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善祥-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傅善祥-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傅善祥-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个多年争论的问题
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又提出与新版《辞海》(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辞海》“天试”条。)编者商榷。
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
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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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问题的处理，还曾经一改再改。说来十分抱歉，我没有向读者交代，而研讨这问题的著者都提到我。因此，我应该把我的探索经过说明，来向同志们请教。
四十年代的误据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见于汪□（樗园退叟）《盾鼻随闻录》卷八所收的江苏上元县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其中有一首道：
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堪惜扬州朱九妹，含冤六月竟飞霜。
自注说：贼将识字女子考试，取傅善祥为第一，唤入伪府，令司批答。扬州人朱九妹工书算，谋用砒霜毒死杨逆，未成被杀极惨。
汪□在他书的卷五《摭言纪略》中说：
贼令女百长逐馆搜查，凡识字女子概令考试，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均取入伪府授女掌簿伪职，林姓三日即自尽。
又有一部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说：
癸丑尝设女科，以傅善祥、钟秀英、林丽花为鼎甲。……发女榜后，俱入伪宫，隔数日发还，并传其父谢恩，人咸悔之，故甲寅岁无一应者矣。
我在四十年代还未能看得出汪□《盾鼻随闻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的问题。所以，在那时写的《太平天国史稿》卷十四《科举》内，就据来记述说：
天朝有女官之制，故亦有女科。癸好三年开女科，以傅善祥、钟秀英、林丽花为鼎甲。其后不闻再开。(见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初版。)
后来经过考证，我才知道女榜眼钟秀英、女探花林丽花是汪□和那个假名“沈懋良”的作伪者所捏加的。我把他们所捏加的部份写在我的著作上，是错误的。
　 五十年代初的怀疑
到一九五一年，我根据所见史料对《盾鼻随闻录》和《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进行考证，写了《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两文。我在考出《盾鼻随闻录》是一部以攻击仇人何绍基为目的来编造被太平天国查究的禁书、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虚构的大伪书之后，对所载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我认为是可疑的。
我那时的看法，商衍鎏先生在他所著《太平天国利举考试纪略》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女状元傅善祥考伪》里引我的考证说：
太平天国开考女科，其说盛传于世，……然遍考太平天国文献，实找不到天朝有开女科的制度。不知是由汪□的《盾鼻随闻录》伪造于前，而沈懋良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沿袭于后，竟编出一个女状元来。好事者又就此而伪造题目，伪造文章，五花八门，遂使人目眩惊奇，讶为千古未有的创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将两书作伪的地方，列表对照，考出其来源，兹录其说《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女科是虚构的一段如下：
虚上加虚，假中更假——例如作伪者所根据的《盾鼻随闻录》说太平天国“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按记载太平天国开女科举一事，是首先见于这一部以虚构著名的《盾鼻随闻录》上的（后来他书记载都是根据它）。我们遍考曾亲在天京参加过太平天国工作者的记载，如谢介鹤（名炳）的《金陵癸甲纪事略》、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的《金陵杂记》、佚名的《粤逆纪略》、马寿龄的《金陵癸甲新乐府》，以及张德坚根据情报编纂的《贼情汇纂》，都没有记载这一件事。《金陵癸甲纪事略》是记有傅善祥事的，但只说她是东王女簿书，而没有说她是女状元。所以《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捏造的。但在汪□的记载里面，所说的女榜眼女探花还是有姓无名的，到了这个作伪者的手里，竟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把名字、身份、来源都编造了出来。
