唐朝灭亡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东渐南移，才逐步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这种状态，除了元代曾有较大的不同外，差不多要到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才得以逐渐改变。当时，湖南、天津、山西等地的商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从事货物运销，从而在西北与内地间的商品交流方面，开启了某些孔道。同时，随着中国沿海、沿江、沿边的一些城市陆续被辟为商埠，英、美、日、俄等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也分别从东面的天津、汉口、上海，西面的塔城、喀什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等地向西北地区渗透，从而使西北地区与国际市场逐步发生了联系，西北的市场流通，遂由封闭型和内向型向开放型和外向型经济转变。到清朝末年，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交流，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③]。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一战时期中国国际市场的迅速拓展，为西北农畜原料的输出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国内其它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西北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又带动和促进了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和区域性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
学术界对近代西北市场状况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丽英的《论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④]一文。该文对明清至近代西北地区(未含陕西部分)市场及主要商路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从而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外，民国时期王肇仁的《甘肃药材产制运销概况》、王玉芬的《土布在甘肃》、王觉吾的《甘肃水烟产制运销概况》[⑤]、陈鸿胪的《谈甘肃省的内销货物》[⑥]以及詹模的《论茶叶与西北茶销》[⑦]等文章，对西北地区某些物产的运销状况也有所论述。然而，总体而言，对于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区外市场的联系等方面，仍未能进行更加深入而广泛地探讨。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以便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事业，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民国时期西北各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基础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物产丰富多彩。民国时期，除荒山大漠外，逐步形成了农业、牧业、矿业、林业等若干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错的产业区[⑧]。各地丰富而又分布不均的物产，既为西北各地之间以市场为依托而进行的商品交流，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使这种交流成为十分必要而又可能的事情。而这一时期西北各地之间特别是与国内外其它地区之间交通运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⑨]，又使其商品流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西北各地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对西北以外地区贸易联系的空前加强两个方面。
民国时期，秦岭以北地区的内外贸易相当发达。棉花由醴泉、咸阳、泾阳、兴平、渭南等地大量输往甘肃地区；棉纱从西安、宝鸡等地输往甘肃的兰州、天水、秦安、武威、临夏；醴泉布、朝邑布、渭南布、兴平布、店张布等各种土布也大量输往甘肃；各种纸张和茶叶运销甘肃等地的也不少[⑩]。自陇海铁路西展后，西安逐渐发展成为东南工商业品输入西北和西北农畜产品输出的重要市场。关中、陕南、陕北各县土产的输出，日用品的输入，也大多取道于西安[11]。泾阳是关中的重要商业中心之一，湖南安化官茶在此改造为砖茶、再销往西北各地；兰州水烟也在此改装再东运津、沪等地[12]。陕北地区的横山县，1930年前后的商品流通也很繁荣。输入方面，布匹、百货购自山西和顺德(今河北邢台市)，食盐由宁夏花马池运来，棉花由韩城及山西运来；输出方面，皮毛、羊绒售给晋商和洋行，谷类、豆、稻运销榆林和米脂，油、炭供给以南各县，磁、酒贩往靖定、安定等地[13]。
