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昌辉-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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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是否有过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之事，即所谓“逼封”，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讨、争论，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件绝大的政治事故：天京事变。在这次变乱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杀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主要是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逼封”这一举动表明杨秀清企图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取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而代之。洪秀全为保护自已而“密诏”当时督师江西的韦昌辉以“勤王”的名义回京杀了杨秀清。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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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谓“逼封”缺乏可信的历史证据。太平军起义初期，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后，西王、南王、北王、冀王均由天王明确宣布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身为北王的韦昌辉与杨秀清等太平军革命领袖为共同起事之人，屈居于杨秀清之下，不服气，且在平时又屡受杨之辱，因而积怨于心，最终如《皖樵纪实》作者潜山储技芙蓉塘所说“忌而杀之”，与洪秀全无关。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符合历史实际呢？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逼封”之说的由来。此说最早见于张汝南于“天京事变”次年写的《金陵省难纪略》一书。书中是这样说的：
一日，（杨）伪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王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日：“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接着又有知非子写的《金陵续纪》也记述了这件事：
咸丰六年秋（1856），东王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不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不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跪。……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杨云：“尔既知之，当以何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否均应称东王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
这两书对“逼封”的过程记述较详，且作者均在天京城内生活和工作过，对太平天国的军政情况较熟悉，因此凡信“逼封”说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都认为所记是可信的。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因为除了这两书外，别的一些记述太平天国史事的书上，对此事的记载很不一致。如有的说，杨秀清在提出封“万岁”的要求后，以天父的名义许洪秀全称“万万岁”，位仍在杨秀清之上。有的书上如《中兴别记》则说洪表示“约期八月十七日于东王生日时晋封号”，就这样搪塞过去了，“逼封”并未成为事实。另有人更认为：如确有“逼封万岁”之事，那么，几名外国人如雷诺兹、裨治文、麦高文等根据所谓“目击”此次事变的一个爱尔兰人肯能口述而记录的通讯中为什么从未提及过？所以是根本不可靠的。还有人说，这两书所记，有明显不合情理之处。如：在封建社会里，从未听说作为一国最高领导者的“万岁”是可以“封”的，何况“世代皆封”！又如，杨秀清既然要“逼封万岁”，为什么首先传的是“洪逆之子”？洪秀全儿子难道也能封杨秀清为“万岁”？这是荒唐的。因而书中“逼封万岁”之材料不能据以论断太平天国史事。
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在其《自述》中也说了这样的话：“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杨）万岁。”《自述》中还说到，杨秀清平时“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为一人”，言外之意，杨秀清素有去洪秀全而自为天王的野心，因而“逼封”是很自然的。而洪秀全呢，也因“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
对李秀成的话应怎样理解呢？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身陷囹圄的产物，时在1864年，杨秀清在1856年“逼封万岁”时，他并不在天京，且当时还只是太平军中一个中下级军官，又未亲身经历“天京事变”，所述不过是耳闻之言；何况，《自述》是一份丧失革命气节的口供，李秀成竟向曾国藩献招降那时仍在大江南北浴血抗清的太平军余部“十要”，为了讨好敌人而说一些中伤清方畏之如虎的杨秀清（尽管杨已死多年）的话，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他的话不足为凭。
再一种认为，李秀成虽没有参与“天京事变”，但在这之前曾在秦日纲军营参与击溃清方江南大营的战役，太平天国后期又主持天朝军政，当然对“事变”情况，包括“逼封”在内的事了解较多，因而《自述》的真实程度较高，是可信的。
