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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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

[摘　要]蔡元培“引咎辞职”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善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场运动乃至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事件善后过程看,朝野间出于各种利益考量相互较劲,即便那些“拥蔡”的知识分子也是派别林立,相互排斥,各自打着各自的主意,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本文据相关文献,探究蔡元培辞职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描述他们是怎样在维护北大,维护蔡先生的名义下纵横捭阖,并分化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小团体、小圈子的。
[关键词]蔡元培;蒋梦麟;汤尔和;沈尹默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00732
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兑现营救被捕学生诺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辞职书,于第二天早晨携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悄然出京,经天津至上海转杭州,借寓西湖杨庄,似乎真的期待像传统社会士大夫那样退隐江湖,息影山林。至此,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挽留还是放弃蔡元培,维持还是放弃北大为中心议题,政府与民间开始较劲,而围绕在蔡元培周围的那些所谓新知识分子也因利害或其他原因发生争执,或明争,或暗斗,令人惋惜和痛心。
一　北大前途的多种可能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极富盛名的大教育家,他的不辞而别迅速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且在北大内部引发了一场权力冲突。在蔡元培离京那天一大早,他的郎舅,也就是北大会计黄幼轩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通知北大教授沈尹默。沈尹默闻言大惊,旋即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计议。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则沉着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于是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决定以北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呈请政府挽留蔡元培,学校日常事务由评议会负责。沈尹默俨然成为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实际负责人。
从籍贯上说,沈尹默与蔡元培、马裕藻、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等是浙江老乡,与钱玄同还算是湖州小同乡。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沈兼士自费留学日本,九个月后因家境困难而返国,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继续攻读,并在那里成为章太炎的弟子。或许因为沈兼士的缘故,沈尹默回国后也被学术界视为章门弟子。章门势力此时如日中天,特别是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相继接任的何煜时、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学问,也就格外推崇章门弟子,以招揽章门弟子入北大为能事,北大一时间成为章门的天下。沈尹默也就在这个时候,大概也是因这个背景而到北大担任教授。
严复职掌北大时,因个人爱好和人际关系,相对比较重视桐城派人物,引进不少桐城派学者。严复离职,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势力逐步萎缩。章门弟子在反对桐城派或其他“异端”时高度一致,他们认为严复所用旧人物均已过时,应该让位,北大讲堂应该由章门弟子去占领,去控制。
当章门弟子在北大一统江湖后,其内部裂痕便显现出来。北大章门弟子大致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大弟子黄侃为首的守旧派;第二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第三派是以马裕藻为代表的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依违两可。
沈尹默不是章门弟子,但由于沈兼士的关系,他与章门弟子相处融洽,他在北大资历深,且足智多谋,有“鬼谷子”之号,所以北大章门弟子似乎也把他当作掌门人看待,愿意听从其调遣。至于他的“鬼谷子”之号,正面呢,是说他反应敏捷,有决断善思考;反面则暗指他是一个阴谋大家,这与他后来被汤尔和等人排斥出局可能有直接关系。
当蔡元培入主北大时,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有拥戴之功和犬马之劳,尤其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就贡献出三条锦囊妙计:
1·北大经费要有保障; 2·按照北大章程规定组织评议会,北大发展就不会政随人亡; 3·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放洋留学。①
这三条建议中,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有了评议会,教育部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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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那么容易直接下去,北大发展就不会政随人亡。所以当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出走后,沈尹默先是一惊,继则一喜,因为这次终于可以试验评议会的功能与效率了。
沈尹默主持评议会代表北大师生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的要求,教育部在第二天(5月10日)给予不太积极的回应,表示此次蔡元培辞职出京,教育部获悉后已去电挽留,但话题一转,严厉要求北大学生“务当照常上课”。这自然使沈尹默和北大师生略感不快。
