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经济-齐峰：小地方与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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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齐峰：小地方与大历史

前不久，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一度成为畅销书，霎时间，洛阳纸贵，颇引人关注。该书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明清以降山西晋商的兴衰，主要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山西反而日益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也即“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37-38因为韩著集中探讨的是1500年以来整个中国身处世界格局中的沉浮变化，所以对他所谓的山西问题并未进行更为细密的论证。不过，这对于长期从事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龙教授而言，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刺激，于是从自己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精选出了十多篇文章集结成书《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以下简称《山西》）出版。在我看来，这实属一位治学严谨、钻研有道的历史学家对此问题的本能性自觉反应，其学术责任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值得称赞。
从《山西》一书的题目上看，读者便可明白行龙先生也在试图探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山西为何至近代时却日渐败落下去的缘由。纵观全书，除绪论外，主要内容依次分为水利、晋商、集体化三大部分。表面上，似乎这几个部分风马牛不相及，不成体系，独立成篇，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地读完整本书之后，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书中三大块内容背后贯穿了两条主线：其一，是从人口、资源、环境史角度研究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历史的内在变革与外部局势；其二，是以山西为对象，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而且，这两条线索反映出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一贯立场，那就是立足山西，研究山西，进而通过山西这个区域去丰富和构建对整体史的认识和理解。我认为将其研究路径概括为小地方与大历史，最恰当不过了。也即是说，以小见大，既注重对山西区域社会内在历史机理的揭示，又对大的历史演进脉络给予充分的考究，宏观与微观，一般与具体，相辅相成。这也是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具体区域研究的学术潮流相一致的。近年来，行龙教授又大力提倡历史研究要走向田野与社会，要充分地将文献资料研读与田野考察相互结合，获得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场感。[2]7同时，他还主张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3]170以此两条线索，我们对《山西》著作中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自然会理解的透彻些，更能明了作者以“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为题的用意所在，真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首先，我们循着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线索来看一看行龙教授在其书中对有关水利、晋商问题的探讨，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例言之。就历史上水利与山西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作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他的问题假设就是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的良性关系日渐陷入失衡状态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口不断增长，垦荒增田日益扩大，森林植被因开发遭到摧残，结果导致水资源大量减少。正如作者指出的：“古代山西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是地肥水美、农耕文明发达的地区。”但是，自“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于是，开荒垦田、放荒毁林、水土流失、湖泊湮废、灾荒频仍成为山西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自然环境随之遭到极大破坏，水资源严重匮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3]27于是，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各地在对水的不断争夺过程中酿成的水案事件频频发生。对此，《山西》书中以明清时期山西的汾河、晋水等流域内因水资源匮乏而引发的水案事件多有详细的考察分析，如小到口角打斗，大至渠、村、县之间的集体械斗，流血冲突，从中展现了水利问题在传统时代山西地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3]29-32 可以说，就山西而言，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下，水始终是值得关注和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当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不能和谐、平衡发展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量的减少、争水事件的发生，还会导致接连不断的灾害，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摧残和损失。在书中，作者还以晋水流域为个案，对历史上的环境与灾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水案的发生凸显的是人们为生活而争取“水利”的话，那么，“峪水为灾”却成了晋水流域内人们难以逃避开的“水害”了。不论是水利，还是水害，其发生背后的机制依旧在作者的基本问题意识中得到了解释。“明清以来随着军屯和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晋水流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民众赖以生活和生存的水资源日趋紧张，西山诸峪进而成为开发的对象。而西山诸峪大量煤、矾矿的土法开采，又带来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后果，这就是明清以来西山诸峪屡次洪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3]50显然，晋水流域的‘峪水为灾’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暴雨形成的自然灾害，但其背后却是明清以来本地人口、资源、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增长——资源紧张——无度开发——环境恶化——灾害频发是一个持续连环的过程，我们并不能因为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看似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去否定其历史存在。我想，此番考察历史上特定地域社会变革的言论即使是用来反观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行龙著作中对水的问题的关注，还彰显了作者本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就是从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出发，追溯历史，最后再从历史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除了以水为中心的讨论外，《山西》一书依照第一条线索还对明清以来晋商的兴衰史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倡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这与以往那些更多的只是从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研究晋商的路径是有较大不同的。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重大商帮之一，因其首创票号网络，遂开中国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金融史上创下了辉煌成就。正因为此，长期以来，学界大都以经济学的眼光去关注晋商的历史。而行龙先生认为，尽管已有的晋商研究成绩斐然，但是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对晋商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晋商言晋商，研究视野狭窄、单一，而且研究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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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也屡见不鲜。事实上，晋商作为一支称雄数百年的商帮群体，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晋商与地方社会”理应成为社会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可以说，晋商研究只有在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中才能大有作为，也才能对它在近代山西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为当前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作用。在这一点上，行著中带给我们的诸多启发是值得关注的。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作者认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应该成为晋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个人看来，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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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写等方面显得更加多样化了。这在该著作中的晋商问题上体现的尤为突出。例如，通过长期的大量田野调查工作，作者搜集到了大量正史之外的地方性资料，乡土志、晋商杂记、晋商生意经、祁太秧歌、商人流水账、商业账务、商人诗文、民间歌谣、商人日记、碑刻文物、家谱、墓志铭、地契、竹枝词、地方小报等等。历史研究，最关键的是要占有丰富的史料，对于社会史学者而言，更是如此。只有在丰富多样的资料基础上才可能推陈出新。