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洪秀全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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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洪秀全崇拜

　个人崇拜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将英雄人物神圣化，并将自己的希望、情感、敬慕都付之崇拜对象，是黑格尔所说的崇拜主体“自我放弃的过程”。个人崇拜由社会群体共同参与，有时甚至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崇拜对象往往利用一切手段巩固、强化崇拜者对自己的虔诚与信仰，使其形成一种宗教力量以维系自己的权威。洪秀全及其追随者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也曾推行个人崇拜，这既为其确立领导地位、增强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为后来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洪秀全是一位受中国儒家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影响的传统精英，具有浓厚的帝王意识，“等我来开科取天下之士”是他对权力渴望最真实的写照。为了建立新政权并为群众所认同，洪秀全及其追随者除创立拜上帝教进行精神与组织动员外，还对个人权威形象进行建构与宣传。
首先，洪秀全等制造真命天子神话。在运动初期，洪秀全将自己比作朱元璋之后（五百年）的真命天子，又自称皇上帝次子，上天绶命、下凡救世，杨秀清等还利用当地降僮巫术，宣传洪秀全为真命天子下凡。由于广西民众具有浓厚的迷信传统，神化洪秀全的传说在其所在的村庄及太平军中颇为盛行。有关洪氏的神话均为洪秀全本人及其追随者有意编造，而编造并传播这些神话的目的就是将洪秀全塑造为神人，进而让民众顶礼膜拜。
其次，制定仪典，运用象征符号，建构洪氏权威。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象征符号与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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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与社区的认同及强固功能。符号既是表达性的，同时也是工具性的，它可以表达权威，也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所以，政治运作过程中离不开符号与仪式的社会功能。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极为懂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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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象征符号来制造新权威供人们崇拜。服饰中的象征符号代表着人们的政治及文化观念。太平天国一方面改朝易服，另一方面则继承传统帝王服饰中权威象征符号———龙。此外，太平天国运用另一重要象征符号———“太阳”进行崇拜宣传。基督教禁止崇拜太阳，但太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威力与万物生长的来源，也是权威来源的象征，因此，洪秀全不顾基督教教义，而将自己封为太阳神，龙袍上绣有太阳，自己居住的宫殿也称作“太阳城”。这些象征符号的运用契合了中国农民传统的信仰习惯，有效地传达了洪氏个人权威的信息。
洪秀全等还通过各种仪式来强化人们对其权威的认同与崇拜。文化人类学通常将仪式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具有强化秩序与整合社会的功能。洪秀全在运动初期即采用帝王仪典，已用“圣驾”等词，并举行登极仪式。此后，制定各种繁复礼仪：大臣谒见天王必须高呼“万岁”，金龙殿上君臣不得同宴，只有诸王可以面见天王。每年举办各种纪念仪式，如登极纪念、生辰庆典等。洪秀全尤为重视生辰庆典，其中包括一项祭谢天父仪式，以表明自己上帝“次子”的身份。洪秀全平时深居宫中，密不见人，更凸显了这些仪式的重要性与神秘性。实际上，政治仪式就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它向社会成员传输意识形态，推销政治话语。
再次，在时间与空间中建构洪氏崇拜。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正式登极称天王，而3月23日恰是基督教中的复活节，洪氏刻意将登极之日定在复活节，并称由天父排定，实际上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并增添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以后，洪秀全将这一天定为“登极节”，将自己的生日也定为纪念节日。洪秀全自行创设节日，而对于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则不予重视，显然，他并非不知道而是不愿遵循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其目的是突出自己制定的时间符号，通过时间的建构来达到神化自己、让民众膜拜自己的目的。与时间具有社会性一样，空间从来就是渗透着政治权力的“场”。洪秀全修建宏伟的天朝宫殿，建构起展示其权威的权力空间。天朝宫殿规模巨大，整个空间布局都体现出天王意志与权威，“外为太阳城，内曰金龙城”，宫禁森严。这一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建构起洪秀全“万岁君王”的权威形象。民众对于天朝宫殿及其传输的权威表示惊叹折服，而对洪秀全自然产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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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崇拜心理。
第四，利用传统传媒宣传个人崇拜。洪秀全通过发布诏书、布告、公文、会试题等形式宣传个人崇拜。在诏书中洪多次称自己是“天父上帝真命天子”，“天下之人，尽是食朕，衣朕”，完全将太平天国视为一人家产。为使普通民众也能崇拜他，洪秀全在普及教材《三字经》与《幼学诗》中，进一步宣传自己的权威，让人们盲目服从其统治，“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此外，洪秀全发展传统帝王的避讳制度，大量规定与他相关的字为专用字，许多人不得不更改姓氏，如王姓改姓汪或黄等字。显然，这些神化自我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历代皇帝。
在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建构中，不能忽视来自其部将们的共同努力。冯云山、杨秀清等在洪秀全早期崇拜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崇拜效应使洪秀全很快在对农民的社会动员中有了广泛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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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众对于洪秀全“君权神授”话语的接受与传布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初期，洪秀全崇拜起到了动员民众参与、增强拜上帝会凝聚力的积极作用，并为太平军长驱北上、定都南京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但是，也恰恰因为个人崇拜是让人们放弃自我与主体而绝对盲从，任其发展必然会走向反面。洪秀全过度推行个人崇拜，而权力欲望同样强烈的杨秀清却利用“天父下凡”取得宗教上高于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个人崇拜运动中必然出现的铲除异己行动再现于太平天国，“天京事变”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就是洪秀全及其追随者推行个人崇拜的必然产物。由此可见，在探讨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时，洪秀全崇拜这一因素确实值得重视。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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