北大学生除向教育部请愿外,也于10日派出代表赶往天津挽留蔡元培,复致电上海唐绍仪,谓蔡校长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唐绍仪倘若见到蔡元培,务必设法挽留。又致电上海《时报》发布公告,揭露当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真相,表示北京学界目前是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对于北大学生的举动,北大教授和北京各大学师生乃至社会各界都给予充分同情和支持。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联合上书,呼吁教育部接受北大学生要求,表示早几天北京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大校长一人所能任其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熏陶,即其他学校学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崇。请愿书呼吁教育部俯顺众情,切实挽留蔡校长,为中国教育保留一线曙光,为国家培植后日之元气。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这里所说都是北京学生的真情实感,只是这样推崇蔡元培,这样强调蔡元培个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实际上是置教育部及政治高层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政府政治高层在郁闷心情支配下,怎能真诚出面挽留蔡元培呢?他们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讨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然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一了百了,或者批准蔡元培辞职,或者索性将北大解散。这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
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激励了北大师生的抗争勇气。10日下午一时许,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集体前往教育部,谒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请其设法挽留蔡元培。傅表示,他个人是诚恳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们复问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意见,傅增湘默然有间,表示总统、总理的意见,他个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为回答。言下之意是告诉各代表,问题的关键不在教育部,而在总统府和国务院。
①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9页。
在北大教职员代表往访傅增湘的同时,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有十二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也在北大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挽留蔡元培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不是蔡个人问题,也不是北大一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问题,所以他们决定上书政府,务请挽留。代表们第二天继续开会,然后由各校校长、教职员在呈文上签字,并呈送政府。①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发布消息,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甚至整个北京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最激烈的手段就是总辞职。
对于知识界挽留蔡元培的请求,政府起先毫无表示。这自然引起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达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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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别、政党或个人的兴趣。5月9日,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自广州致电蔡元培,表示学生为收回国土,愤激击贼,北京政府逮捕多人,实属过分。讨贼得罪,是非倒置,真不知中国何以立国?这就将原本只属于法律和行政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反应,已辞职且在外地的蔡元培也不是一点不知道,但他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件事情会越闹越大,所以他在以谈话方式解释自己辞职原因后,并没有提出缓解时局紧张的方案。而在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因对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那么严厉镇压学生,反而遭到安福系责难,无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离部出走,由次长袁希涛暂时代理教育总长。
袁希涛是地方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与蒋梦麟一样,都是江苏教育会重要领袖黄炎培的助手。辛亥后,袁希涛应蔡元培邀请任职教育部,由此与蔡元培建立了深厚感情。
江苏教育会对北方的守旧势力一直有看法,一直有将北大新知识分子收罗到南方办大学的考虑和建议,所以当蔡元培辞职而学潮越闹越大时,江苏教育会的态度非常微妙。他们当然反对北京政府对教育的摧残尤其是对新文化的打压,但是他们发自内心又觉得这次应该是个好机会,应该利用蔡元培辞职将北方知识界的新人物接到南方,促成规划中的南方新大学早日开张。所以袁希涛代理教育总长后,挽留蔡元培反而一度显得更加渺茫。
袁希涛接任第二天(12日)致电江苏省教育会,介绍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对挽留蔡元培的基本立场,表示政府方面并不想此事闹大,希望在上海的教育界同人一旦见到蔡元培,务必转达政府挽留的意思。②政府挽留蔡元培的诚意当然值得怀疑,力度也不是那么大,所以北京教育界对此很有看法。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各高等学校校长相率辞职,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认定挽留蔡元培回校是挽救时局,维持大学的唯一出路。北京各界想尽一切办法向政府施压。③政府确实担心北京教育界形势失控,所以加大挽留蔡元培的力度成为政府的重要选项。14日,大总统徐世昌公开发布挽留蔡元培的公告。大总统既然出面挽留蔡元培,那么当然也应该保证大总统不能太没有面子,何况此次挽留蔡元培并不是政府高层的一致决定,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徐世昌挽留蔡元培或许是真诚的,但毕竟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段祺瑞并不一定赞成这种做法。所以袁希涛在徐世昌发布挽留指令的第二天(15日),又密电上海黄炎培,请黄炎培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元培接受挽留,不要再节外生枝,以为反对者提供借口,否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④