河套蒙古高原地区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每年转销来自蒙旗以及甘肃、新疆等地来的羔皮细毛约值40万两，本地羊皮年销约20万张；洋商在该市所设的采买羊毛绒及牛、马皮的洋庄有十几家；众多的旅蒙商人还从这里贩运大量的砖茶、绸、布、棉花、米、面等物，分赴各蒙旗牧区交换牧民的驼、马、牛、羊、皮革、绒毛等物，“春夏去而秋冬归，岁以为常”[14]，“凡华北之工商品，销售于西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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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或宁、甘、新等省之货物转销于平、津各地，均以归绥为重心”[15]。其它县城如临河县的商品流通也很活跃，1931年前后的对外输出，以牛、马、骡、驼、羊、羊绒、粮米、皮张为大宗，年销售数值约为400万元；输入品以茶、布、烟、酒、糖、纸等为大宗，年值约300万元[16]。
据1919年的记载，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平原，每年对外输出甘草约5000担，枸杞约2000担，羊皮约36万张，羊毛约1000余万斤，驼毛和羊绒约40万斤；所输入的洋布、海菜、糖、火柴、洋烛、爱国布等共约14000担；过境货物7000余担。这些货物当中，从京津、包头等地东来的主要是洋货，从青海、甘肃等地西来的主要是皮毛。作为宁夏平原贸易中心的宁夏城(今银川市)，各地商贾云集，商店十分之六为山西商人所开，余下的归天津、湖南、河南、四川和本地商人[17]。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其对区外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36年前后，宁夏城有各类商户七八十家，资本共约430多万元[18]。
1930年代，地处黄河上游河、湟交汇处的皋兰县(治今甘肃省兰州市)，每年输出货物价值就约为900余万元，输入货物则约达1700余万元[19]。外地输入甘肃地区的商品，主要有棉花、棉纱、布匹、绸缎、装饰品、五金、颜料、磁器、竹器、茶叶、糖、海菜、香烟、纸张、药材等。布匹是其中的大宗商品，土布包括陕西土布和河南土布，洋布则包括津、沪洋布和外国洋布等。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洋布的采购地东路为徐州、郑州、西安，南路为汉口，北路为宁夏、包头，也有直接从津、沪采购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洋布的采购地东路为禹州、洛阳、西安，北路为吴忠堡，西路为哈密，到1942年则以陕西、宁夏地区为重点，其次为新疆和四川地区。其他如绸缎、呢绒、各种日用装饰品、五金、颜料、香烟、海菜等外地货物的输入路线和输入状况，也与洋布大体上相同。另外，纸张60%来自四川地区，30%来自陕西地区。砖茶运自湖南安化或陕西泾阳、三原，粗茶运自陕西紫阳，细茶运自四川地区[20]。
甘肃地区对外输出的货物主要是皮毛、水烟和药材。绵羊皮的运销据点，陇南为拉卜楞(今甘肃省夏河县)，河西为永登、永昌、张掖、酒泉，陇东为平凉、西峰镇，而兰州则是西路各县皮张的总集中地。山羊皮的运销据点除平凉、西峰镇外，尚有张家川、靖远等地。抗战前，羊皮多输往英、美各国，由水路输出的，多用皮筏沿黄河顺流而下包头，然后由平绥路转北宁路至天津出口；走陆路则是由产地先集中到各皮张运销据点，然后再利用牲畜驮运或马、牛车运到兰州、平凉等中级市场，再用大车、胶轮车、汽车或火车，经陕西、河南转运到汉口、天津、上海。但由于陇海铁路陕西段修筑缓慢，货物走陆路不如走水路便利和经济，因此，抗战前甘肃或西北的皮毛大多通过包头输往天津。抗战爆发后，对外销路不畅，皮张只能向西输往苏联。毛类的输出路线大体与皮张相同。药材的输出，除了由北路(水路)的包头输入绥远等地区，由东路(陆路)的宝鸡输入陕西等地区，还由南路(栈道)经文县的碧口输入四川等地区[21]。水烟运销若走水路，则用羊皮筏顺黄河“将烟制品运至沿河要埠，如宁夏、包头各地。战前至包头后，再以火车运至大同或平、津，然后转至东北。其在宁夏出售者，则以宁夏为批发中心；山西出售者，则以大同为中心”；陆路由兰州沿“西北公路用胶皮轮骡车(战前多用汽车)运至陕西。在陕西境内销售者，则以西安为批发中心。如继续运至东路，则须运至陕西泾阳县，加以整理改装，然后再经潼关，而运至晋、豫、江、浙各省”；此外还运销青海、新疆、四川等地[22]。
青海高原的商品流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皮毛、药材和木料等，大部分要经兰州顺黄河下流至包头再转口出去，据统计，青海高原及甘肃西南部的羊毛，每年经过兰州运出约11000余吨，皮货、药材各约170余吨，木料约6000余吨。由陕西或包头方面经甘肃过境而运往青海高原的货物，每年大约有布匹3000吨，茶叶1100余吨，纸张、印刷材料、棉织品、药材、铁器以及其它杂货等共约5000余吨[23]。各地输入西宁的商品以杂货、布匹、绸缎、海菜、药材、磁器等为大宗，每年约值6207000余元；而由此输往天津、上海等地的商品以羊毛、皮革、牲畜、油木、药材为大宗，每年约值15497000余元[24]。湟源作为汉、回、蒙、藏各族互市的主要场所之一，商务也非常繁荣，售给蒙、藏牧民的货物，以芜青、青稞为大宗，湖南茶、各色粗布、糖、酒等次之，并收购青海物产转运省外销售。该地有洋人和汉商设立的羊毛行数十家，每年输出各类皮张80000余张，羊毛约300余万斤，青盐约4000担[25]。
地处天山南北的新疆地区，“生齿日繁，需用日增，商务亦蒸蒸日上”[26]，不仅羊毛等经甘肃、绥远各省大批外运[27]，与西北区外特别是俄国间的商品交流亦非常频繁。据记载，1917年以前，新疆省对区外的贸易，十有八九为俄国人所操纵。除谷物、小麦、面粉、食盐、干果等物品多输往外蒙外，该省绝大部分原料、半成品以及日用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入对象是俄国。每年向包头方面输出的，仅为皮毛、干果等；由包头输入的，也仅是少量杂色布匹[28]。此后至1925年间，由于俄国的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新疆的棉花一部分转输到天津出口。后来因沿途捐税苛重、路途遥远，再加上俄国政局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又全部运销到俄国。生丝、羊毛、各类皮张的输出也是以俄国市场为主，以天津等内地市场为辅。所输入的货物，除茶叶与丝货主要由内地的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天津等地运来外，糖、棉布、毛绒布、铁器、熟革等也主要是由俄国运来，印度和内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9]。
