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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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最大的应推太平天国。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上，或在论著的质和量上，都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充分肯定和歌颂了这场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农民战争。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而最重要的缺点则是忽视科学地探讨农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总结这场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经验教训。近些年，在“四人帮”严重破坏下，更不许谈这方面的问题。相反，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其所谓歌颂农民革命的旗号下，故意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神乎其神，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尽速澄清这种混乱。下面试就人所熟知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各种内容，如以经济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和“太平”“天国”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口号，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 八十年前就有人强调洪秀全搞的一套与中国下层社会的秘密会社有关，“其称天为父，及国号天号，官以天名，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而然也”（陶成章： 《 教会源流考 》 ）。近人研究表明，太平天国那许多隐语、暗号以及某些观念，也与下层会社有关。 。从汉代的 《 太平经 》 到唐代的 《 无能子 》 ，从 《 诗经 · 硕鼠 》 里的“适彼乐土”到 《 抱朴子 · 诘鲍篇 》 的“安土乐业，顺天分地”，都确如列宁所指出，“ …… 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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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列宁全集 》 第一卷，第三九三页。 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套新的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之来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阶级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洪秀全，他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是这场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领（前期的组织家和军事领袖主要是杨秀清）。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借来了一个西方的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一本 《 劝世良言 》 。这是一本毫无革命意义和思想价值的基督教的拙劣宣传品。但它所阐述的诸如天父、圣经、耶稣、十字架、洗礼、祈祷仪式 …… 等等，对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确乎闻所未闻，是与中国各种传统观念和思想形式，从孔孟经书到佛道迷信，大相迳庭的新鲜事物。应该说，正是这一点，符合了考场失败正无路可走的洪秀全的迫切需要（他的那场大梦，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对现实制度的满腔愤慨和泄愤式地要求报复与反抗的意念：一个没人瞧得起、屡次考不上的穷书生，偏偏要来统治山河，主宰人世）。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新鲜理论、观念和仪式符合了当时封建统治比较薄弱，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的广西地区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在 《 德国农民战争 》 中说：“ …… 所有的起义予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七卷，第四二一页。 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比起三合会、三点会的下层传统秘密结社更具有上述功能，更便于与旧观念和习以为常的旧生活方式决裂，把会众的思想、行动和全部生活统一起来，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 《 原道救世歌 》 ）。从 《 原道救世歌 》《 原道醒世训 》 到 《 原道觉世训 》 ，洪秀全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 《 劝世良言 》 强调的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 《 原道觉世训 》 中却充满“他是何人，竟 □ 然称帝者乎”之类的战斗呼声。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当地农民起义的需要。并非如国外某些论著所认为，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形式。
洪秀全对那种种强调谦怯自卑，逆来顺受、甘于屈辱、安于命运，所谓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上去之类的 《 圣经 》 教导舍弃不要，明白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山文：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即对革命无用。洪秀全强调宣传的是所谓“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和斗争，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斩妖杀魔，“上帝差朕降人间， …… 尔等妖魔须走快”（ 《 九妖庙题壁 》 ）；“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 《 永安突围诏 》 ）；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博爱”之梦，而是农民弟兄的复仇之神。 “我们的圣经注解，都很难得到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 □ 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实在是反耶稣福音书的。”“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 天京游记 》 ）。又如：“如冒称直接与神晤对 …… 上帝临凡，此诚与吾人就基督教圣经中所习见者大相迳庭也”。