①《蔡校长辞职后所闻》,《晨报》1919年5月11日,第2版。
②《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③《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5日,第2版。
④《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
袁希涛的担心并不过分,不仅北京各校骚动不安,人心惶惶,而且天津、上海学界、商界似乎也在酝酿情绪,准备卷入这场冲突。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强烈要求政府维持蔡校长和大学尊严,以为蔡校长文章道德,中外推崇,“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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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决其运命”。① 宣言还暗示,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维持蔡校长地位与大学尊严,知识界可能在一个星期后提出最后解决方案。②
①《学生联合会二次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5月15日,第3版。
②《黄炎培日记》第2册,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的用意肯定是真诚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北京教育界领袖。5月16日,北京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联名致电蔡元培,表示蔡先生去留关系极大,万勿坚辞,不要把门关得太死,面子固然重要,但也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整体利益,以为中国教育留一线生机。①
大总统徐世昌已经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经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是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的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竟自回去复职,他似乎真的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赢得更大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立场。②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往晤袁希涛,商酌挽留蔡元培以挽救教育界的办法,因为教育界形势绝对不容乐观,就连素来反对新文化运动,自称与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的黄侃教授,竟然也因蔡元培辞职而表示要离开北大,他的理由是:“环顾中国,除蔡元培,亦无能用余之人”,既然蔡元培不愿回来,我黄侃也就不必呆在这里了。③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特派出学生代表十七人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不得要领。于是又推出总代表八人,会同天津各校代表二人联合南下,于16日抵达上海,准备当面劝说、哀求蔡元培返回北大。可是他们到了上海根本摸不着门道,只能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④
政府代表、学生代表寻找蔡元培的消息都是公开的,蔡元培当然都知道,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僵持不是办法,至少不能将事情的焦点继续集中在他一人身上。5月18日上午,他与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商量,决定公开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教育总长傅增湘,对政府挽留诚意稍作回应,强调学生5月4日的行动或许逾越常轨,但这不是学生的错,政府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肯定,公开宣布宽其既往,以稳定学生情绪和社会舆论。电文暗示政府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蔡元培当然会考虑接受挽留,勉任维持,共图补救。
蔡元培的要求并不过分,果如此,政府、学生和他自己等相关各方都有台阶下,所以国务院和教育部迅即相继回电,公开宣布外间关于政府要对学生秋后算账并严惩的传言均非事实,政府对于学生的行为并无苛责之意。这就为蔡元培重回北大铺平了道路。⑤
二　重陷僵局
蔡元培重回北大的障碍既然消除,北方教育界的危机也就应该很快化解。5月22日,与蔡元培密切接触的黄炎培、蒋梦麟联名致函胡适,告诉他蔡元培已就重回北大作出决定,北大可望很快恢复原状。⑥
然而到了5月26日,在上海、杭州往返观察时局的蔡元培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他的理由是“卧病故乡”,无法北上。⑧
①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
②《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③《北京教育界之要闻:黄侃亦有去志》,《时报》1919年5月16日,第2版。
④《知蔡先生行踪者注意》,《时报》1919年5月17日,第1版。
⑤《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3日,第1版。
⑥《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页,。
⑦《蔡元培果不来矣》,《晨报》1919年5月28日,第3版。
蔡元培为什么在先前已答应复职,这时突然反悔拒绝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觉得北京政府的慰留只是挽救时局的权宜之计。政府极有可能在他重回北大恢复北方教育秩序后下决心彻底解决,那就是解散北大,或者通过其他正当理由免除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蔡元培的这个担心在蒋梦麟5月24日致胡适信中就有些微痕迹,蒋梦麟一方面劝胡适等北方教育界同仁委曲求全,尽量保全北大,另一方面怀疑北大很可能最终保不住,他一再告诫胡适注意这个动向,如果北大一旦保不住,东南教育界大概也就是江苏教育会一定会将北方教育界的新人物接到南方来。①
蒋梦麟的这个分析与判断肯定深深影响了蔡元培,使蔡元培觉得既然政府可能在他重回北大后依然撤销北大,那么他何必再回去第二次受辱呢?