又一种认为，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之事是确实有的，但李秀成并没有说出真实情况，真实情况不是“逼封”，而是洪秀全主动封的。这又分两种说法，一是洪秀全本来就认为“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天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三位同是一脉亲。”因此，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与自己平起平坐完全合乎洪的宗教思想；再一是以《石达开自述》中说的一句话为根据，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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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伪号”就是指的“万岁”。洪秀全把“万岁”的封号“转加”给杨秀清，这是因为一：太平天国的“万岁”非洪秀全的专称，因而在太平军中称“万岁”的非洪一人。如1858年制定《太平礼制》，洪秀全的儿子幼主也称“万岁”。后来，“万岁”有八位之多，即太平玉玺上所刻的“八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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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于哪八位，虽然史家考证不一，然而太平天国系多位“万岁”制，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有人还因此认为这是太平天国“怪异”体制之一种表现。因而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是并不违反太平天国制度的。二，杨秀清被洪秀全封为“万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杨从参加太平军革命时起，一直到定都天京，斩妖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他在被韦昌辉杀害前，还击溃了清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巩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和洪秀全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愿意封，杨秀清也认为应该在原九千岁（杨原为“九千岁”，）基础上加上一千岁，称“万岁”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
除了上面三种意见外，还有的人虽然肯定杨秀清是“逼封”，但认为这仅是一个“错误”，错在他以功臣自居，想得“万岁”封号而取得与洪秀全并驾齐驱的地位，并不是蓄意要取代洪秀全。因为那时太平天国权柄既然如李秀成所说，皆在东王手上，东王杨秀清想取代洪秀全是易如反掌的，并不需要采取“逼封”的手段。也有的人认为就算“逼封”的目的想取代洪，这也是顺应了时势造英雄的规律。大家知道，洪对太平天国的建立虽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在定都天京后，洪深居王宫，倦于君臣的朝见，一切军国大事均听命于杨，杨“事工严整”，在军事上、政治上表现出了他的杰出才能，连李秀成也说他“文武备足”，“谋略甚深”，实干能力非洪秀全可比，何况杨秀清还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天父下凡，洪得在杨面前跪听命令，杨秀清甚至还可以对洪秀全进行杖责。这样，杨秀清实际上已经取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高统治权了，而洪秀全实际上也退居杨秀清之下，他的“天王”早被人视为形同虚设的“傀儡”，因而杨秀清趁时因势，采用“逼封”的手段逼洪秀全下台，由他占坐天王宝座的位置，这对发展和巩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是有利的。
可是，反对“逼封”说的人认为，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杨秀清必然不为洪秀全所容，因而“密诏”韦昌辉杀杨也就成为情理中事了，既然如此，第一，为什么韦昌辉在杀杨秀清时在数落杨的罪状中没有提到杨“逼封万岁”的罪状？第二，为什么杨秀清被杀以后，洪秀全不但没有一点痛恨杨的表示，同样未宣布杨秀清僭位“逼封”？反而把杨秀清的死难日定为“东王升天节”，并撰《东王升天记》，还要天国代代莫须忘”？接着又加封杨秀清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东王”，把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并封为“幼东王”……，这对一个企图篡夺自己天王宝座而又被自己诏令韦昌辉所杀的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在常情上是很难理喻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些人认为，所谓“逼封万岁”，从根本上讲，纯属子虚乌有，略去一些枝节性的意见不谈，他们提出的理由至今未有人反驳的主要有下列二点：
一，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目的既然是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那么为什么在“封”了以后，洪秀全仍然是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杨秀清仍然是被领导者？这就是说，为什么从“逼封”到杨秀清被杀的若干时间内，洪与杨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为天王，一个为“东王”，为“九千岁”，各就各位，地位没有发生过细微变化？
二，太平军建都天京后，杨代天父传言，事无巨细，一般都是把传言内容笔录下来作为文件保存的，而这一次“逼封”的传言涉及到太平天国由谁来当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却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此事在现存的天父诏书中也找不到，而洪秀全本人也从未提到过此事。这是什么原因？
弄清以上两点，对深化“逼封万岁”的讨论是有好处的。
“逼封万岁”是研究“天京事变”起因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杨秀清的正确评价和杨与洪秀全的关系，还和太平天国内部权力分配及太平军由盛而衰以至太平天国覆亡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关，所以向为治太平天国史者所重视。
为了使这个问题争论向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工作要做。一是史料的考辨工作。目前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大致有这样几个部分：一，外国人的记述；二，清方的历史档案；三，地主文人的笔录和记载；四，太平天国留世的各类文件；五，少量的实物和口头传说。这五部分材料各具有研究价值，均不可忽视。但是，就“逼封万岁”一事来说，这些材料既然说法都不一样，那必然真伪互相参杂，这就要认真地辨别。比如麦高文的《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雷诺兹的《镇江与南京》为人所用最多，但所记主要出自自诩为“天京事变”“目击者”的一个爱尔兰水手肯能之口，而肯能所述是否可靠，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在一篇拙文中曾指出，象“逼封万岁”以及洪秀全“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回天京“勤王”这样极端机密的举动，都是难以“目击”的，这只能说肯能等人胡诌；而近年来还有同志以确凿的证据考定，肯能“目击”韦昌辉杀杨的第二天在天府广场搞大屠杀，死杨余部二万余人，这也是实足的谎言。事实是，韦昌辉杀戮杨的余部，血洗天京，是在1856年9月20日前后，清的水师也是在9月23日以后才于观音门江面“见有长发尸骸不可胜数”，而后清方才证实天京内乱的。这就说明肯能等人的弄虚作假，我们怎能甘心受骗？再有如清方的档案，一面之词也颇多，可笑的是从太平军起义之时一直到定都天京后的1854年，清方的上层人物连是否有洪秀全其人也未搞清楚，如钦差大臣向荣在咸丰三年（1853）六月二十三日奏稿中说：
