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满洲本部族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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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满洲本部族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三）

三、本部族旗籍的分布与职司
（一）部族姓氏的旗籍隶属
据《通谱》卷一至卷六十五统计，满洲姓氏旗分佐领的隶属情况如下：
镶黄旗属下516人，占总人数的9.6%，镶黄旗包衣属下111人，占总人数的2.1%；正黄旗属下541人，占总人数的10%，正黄旗包衣属下82人，占总人数的1.5%；正白旗属下743人，占总人数的13.7%，正白
旗包衣属下138人，占总人数的2.6%；正红旗属下508人，占总人数的9.4%，正红旗包衣属下34人，占总人数的0.6%；镶白旗属下605人，占总人数的11.2%，镶白旗包衣属下101人，占总人数的1.9%；镶红旗属下575人，占总人数的10.7%，镶红旗包衣属下51人，占总人数的0.9%；正蓝旗属下的560人，占总人数的10.4%，正蓝旗包衣属下106人，占总人数的1.9%；镶蓝旗属下616人，占总人数的11.4%，镶蓝旗包衣属下104人，占总人数的1.9%。
《通谱》中所记载的满洲924个姓氏，5391人，几乎是均匀的分布在满洲八旗之中。属于“上三旗”者为1800人，“下五旗”者为2864人。人数最多的为正白旗743人，最少的是正红旗508人。包衣旗分中属于“内务府三旗”之人为331人，属于下五旗包衣旗之人为396人；人数最众的是正白旗包衣138人，最少的为正红旗包衣34人。满洲姓氏分隶各旗分佐领者计4664人，占满洲姓氏总人数的86.5%，分属各旗包衣佐领者凡727人，占满洲姓氏部分总人数的13.5%。
牛录作为八旗的基本单位，后改称佐领。牛录的相继编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万历十一年（1583年），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归附努尔哈赤时，曾请求：“念吾等先众来归，勿视编氓，望待之手足。”[⑥]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本部中，注意维系原有部长与部民隶属关系，对苏克苏浒河部内萨尔浒、嘉木湖、沾河、王甲（即完颜）、额尔敏、札昆漠、萨克达、苏完、董鄂、雅尔、安达尔齐等来归部落编设牛录。《八旗通志》所载国初建立的牛录，属于建州女真的有：镶黄旗第二参领的第七佐领，乃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吴尔汉，属于苏完地方人；镶黄旗第三参领的第二佐领和第十佐领，由沙济地方人丁组成，旗牛录额真分别为沙济人万喀什和王吉努；正黄旗第四参领的第十四佐领，由董鄂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董鄂人喀喇；正白旗第三参领的第三佐领、第五佐领和第七佐领，由雅尔浒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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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浒人胡什他、浑塔和准塔；正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四佐领，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苏完人布赖；镶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四佐领，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苏完人宜荪；镶红旗第四参领的第一佐领和第三佐领，由完颜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完颜人博尔晋和噶禄；镶蓝旗第一参领的第七佐领，由完颜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完颜人特因柱；镶蓝旗第二参领的第六佐领，由雅尔湖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雅尔湖人颜布禄[⑦]。以上这些都是国初成立的属于建州女真的牛录中，牛录中来归人丁和牛录额真世居地可考，并且牛录额真与牛录中的人丁属于同族或部属关系的。可见，这样的牛录几乎都是来归部落人丁所编成的，如苏完部、完颜部、董鄂部等等部落。而对于征服的部落：兆佳、马尔敦、翁郭洛、安土瓜尔佳、浑河、哲陈、托漠河、章佳、巴尔达、佟佳、鄂尔浑等部，则将它们的人丁打入各旗，以防不测。这就是《八旗通志》中几乎见不到由此部落人丁所组成的完整牛录之因。
对于海西女真中率众来归者，则以原部落集中编成牛录；而被征服的海西女真则将其族人分隶各旗，拆开原部的隶属关系。例如，《八旗通志》中正白旗第二参领的第二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叶赫人刚阿塔；正红旗第四参领的第五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叶赫人傅岱；镶白旗第二参领的第八佐领，由乌喇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乌喇人长住；镶白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二佐领，由哈达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哈达人苏巴海；镶红旗第一参领的第二佐领，由叶赫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叶赫人霸奇兰；镶红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佐领，由辉发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辉发人通魏；镶蓝旗第一参领的第十三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叶赫人护什布；镶蓝旗第三参领的第一佐领，牛录额真为辉发人莽库；镶蓝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佐领，由哈达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孟阿。这些佐领多数又隶属“下五旗”。牛录额真多是率众来归之人，其牛录成员则为原部落族人。其它被征服之人则由新属牛录额真管理，如正红旗第二参领的第八佐领，由乌喇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苏完人拜都。将他们“分隶八旗”，以便于控制。