罗尔纲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很着重史实的分析的。现在我再把两书原文，及后来《太平天国野史》所添造的考官、考题与傅善祥的上书等事，从当时的考试制度再作进一步分析，更足以证实太平天国设女科的事实是假造出来的。
我当时所提出的怀疑，就是商衍鎏所引这一段话。商先生说明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个说法进一步研究作出的。
五十年代中的再探索
大约是一九五三年，我看到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其中有一段记事说：
朱慧仙，武昌女子，美秀而文，以行称，贼中呼为朱九妹，由武昌掠至金陵，为粤西少妇所左右，少妇充伪女官者也。会贼令女官举女子应试，粤西妇匿不报，为他女官所告，杨逆乃磔粤西妇，而没九妹入伪宫治庖，九妹置毒食中以进，事觉，杨逆不食，穷究知九妹所为，笞死。
案胡恩燮江宁人。清钦差大臣向荣驻军天京东门外孝陵卫，他出城给向荣献策，招募党羽，为向荣侦探太平天国情报。又与天京城内反革命分子张炳垣、吴□堂等谋内应。他是一个当时住在天京，往来清朝江南大营进行颠覆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他在记朱九妹等那一大段记事里，开头就声明系“目见耳闻者”。故他所记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事，是完全可信的。
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是汪□收编在他的书内卷八资料辑录内的，并非汪□所撰。今核以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的记载，可证它是真实的。
又考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一段记傅善祥事说：
女簿书东贼逼取民女识字者充之，以代己批判。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余岁，自恃其才，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由是贼伪官均尚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辄批骂。恃宠骄傲，屡言老长毛狗屁不通，忤东贼，乃借善祥吸食黄烟枷发女馆以禁之，犹欲复用也。嗣善祥病，自为文呈东贼，言：“素蒙厚恩，无以报答，故尽心代阅文书，夜倦，不意为妖魔迷蒙，吸食黄烟。又蒙开恩，不加重罪。原拟释放，再图报效。讵知病患不起，恐难再睹慈颜，谨将某日所赐金戒指两个奉缴，以表小妹之意无他，幸为垂鉴！”东贼阅之大惊讶，即释枷，使伪国医往视。病愈，善祥得随意往各女馆，无所禁。遂不知所终，或曰逃去。
案这部书卷端有钞者（据我从字迹对勘，是王韬手笔）的序文，说谢介鹤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春，被太平军“虏至金陵，置粮馆中，曾与金陵张炳元、□李金丽生，及同志数百人谋内应，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鹤乃以计逸出，依今观察静山赵公于凤山行馆。因忆陷贼时所见所闻，笔之于书，起自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止于甲寅七月三十日”。据此，知谢介鹤是一个被编入天京粮馆中工作而与奸宄密谋内应的一个凶狠的反革命分子。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来记他在天京所见所闻的。据他所记，知确有傅善祥其人，并任东殿女簿书代东王杨秀清批判文书的事。但这时已经过考证知汪□《盾鼻随闻录》是部诬书，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只说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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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而汪□在他的书中卷五《摭言纪略》里却加了“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均取入伪府授女掌簿伪职，林姓三日即自尽”，知为汪□的捏造。到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又把汪□捏造的“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再加工造了姓名。这样，那些是可信的，那些是虚构的，是看得清楚了。