民国时期西北区内外商品流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地经济上原有的封闭状态，使其原有的基层市场，以各大中心市场为依托而相互衔接起来，从而为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西北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
随着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它是以区域性市场网络为依托，以水陆运输线为纽带，中心市场、中级市场和初级市场三个层次相互衔接而共同构成的。
中心市场是指那些地处整个西北的交通和贸易要地，在区内、外贸易中起关键作用，并直接同区外大市场进行大规模商品交流的综合性枢纽市场，主要有西安、包头、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县)4处。中级市场是指那些地处相对较大地域的交通和贸易要地、在当地贸易中起重大作用、直接同4大中心市场进行大规模商品交流的区域性中转市场。如陕西的宝鸡、三原，河套的归绥，宁夏平原的宁夏城，河西走廊的张掖，陇东的平凉、天水，青海高原的西宁，天山南北的迪化、哈密、塔城、喀什等。初级市场是指广泛分布于西北农牧区之内的集市和庙会等产地市场，其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西北的三级市场虽非民国时期所特有，但它们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却空前明显，联系也空前紧密，初步形成了4个区域性市场网络；这4大区域性市场网络相互支撑，又初步构建起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北地区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秦岭以北以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
自陇海铁路西展到西安后，西安便进一步发展成为秦岭以北、乃至西北地区商品输出入的枢纽和最大市场之一。
表1 1935年前后长安县的商品流通概况
资料来源：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91—92页。
从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输入的绸缎、布匹、油类、颜料、食糖、纸烟及其他普通日用品等由火车运抵西安后，商人们便通过汽车、大车、马车、牲畜、人力等转运到省内各中小市场销售。而过境到甘肃等地去的布匹、茶叶、鞋帽、颜料、肥皂及其他杂货，多由汽车沿西兰公路转运。这样，“西安已渐成为东南工商制造品输入及西北农畜产品输出之门户”[30]。
除西安外，宝鸡、三原、凤翔等地也是秦岭以北地区内外贸易的重要市场。
宝鸡是汉中、四川、西安间输出入货物的重要集散地，种类包括匹头、药材、卷烟、糖、纸烟、杂货等，其中流通匹头年约360余万公斤，全部来自西安，销往汉中；药材年约150余万公斤，7/10来自汉中，3/10来自四川；卷烟年约40余万公斤，全来自四川，6/10销往邻近各省，4/10运往甘肃[31]。
三原既是湖北土布推销到西安、咸阳、平凉、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中卫、宁夏等地去的货物集散地，又是陕、甘、川三省药材的合聚市场。商务最盛的时候，有布店40余家，年销湖北土布20余万卷，价值上千余万元；药行有100多家，每家平均的年营业额都在10多万元[32]。
凤翔交通便利，东可达省会，西可通甘肃，南经宝鸡可至汉中。1930年代，“汉南之药材，四川之卷烟，甘肃之兽皮，运至凤翔向西安转售者为量颇巨。各种匹头，由西安运至凤翔转售汉南者每年达1500余万匹，京货由西安运来向甘省转售者每年达2600余万件”[33]。
这样，秦岭以北以西安为中心市场，以宝鸡、三原等地为中级市场，建立在众多初级市场之上的区域市场网络遂逐步架构起来。这个网络由西安向东沿旧有的驿道(1930年代开始沿陇海铁路)经潼关至郑州与京汉铁路交汇，至徐州与津浦铁路交汇，可北到京、津，南抵汉口，东达上海等地外，还可从潼关北渡黄河沿驮路(1934年后可沿同蒲铁路)由汾河谷地达太原，再顺正太铁路至石家庄与京汉铁路交汇；向西沿旧有驿道或新修西兰公路，通达甘、青、宁、新各地；向北经榆林北通包头或归绥，再向东转驼路(1921年后沿京绥铁路)至京、津等地；向南经南郑或沿汉江抵汉口，或沿陆路进入四川地区。
然而，由于陇海铁路铺设缓慢，这一区域网络在西北市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河套及蒙古高原以包头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