对于东海女真编设牛录，努尔哈赤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基本保持了其原部族形态。《八旗通志》属于东海女真的佐领有：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四佐领，由宁古塔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僧格；正白旗
第一参领的第十三佐领，由那木都鲁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喀克笃礼；正红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三佐领；镶白旗第一参领的第九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纪布喀达；镶白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七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瓦柱；镶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五佐领，由尼马察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雅尔那；镶红旗第一参领的第十四佐领，由尼马察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胡球；镶蓝旗第二参领的第十一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额蒙格。
上述佐领之外，还有东北边区索伦等的民族所编成的满洲八旗佐领，及康熙时期编立的新满洲佐领。《八旗通志》属于索伦等部族编成佐领的为：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系崇徳五年将索伦人丁编为半个牛录，后因人丁滋盛遂编为一整牛录，牛录额真为布克沙；正白旗第一参领第十二佐领，系康熙元年以索伦地方来归人丁编立，牛录额真为布吉尔岱；镶蓝旗第五参领第十五佐领，系以索伦、瑚尔珲、鄂尔珲、瓦尔喀、呼尔哈五处人丁编立，初以孟甲管理。属于新满洲的佐领为：镶黄旗第一参领第十四佐领，系康熙十二年初编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札努喀；镶黄旗第一参领第十五佐领，系康熙十二年始编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二珠；正白旗第四参领第十五佐领，系康熙十三年初编盛京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奇木纳；正白旗第五参领第十佐领，系康熙二十一年将新附满洲编为半个佐领，后增以盛京人丁为一整佐领，牛录额真为巴当阿。
（二）部族姓氏的职司
在《通谱·满洲姓氏》记载了传主及附传人物的任职情况。满洲姓氏在朝野担任的文职有：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部院左、右侍郎、内阁学士、散秩大臣、内务府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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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上驷院大臣、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光禄寺少卿、国子监祭酒、钦天监监正、给事中、郎中、太医院院使、内管领、鸿胪寺少卿、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司经局洗马、部院员外郎、包衣大、茶房总领、膳房总领、天监监副、部院寺主事、都察院都事、太医院院判、钦天监五官正、内副管领、司胙官、署正、翰林院编修、通政司知事、部院寺司库、灵台郎、典簿、主簿、典籍、赞礼郎、牧长、翰林院检讨、中书、笔帖式、庶吉士、教习、署丞、博士、助教、牧副、挈壶正、司务、厩长、大使、孔目、鸣赞、仓长、库掌、天文生；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河道、粮道、盐法道、知府、同知、知州、候补州同、知县、理问、运判、县丞、教授、司狱等。武职有：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将军、提督、御前侍卫、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銮仪使、镇守总兵官、副将、一等侍卫、冠军使、翼长、护军参领、武备院卿、参领、总管、城守尉、长史、参将、弓匠协领、头等护卫、游击、二等侍卫、云麾使、前锋侍卫、副参领、副护军参领、佐领、防守尉、都司、典仪、二等护卫、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礟官、防御、守备、三等护卫、千总、蓝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骁骑校、副骁骑校、司匠、备箭首领、关口章京等。
上述可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衙门中均有满洲本部人员任职，在整个政权的运作中，他们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自朝廷的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至地方的总督、巡抚、知府、知县；从都统、将军，到前锋校、各关口章京，都有相当部分的满洲姓氏人员司任其职。从人数统计上看，满洲姓氏所任文武各官职的人数，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多于在地方上执政的，任武职的人数又高于文职。在中央任文职之人，又以六部居多，包括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计3116人。在部院衙门中，笔帖式一职充任者最多，有2570人。而武职官员任佐领者最多，达3311人；其次是任骁骑校者，也至3088人。满洲姓氏人员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中央文武衙门，武职官员人数超过了文职官员，说明了开国之初满洲贵族重视军权，保持满洲的“骑射”传统。从旗籍上来看，各种官职的总体人数上，各旗籍相差不多，上三旗就任各种官职人数略高于下五旗。就任中央四品以上高级官职人数，上三旗旗也明显高于下五旗。在地方上就职的满洲人，下五旗旗略多于上三旗。《通谱》中记录的就任官职的满洲人，约有8％属于包衣旗。内务府包衣旗任职人数远远高于其它包衣旗。这体现了内务府包衣旗人的特殊地位，他们就任官职的机遇更
多一些。
四、本部族内的满洲化和自身的汉化