或许蔡元培的敏感是对的,北京政府在外界压力下是表示过挽留蔡元培的意思,代表政府出面的袁希涛也应该是出于真诚,但是政府高层鉴于学潮不断的事实,也想来个“根本解决”,与其迁就外界压力召回蔡元培,不如快刀斩乱麻,准蔡元培辞职,另找听话的大学校长,示范天下,稳定秩序。蔡元培的办学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政府执意“去蔡”是基于这一点,而学术界、教育界执意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一微妙的心理较劲,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了。6月3日,蔡元培收到汤尔和的来信,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他的理由是:“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②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时退隐。
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京沪学界在教育界大佬的把握掌控下,有节制地进行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有节制地动员市民参加。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 26日,上海各校学生跟着罢课,人数达二万多人。在上海,幕后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大佬。蒋梦麟在5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非常得意地透露出这一点,表示当天的罢课,“弟等已将舵把住,不至闹到无意识”。这样一来,五四前后的所谓“学生运动”,其实幕后都有“推手”在“运动”学生。
蔡元培不愿北上复职的消息传出后,又引起新一轮抗议。6月2日,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在市区讲演时被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又有四百余人被逮捕。6月4日,军警又拘捕学生七百余人。北大成了一个庞大的“临时监狱”。6月5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向警察厅自请入狱,北京教育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学潮还引发了社会动荡,这一天,上海市民开始罢市,标志着学潮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诚如蔡元培所预感的那样,政府对他的挽留确实比较勉强,政府在他请辞后确曾任命马其昶接替,只是这一计划在北大师生反对下并没有实现。现在蔡元培依然不愿返校复职,政府也确实不想让他复职了。6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准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以胡仁源继任。
胡仁源出身于南洋公学特班,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按照蔡元培的印象和评估,胡仁源后留学英国,虽为工科出身,但具一定哲学思想,文笔工雅。这在蔡元培看来也是一大优点,以为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回国后入北大,曾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一度代理过校长。蔡元培主持北大后,仍请胡仁源任工科学长,而胡仁源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接替蔡元培,资格恰好,应该是一个不错人选。然而政府内外一些人太急于除掉蔡元培,所以他们推戴胡仁源竟然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他们一方面运动北大学生欢迎胡仁源,一方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蔡元培及沈尹默、理科学长夏元?等,于是激起大多数北大学生的愤怒,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同学而制裁之。③
北大学生不愿接受胡仁源,北大教职员也火上加油,于第二天(6月7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拒胡迎蔡”;④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也在同一天致电政府,表达相同立场。⑤11日,北大教职员再次集会发表声明,坚称除蔡元培外,他们绝不承认第二人为北大校长。12日,全国和平联合会也致电政府表达类似看法,请求政府出以诚意挽留蔡元培,以免教育彻底破产。⑥
①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秘藏书信及函稿》第39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②《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12页。
③《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9页。
④《北大学生亦反对胡仁源》,《晨报》1919年6月8日,第3版。
⑤《否认更换北大校长》,《民国日报》1919年6月7日,第3版。
⑥《和平会电争北大校长》,《晨报》1919年6月17日,第3版。
很显然,教育界挽留蔡元培大致是真诚的,政府中肯定也有一些人是真诚的。只是不必否认的是,政府中毕竟还有一些人并不愿意看到蔡元培重现江湖,比如段祺瑞和安福系肯定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不仅反对挽留蔡元培,而且主张罢免和追究他在这次学潮中的责任。鉴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太清楚不过地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为了北大不至在僵局中被撤销,蔡元培于6月15日再发宣言,重申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决心:
1·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关系,哪里压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问题,文理合办问题,选科制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行学长问题,附设中学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蔡元培是个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我进北大时,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痛苦。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吗?
