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运动会-强健之路：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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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强健之路：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起来的，“青年会是中国新体育的向导，这也是人尽皆知的。最初是各学校的体育班，后来是校际的比赛会，接下来是各省和全国的运动会，最后是国际的运动会，都由青年会首先倡导。”[1]在青年会之前，教会学校也有体育比赛或体育运动队等，如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1890年就举行过田径运动会。是在青年会的领导和运作下，中国近代体育逐渐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向近代体育方向发展起来。　　
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1851年介绍到美国，逐渐从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2]。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85年。在1912年青年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明确了分部办工制度，体育部是其中之一[3]，以“提倡国人注重体育训练，体育专门人才研究，体育最新学术组织，体育比赛集会，借以辅助各地方青年会体育之进行，造成国民健全之身躯，强盛之精神”[4]为宗旨，“应有坚固之身体”[5]为选取干事的第一条件。青年会体育部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体育机构，对中国近代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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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贡献。 文章将从五个部分来考察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史。
一、培训体育人才
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最大之贡献”，“实在领袖之培植与人材之训练。”[6]1908年11月17日，北美青年会派遣青年会体育干事艾思诺（Max J. Exner，或译晏士纳、爱克斯纳）到达上海，他正式开始了现代体育的训练与推动，面向社会，举办体育讲座、卫生讲座，进行体能测验，宣传体育锻炼能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增添乐趣的道理，吸引青年人参加体育运动。他组织了20名青年开设体育训练班，1907年11月，中国第一个健身房－上海青年会四川路会所健身房落成典礼时，体育班进行了公开表演，这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具有专业性意义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艾思诺之后又有一批欧美体育专家，通过青年会的渠道来到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地青年会任体育干事，他们同样既能讲学，又能示范，对传播与推行近代体育起了很大作用。 1911年，北美青年会派体育干事柯乐克（I. H. Crocker）来帮助艾思诺的工作，在上海青年会举办了健身班、运动队、团体比赛、体格检查、及沐浴。尤其是1912年开始的体育干事培训班，为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培养人材，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始起到了重要作用。先后开办过篮球、排球、足球、游泳、乒乓球、手球、羽毛球、器械体操、晨操（主要指柔软体操）、国术（即武术）、水球、跳水、举重、拳击等体育项目的培训班。有些体育项目还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培训班先为1年制，后增加为2年制。1916年，在体育干事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初学制2年，后改为4年。学完二年课程，给予修业文凭，称体育员；学完四年课程，给予毕业文凭，称体育师[7]。　
此外还有青年会外籍干事、美国人史温（A. H. Swan）、葛雷（J. H. Gray）、柯乐克等于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在浙江莫干山举办暑期体育干事训练班[8]；蔡乐尔（C.A. Siler）于1912年在天津青年会和夏义可在长沙青年会办的训练班；广州青年会体育干事钟氏（T. K. Jonse）在广东、福建办的体育干事训练班。 学员来源于全国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师，这些训练班人数并不多，但是我国最早接受西方体育专业训练的人，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国体育专业教育的领导者、实践者、著名的体育家，对培养体育专业人材和我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郝伯阳（上海青年会总干事）、王毅成（汉口、长沙青年会体育干事）、王成栋（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李友珍（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杨景锡（香港青年会体育干事）、徐国祥（北京青年会体育干事）、石葆光（北京青年会首任体育干事）、吴蕴瑞（中国运动生物力学的奠基人、南京大学体育教授）、张汇兰（近代女子体育的创始人）、许民辉（中国最早的体育硕士）、张信孚（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总干事、金陵大学体育教授）、高梓（北平女子高等师范教授）、李文昌（远东运动会名将）、崔峙如（育英中学体育教师、南昌青年会体育干事）、赵云路（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干事）、郭毓彬（中国最早洲级比赛两枚金牌获得者）、袁敦礼（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奠基人、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郝更生（中国最早主持和制订体育法规的人）、董守义（中国近代体育的奠基人）、宋君复（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中国教练、北京体育学院体育教授）、宋如海（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观察员）、凌希陶（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章辑五（南开大学体育教授）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开展培训班的同时，青年会还将更有潜力、更有发展的体育人才送至国外留学，扩大他们的体育视野，提高他们的体育素质，使他们最终都成为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奠基人、领导人，为中国近代体育做出巨大贡献。