行龙教授在其书中通过对祁太秧歌剧本的细致解读，展现了晋商这一商人阶层的婚姻家庭、情感表达、经营艰难等生活画面，[3]90-106细细读来，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就晋商这一历史课题而言，我以为目前还很有必要借鉴、吸收其他优秀研究成果，博采众长，内外兼修，要能够真正建构起一种融经验事实与解释体系有机衔接的宏观研究框架来。其实，早在十多年前，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李亦园两位先生就曾对如何开展山西颇具地域特色的晋商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比如晋商的“理财文化”、“管理经营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与市场贸易的关系等问题，并希望有人能仔细进行深入研究。[4]72、76毋庸讳言，据我了解，这些有价值的研究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难免让人觉得可惜。另外，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也值得借鉴，他以区域史的叙述方式，长期对中国和东亚周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关系探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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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贸易体系”概念的提出，[5]对于我们运用世界性眼光来解析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世界贸易体系演进中的历史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山西》一书中的第一条线索考察分析的是近代史上的山西社会变革的话，那么，作为第二条线索的集体化时代则将研究的视线延伸到了现当代史的进路上来。就1949年前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研究而言，一般主要还都集中在所谓的党史、国史、革命史的宏观架构内，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书写惯例。相比之下，从具体、微观的视角出发，深入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内部，从农民生活的环境里自下而上地去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有学者指出：“在当代史的史学领域，个案研究的工作也有学者开始做了，但比之上层的和宏观的研究，像样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能够下十年磨一剑的功夫的微观研究，就更少见了。”[6]一般而言，现有的集体化研究大多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范围内，这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体现的更为显著。之所以会产生现这样的差别，可能与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专业背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资料占有，甚至是意识形态、政治敏感话语等因素直接相关。正是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行龙教授主张将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引入到现当代史领域，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开辟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空间。当然这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作者多年来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奔波于乡间田野，搜集到了100多个村庄的上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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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档案资料，[3]182正是在一批批数目庞大、种类繁多的资料基础上，才使得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成为可能。这在该著作中也都有很好的体现。
比如作者以《晋察冀画报》为考察中心，通过对画报创作的外在机制（设备、技术、编辑群体）和内在主题（战争、革命、生产、生活）的文本解读，用文字的形式为我们建构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共革命“图像历史”。 [3]138-169当然，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还有各种各样内容繁多的图像资料的诞生，办黑板报宣传栏，木刻版画，新春年画，漫画，连环画，民众教育展览馆，群英会、战利品展览会等等。它们在动员民众参军参战，加强中共革命者与农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激发普通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感，壮大革命队伍，灌输先进的民主知识，普及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等方面，具有直观、形象、具体的特点，因而比起单纯的文字宣传来，更容易为根据地的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那么，运用图像资料去解读中共革命史，我们不仅要首先搞清楚当时的具体历史过程，而且还应该探讨“图像历史”背后的更为深入的动因是什么。在我看来，各种类型图像资料的生产主要是中共在敌后方根据地进行革命动员的一项重要宣传技术，而且，这一革命“遗产”又成为1949年后中共领导者建设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法宝。所以，从这一角度去考察分析根据地时期的革命社会史将会使中共革命史研究显得更加绚烂、多姿多彩。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行龙教授对集体化时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人生史研究，呈现出了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农民个体在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图景。作者在书中解释到：“从李顺达对‘组织起来’的朴实理解中就能看出，作为农民个体，追求生存保障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政治符号，又促使其必须将个体生活的满足与国家革命和生产紧密衔接起来，而这样一种关系的出现也使我们理解了塑造一个劳模典型所具有的时代意义。”[3]136-137其实，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个案研究。因为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塑造典型，用典型来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从而调动起更多的民众投身到中共革命和建设的“建国大业”中，这也正是我们去解读这一时代变革演进的重要问题意识所在。众所周知，山西是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的重要典型。自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太岳、吕梁等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起，中共就开始注意发现积极分子，然后再加以不断的发展和培养，纷纷塑造出了一批批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劳武结合等模范典型。例如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侯犁、石振民、王锦云、曲耀离，乃至农业学大寨时期的陈永贵，等等，我相信这些劳模的名字至今都会被经历过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所熟知。不可否认，山西涌现出的众多模范典型，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与生产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也正是通过他们，国家与农民、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变得更加丰富、切实起来。我甚至乐意将塑造典型的治理技术看作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策略运用在广大农村社会中的真实写照。
所以，该书中对劳模李顺达人生史的历史书写，尽管看上去只是一位农村干部和他的村庄的微观研究，但是却把握住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是如何进行变革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一，也即“典型治国”。可以说，通过剖析各类典型的成长历程，对于探究山西在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如果将作者在《山西》中围绕第二条线索开展的晋察冀画报和劳模李顺达的研究分别概括为“文本”与“人物”研究的话，那么，对剪子湾村的历史解读则属于“村庄”研究的范畴。后者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法下，勾画出了一个普通村庄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中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变化，如土改运动中的“村中无地主”、“三年困难时期”的“瞒产私分，以及“文革”中在“共产风”、“战备风”和“重点风”的名目下无偿占用村庄土地等事件。[3]189-196从这些村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如何贯彻到一个普通村庄并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我们从“文本”、“人物”、“村庄”的具体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学术关怀来。
综上所述，对于“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而言，我通过解读《山西》书中的两条主线，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评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1]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10。
[2]详见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自序·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
[3]行龙：《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4]费孝通：《晋商的理财文化》，李亦园：《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读书》，1995年第5期。
[5]具体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和《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两部著作。而且，作者在其书中均对山西票号、钱庄等在东亚地区贸易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论述。
[6]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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