我根据上面的考证，于一九五四年冬写《太平天国的妇女》一文时，就记其事说：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曾考试女子，考取英才使参加行政的工作。江宁胡恩燮当时在天京，所撰《患难一家言》记有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的事。上元吴家桢当时也在天京，他在《金陵纪事杂咏》诗中咏太平天国开女科事说：“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他又自注说：“贼将女馆内识字女子考试，取傅善祥第一名，唤入伪府，令司批答”。据胡恩燮、吴家桢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开女科事。据吴家桢记载，取傅善祥为女状元，考中后，就参加太平天国政府工作。我们据吴家桢记载还可以指出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记太平天国女簿书没有说出她们经过考试选取，却歪曲的说是“逼取”，原来是反革命分子有意掩蔽事实的缘故。
同在这一年重写的《太平天国史稿》卷十六《利举》，也把旧著误据《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说太平天国开女科，以“傅善祥、钟秀英、林丽花为鼎甲”的话删掉，改为：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首先开女科，考拔有才能的女子使参加政治工作，取江宁女子傅善祥为女状元，在东王府任簿书，替东王杨秀清批示机要。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增订本同。这是五十年代中的修改。
六十年代初的修订
我写《太平天国史》于一九六一年写到三十一卷《科举志》，并对旧著进行重核。
我首先再审核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的真实性，经过与其他史料一一核对，看出断不是汪□所能伪作。证以当时在天京做内应的反革命分子胡恩燮《患难一家言》“令女官举女子应试”的记载，可见太平天国确有考试女子事。核以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又确有傅善祥其人和在东王府任东殿女簿书事。
那末，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建都天京后，“命女官举女子应试”是件真事，考取傅善祥第一名也是件真事，傅善祥于考取后派去东王府担任东殿女簿书又是一件真事，还有问题吗？仔细想来问题还是有的。因为这次女子考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开女科，一种是临时测验性质的考试。今天所见，只有吴家桢明确地称为“女科”，为慎重起见，还是暂时保留等待更多证据好些。
我经过这样的考虑，于是在新写的《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科举志》里，不把这件事列在第三节开科情况内，而列在第一节总说内，以见太平天国选拔人材方面反封建的措施，说：
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首先考试女子，选有才能的派往政府任职。其中闻名于世的是天京女子傅善祥考取第一名，派往东王府任东殿女簿书，给东王杨秀清批判军国机要大事。时人传有“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的诗句咏其事。
这是我于一九六一年的修订稿，今天还未付印。
　 对商衍鎏、郦纯两书论据的讨论
商衍鎏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和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都否定太平天国曾开女科事。现在，对他们提出的论据逐一进行讨论。
第一，商衍鎏、郦纯两先生都因汪□《盾鼻随闻录》是部以攻击仇家何绍基为目的而编撰的书，从而不相信收在这部书内的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郦纯说：
“《盾鼻随闻录》所记女科事既决不可信，这个出处不明且系汪□捏造的痕迹很显著的《杂咏》所记就可信吗？”
郦纯提出这一种看法，关系到对待史料的问题，我们必须详细讨论。汪□《盾鼻随闻录》、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部书收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内，一九五二年出版。我那两篇对这两部书考据的文章刊于我著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一九五五年出版。读者看了我的考证，写信给中国史学会建议重印时把那两部书抽去。编委会认为：“《盾鼻随闻录》固是汪□为攻击何绍基而作，但所录有关何绍基仅为全文之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则是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清方流行的传说，可供参考”，《江南春梦庵笔记》也“尚可留作查考”，不同意抽出，于一九五七年重印时仍然刊出（见《重印说明》）。这个决定是从历史研究工作者对有问题的记载应该分别对待的原则作出，是正确的。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对待这个问题。