由青年会送到美国春田大学[9]留学的人有：董守义、郝伯阳、郝更生、马约翰、许民辉、舒鸿、宋君复、宋如海、牟作云、司徒桐、梁兆安、刘雪松、吕芝山、萧洄千、张汇兰等。
二、引进体育项目
篮球和排球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球类体育项目，也正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和春田大学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这个途径[10]，这两种竞技性球类才能迅速地传遍全世界，对近代体育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篮球这项魅力无穷的运动就是北美青年会为发展青年会事业而发明。1891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1861－1939）在春田大学发明了篮球。1893年3月11日，在春田大学举行了第一场正式篮球比赛，1904年在第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了第一次篮球表演赛。北美青年会积极派出工作人员到印度、俄国、中国、菲律宾、日本等担任教练和老师，使篮球运动逐渐传遍美洲、欧洲和亚洲，成为世界性体育运动项目。1929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因对发展篮球运动做出巨大贡献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奥林匹克杯。
通过北美青年会的海外机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篮球迅速传入中国。1895年，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将当时人们称的“筐球”介绍给了天津青年会会员，他们“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体育的气概”，天津青年会成为中国近代篮球事业的摇篮。1910年第一届旧中国运动会首次将男子篮球列为表演项目。1912年9月27日，北美青年会派詹姆斯·奈史密斯的学生、青年会体育干事蔡乐尔（C.A. Siler）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他的到来使我国篮球事业向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在他的指导下，天津青年会建立了基本的指导体育教育工作和竞赛活动的体育教育原则[11]。他不但在青年会里推行篮球，而且经常到天津和华北其它学校任义务指导和裁判，使华北成为篮球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1914年旧中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篮球成为比赛项目，华北队获得冠军。他还主持了前几届远东运动会的全国性篮球选拔赛，任第二届（1915年）和第三届（1917年）远东运动会中国篮球队指导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教练，后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学校教授，使篮球培训更为扩大。　
1916年蔡乐尔聘请曾作为通州协和书院篮球队队长参加过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董守义到天津青年会任体育干事，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组建了天津青年会“竞进篮球队”，在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战胜日本队。1923年青年会保送董守义到春田大学学习体育，师从詹姆斯·奈史密斯学习篮球，成为他门下的三位中国学子之一[12]。董守义还任南开大学篮球指导，培养出名震大江南北的五员战将－“南开五虎”。1930年，又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又有“师大五虎”出世。他先后受聘于十多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1927年，他总结国内外篮球运动的进展情况，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篮球专著《篮球术》，1928年修订，更名为《篮球》，促进了20世纪中国篮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城青年会体育干事威廉姆·摩根（William G. Morgan）发明了排球。1905年排球通过青年会传入中国。1910年，芝加哥青年会体育干事布朗（E.S. Brown）任菲律宾青年会体育干事，将排球运动介绍到了菲律宾。1911年，上海青年会四川路户外运动场落成，开幕式上举行了两场中国最早的排球表演赛。远东运动会参赛选手、足球及排球表演赛参加者许民辉回国后，首先在广州南武中学首先开展排球活动，1915年和1917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远东运动上，许民辉都入选排球队，连续两届获得男子排球冠军。远东运动会后，他便任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期间被选送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体育培训班，毕业后仍回广州青年会任体育干事。1923由青年会送至美国春田大学攻读体育专业，获得体育硕士，是我国最早获得体育硕士学位的人。1925年5月，许民辉出任我国男女排球队教练，率队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历任东吴大学体育系主任、北平师大、清华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体育学教授。在第一届至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男子排球队先后5次夺得冠军。
