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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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误区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这使它在整个古代史上，始终以一个强大稳固、具有高度文明且不失多层次丰富多彩的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之巅。可是进入近代以后，却出现了民族凝聚力严重淡化的趋向，民心的“一盘散沙”之状，始终使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驱者们在斗争中深受其累，且又为寻找不到解脱之途而困惑不已：每一次并不失以弘扬民族传统精神去作为鼓动民众的斗争口号，则都一一在失败的反省中深悟民心涣散仍是改革的致命阻力。以源远流长、具有强大凝聚作用为著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进入近代何以会顿然失色、渐入困境？重新强化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出路在哪儿？下面且试图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去探讨这个问题。
一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而“排满”则是“民族革命”的基本内容。不难发现，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中，正是在鲜明的“排满”口号下，显示出三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其一，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以“血统”作为依据，而将“华夏”、“轩辕后裔”同“鞑虏”、“野番贱种”对立起来，且以强调前者为优后者为劣来着意浓化满汉间的种族对立。所以将那些试图依靠满清政权以改良手段进行变法的维新派斥之为“失身于异族”的“汉奸”［①］。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会轻易地将政权拱手让与“同族”、“同种”的袁世凯。可见是以血统之别来将近代社会矛盾简单诠释为满汉的种族对立，进而将社会的腐败黑暗与落后完全归结于异族压迫所致，则使满人作为民族革命的首要敌人。认为只需要将满人赶走，便可达到建立民主国家的革命目的了［②］。
其二，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强化对汉文化的至尊优越与光荣传统的绝对认同感。这一点非常明显，在斥责满族为“东北－游牧之野番贱种”的同时，是极力地鼓吹汉族是拥有“四千年文明”的优越种族，是始终使外族异种仰慕且屈俯于膝下的天朝大国。这种大汉族主义至尊观念的强化，无疑也就着意地张扬汉文化的优越与光荣传统，而绝不谈其弊处，也不谈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形成发展的贡献。
其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在宣扬“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是着意强调“堂堂华夏”屈从于一个起于蛮荒文化的“野番贱种”的统治之下，其承受的耻辱是巨大深痛的。切齿之恨中则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单纯地看成是“复兴汉室”的雪耻复仇之举。可以说，孙中山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都使这场意在达到民主建政的民族革命带上过分浓烈的民族复仇色彩。
从上述三个特征来看，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正是意图用“排满”这个极富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斗争口号，来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一时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口号是极富煽动力。极能鼓动人心，尤其是在满清贵族专制政权一系列逆施倒行之后，更激起全国各阶层汉族人民在反清的旗帜下同仇敌忾，终酿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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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王朝。瞬眼间的成功使革命派欣喜地认为理想已变成了现实，满人的垮台已为民族复兴和民主建国铺平了道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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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在充满乐观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民主、民权两俱达到……”［③］的同时，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其它革命派人士亦多持一样的乐观态度，甚而认为可以取消革命党了。
然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很快击碎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期望。帝制两度复辟，军阀连年混战，最终形成的乃是以大大小小封建专制者割据统治的分裂局面。封建的一切东西仍以强劲生命力在延续着，甚而以更黑暗的形式表现。正如孙中山愤慨地指出：“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把持国家者，均系军阀武人，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有国家共和之名，而无国家共和之实。”［④］民众们呢？仍然处于麻木不仁、漠视现实的涣散状况，以致使革命派们在徒劳无望之中陷入更悲观与更困惑的思想怪圈：莫非中华民族真的到了完全堕落、失去自尊之境了？孙中山不禁愤愤嗟怨国民觉悟太低，以致革命党人孤立无援、终于失败。甚至到了1914年，他重建中华革命党时，偏激地宣布只有真正赞成共和的民众才能取得“国民”的资格［⑤］，深刻而见孙中山等革命派对革命后仍是民众涣散问题的极端困惑。正是在这种困惑中，导致了革命派队伍中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涣散、分裂乃至于倒退的现象，章太炎便是突出者。而孙中山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异常孤独、苦闷和彷徨之中。
二
为什么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会出现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呢？不妨先注意两个突出的现象：
第一，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特征可见，孙中山是袭用了传统的民族精神去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
不可否认，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为向心力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频繁受到周边外族文化的冲击，这种频繁冲击下更能显示汉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无论是抵御外侮时，或是已形成外族入主中原的格局后，汉文化总是以它高度的文明而成为强大的凝聚核心并保持它至尊的地位。这个历史背景，固然造就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不断和高度成熟，但同时也造就了传统悠久的“华夷之别”和“大汉族主义”的观念，造就了对汉文化至尊优越地位的高度认同感，和造就了蕴含着过浓的民族复仇色彩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几者不能不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部分而保留着，在遇到外敌威胁时，势必作为一种增强民族团结，振兴民族意识的凝聚力而被弘扬，这在整个古代史上是惯常出现的，这种惯常的出现则又使之更强化，而作为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部分始终延续下来。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中体现的特征，正是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意识的沿袭。
第二，孙中山对这一民族传统精神的袭用，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强烈地浓化和张扬，以致造成一种“过分强化”的鲜明特色。