“ …… 彼等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称之为一种伪的启示， …… 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 《 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 》 ）。“传教士发现他们很少与太平军一致之处， …… 洪秀全的教义是完全不像我们那样会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也和耶稣所说的话极不相同。”“太平天国运用了基督教特别是旧约里的思想和仪式，例如施洗和遵守礼拜制度等，可是并没能接受基督教的许多基本道理， …… 他们略去了爱、宽恕、谦卑，关怀自己邻人等等基督教特有的教义”（费正清： 《 美国与中国 》 第八章第二节）。 洪秀全在起义之前还宣传一些甚么“止杀”“是以先代不嗜杀，德合天心天眼开”（ 《 原道救世歌 》 ），“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 《 原道醒世训 》 ）。到了后来却一再指出，“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 《 资政新篇 》 上的洪秀全批语）。正如洪仁 □ 所说，“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以仁爱给他们”（ 《 天京游记 》 ）。可见，洪秀全的上帝及其革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特别是当时你死我活的极其剧烈残酷的军事斗争）所决定、支配和改变的。
普列汉诺夫讲到宗教时曾提出观念、情绪和仪式是三个要素。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主义和原始朴素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三者之中后者本最实在和具体，一切宗教都必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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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和情绪。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为“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罗孝全： 《 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 ），后又不断扩充发展为更为完备的各种 《 行营规矩 》 、 《 定营规条十要 》 、 《 行军总要 》 等等。例如，“人皆兄弟”的观念在这里便具体化为官长必须爱惜兵士，军队必须爱护百姓等等（见 《 行军总要 》 ）。拜上帝会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和热烈感情，就这样在这种神圣化了的纪律和仪式中得到了宣传、贯彻和严格执行，在斗争中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种仪式、纪律和宣传，非常重视“天情道理”的宣讲，这种宣讲的突出特点是把宗教观念与起义前后的革命历史揉杂在一起 参看 《 天情道理书 》 。实际宣讲情况如“ …… 升座良久方致词：我辈金陵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时，举足使上天堂梯 …… ”（ 《 癸甲陵新乐府 》 ）。 ，实际是太平天国特有的思想教育。太平天国强调要“换移心肠”，“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 《 天情道理书 》 ），“凡刑人必讲道理，掠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 …… 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 《 贼情汇纂 》 ）太平天国有一套又一套的非常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升天”“宣欢不宜哭”（ 《 天条书 》 ），“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每饭不忘除妖魔”（ 《 癸甲金陵新乐府 》 ）。这种重视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的思想教育）和仪式规定（太平天国的组织纪律），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一方面，借助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确改变了封建农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大军；另一方面，又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现实需要，舶来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向西方学习”必须适应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才有作用。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所宣传的观念、道理，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 因此不能同意认为洪秀全的哲学是泛神论或唯物论。尽管在起义前的论著中有可以解释为自然神论的个别语句，但洪秀全建立起来的明明是一个人格神，它具体过问世事，指挥人间，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支配着世界，而且还活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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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洪秀全晤对，以及下凡附体等等，这那里是甚么泛神论、唯物论？怎么能和崇尚理性，反对天启的闵采尔相比附？ ，因此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长久地信服，便是一个问题。首先，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对这种宗教教义的信仰忠诚性并不一致。杨秀清、肖朝贵搞的“天父”“天兄”下凡附体 它显然来自广西当地的民间风习，“浔州僻居山乡， …… 民间流行降托旨圣之说”（罗尔纲： 《 洪秀全起义前年谱 》 ）。 ，对他们自己来说，明知是一种欺骗，这与洪秀全真正相信梦境里的真实是不同的。洪仁 □ 说：“兵者，势也。因其势而导之，则一往莫遏 …… 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此中奥妙，无人知觉”（ 《 资政新篇 》 ），也透露了与杨、肖类似的消息。石达开则是一开始便“不甚理会俚教邪说”（左宗棠： 《 与王 □ 山书 》 ），后又“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 《 吉庆元朱衣点上天王奏 》 ）。其次，尽管惩罚极严，有杀头危险，但从李秀成到洪天福等等早期就仍违反天条，偷看禁书（见他们的 《 自述 》 ）。思想、观念、情感、意志靠一种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宗教信仰和强制纪律来统一和维系，是不可能支持长久的。它必将走向反面。特别是经过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巨大事件之后，忠诚的信仰就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 《 资政新篇 》 ），仪式流为形式，禁欲转成纵欲，道德纯洁走向道德毁坏 …… 。