三、介绍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教育
青年会工作中，书报出版是它非常有特色并卓有成效的内容。青年协会书局以宗教类书籍开始，“以传记故事、智育、体育、会务、布道以及立身处事广其业。”[13]体育方面出版发行了体育学术、理论、技术和各项运动竞赛规则等多种书刊。据1934年青年协会书局的售书统计，当年体育类书籍售出6684册，仅次于平民教育类和宗教类书籍[14]。 青年会还是中国最早制定体育规则的机构。“当麦克乐先生任远东运动会干事时，所有一切体育的书，都由青年会出版，所以青年会的体育书，最为完备，也是最为正确。”[15]青年会为远东运动会编中英文对照的《足球规则 》、《队球规则》（即排球）、《手球规则》、《篮球规则》、《田径赛规则》、《笼球规则》、《垒球规则》、《运动规则纲要》、《网球规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运动规则，为我国体育比赛奠定了基础。郭毓彬译《篮球规则》（中英文对照，1916年）；《足球规则》（1916年）；《游泳图解》（1913年）；《纲球射击法》（1931年）；胡贻谷编辑《体育图说五种》；柯洛克、麦克乐著、胡贻谷译《柔软体操》（中英文对照，1915年）；黎察士的《黎察士的网球射击法图解》（1913年）；麦克乐编译《分级器械运动》（1916年）；麦克乐译述《体操释名》（英汉对照，1916年，统一了我国体操术语，促进了体操运动在我国的推广。1956年国家体委运动司修订后，沿用至今。）麦克乐 著《体操步法撮要》（1917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编《体育图说五种》（1914年）[16]等书，都对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青年会还利用当时发行量非常大的青年会刊《青年进步》和青年会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办杂志《体育季刊》来宣传体育。仅麦克乐一人就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我对于这一次开远东运动会的期望》（《青年进步》第42册，1921年）；《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成绩》（第45册，1921年）；《对远东运动会的准备》（《体育季刊》第1卷第4期，1922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教训》（《体育季刊》第2卷第2期）；《失败的原因》（《体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远东运动会及中国各地运动改用米突制》（《体育季刊》第2卷第4期，1924年）；《教育计划中鼓励竞赛的必要》（《青年进步》第40册，1921年）。还有吴蕴瑞《我国体育上之自觉》（《青年进步》第41册，1921年）；葛雷《康健运动的宣传》（《青年进步》第44册，1921年）等。 麦克乐1915年来华后，利用青年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会所和遍布各地的学校青年会，经常在上海、南京一带进行体育运动的演说。1916年任中国体育教育的发源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第一任主任，1917－1919年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干事。1923－1926年再度来华，担任南京大学体育系主任。他编有不少体育教科书，其中《体操释名》（1916年）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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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体育术语书，第一次基本规范了体育术语。还编有《田径赛运动》（1927年）、《网球》（1927年）、《篮球》（1918年）、《柔软体操》（1919年）和《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1920年），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体育知识的书籍。他还以东南大学体育系为基地，创办并主编了《体育季刊》（1922－1924年为《体育季刊》，第三卷后改名《体育与卫生》），基本栏目有论说、实习、女子体育、体育教学法、体育的建筑和设备、通讯、生理卫生等，全刊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为理论，其它为实用可操作之谈。
1903年，清政府颁布实施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和各类学堂的课程体制及学时标准。由于教育章程的颁布，学制体系的建立，近代教育制度和体系逐渐在中国确立起来了，按照新的学制，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这就为近代体育的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使中国近代体育开始走上了兴起之路。青年会还促使政府更加重视体育的培育和发展，麦克乐还通过他任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组，提议改进学校体育工作。1923年第二届年会上，通过了由吴蕴瑞、邵汝干提交的《各省增设留学体育学名额案》，敦促政府选派体育留学生，培养高水平和体育教育人员。
四、举办专业运动会和创建体育机构
1．远东运动会
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现在公认的亚洲运动会的前身。主要是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的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和组织的国际运动会，参加还有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1911年9月，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美国人布朗（Flwood S. Brown）访问中、日两国，联合日本青年会干事克龙（F.K.L. Corone）及广州青年会美籍干事图斯里（W. Tuthry）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得到了当时中国及日本人士的支持，便正式成立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决定每两年三国之间轮流在远东各大城市举办运动会。