2·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帝制时代的德意志是世界著名的君主专制国家,但它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蔡元培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这些东西如果用世界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上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3·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世凯所送的徽号。所以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气味。我已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话,一定要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时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①这大概就是蔡元培此时的心声。
不过,这篇措辞激烈的宣言在亲友劝说下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由其堂弟蔡元康拟了一个广告稿交给上海各报发表,表示蔡元培回到故乡之后,胃病加剧,神经非常衰弱,遵医嘱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到不利刺激,加剧病情。用比较委婉的言辞回应北京政府一系列举动,并没有把北上复职的大门完全关闭。②
三　一个共赢的“遣代”方案
北京政府希望不惜代价尽快平息学潮,教育部于6月17日发布训令,将并未到任的所谓北大代理校长胡仁源调至教育部任职,北大校务仍由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④事态又回到任命胡仁源之前的胶着状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
①《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299页。
②《蔡元康敬代子民家兄启事》,《申报》1919年6月17日,第4版。
③《教育部训令第245号》,《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17日,第1版。
政府此时希望蔡元培北上复职的心情是真诚的,但在法律上似乎还存在一层障碍。教育部6月17日发布胡仁源到部任职的训令,然而大总统先前任命胡仁源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命令并没有撤销;而在政府内部,安福系并不愿意就此妥协,蔡元培总觉得安福系那帮人与他过不去,时刻准备“倒蔡”。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蔡元培于6月20日复电政府,拒绝复职。①
沈尹默在蔡元培离京出走后似乎一直掌控着北大评议会的实际权力,因而也引起马叙伦等人的严重不满。马叙伦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对政治有天生的浓厚兴致,与沈尹默一样,既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也是其身边得力干将,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他们还能团结在蔡元培周围,但在沈尹默利用评议会专权后,马叙伦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了,并凭空成立北大教职员和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以与沈尹默分享权力。②
基于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不难想到,当沈尹默、马幼渔等人南下后,“挽留蔡元培”事件必将发生重大转机。
根据蔡元培的记载, 6月26日,他在杭州先是与专程南下请其复职的北大学生代表狄福鼎、李吴桢面谈;紧接着,与沈尹默见面。28日,与马幼渔、教育部秘书徐鸿宝谈话;稍后又与学生代表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劝说蔡元培尽快北上复职。
蔡元培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他之所以在各方劝说下放弃辞职,可能也与胡适来信对他指责有关。胡适在信中似乎批评蔡元培这样一走了之的做法对大学太不负责任,先前一大批朋友看在蔡元培的份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计划,还有与杜威等外国教授的合约,现在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忽然一抛,似乎太不负责任了,使留在北大的朋友感到很尴尬。③
胡适的指责并不涉及私德,蔡元培看了之后并不太生气,他除了为自己简单辩解几句外,也不能不考虑到胡适等一班留守朋友的感受,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这大概也是蔡元培决定重回北大的原因之一。
现在有足够证据表明蔡元培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是6月28日,只是对于怎样复职、何时复职,可能正如蒋梦麟所说还没有考虑清楚。
然而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二天(6月29日),情况突变,又生波折。因为这一天,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汤尔和悄然抵达杭州。④
汤尔和,杭州人,与马叙伦同为蔡元培的老朋友陈黻宸的弟子,他在蔡元培当年入主北大时发生过重要作用,所以他的主意也往往被蔡元培所接受。29日一大早,汤尔和乘船至杨庄与蔡元培见面,历述蔡元培5月9日离开北大后的情形,为蔡元培支招,详细辨析此后应该选择的策略。蔡元培对汤尔和的分析表示认同,有言必听。这使汤尔和格外高兴和自负,以为“在云山隐约之中,推襟送抱,亦一乐也”,其自喜可想。⑤
第二天(30日),心情好转的蔡元培将聚谈人员稍加扩大,除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话外,还与马幼渔、徐鸿宝、童亦韩等人谈话,并会见学生代表狄福鼎、李吴桢两人。童亦韩是蔡元培的绍兴小同乡, 1898年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童亦韩曾与蔡元培一起去临安、余杭等地为绍兴侨农办了一所小学。后来,童亦韩也进入北大,担任国史馆征集编纂,与蔡元培关系似乎也不错。