前期那种夫妻同居一次也得杀头，那种“虽极热，夜卧不得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之类的严厉禁律，官兵王侯，非常平等 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其实一开始就有等级尊卑的严格规定，如六王可以有众多妻室，而以下任何官兵，夫妻不许同宿。 ，“寝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动人情景，都不再能继续维持 …… ，这表明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方向。洪秀全从前期经验出发，直到最后仍一再颁布各种诏令，极力强化道德说教和宗教宣传，结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现在却收效极微。以前好些论著说洪秀全到天京后如何昏 □ 无能，不问政事，以致失败。其实洪秀全始终是管事的，并且与前期一样，仍然在行政、组织、军事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锐、识力和才能，例如选拔将领（如英、忠、辅、侍等）、任免人员（如赏罚严明，对干、英、忠诸王亦不少贷）、决定战役（如东征、第二次西征等等）。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纲政策上仍然顽固坚持、并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学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他不是如实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结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义和前期的经验不放，甚至最后在改国名、朝名、玉玺名上面作文章，以期拯救危局，改变形势，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这个洪秀全个人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阶级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所以，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然要回到封建生产方式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武装斗争也可说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某些继承关系。因之把农民战争理想化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进行的，它与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有原则的区别。应该强调和重视这种区别。把农民革命理想化恰恰是取消和抹煞这种原则区别，这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二、砸烂孔丘的牌位
洪秀全由于信仰上帝不拜偶象，砸烂私塾中孔丘牌位，被解聘，从而开始走上革命活动的道路，这确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反孔，本文认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
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 “秀全因不满意于场屋，愤恨不平，已有蔑视孔子教义之心”（ 《 太平天国亲历记 》 ），所以 《 劝世良言 》 中崇上帝，反偶象，排孔丘的种种宣教才会被洪欣然接受。 ，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因为与阶级敌人的对垒，才日益坚决反孔。所以，起义前著作中充满孔孟的传统思想、观念、语言、名字（如　“孔颜疏水簟瓢乐”、“颜回好学不二过，非礼四勿励精神”等等），这时才明确删除，并一再焚书禁书，明令只许诵读洪秀全颁布刊行的经典，“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即旧约、新约），真天诏命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黄再兴： 《 诏书盖玺颁行论 》 ）。地主与农民极其紧张的阶级大搏斗反映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上帝与孔丘、革命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势不两立，这当然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是对几千年来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空前猛烈的冲击。为了反对地主统治阶级，连这个阶级所保存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也在唾弃毁坏之列，是农民运动中常见的现象。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
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经常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太平天国的反孔震撼了整个社会，影响了地主知识分子，甚至其中的某些反动分子如汪士铎也不满和斥责起孔孟来（虽然阶级立场和不满的理由与太平天国恰好相反）。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一种是以“天父天兄”、“新天新地”的改装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则是原封不动地重新出现。这就不奇怪，在洪秀全写的 《 天父诗 》 、 《 幼学诗 》 等作品中为甚么会有那么多的正统儒家观念；这也不奇怪，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公开声明，“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 钦定士阶条例 》 ）；这也不奇怪，现实主义作风较强的杨秀清、眼界和思想更为开阔的洪仁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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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有和缓反孔的倾向（杨、石、李），或企图溶孔学与基督教于一体（洪）。“四人帮”用某些并不可靠的材料说杨秀清尊孔，是通过影射搞政治阴谋，但我们一些同志由之而斤斤争辨杨秀清并未去朝孔庙或强调洪秀全自己也主张孔孟有可用之处，等等，便也只是纠缠于表面现象之上。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既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创造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起义前洪秀全的著作，或者是所谓反孔高潮中的著作，都一贯地保留了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伦理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太平天国删改儒家经典，之所以只是“国”改“邦”、“王”改“相”，“孟子见梁惠王”改为“孟子见梁惠相”，就决不是偶然的了。用宗教教义和物质摧毁是打不倒孔丘的。搞的如此轰轰烈烈的所谓反孔斗争，实际上并未能批判封建孔学，这个批判是从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洪秀全砸烂的毕竟只是孔子的牌位而已。这种砸烂有巨大的革命意义，然而又有其严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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