1913年5月在菲岛马尼拉举行首届“远东基督教青年运动会”，1917年在东京举行时更名为“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1920年远东体育协会第一次同国际奥委会发生的联系，标志着东亚体育开始与当时的国际接触和接轨。同年，时任中国大学校长、曾任青年会第一任中国籍总干事的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远东体协和远东运动会对亚洲和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近代体育的传播、普及与提高，在竞赛项目制度规范化以及场地设备的修建，运动员培训、组织管理，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和中国的初步开展，都有很大的历史功绩。它使亚洲地区的竞技运动按照奥运模式逐步规范化，并使亚洲运动竞赛活动与国际活动逐步衔接。 从1913年至1934年，共举办了十届远东运动会，其中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都是在上海举行的。前八届每2年一次，第九届后改为隔3年，第十届后，为了与奥运会交叉进行，又改为隔4年举行一次。191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是在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游泳、棒球、排球、篮球和网球，我国参加了全部项目并夺得冠军，令全国人民为之一振，参观者不下10万人[17]。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搞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了“大满洲国体育联盟”，日本提议修改章程让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塞进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代表王正廷、沈嗣良、郝更生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但后来菲律宾在日本压力下赞成解散远东体协，另成立“东亚业余体协”，并准备接纳伪满加入。中国代表坚决反对，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退出，存在23年之久的远东体协宣告解散，远东运动会随之停办。 　　2．全国运动会
自1902年起，上海、天津就有每年一次的校际运动大会。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劝业场举行南洋工业展览会举行的时候，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艾思诺筹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具备了近代大型运动比赛的雏形，全国各地出席的运动员有150人之多[18]。大会非常轰动，南京各级学校特放假一天，组织学生前往观赛，第一天观众近万人。辛亥革命后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运动会从发起和会前筹备、组织及整个运动会的进程，均以青年会体育部为主体，秘书、裁判等工作人员也主要由青年会的外籍体育干事担任，运动会使用的术语多为英语。通过这次运动会，还培养了一些中国的体育人才，锻炼了一批中国运动员。 1914年5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青年会体育部控制的北京体育竞进会在天坛主办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19]，第二天有美国排球队作了表演。这也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全国运动会。经过10年沉寂，1924年5月22日至24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由武昌青年会负责承担一切事务。这次运动会上，“一切现代运动的比赛都有了”[20]，田径赛、足球、篮球、队球、网球、棒球、中国拳术、童子军等。首次允许女运动员参加比赛。1930年4月1－11日，在杭州青年会的积极促动下，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由浙江省政府出面主办。男女运动员共1627人。1933年10月10－2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办。中国终于形成了具有近代体育意义的全国范围的运动会。 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第一届至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从制定体育条例规则、组织选拔及训练参赛选手、筹备训练及参赛经费、率领前往参加比赛、会务筹备等诸多事宜，都是由各地青年会的体育干事主持[21]。他们以青年会体育部为基本单位，联系各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组织当地热爱体育的青年，激发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开展体育培训、体育思想演讲、普及体育观念等活动，培养了体育技能和素质，普及体育活动的社会化，组织并参加各种体育表演赛和比赛，使中国的近代体育活动从无到有的开展起来。 3．体育机构
“首倡体育事业之团体实为青年会[22]。1910年，趁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机，王正廷、张伯苓、伍廷芳等人发起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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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干事为主的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机构。1913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共同成立了远东运动机构，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体育界利用在上海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机会，于6月4日成立了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筹备会，这个机构仍然是以青年会干事为主，实际权力仍然控制在青年会手中。1924年5月在武昌举行第三届全运会时，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华西五个地区性体育联合会代发出成立组织的倡议；同年8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承认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为自己的前身。协同有关部门筹办旧中国第四届（1930年）、第五届（1933年）、第六届（1935年）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1948年）和第八届至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