满洲本部族融合了不少东北边区习俗相近的少数民族。即使在女真人内部，各部落之间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建州和海西女真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的高于东海女真。《东夷考略》记载：“建州、毛怜裔出渤海，事耕絍，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并有庐室，或以桦皮为帷，止则张架。俗善射、驰猎。”[⑧]旧满洲和新满洲之间的差别也不小，东三省驻防兵，“有老满洲，有新满洲，犹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⑨] 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编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本部族的成员。在生产、生活、习俗，乃至思想观念诸方面，他们逐步与满洲民族一体化，乃至完全融入该民族。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之后，他们与满洲旧部整齐划一，已变成旧满洲。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实行了各种政策，加快了新纳部族满洲化的步伐。
首先，南迁新满洲族人，编入旗籍，从组织上加入满洲。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其路线一般是先迁到宁古塔、伯都讷等地，继而南下盛京地区，一部分“从龙入关”，进入北京地区。由于他们编入满洲社会基层组织牛录，在组织上已融为一体。 “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⑩]，相当数量的新满洲仍留在北方地区戍守，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三城中驻扎了大量的新满洲兵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进献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余丁，拨其中一千人并附丁二千名驻防齐齐哈尔，二千人驻防白都讷，三千人赴乌拉驻防。
其次，新满洲同旧满洲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军事任务，享受同等的权利。在挺进辽东，攻略辽西，入主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他们同八旗将士一起，冲锋陷阵，血撒疆场，立下卓越功绩，也使情感凝聚在一起。《通谱·各地方西林觉罗氏·雅尔纳》记载：“雅尔纳镶白旗人，世居尼马察地方，国初率眷属来归。授骑都尉，设佐领使统之。时有明兵来犯华克沙汉地方，雅尔纳追击斩之，授为三等轻车都尉。后克辽东有功，授为二等轻车都尉，三遇恩诏加至三等男。”[⑪]居于窝集部尼马察地方的雅尔纳，在入关前的战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的例子在《通谱》中不胜枚举。清帝将新满洲视为一体，立军功者，封爵授官，大加赏赐。还分给他们土地，令其耕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定“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给地者，将上三旗官庄并八旗礼部光禄寺丈量所余地亩拨给”。[⑫]同时，还给迁移的新满洲粮食和生产资料。清廷规定：“新满洲人等迁家口来者，不限人数，官给秔米，余人给糙米，日各半升，给至收获一次

中国历史野史故事梗概

时止，所需盐酒照戸口支领。若拨地耕种豆地，每六亩给豆种一斗，谷地每六亩给谷米或黏高粱米六升。”[⑬]新旧满洲血汗凝聚的手足情谊，以及妥善的安置措施，更加坚定了他们融入满洲的信心。
第三，对新满洲加强“清语骑射”教养，使他们生活方式、习俗、心理素质与旧满洲趋同。各个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吸收新满洲兵丁及其子弟入学，践习“清语骑射”。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毎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入校学习。清廷的不断地教化，使新满洲同旧满洲的差距日趋消失。《宁古塔记略》记载，新满洲人“赐以官爵，亦不知贵”。将军尝谓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须学礼仪，一体上衙门。”次日，有官者齐聚府堂，或戴笠，或负叉袋，或跣足，见者无不大笑。将军命坐，即以叉袋垫地而坐，虽衣大红蟒袍，其叉袋仍负于背不稍去，以便于买物。“近于都中见之，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⑭]此外，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在满洲化的道路上迅跑。
在汉族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区域里，后金立国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国语骑射”等文化特色，以防本民族的蜕变的同时，接纳中原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战略转变。例如，清初置官建制，天命至天聪时期，多沿用明朝成例，清明职官混用。如诸功臣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掺杂着承政、参政、启心郎等满名。天聪八年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汉化，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以满语译音之名取代。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官名满汉并用，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文音译的下官称谓，如“法克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官职称谓不见了。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剃法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崇儒重道，加速了整体的汉化，为长久统治奠定基础。