连续多日的讨论特别是汤尔和的到来,大致趋势已不会有多少改变,只是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需要讨论或设计。不过到了7月3日,张元济突然致信蔡元康,劝蔡元培不要北上复职,理由有三:①④⑤《蔡先生重申辞职电》,《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第3版。 ②《我与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233页。 ③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年6月28日),《胡适秘藏书信及函稿》第39册,第429页。按照沈尹默的说法,汤尔和在沈尹默等人之前即到了杭州,而沈尹默等人能够在杭州找到蔡元培,还是因汤尔和引见的。《汤尔和日记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页。
1·政权必归安福系,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 2·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 3·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
在张元济看来,蔡元培重出江湖固然有助于时局改善,也是朋友们的期盼,只是现在时候不到。为大局计为友朋计,张元济反对蔡元培复职,他请蔡元康将这个意见务必转达给蔡元培。①
蔡元康是蔡元培的堂弟,此时正在蔡元培身边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他当然会将这个建议转报蔡元培。张元济是蔡元培来往多年的同乡朋友,蔡元培对他的提醒当然会重视,何况张元济的提醒有根有据,特别是他对安福系的判断,正切中时局要害。7月4日,安福系众议院议员克希克图发表《恢复民国元年大学学制意见书》,公然攻击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要求安福系控制的国会通过决议,阻止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②
针对克希克图的攻击,胡适立即撰文批驳,以为克希克图的说法毫无道理,是公然破坏蔡元培过去两年多在北大的改革,使蔡校长难堪,使蔡校长无法北上复职。③傅斯年说得更清楚,他认为克希克图的意思原不是什么学制不学制,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蔡元培北上复职。
张元济的劝说引起了蔡元培的思考,克希克图的做法更激起蔡元培非回北大不可的信心,因为这不是过去两年的心血问题,而且实在关涉中国教育前途与未来。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蔡元培回京复职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用汤尔和的话说,至少在7月10日,蔡元培回京复职“大约不致中变”。他的证据是,在7月9日这一天,蔡元培对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6月26日来电予以回复,对于重回北京复职给予比较明确的答复,只是碍于面子,蔡元培在这个答复中继续拿身体说事,否则与先前的理由不好对接。④
不过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蔡元培虽然答应了北京政府、学生和各界请求,同意复职,但一来他的身体实际情况似乎确实不允许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时机和面子。所以,汤尔和在说服了蔡元培放弃辞职,同意回京复职后,便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并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蒋梦麟暂时赶去代理。蒋梦麟是蔡元培最信任的弟子之一,由蒋梦麟去代理,应该可以代表蔡元培的意思;而蔡元培暂时不北上,在面子上更显得庄重。
于是,汤尔和在同一天(7月10日)又与蒋梦麟谈及“遣代”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蒋梦麟似乎并无足够的思想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北大的五四运动和蔡元培辞职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且这样密切,所以他在开始可能觉得汤尔和是在开玩笑,稍后即以在江苏教育会和主编《新教育》的工作太过繁忙而加以拒绝。
蒋梦麟在上海的工作确实太忙,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蒋梦麟并不想现在就去北大,试想不久前蒋梦麟还向胡适说如果北大不幸解散怎么办,在北方教育界特别是北大教授眼里,蒋梦麟、黄炎培等东南教育界大佬对北大似乎始终不怀好意,现在因蔡元培辞职而引起的风波,结果由蒋梦麟去掌管北大,这不是使那些谣言成真,传言变成事实了吗?所以,蒋梦麟的惟一选择是婉拒。
蔡元培同意汤尔和的建议,选定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北大执掌日常事务,自然有自己的考虑,最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延缓一下他北上的时间,否则先前那样大动干戈闹着辞职实在不好解释。这是一般情理中可以理解的考虑。不过,从当时人际关系看,蔡元培选择蒋梦麟,可能更多的还是他周围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的结果。
①《致蔡元康》(1919年7月3日),《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79页。
②《民国日报》1919年7月5日、7日,第2版。
③胡适:《论大学学制》,《民国日报》1919年7月9日,第7版。
④《蔡校长再出之函电》,《申报》1919年7月13日,第2版。
蒋梦麟的背景是江苏省教育会,是黄炎培,但在蔡元培那里他又与黄炎培一样,都是蔡元培的学生,而且是比较好的学生,这是一层重要关系。另外一层,动议这件事情的是汤尔和,汤尔和此时是北京医专校长,是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联合会的代表,此一时期,他与北大教授马叙伦这个“同门异姓”兄弟联手,掌控北京教育界,是五四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善于生事的主。马叙伦与蔡元培有着很好的互动关系,也是敢于负责任的人,但是马叙伦似乎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容易弄权,所以马叙伦又与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有点不和。因此当汤尔和于7月10日向蔡元培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遣代”时,沈尹默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而被蒙在鼓里。直至三天后即7月13日,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决定,已经没有丝毫更改可能性的时候,汤尔和才将这一方案向沈尹默转述,然而双方观察不同,“所见略有不合”,汤尔和自信自己的观察较沈尹默更周密,况且自己的方案已被蔡元培采纳,所以尽管沈尹默对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言辞,但汤尔和“亦不必辩”,对于沈尹默的未来出处,汤尔和劝其出洋,并表示甚至从内心深处发誓一定帮沈尹默完成出洋这件事,“将来当为力图”。①但不管怎么说,同在杭州,同在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竟眼看着被汤尔和耍了,其心中的郁闷不难想见。②