案吴家桢诗收在《盾鼻随闻录》卷八，这一卷收的都是选录他人的咏事诗，共四种，第一种是桂林《独秀峰题壁》，这是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诗。第三种是周志复《楚南被难记题词》，只七律四首，前后两首是对时事泛泛的歌咏，中间两首和诗注句句都是用具体的事件来侮辱他的仇家何绍基，这是汪□的伪造。第四种是林氏女《绝命诗》，据钞本有“伪探花林氏女江宁人”等字，知也是汪□捏造来为他虚构的纪事作证的。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列在第二种，共七绝四十首，首首都有事实，从太平军未到南京，以至攻克南京和建都天京后的种种情况都咏到，所咏的面很广，非当时在天京亲见亲闻的人不能咏。其中所记太平天国事，如第三首咏咸丰二年壬子（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江苏乡试南京贡院门前贴有太平天国布告，这是一件重要大事，说明太平天国还在湖南长沙作战时，就已经派人到南京贴布告了。此事据所知除见于吴家桢这首诗外，惟当时江苏仪征人程畹记有此事(程畹《啸云轩避寇纪略》说：“辛亥科场，洪逆已著，江宁群见伪示，不知从来”。辛亥为咸丰元年辛亥，比吴家桢记早一年，两者必有一误。案太平天国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方攻克广西永安州，而传檄全国则在这年冬和第二年春，江苏辛亥秋闱时不应看见太平天国布告。)。又第十七首咏太平天国女将萧三娘事，虽把苏三娘误为萧三娘，这是因“苏”字粤语音和“萧”字国语音近致误，而时人记苏三娘事实先见于吴家桢诗(见我写的《世所传太平天国女英雄洪宣娇是怎样来的》，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内。)，这也是一件太平天国人物的大事。此外记天京祭天父高台、七日礼拜天父，丞相蒙得恩事、焚毁寺庙、东王府女传宣、东王患目疾、老弱称牌尾等等也都与事实符合。那些记东王出行的排场、穿红靴的等级与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记略有不同，记洪秀全天朝宫殿失火被焚，误指为杨秀清宫殿，这都是传闻致误。至于诬蔑太平天国的杂诗，并不只吴家桢一人，不能据此来否定它的真实性。汪□于咸丰初年任四川永宁道，咸丰五年秋被革职，到咸丰六年（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始离四川回苏州，他当时并不在天京，断不是汪□所能伪造。我们不能把收在汪□《盾鼻随闻录》内的桂林《独秀峰题壁》指为汪□伪造，正同不能把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指为汪□伪造一样。至于汪□在他的书中卷五《摭言纪略》所记：
贼令女百长逐馆搜查，凡识字女人概令考试，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均取入伪府授女掌簿伪职，林姓三日即自尽。
案吴家桢诗和诗注只记傅善祥一人，并没有说到“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这显然是汪□的捏造。他还捏造“林姓三日即自尽”和林氏女《绝命词》来诬蔑太平天国。这个地方，我们当然要严肃地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狂吠。太平天国之所以把它列为禁书，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对收在这类书中的资料，何者可信，何者为捏造，必须分别对待，而是不可能因它有问题而全部否定的。
第二，郦纯说：
“正式的天试以县试、省试为基础，既有女科天试，便应有女科县试，省试，却也毫无记载可考”。
正式的天试以县试、省试为基础，这句话是对的。但只能论在已颁行定制之后，而不可能论在草创时期。况且太平天国初期的地方基础在于安徽、江西两省。考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八月撤江西南昌围军回守安庆，以经略安徽后，派石达开前往安民，始在安徽省已克复地方陆续设立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安徽人戴钧衡《草茅一得》述清咸丰三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据现存文献所载，安徽繁昌县到十月底还未举官造册，限于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据《殿右捌指挥杨札谕繁□县荻港黄浒镇汪纪常张殿花等》，癸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札谕荻港人民》。)。可见安庆一带是到癸好三年秋冬间始陆续设立乡官，建立地方政权的。庐州系　十二月初十夜（夏历十二月十六夜）始克复，地方政权的建立又比安庆一带迟一步。至于江西湖口设立乡官系癸好三年七月后(据张宿煌：《备志纪年》。)。进入九江则系八月二十六日(据彭旭：《江西守城日记》。)。这一年，天试（天王洪秀全生日的考试）、东试（东王杨秀清生日的考试）、北试（北王韦昌辉生日的考试）、翼试（翼王石达开生日的考试）都没有县试、省试的基础，女试那得有县试、省试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癸好三年没有县试、省试，而否定天京所开的天试、东试、北试、翼试，同样，也不能因为没有县试、省试，而否定这一年天京没有开过女科。