近代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中西之间的冲突已大不同于古代史中的任何一次与外族的冲突。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强大与其文化上的优越，使中西之间的差异十分悬殊，中国明显处于弱势。而这弱势又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其后果则是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失落感：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下，巨大的耻辱卑屈感日渐淹没着民族自尊心；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冲击和诱感，强烈地动摇着民族的优越感；而面临强大外侮之下国内政治却日益腐败的现状，更导致民心的失望和涣散。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遭到严重蔑视，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日益淡化的时代。近代改革者们无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孙中山及其那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派在海外更是深感一种巨大的压抑，甲午战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特别活跃，正是由于身受日人对中国人的强烈卑视所刺激的。而以振兴“民族魂”为号召，正体现了革命派们已深悟要振兴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是解救民族危机的迫切任务［⑥］。因而决定孙中山的“民族革命”遵循以振兴民族精神的途径来发动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正由于近代社会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现状，使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口号不能不带上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强化“华夷之别”的种族对立观念来稳固民族独立自强意识；以强化“大汉族主义”观念、强化对汉文化至尊优越地位的高度认同感来恢复民族自尊自信心；以“排满复汉”鲜明的民族复仇主义口号，来鼓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以结成更广泛的反清联盟。
此外，近代历史背景尚有另一鲜明特征不可忽视：社会变革的异常急剧多变使民智远远赶不上。因而，为了防止“曲高和寡”，改革者们乃努力以更合乎民众接受水平的斗争口号去争取民心，从维新派的“保皇”到革命派的“排满”，则都体现这一精神。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为什么不是以反帝而是以反满作为基本内容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反满在当时社会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平衡，反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还并不重要，而满清的黑暗统治则使全国人民直接深受其害其苦，尤其使广大汉族人民备受“种族屈辱感”的压抑［⑦］。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氛围更适於反满运动的发动。所以，孙中山将“排满”作为民族革命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固然是针对了满清封建统治造成中国落后，贫穷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迎合了广大汉族人民对满人的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出于这一点，其斗争口号必然带上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对斗争的发展有着极强的策略意义。近代改革先驱们在斗争中都非常注意使用灵活的策略口号，这也是他们处在近代变革急剧状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斗争风格。孙中山照样无法避免这个历史条件的局囿，所以他在理论上虽也一再强调只针对封建统治者，但在实践口号中则充斥着体现强烈种族对立色彩的“鞑虏”、“野番贱种”等等称谓。
从上述两个现象可见，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口号中，不仅是袭用了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与意识，而且这种袭用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更强烈地浓化和张扬，乃致使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带上过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正是悲剧产生的症结所在：民族主义色彩的过分渲染，不仅使这场旨在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民族革命”放过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而且也放过了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个大敌人－－封建主义。因而清王朝虽然推翻了，但旧有的一切没有得到改变，民主革命的真正目的没有达到。而更令人困感的是民心仍然处于“一盘散沙”之状，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现象不仅不能得到扭转，反而因为中央大一统集权统治秩序的被打破，则以军阀割据的分裂形式使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三
这悲剧意识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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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么大的疑问呀！为什么以着意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民族斗争口号，却没有真正的提高民族意识？没有真正的凝聚民族团结呢？－－这里是否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以源远流长、具有强大凝聚作用为著的传统民族精神，为什么不能再成为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支柱？
应当承认，“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概念，一个民族在它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形成它独具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成为它在向前发展中应付各种新挑战的有力背景和重要支柱，而不致于使之失去自身的独立生存地位。中华民族也毫不例外，而且还以其历史最悠久，古代文明最发达使其民族凝聚力的传统色彩更强烈。可以说，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其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典时代（包括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形成和发展得非常牢固，并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一种支撑中华民族强劲且绵长的生命力的民族精神。
那么，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难道就是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中所强调的“华夷之别”、“大汉族主义”这些包含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观念吗？难道我们常自得夸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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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的“爱国主义”，也就以这种观念来表现吗？