民国时期的包头，不仅是河套及蒙古高原、而且也是西北广大地区内外贸易的中心市场之一。“凡京、津、陕、甘、内外蒙古、新疆货物之往来，均以此为转运之场，诚西北一大市场也。(1918)年贸易额达500余万，大小商店共1200余家”[34]。1923年前后，这里仅绒毛一项每年就集散约2000—3000多万斤，占整个西北地区绒毛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35]。到1930 年代，包头“陆则有平绥路为吞吐之骨干，而平、津各地遂为包头出入之尾闾，由包头可至西宁、肃州、五原、宁夏、兰州等地；至水路则有黄河之水流，用皮筏可由兰州至包头”，其商业腹地已包含了河套地区的全部、蒙古(阿拉善、额济纳地区)、宁夏、甘肃及青海等广大地区[36]。这一地区比较重要的中级市场还有归绥。另外，萨拉齐和乌兰脑包(在五原县东北50里)等地，也是该地区对甘、新、外蒙及平、津等地进行商品交流的重要市场[37]。它们皆以包头为中心，构成了西北地区的另一个区域性市场网络。时人指出：“包头据西北中心，当水陆要冲，东由平绥路直出平津，以达内地，以通外洋，南连晋陕，西接宁、甘、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运赴内地之皮毛、药材等货，均以包头为起卸转运之中枢”[38]。它的构建，为西北广大地区内外商品流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黄河上游以兰州为中心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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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市场网络
兰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中心市场，“巨大商号林立于此，或收购内地(指甘、青地区)物产，如皮毛、药材等类，运销于外；或运入布匹、茶、糖、杂货等项，分销青海、河西及甘肃西南部各地。皋兰全县每年输出货物仅值900余万元，输入1700余万元，过境货物则值1300余万元。而青海羊毛、木料之由黄河直运包头，由此经过而不发生商业关系者，为数尚甚多也。各类重要商业皆为陕西、山西及天津旅居于此之商人所经营”[39]。
兰州之下，尚有几个相当繁荣的中级市场，如河西走廊上的张掖、陇东的天水和平凉、宁夏平原的宁夏城、青海高原的西宁等。
张掖作为河西走廊的交通枢纽，“商务素称繁盛。输出以大米为大宗。……皮毛虽非本地产，然岁由青海来者，辄百余万斤，转售于各洋行。水烟年由兰州运来数百担，煤炭十余万斤，只供本地之用，余如牛羊、骆驼、药品所产者亦颇不少。输入品多日本货，由天津或包头运来”[40]。
天水为陇南与陕南、川北物资交流的重要经济中心，每年输入货物400余万元，输出140余万元，过境1000余万元。重要商号约350家，资本总额约120余万元，全年营业总值1500余万元[41]。
陇东平凉的商业状况亦比较繁荣，堪“与兰州、天水鼎足而三”[42]。
民国时期，宁、青二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与甘肃有着极深的渊源，内外贸易皆以兰州为区域经济中心，因而使得宁夏城和西宁作为兰州之下的中级市场(二城商业上的繁盛景况前已详及，此不赘述)，在这一涵盖青海高原、宁夏平原、河西与陇东等地的西北地区另一大区域市场网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时人所说：“甘、青、宁三省地居黄河上流，在商业上俨然自成系统，而以兰州为最大焦点。附近复有焦点6处，为各地商业中心，如陇东区之平凉，陇南区之天水，洮西区之临夏，湟中区之西宁，河西区之张掖，宁夏区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皆以兰州为其枢轴。言水运，上起西宁，下达包头；言陆路，东起潼关，西至迪化，皆为其贸易区域。上述平凉之6镇以外，复有若干城镇，以河西区为例，张掖以外，武威、酒泉、敦煌三城，商业亦称殷盛。若以兰州比于太阳，甘州之类犹行星，敦煌之类犹卫星，甘、青、宁三省自成一太阳系，构成伟大之商业网”[43] 。
这一网络除西连新疆地区外，对外输出贸易的主要方向有三：一是北路，即先沿黄河由水路向北至包头或归绥，再改经陆路由车拉驼运(1923年以后由火车运输)向东抵达京、津，出口海外。二是东路，即货物先汇集到兰州后，再由陆路向东经平凉、西安至潼关，或北渡黄河至山西，沿汾河谷地(1934年同蒲通车后沿铁路)至太原，再沿正太铁路向东与平汉铁路相接；或由潼关乘火车沿陇海线向东至郑州与平汉铁路相接，再往东至徐州与津浦铁路相接。三是南路，由兰州向东南沿栈道经碧口进入四川，从青海东部也有直接入四川的商路。另外，青海向东还有一条通往甘南拉卜楞的骡马商道，在东南部的玉树还有通往四川的商道，但皆不如向北沿湟水通往兰州的水、陆商道繁荣。同样，区外各地对该区域的商品输入，亦主要沿此三路而来。其中，又以北路为主。
(四)天山南北以古城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
古城在新疆经济当中的中心地位，民国初年即已获首肯：“迪化不居要冲，惟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至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外蒙古人每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毛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为南路，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44]。因此将古城定为民国时期天山南北和蒙古西部的中心市场是恰如其分的，它“地居新疆北路之中枢，四塞灵通。秦、陇、豫、蜀、湘、鄂商人出嘉峪关经哈密而至，燕、晋商人由张家口、归化经蒙古草地而来，岁输入绸缎、茶叶、纸张、漆器及东西洋货，达300余万元。而归化来者居十之六七。归化则又来自京津。……至古城后，乃分布于天山南北两路各商镇。是古城者，实新疆输入内地货物之总汇也”[45]。
天山南北对区外贸易的重要市场除古城之外，北路通往蒙古等地的是迪化；往东通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是哈密；往西对俄贸易的则有塔城、伊宁和疏勒三处；对印贸易的是和阗及喀什[46]。