五、推动社会体育活动
青年会在推广社会体育活动方面也是先驱，力图“造成国民健康之身躯，强盛之精神”[23]。体育不但是青年会“德智体群”四育宗旨之一，而且也是吸引青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重要方法，在每个城市青年会都必须设立体育部，要求每个会所有一定数量的体育场所和设施。吉林、沈阳、天津、北京、保定、济南、南京、汉口、武昌、长沙、成都、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云南及东京都建有修建精良固定的青年会会所[24]，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城市里最为现代的建筑之一，它们不仅是青年会发展的标志，而且是青年会发展体育运动的条件和前提。各地青年会的体育部都面向社会，举办体育讲座，卫生讲座，进行体能测验，举办体育培训班，组织当地热心体育的人进行体育培训锻炼，组织当地体育比赛，宣传体育能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增加生活乐趣。 “中国青年会面对的最初问题就是培养体育兴趣。”[25]体育部工作就是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提倡善用暇时，．．．．．与正当之消遣”[26]，开办健身房、网球场、篮球场、象棋比赛等。“不但于卫生有益，且暗寓尚武之精神。”[27]1897年天津青年会在北洋大学附近建立会所时，就开辟了运动场。上海青年会1900年在老靶子路成立时也曾租空地修建运动场，1906年在四川中路599号建成会所时，就有健身房、弹子房、墙手球房等全国第一家室内体育设施。济南青年会也修建了体育场，杭州青年会于1922年开辟了公共体育场，天津青年会于1936年开辟了滑冰场。1910年成都青年会成立时，于文庙街购地数亩，设置足球场、网球场、棒球场开展体育活动，1913年还修建了一座体育馆。第一任总干事谢安道（Robert Service）是春田大学体育专业的毕业生，亲自设计并修建了成都地区最早的正式足球场。条件好的青年会，如上海、南京、杭州、重庆等市会还有室内游泳池，这都是当时各城市最早最现代的体育设施。到1920年全国各地青年会已有体育馆9处[28]，1923年有体育馆26处[29]。全国各地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培训的人数“恒在百万以上”[30]。 1914年厦门青年会邀请全国协会体育干事柯乐克到厦门讲授田径规则和排球技术、战术等。上海青年会于1936年发起“夏季千人游泳大召集”，实际参加者已超千人。1937年，发起“储力运动”（即储心力、体力、智力、物力），其中的“储体力”是提倡每日一小时运动。1939年，体育部曾发起民众晨操运动，每晨7时到7时半锻炼，总计参加者两千余人。1944年，举办“民族健康运动周”，内容有篮球、游泳比赛、器械体操、国术和健美表演等。每至夏初还举行卫生防疫、种牛痘、注射防疫针、检查体格、测验体能等。平时按会员之兴趣组织各种健身班，除上述晨操班外，1945年以后还有专为年龄超过40岁或体力较弱者而开设的“公余班”；“游泳班”的泳池夏日全天开放，开24班，一年约有600人学会游泳；为青年会干事和工友特设的“同工班”；为青年设“器械班”；“球类班”设篮球、排球、垒球、手球等，其中以篮球、手球更显活跃，篮球一年有50队参加比赛200余场。1946年参加上海青年会举办的体育活动的人数有15万人次，1947年达20余万人次，1948年近26万人次[31]。
各地城市参加青年会体育班人数表 1912年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7000人次[32]13890人次[33]224197人次558163人次690878人次1921年1922年1929年1931年1932年640355人次[34]725062人次[35]377154人[36]414439人664835人
广州青年会1916－1922年体育班比较表[37] 1916年1917年　1918年1919年1424人次10487人次11941人次10960人次1920年　1921年1922年　总计9003人次23344人次27577人次94736人次
青年会的体育活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北平青年会体操队重新组队，体操队长林柏溶，队员有黄杰民、张朝玺、何之棣、林象贤、张春震、陈宝义等，1947年又有方咸宾、张炳林、张春霈、徐昭、徐仁杰、刘永茂、李世铭、任福兴、冯冀柏等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青年会体操、举重队曾在“首届人民体育大会”、“五一”、“十一”等庆祝活动中和游行队伍的彩车上进行过多次表演，并经常去工厂、机关、学校进行表演和辅导。他们很多人在建国后的人民体育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林仲英曾任青年会体育部干事，主教体操和重竞技项目，1952年后任北京体院重竞技教研室主任、教授，还获得过举重56公斤级全国冠军，多次破全国记录，还取得过国际比赛名次，是我国第一个全国举重冠军和第一个举重运动健将，编写过我国第一部举重书籍和培养过第一批举重研究生；当年的青年会体操队员冯冀柏曾任国家体委体操处处长、国际体操联合会男子体操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李纪铭任“八一”体操队女队教练；徐仁杰任国家体操队女队教练；张炳林任北京市体操技巧协会副主席；方咸宾任北京体操队总教练；陈宝义任北京体院体操教授；王守忻获轻重级全国拳击冠军，任北京体院重竞技副教授、北京拳击队教练；林柏榕任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教授；徐昭、张春霈任天津体院体操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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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以下简称《五十周年纪念册》），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114页。
[2] 谢扶雅：《基督教青年会原理》，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第7页。