对于身边幕僚或学生们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蔡元培或许是清楚的,或许根本不清楚,甚至他也无意弄清楚。所以他在获悉汤尔和的这个方案后,似乎有点装傻似的告诉沈尹默:“很奇怪,汤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汤尔和又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让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是说奇怪不奇怪?”蔡元培还告诉沈尹默:“我对汤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蒋梦麟来,黄炎培大吵,你现在要蒋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黄炎培才行。汤尔和说:黄炎培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元培接着又对沈尹默扯迷糊:“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讲了。”很显然,沈尹默始终没有读懂蔡元培这段话的意思,不明白蔡元培为什么这样对他说。
蔡元培接受汤尔和的方案后,即约请蒋梦麟面谈。13日,蒋梦麟到杭州。14日,蒋梦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坞。
那时,蒋梦麟在杭州上海间来回走动,几天前当汤尔和刚刚想出这个主意后就与蒋梦麟谈过,蒋梦麟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都被汤尔和一一化解,所以这一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谈,蒋梦麟应该一点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所谈只是具体细节,以及到北大后应该应付的问题。这一次,蔡元培谈得似乎很高兴,他在当天连写六首七绝记录游兴和观感。③
当天晚上,蒋梦麟、汤尔和与蔡元培共进晚餐,至此,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先期北上主持北大的问题终于说定。④
方案大致决定后,就是具体细节,也就是蒋梦麟怎样才能名正言顺代表蔡元培的手续问题,这使不善于或者说很烦那些程式主义的蔡元培苦于手续繁重,但对善于料理行政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7月15日,汤尔和、蒋梦麟再晤蔡元培,谈细节。16日,三人继续谈。对于蔡元培的种种疑惑与顾虑,汤尔和津津乐道一一疏解。蔡元培闻言恍然,遂定议。
接着,蔡元培与蒋梦麟谈话,具体规划蒋梦麟北上后的步骤以及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梦麟稍经思考,提出两点要求:
①《汤尔和日记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4页。
②沈尹默当然更清楚,蒋梦麟入住北大后,既有蔡元培的信任,又有江苏教育会和黄炎培的背景,他那一批章门弟子大概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围蔡元培了,权力肯定要失落,所以沈尹默知道这个消息后就闹着离开,要出国,以为北大不再可为。
③《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26页。
④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5页。
1·只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2·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于蒋梦麟的这两点要求,蔡元培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并告以三点注意事项:
1·各界代表至杭者日有数起,迄未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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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表致谢各界;
2·代表蔡元培向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说明重回北大的信心与决心;
3·大学责任,蔡元培愿意继续完全担负。
然而蔡元培又告诉蒋梦麟:“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谈话毕,蒋梦麟当天返回上海,他还要抓紧料理江苏教育会事务以及与黄炎培等人交接,因为汤尔和约他六天后一起北上就职。①
蔡元培之所以选择蒋梦麟代替他前往主持大学事务的原因,除了汤尔和竭力推荐外,据说还有如下三点:
1·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和同乡;
2·蒋梦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有职务,他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3·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非常欣赏,这也似乎是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校务委托给蒋梦麟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因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于因蒋梦麟的“遣代”而结束,蒋梦麟或许有他自己所说的“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的原因,但总体上说,这一方案的提出实际上得益于汤尔和,汤尔和不仅事实上操控整个局面,而且是他劝说各方接受这一方案,从而化解了各方矛盾,解决了各方一直胶着的问题。即便对蒋梦麟个人后来的历史而言,汤尔和的举荐和坚持也至关重要。正如胡适数年后所认识的那样,汤尔和“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此为乐事”;汤尔和爱护蔡先生,自是诚意;其推崇蒋梦麟,似也是出于诚心。汤尔和自是好事者,然1919年夏秋之间,他于北大是有功的。他向蔡元培举荐了蒋梦麟,亦有造于蒋梦麟,不然,蒋梦麟也许被黄炎培等江苏教育会领袖给耽误了。②
至此,由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于结束,但所谓新知识分子之间所形成的心结为后来的政治变故、文化变迁留下了许多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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