以上诸城皆以古城为中心市场，共同构成了西北地区的第四个区域市场网络。它向西经塔城等地通往俄国境内，向南经喀什等地进入印度，向东北经古城等地进入外蒙古。向东进入内地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北路，由迪化等地先向西，经过塔城至俄境，再沿俄国的土西铁路向北，沿阿尔泰支线入西伯利亚大铁路再向东，到达我国东北的满洲里等地。二是中路，由古城向北经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等地向东，沿“大草地”驼路到张家口后再转至京津等地，此路在1921年京绥铁路通车前甚为重要；或者由古城向东经镇西(治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沿“小草地”驼路至包头或归绥，再沿京包铁路至京津等地。三是南路，主要也是靠骆驼驮运，由古城向东，经哈密，沿河西走廊至兰州，再沿上述兰州区域市场网络的“东路”向东进入内地。这三条道路当中，又以中路为主。内地对天山南北的货物输入，亦沿这些道路而来。
综上所述，四大区域市场网络以西安、包头、兰州、古城为中心，以北面的“草地”驼路和平绥铁路、南面的甘新驿路和陇海铁路、中间的黄河水路等交通线为纽带，以众多的中级市场和初级市场为依托，东与其它国内市场和津、汉、沪等港口城市(及国外市场)，西与俄国，南与印度等国外市场沟通起来，初步构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为西北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是民国时期西北的中级市场，按其规模和功能的大小，又可再细分为一级中级市场和二级中级市场。上述对中级市场的界定，实际上是指一级中级市场而言的。西北地区的二级中级市场，则是指那些作为较小地域范围内的交通和贸易要地、以区内贸易为主、除与一级中级市场发生贸易联系外、亦同中心市场进行一定商品交流的综合性或单一性区域中转市场。如甘肃东部专业性皮毛市场张家川，虽然“凡百货物之往来与天水与西安间者糜不经此。然虽为必经之道路，而并不为百货之市场。惟甘肃各地以及青海等出之皮货，则以此为一中心市场，各地生皮纷集于此”[47]。
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点是，初级市场在西北地区存在已久，只是民国时期其规模和数量等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最基层的场所和最普通的形式。并且，由于农业区和游牧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不同，各地初级市场的流通状况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主要可分为游牧区、农业区、农牧交错区三种类型。
游牧区初级市场商品流通的特点，一是流动性很强，二是直接的物物交换。
比如，在天山以北游牧区初级市场的商品流通中，货郎们把货物贩运到山里，行止随牧民的迁移而定。双方间的交易不以货币为媒介，而是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牧民需要何种货物，就商定于某一时日用某一数量的某种牲畜或皮毛予以偿还，决不食言。如果不能偿还，届时就将本带利一起算上。收债一年分春秋两次进行，届时货郎们等在牧民迁徙冬夏牧场的必经路口，按所记帐目收取，非常便当[48]。
蒙古高原游牧区初级市场的货物交易，则是通过旅蒙商以“出拨子”(货郎)的形式来进行的。他们以每年的阴历三月至五月，七月至九月为期，将蒙古人所嗜好的日用必需品积载于牛车或驼背上，然后向蒙古内地进发。到达目的地后，或住在熟人家，或自搭帐蓬，冠上蒙古文的店号，将携带的物品排列起来，以招徕顾客。过上四、五天至六、七天后，再转移到别处。生意好的时候，也有长久地停留在一处的。附近的蒙古人，听到某号拨子来了，都争相用皮毛等物品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品。等到携带的商品卖完，拨子们便把所换来的皮毛、药材等物产，驮载在牲畜背上或牛车上，集运到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等大市场上去[49]。
西北农业区初级市场的商品流通，在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上都具有很强的固定性。
比如，甘肃农业区的初级市场，就是定期在县城或乡镇举办的集市。集市的期限，有两天一集的，三天一集的，甚至九天一集的，间隔的长短完全看当地的商业状况和消费量的多少而定。集市之日，商贩和消费者从四面八方赶到那里进行交易[50]。除非重大变故，集市的日期、地点、交易方式、习惯、甚至于市面上货物的种类等等，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而农牧交错区初级市场的商品流通，则兼有游牧区和农业区的特色。
比如，在河套以北的农牧交错地区，就有每年一定时期才举行的集市和庙会。大旅蒙商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一些杂货铺和皮庄。杂货铺大多用贩来的嗜好品及日用必需品，换取蒙古人的牲畜和皮毛等；皮庄的资本比杂货铺雄厚，它一方面“依据所在的市场，直接向蒙古人购取其皮毛产料，另一面又将出拨子从蒙旗中所换得的皮毛产料收买过来，每年探取某种时间的市场需要，输送到内地大市场或国外去”。这些店铺除了坐地收购周围集聚来的皮毛之外，还派遣众多的行商，以“出拨子”的形式深入到牧区，直接换取牧民的皮毛等畜产品。与此同时，蒙古牧民为了换取日用必需品，也于每年初夏或初冬的时候，主动来到定期举办的集市和庙会上，用他们所带来的牧畜或皮毛等，同汉人店铺进行交易[51]。另据1940年代的记载，在青海北部的农牧交错区，蒙古族牧民于每年秋冬二季到湟源、亹源(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一带互市，春夏二季则在本境以内定期进行集市贸易。这种集市的地点多选在旷野之中。集市期间，方圆数百里的牧民都来赶集，用当地的物产同汉族商人交换各种日用品，“交易由双方拣选估价至相当价值而止，每次凡二十余日乃散”[52]，“平时虽有交易，但不甚盛”[53]。