第三，郦纯说：
“太平天国前期威信甚隆，如果甲寅四年也开女科天试，则天京识字女子非应试不可，何至无一应者？此事之不可信，应可肯定。”
案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在天京曾开女试，其后是没有开过的。从当时天京情况看，甲寅四年春夏间，天京缺粮形势严重，在政策上作了重大的应付措施，如在土地政策上，就行“照旧交粮纳税”，为减轻粮食供应，就听任妇女自愿离开天京。谢介鹤于逃出天京后，在《续闻》里记道：
“贼粮不足，于闰七月二十七日，赶女人八、九万出城，至乡圩割稻，借此逃脱者数万”。
以太平天国防范的严密，非有路凭不能过卡，如果不是为减轻粮食供应，有意听任妇女自行离开天京，何至有数万妇女逃走而不能防止之理。要离开天京的妇女，一定是地主阶级的妇女。而在封建社会女子能有读书机会，在地主阶级里面也还是很少的。因此，到甲寅四年秋，天京已经不再有举行女试的条件了。条件不同，情况也就跟着不同，不能因为甲寅四年没有开女试就来否定癸好三年曾开女试的事。
第四，郦纯说：
“《钦定士阶条例》也无一字提及”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曾开女科。
案《钦定士阶条例》是太平天国于辛酉十一年颁布的，所列为后期制度，虽有“自癸好开科”的追述，但只说洪秀全生日考试的“天试”，所有前期开的“东试”、“北试”、“翼试”都不提，“女试”也同样是不会提到的。我们不能因为《钦定士阶条例》没有提到“东试”、“北试”、“翼试”而否定太平天国前期曾开“东试”、“北试”、“翼试”，同样，也不能因为没有提到“女试”而否定癸好三年曾开女科的事。
第五，一九五四年我在写《太平天国的妇女》一文里，指出：
“我们据吴家桢记载还可以指出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记太平天国女簿书没有说出她们经过考试选取，却歪曲的说是‘逼取’，原来是反革命分子有意掩蔽事实的缘故。”
商衍鎏、郦纯两先生与我的看法不同。商衍鎏据谢介鹤所说“女簿书，东贼逼取民女识字者充之”的话作结论说：
“观此，可证明女科状元一事的伪造。倘是女状元，必不仅说是女簿书”。
郦纯是相信谢介鹤说傅善祥是“迫取”的话的。他说：
“傅善祥事，见于《金陵癸甲纪事略》，原文说：‘女簿书，东贼迫取民女识字者充之，以代己批判。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余岁，自恃其才，东贼闻之，选入伪府，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这明明说傅善祥是东王闻其名而选自民间，并非出于考试。”
他又反对我在《太平天国妇女》里那一段话，说：
“罗先生的这一段话是否正确，却值得研究。考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也记其长女汪淑芹（其名见该书邓之诚先生所作序）任东殿簿书，而没有说明出自考试，可见谢介鹤说傅善祥并非出自考试，未必是有意掩蔽事实。当时人也未必认识女子得参加考试是进步的事，而故意予以掩蔽。”
这是一个展开争论的问题。争论的中心傅善祥是“考取”还是“迫取”，谢介鹤是“纪实”，还是“歪曲事实”、“掩蔽事实”。好了！现在解决争论的证据已经发现了。证据就在于谢介鹤自己对他的朋友孙文川说的话。孙文川《读雪斋诗集》卷二《朱烈女歌》注说：
贼中女子能文必应试，不试者，女官知不举者皆杀。九妹不应试，广西妇亦匿不报，为老贼妇所觉，以告首逆。杨秀清磔广西妇而掠九妹入伪宫治庖。……谢介鹤少尹为予言甚详，因作歌以传之。
案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在记傅善祥事后，接着就是记朱九妹谋毒东王杨秀清事，开首几句说：“善祥得罪，女簿书无当东贼意者，有人以九妹闻，乃强九妹入伪府”(此处引文据王韬钞本。《太平天国》资料本作“〔乃〕抢九妹入伪府”，“乃”字为编者所加，“强”作“抢”。)，可知谢介鹤必先说傅善祥而后说到朱九妹。在封建社会里，把妇女看作男子的附属品，要妇女三从四德，藏在深闺里，而太平天国却给她们与男子平等，同样考试任用，这当然是地主阶级深恶痛恨的。在孙文川、胡恩燮为要表彰谋害东王的反革命分子朱九妹的“忠烈”，记她不肯应太平天国考试，就必须把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考试事说出来，这是把太平天国考试女子作为摧残妇女的暴政来说的。如果谢介鹤在他的书中记傅善祥事，如实地记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傅善祥应试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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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东王府任女簿书，那就给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反封建光辉业绩作宣传，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谢介鹤对朋友闲谈，可以说得“甚详”，而在他的书中，就必须歪曲事实，掩蔽事实。这正是地主阶级的立场。这条史料的发现，不但揭露了谢介鹤的歪曲、掩蔽，也说明了汪士铎为什么不肯说他长女汪淑芹是经过女试取录任东殿女簿书事。