早在辽东时期，皇太极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建立学宫，修孔子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清朝治国之道。入关后，大肆弘扬孔孟、程朱之学，笼络士人，稳定天下。清廷兴教办学，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还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诏令，“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⑮]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萌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并于国子监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两员教习。次年五月，再令建立八旗官学。十八年（1661年），清廷规定，“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⑯] 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规定：”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年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自愿，分别教授。”[⑰]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规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立为衙署。设清汉各一学。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⑱]雍正年间，各类八旗学校尤其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咸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⑲] 教授汉书之房远多于教授清书房数。
科举考试是清朝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广播程朱理学的有力举措。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清廷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⑳]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具体的录取名额是，满洲、蒙古“取中举人十名，汉军减五名，取中五名”。科举考试促进满洲人研习儒家经典的热情，提高了满洲整体的文化素质。
满洲贵族为了巩固全国统治，加大了汉文化学习的力度。雍正三年，吏部议覆：“各省提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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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
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薙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满洲民族共同体得以确立，清朝能够长期维系稳定统治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凡例》，辽海书社，2002年版。
[②]《清朝通志》卷一《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补录了《八旗通志》人物传记和《通谱》的缺遗，新增满洲姓氏33个，传主33人，合计满洲姓氏957个，传主5424人。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通谱》卷三《瓜尔佳氏》。
[④] 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征服罗刹，辟地至克鲁伦河、兴安大岭。科尔沁蒙古“复献出嫩江左右之锡伯、卦勒察，及黑龙江北之达瑚尔壮丁万四有奇”。达瑚尔亦在额尔格河、精奇里江之间，与索伦同地。“盖打牲部落之错临蒙古，故献归满洲”。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氏族》记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记录，卦勒察，亦瓜尔可察，打牲部落，属科尔沁蒙古。三十一年四月己巳，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
[⑤]满洲大姓世居地分散，人数众多，单列。小姓人数少，合列一起，免占篇幅。地名大到区域，小至村寨，今地难考，故不注明。原籍无考者不计。
[⑥]《满洲实录》卷一，癸未岁，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⑦] 以上参照《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关于满洲八旗参佐领的人丁构成和牛录额真的记载，对照《通谱》和《八旗通志》中记载之人物而成。
[⑧]（明）茅瑞征：《东夷考略》之《女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⑨]《圣武记》卷一《龙兴开国记一》。
[⑩]《黑龙江外记》卷三。
[⑪]《通谱》卷十七《各地方西林觉罗氏》。
[⑫]《清朝文献通考》卷五《田制五》《八旗田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⑬]（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九《盛京户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⑭]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见《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P241。
[⑮]《清世祖实录》卷十一，顺治元年十一月乙酉。
[⑯]《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四《礼部·学校》。
[⑰]《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三《学校考一》。
[⑱]《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四，雍正七年闰七月癸未。
[⑲]《清朝通志》卷四十七《选举略三》。
[⑳]《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三五《八旗都统·教养》，（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21]《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五，雍正三年八月丙寅。
[2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午。
[23] 王树南等纂：《奉天通志》卷二十三《事大志》，沈阳 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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