三、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
民国时期，随着区内、外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该地的近代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原有的农牧业经济日趋繁荣，商品流通空前活跃，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可供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外向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羊毛等畜产品的对外输出无疑是个很好的例子。
西北地区盛产羊毛，但长期以来羊毛的用途仅限于当地人用来制毡毯和帐篷等等，用量很小，绝大部分都白白地废弃了。因此，当时羊毛在西北畜牧业经济中毫无位置。然而，清末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羊毛却成了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畜产品之一，输往国内、外市场的数值越来越大。据统计，1934年至1936年间，天津山羊毛、山羊绒、绵羊毛、骆驼毛等对美、英、德、日四国的出口，每年都占全国毛类出口总额的96%以上[54]。1934至1938年间，天津在全国绵羊毛、山羊绒的出口总量中，都远远超过了另一主要出口港上海而成为我国最大的毛类出口基地[55]。而天津出口的羊毛则主要来自西北地区，七?七事变前，西北地区仅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绥远(此时的内蒙仅包括绥远全省及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五省的羊毛，就已经占据了天津羊毛出口的近70%[56]。除羊毛外，以前百无一用的羊肠等也变成了出口品，从而丰富了西北地区与外界经济交流的内容。天津港羊肠的出口价值1924年为867000关平两，1925年为1314000关平两，1926年为1024000关平两。而其最主要的来源地之一，就是新疆、甘肃、青海、绥远等广大西北地区[57]。
然而，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反映出这一时期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够成熟。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相对于西北地区丰富的农牧业资源来说，参与市场流通的商品，在同类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相当有限。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羊毛资源，然而民国时期，其羊毛的输出额与其产额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1930年代的青海省，其“羊毛额数，除本地人民织褐、栽绒、作毡用极少数之外，而其输出于天津、张家口一带者，亦无多。……历年所运出售者，约占全省产额16%；本省制造需用者，约占8%”；其余76%，“皆为屯积无用之物”[58]。究其原因，在于民国时期，青海及西北其它省份羊毛的集运与外销，仍然主要依靠牦牛、骆驼、驼车、皮筏来转运，故外销数量不多。显然，交通运输方式的落后，严重制约了西北市场体系促进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二，市场体系的主要功能仅在于中转货物，其在生产领域里的资源配置作用体现微弱。西北各省近代工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水平较低[59]，抗日战争爆发后也终未成气候[60]，因而该地市场流通中，主要输入工业制成品、输出农畜类原料，贸易结构畸形。这种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与该市场体系未能在生产领域里有效地发挥资源调配作用不无关系。
其三，对西北居民生活市场化的影响还不够大。民国时期，西北市场体系的支配力还不够强，人民生活市场化的程度还很低。比如在陇东的许多地区，1930年代时，“除大城市外，各县乡镇几少观外来货品，市上所售物品，大都为本省境内所产。食品除谷、麦、青稞、莜麦等粮食外，仅有蓬灰(代碱用)、盐、调和等类而已。服用衣料，因甘肃产棉甚少，不能自给，遂仰外来之天津布及湖北大布，若干地方多用本省所产之麻布、土布及毡衣。此外，市上所见之商品，则金属农具，如犁铧、竹筐之属”[61]。再如关中地区的中部县(治今陕西黄陵县)，1930年代时仍“土广民稀，人皆务农，而不知务商，即本境所产麦、豆、草药销行外境，其数不多；即他境所来货物，仅布匹、纸张、烟、糖、茶叶等项，或由本境、或由三原、或由兴镇、或由同州，均由陆路运入本境，每年其行销者亦不多”[62]。
总之，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随着其区域性市场网络的不断完善，业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其总体水平尚远不能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但相对于当地以往的市场发展水平来说，毕竟有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对于提高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商品化、外向化水平，促进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认真探究其发展历程，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事业来说，是很有裨益的。