商、郦两先生都认为《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癸甲新乐府》等书都不提开女科的事，可见无其事。我于五十年代初，写《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时，也同样以不见于这些书而认为“是十分可疑的”。今天发现这条史料，使我深切地明了史料阶级性的强烈，使我今后对利用地主阶级的记载提起更高的警惕。这是我在历史研究中得到的一条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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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同志们记取这一条教训。
从以上讨论看，商衍鎏、郦纯两先生不相信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那首“棘闱先开女科场”诗的真实性，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处理在有问题的书中的资料应分别对待的原则。他们所提出太平天国没有于癸好三年开过女试的种种论据，又都不能成立。
　 我今天的看法
问题是越探索越深入，越讨论越明朗。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这个问题，自经大家多年来共同不断探索和讨论之后，今天我们是比以前清楚得多了。
今天可以断定癸好三年太平天国曾考试女子，是一件铁的事实。据吴家桢“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诗明白地说是科举。据胡恩燮说太平天国“令女官举女子应试”，孙文川说太平天国“女子能文必应试”，案“应试”是科举的通称(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辞源》“考试”条说：“后世通称试士曰考试”；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辞海》“考试”条也说：“亦为后世试士之通称”。)，也可说他们说的“应试”是指科举。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有女军、女官，妇女与男子同样分田，同样受教育，行男女婚姻自主，提倡夫死再嫁，解放缠足，参加集体劳动等等，男女一律平等，而当建都天京后，又正是洪秀全宣布“万样更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天王《删改诗韵诏》中宣布。)的时候，有男科，也有女科，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甲寅四年后不再举行，则因受条件所限。所以，太平天国曾开女科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考当时天京曾有招考男子任“书使”的事。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
“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诗及对，又试以伪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书使，亦不打仗”。
太平天国考试女子，是不是同这种一样作为临时的测验性质的考试呢？根据目前史料，也还不可能排除这种可能的。
那末，面对这样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案科举取士制度之所以称为“科”，是因为有它的规格和年份的。所以，就使可以断定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的考试女子确是科举，而以后因条件关系不能再举行，既无某年某科的分别，又不曾有过县试、省试，严格说来，也不好称为“女科”的。最稳当的称谓，应该把它称为“女试”才好，因为不论它确是科举也好，是临时测验性质的考试也好，都是考试女子，都可以称为“女试”。在太平天国前期，男子考试有“天试”、“东试”、“北试”、“翼试”等，我们把那时女子考试称为“女试”，也是有依据的。因此，我打算把一九六一年的修订又再作修订如下：
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举行女试。天京女子傅善祥中式第一名，派往东王府任东殿女簿书，替东王杨秀清批判军国大事。时人传有“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的诗句咏其事。
我还想向《辞海》编辑委员会建议，到再版时，把“还曾开过女科”，改为“还曾开过女试”，因为这样比较稳妥些。
以上的探索和讨论，是否有当，敬请同志们指教！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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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傅善祥-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3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