[3] 体育部是青年会分开办工的八部之一，即总务部、城市部、学生部、书报部、讲演部、干事养成部、体育部、庶务部。
[4] 余日章：《说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任务》（下），《青年进步》1917年4月，第5页。
[5] 来会理：《青年会干事应具何种之资格》，《青年进步》1927年3月，第11页。
[6]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34年1月，上海档案馆U120－0－15，第17页。
[7] 焦汀宗：《上海全国青年协会体育专门学校》，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8年，第119－122页；Missionary News, 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ese Recorder, 1918－1, pp64.
[8] 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武术》，《申报纪念刊》，1922年，第179－180页。
[9] 春田大学（Springfield College，一译斯普林菲尔德大学）原是北美青年会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的Armory Hill建立的青年会工作人员培训学校的体育部，在其基础上发展形成，至今仍与青年会保持着特殊紧密的关系。1885年春田学院正式开始招生，约18名学生。由于北美青年会一直是整个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导和领袖，春田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地位日益升高。一百多年来，春田学院已培训了世界60多个国家的2万8千余人。
[10] 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遍布世界90多个国家。
[11] 天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

中国历史故事口才课

《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12] 另外两位是中国最早的篮球国际裁判员舒鸿和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中国教练宋君复，也都是由青年会送到春田大学学习。
[13]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12月初版，第39页。
[14] 吴耀宗：《1934年协会文字事业组出版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民国二十三年年鉴》1934年，上海档案馆U120－0－21，第68页。
[15] 范皕诲：《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0页。
[16]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9年10月，上海档案馆U120－0－11，第46页。
[17]《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上海档案馆U120－0－1，1916年，第27页。
[18] 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60页。
[19] C.W.Harvey,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6), pp168-169; Alfred H. Swa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to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8), pp284-290.
[20] 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第61页。
[21]《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第10页。
[2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17页。
[23]《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第10页。
[24] 鲍乃德：《青年会与国际合作》，《五十周年纪念册》，第86、87页。
[25] 郝更生著、杜志平译：《中国体育概论》，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50页。
[2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1922年，上海档案馆Q0－8－56，第21页。
[27]《最近三年内青年会成绩之报告》，上海档案馆U120－0－1，第10页。
[28]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青年协会书局1920年，上海档案馆U120－0－63，第16页。
[29]《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1923年10月，上海档案馆U120－0－5，第24页。
[30]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五十周年纪念册》，第98页。
[31] 罗冠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段》，《上海的宗教》，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6年11月，第267页。
[3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第八次全国大会纪要》，1920年4月，上海档案馆U120－0－3，第9页。
[3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1922年，上海档案馆Q0－8－56，第16页。1917－1920年数据资料均来源于此。
[34]《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第8页。
[3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第16页。
[3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17页。1929年、1931年和1932年数据资料均来源于此。
[3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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