注：本文正式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China Market Economy in the Minguo Period
Fan Ru-sen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433)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of Northwest China had obtained more progress go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ner and outer commerce in the Minguo period。This mad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stock of Northwest China raising turned into modern market economy。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exploit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conomy。
Key Words: The Minguo period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Market economy
※ 本文曾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松弟先生的悉心指教，诚致谢忱。
[①] 1929年，村之在文章中曾引用了防如所下的定义：“所谓西北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包公故事

，不是一个天成的自然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区，只不过指那比较偏于西北的各地而言罢了。拿今天的地图看起来之大概，包括蒙古、青海、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宁夏、绥远及察哈尔各省” (村之：《西北商务衰落之原因及其救济之方策》，《西北》，1929年，第10期)。1936年，萧启旗的定义则去掉了其中的“察哈尔”和“青海”，增加了“外蒙古”：“西北有广意、狭意两种解释：狭意的西北，系指潼关以西晋、陕、宁、甘各省；广意的西北，除包括潼关以西晋、陕、宁、甘各省而外，还要列入绥远、外蒙古、新疆” (萧启旗：《西北问题研究》，《苏衡半月刊》，1936年，总第20期)。西北五省说，是1932年由杨希尧提出的：“所谓西北，即指陕、甘、青、宁、新五省而言也” (杨希尧：《西北经济概况及开发刍议》，《边事月刊》，1932年，第1期)。1943年，黎小苏又沿用了这一提法：“西北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 黎小苏：《西北经济的透视》，《战干半月刊》，1943年，第199、200期合刊)。
[②] 绥远地区在1913年以前隶属于山西省的归绥道，1913—1928年9月以前为绥远特别区，由绥远都统辖之，1928年9月以后划绥远特别区及察哈尔的4县置为绥远省。宁夏地区民国以前一部分隶属于理藩院所辖的套西两旗，一部分隶属于甘肃省的宁夏道，至1928年11月改设为宁夏省。青海省则是1928年9月划甘肃省所属的西宁道及青海地方辖区所置。
[③] 参见拙作：《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④] 《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⑤] 王肇仁、王玉芬、王觉吾的文章均载于《甘肃贸易季刊》，1944年，第10-11期。
[⑥] 《甘肃贸易季刊》，1942年，创刊号。
[⑦] 《西北通讯》，1948年，第2卷，第12期。
[⑧] 限于篇幅，相关资料只好从略。
[⑨] 1915年9月京张铁路延伸到了丰镇，1921年4月京绥铁路扩展至归绥，1923年1月又修至包头。而陇海铁路在向东筑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西延展。1931年修至潼关，1935年修至西安，1936年修到了宝鸡。另外，“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公路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民政府修筑和计划修筑的公路有二、三十条之多。
[⑩] 陈鸿胪：《谈甘肃省的内销货物》，《甘肃贸易季刊》，1942年，创刊号。
[11]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1932年印行，第90页。
[12]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107—108页。
[13] 刘济南修，曹子正纂：《横山县志》，卷三，实业志，商务，民国十九年石印本。
[14] 廖兆骏纂：《绥远志略》，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第229-230页。
[15] 廖兆骏纂：《绥远志略》，第268页。
[16] 吕咸等修，王文墀等纂：《临河县志》，卷中，纪略，商业，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17] 林竞：《西北丛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235-236页。
[18]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第411页。