臣等于抵金陵后，每见城中逃出难民，必详加访问，佥称洪秀全实无其人，闻已于湖南为官兵击毙，或云病死，现在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閟置伪天王府。
咸丰四年，向荣在太平天国一份文书钞本上见到了洪批的“旨准”二字，于是又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奏咸丰说：
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或云洪逆久眠冥诛，别立一贼以顶其名。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人。今观洪逆尚有批答之语，则又似有其人，特一切事权，皆归之杨逆耳。
这简直是猜谜，谁都会好笑的。由此不难想象，对实实在在领导太平军起义，已经当了几年天王的洪秀全的有无尚且如此稀里糊涂，那么对其它一些更为繁杂的事，包括“逼封万岁”在内及其细节，清方怎么又说得正确？因此，他们的话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还有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也并非全都是可靠的，比如上面说到的《金陵省难纪略》张汝南、《金陵续记》知非子，都是太平军的敌对分子，他们分别写这两书的目的，前言中公开宣称：一是为了丑化太平军革命而“抒其愤懑”；一是把太平军比为“怪”和“妖”，他们的书也就成了“铸怪之著”，“照妖之镜”。这种极端仇视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决定他们是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出太平天国的实际的。关于太平天国留世的文件和材料以至于实物，其中伪品更多，且不说象《李秀成自述》等均经曾国藩篡改过，真实性已大打折扣，即便一纸几行字的太平军文书，也有伪造的。过去人们不察，已上过很大的当，如洪大泉的供词，耗去了多少人的宝贵精力作为太平天国的资料来运用，到头来才知其人其事都属子虚乌有。此外，踪影全无的洪秀全杀杨的“诏书”，更不能轻信其有，用此来下结论显然不够慎重。我觉得，罗尔纲同志尽管对“逼封万岁”之事有他肯定的看法，但他的辨伪工作是搞得相当出色的，我们应向他学习。
二是调查研究工作。过去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误传得以澄清，比如豫王胡以晃这个人，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有他一席之地，在一些材料中也屡屡提到他，有的同志曾根据麦高文、裨治文的关于“天京事变”的指导断定杨秀清称“万岁”为他所首告，说起来仿佛是洪派在杨处的“密探”，后来又被洪秀全处死。可是，人所共知，“天京事变”直接导因是杨当着洪的面逼洪封他为“万岁”，何用胡向洪告密呢？这实在是说不通的。其实，经钟文典同志深入实际向胡以晃后人作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胡实病死于江西临江府，并非死于“天京”的变乱中。这样一来，胡以晃在“天京事变”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就得重新研究。这是一个具体事例。此外还有，不一一列举。这里我想提出的是，杨秀清在打垮清江南、江北大营后，一直到他“逼封万岁”这段约四、五个月的时期内的政治、军事、宗教活动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可说这方面的材料独缺。有同志说，杨因打垮了江南，江北大营而“居功自傲”，篡权时机已到，故迫不及待要天王封他为“万岁”了。这是在肯定杨“逼封万岁”的前提下的揣测之词，并无什么根据。如果太平天国史研究者能把杨在这段时期内种种活动情况搞清楚，那必将大大地有助于弄清有无“逼封万岁”之举的真相。而要作到这一点，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就必不可少。王庆成同志亲赴国外访得《天父天兄圣旨》，功不可没。尤其是其中一份天父诏书十分重要，那就是洪曾于丙辰六年（1886）七月初九日御鸳至“九重天府”（东王府）听诏（杨代“天父下凡”）。有同志考定，这就是杨秀清“逼封万岁”的那一次（太平天国立国南京后，洪秀全亲至东王府仅这一次），此后，天父再未“下凡&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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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过。过了仅十八天，杨秀清也就被韦昌辉杀死了。可是这次天父所降的诏仅十四个字。为：“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根本没有提起封“万岁”之事，更不用说“逼封”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能彻底弄明白，也许可以从这里打开“缺口”而使“逼封万岁”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转折。
以上两项工作，自然不是短期的任务，而要作长期的努力，且很艰苦。但是，又不能不做。因为从目前“天京事变”的研究情况来看，尤其是具体到“逼封万岁”一事，虽然不能说材料已经用尽，然而仅凭已有的材料或对这些材料的看法和利用一如其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那么再要前进一步就比较困难。当然，就一门学问来说，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有不同看法，甚至这时期看法一致了，过些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而又产生新的分歧，这也在常理之中，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任何一门史学，史料毕竟是第一位的，缺少了它，就将寸步难行，也就是没有了研究对象或根据，研究工作便无从谈起。为此，我希望太平天国史研究者重视这个问题，在“逼封万岁”的有无的研究的同时，也把史料的考辨和调查研究提到研究工作的日程上来。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探索》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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