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民族精神，诚然有很丰富的内涵，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因素，但也不可忽视，由于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使中华民族传统凝聚力的意识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常强烈的严格“血统”的“华夷之别”观念、强调汉文化至尊的“大汉族主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正是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识里，难以摆脱一种极强的封闭色彩：频繁的外族入侵，在强化了民族自立自强意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非我族类，必存异心”的华夷对立观念；而始终保持的文化至尊地位，在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长着“唯我为大”、“唯我独尊”的自大封闭心态。不能否认，在古代历史背景下，传统民族凝聚力的积极意义非常突出，而在进入近代以后，则以它的封闭特征使其消极色彩明显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要看到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不仅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侵略，而且受到远胜于己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巨大冲击。这种文化冲突更导致民族卑屈心理的日益见强，无形中就不断削弱和否定着“大汉族文化”至尊优越的意识。而再欲以这种意识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容，则显得虚弱苍白、甚而是滑稽可笑的了。再者，正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使处于民族危机下的中华民族其所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如何将侵略者赶出国土；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才能使自身在当时已是资本主义瓜分狂潮正盛的世界局势中得以生存。这一社会变革又由于中西文明的差距使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中国必须要奋力挣脱封建主义那古老而坚实的绳索束缚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一点决定了从旧时代带来的一切思想和观念，都必须经过改造和更换才能适应这新时代的挑战。而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和观念，由于其本身不可避免的封闭色彩，使之不能再完全适用于近代社会：强调了“华夷之别”，强调了“汉文化至尊”，不仅仅是排斥了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而且是在自我封闭中将封建主义更完整地保留下去；强调了“种族对立”，强调了“民族复仇”，也不仅仅是忽视了真正的民族矛盾，使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危机不能解脱，而且也严重掩盖了近代民主革命中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从而使自身更为封闭起来。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应以开放、变通为特征，因而，传统民族凝聚力的封闭色彩，使之与近代社会的变革氛围格格不入，难以融通。
为什么中国不能象西方那样，可以以复兴古典精神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创造近代文明呢？这在于中西古典精神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因而风格各异。作为西方古典精神的精萃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由于其海洋文明的特性，使开放性、变通性更强，这与近代社会变革的精神特性容易融通。而从农业文明、以及频繁处于外族侵扰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则难以摆脱其更注重稳固不变，封闭自守的特征，这与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特性则相去太远、难以融通了。所以，在进入近代以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驱者们，意图要依靠传统的民族精神来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没有收到乐观的效果。反而因为某种程度上过分的强化和渲染，使之成为改革运动中一种具有惰性的破坏力，从而引致民族意识更加颓废，民族凝聚力更加淡化。辛亥革命后的现状正是如此。
那么，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进入近代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呢？这乃是一个十分棘手、尚须不断探索的难题。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应要引起注意的：就是“观念转换”的重要性。近代是一个“文化转换”阶段，搞“近代化”需以“观念转换”为重要前提，因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思想范畴，旧的沿袭和温和的调整都不能适合新的社会变革。所以必须要在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扬弃更新上，建立起一套适应于近代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来重塑民族凝聚力的主体意识，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恢复民族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的意识，重新增强民族凝聚力。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恰恰是忽视了“观念转换”的重要性，没有注重先以新思想、新观念“开启民智”来作为民族革命的基础，乃企图以传统的“凝聚意识”来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又再期望可“以革命开民智”，结果是民智未开而革命的成功也只成昙花一现。没有与封建主义的彻底决裂，民主建政必成一纸空文，这正是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对失败的反思，才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深悟“开启民智”乃是近代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一步。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出现了震撼人心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正是近代改革者们在痛苦反省中所作的一种积极探索。
由 上述可见，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进入近代以后，强烈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化上的巨大落差，已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严重淡化，而试图仍以传统的民族精神来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作法也告幻灭。由此给近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艰巨的新课题：必须要在开启民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且勇于作民族理性反省的基础上，对传统民族精神进行“观念转换”的改造重塑工作，然后才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的唤起民族自觉、重新的振兴民族意识和重新的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自强於世界先进之林。
注释：
①孙中山：《敬告同乡书》，摘引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2页。
②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摘引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531页。
③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摘引自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④孙中山：《在广州宴请各军军官时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摘引自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页。
⑤孙中山：《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孙中山全集》第三卷。摘引自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58页。
⑥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402页。
⑦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页。

（资料来源：《暨南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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