[19]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5年，第64页。
[20] 陈鸿胪：《谈甘肃省的内销货物》。
[21] 王世昌：《甘肃的六大特产》，《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第5-6期。
[22] 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甘肃之特产》，1944年，第49页。
[23]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87页。
[24] 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22页。
[25] 许公武纂：《青海志略》，第四章，青海之自然区域及政治区域，二，湟源县，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26] 林竞编：《新疆纪略》，五，实业，商业，民国七年铅印本。
[27] 刘穆：《最近新疆经济状况》，《西北》，1929年，第8期。
[28] 村之：《西北商务衰落之原因及其救济之方策》。
[29] 刘穆：《最近新疆经济状况》。
[30]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107页。
[31]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92页。
[32]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108-109页。
[33]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第109页。
[34]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22册，第193页。
[35] 李绍钦《古代北方各民族在包头地区的活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第25页。
[36] 廖兆骏纂：《绥远志略》，第269页。
[37] 廖兆骏纂：《绥远志略》，第229页。
[38] 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工商”部分，H，第8页，1931年5月。
[39]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64页。
[40]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22册，第326页。
[41]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64页。
[42]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64—65页。
[43] 任美锷、张其昀、卢温甫著：《西北问题》，科学书店，1943年，第6-7页。
[44] 钟广生撰：《新疆志稿》，卷之二，商务，民国年间铅印本。
[45]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22册，第404—405页。
[46]刘穆：《最近新疆经济状况》。
[47]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65页。
[48] 王应榆：《伊犁视察记》(1935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3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0月影印，第158—159页。
[49]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第58页。
[50]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5年4 月 ，第72页。
[51]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第55—64页。
[52] 许公武纂：《青海志略》，第五章，第九节，商业，民国三十四年铅印本。
[53]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建国月刊社，1936年，第230页。
[54] 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第198页表格。
[55] 参见许道夫：《中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表格。
[56] 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第31表。
[57] 天津工商业丛刊之十：《天津市皮毛肠衣业经营的方向》，天津进步日报社，1951年，第19页。
[58] 陆亭林：《青海省皮毛事业之研究》，《拓荒》，1935年，第3卷，第1期。
[59]参见袁翰青：《西北五省工业现况》，《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第7期。
[60] 参见诸葛达：《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复旦学报》(社科)，2001年第4 期。
[61]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第69页。
[62] 佚名纂修：《中部县乡土志》，商务，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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