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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有为《孟子微》发微——兼论以西学补充印证
以西学补充印证经学是康有为思想的主要特征,前辈学者多有揭橥,而最精准的莫过于萧公权先生,他说:“盖康氏自幼深受孔学熏陶,先入为主。朱九江(朱次琦—引者)汉宋兼融之家法,遂成为其全部思想之主干。其后旁览西书,虽多掇采,不过资以补充印证其所建造之孔学系统,非果舍己从人,欲逃儒以归于西学。”[1]这一思想特征在学界研究其《春秋》公羊学中已大体达成共识,相比较而言,在对其孟学研究却涉猎不多。[2]康有为孟学代表作是《孟子微》,此书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先后游历了日本、印度、加拿大、英国等,在印度期间撰写《孟子微》。此时正值西方列强全面侵吞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之际,康有为将《孟子》七篇内容打散,重新作编排,在释孟子时,广征西学加以补充印证,使西学服务其经学的同时,也使孟学微言大义现代化。本文以《孟子微》为例,对康氏以西学补充印证经学再做些推进。
康有为对《孟子》一书情有独钟,是因为孟子最得孔子之义,他说:“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孟子言孔子之道,如导水有支派脉络,伐树有干枝叶卉,本末至明,条理至详。通晓孟子,于孔子之道可得门而入,次第升堂而入室。“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数千年注者虽多,未有以发明之,不揣愚谬,探原分条,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义。”[3]突显孟子的地位,在于他承续孔子之道,“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4]可见服膺之至。孟子之所以有如此殊荣,是因为他“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5]康氏所谓的“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抓住了近代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要义,并与中国古代天下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体现了中西补充、相互印证的思想特征。
一、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
康有为释《孟子》的逻辑从不忍人之心开始,并由此导出不忍人之政。他释《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节写道:
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6]
在这里,不忍人之心即善心或性善,不忍人之政即仁政,由不忍人之心导出不忍人之政,也即由善心或性善推出仁政,这是从心术进到政术。不仅如此,所谓的人类进化、天下太平大同等观念皆由此引出。本此,康氏分别讨论性善和仁政两个问题。
不忍人之心即仁、之所以有仁是因为人有善心、人性善,康有为肯定人性本善。他论性说:“性者,宜知名矣,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而所自有,则教诲已非性也。”[7]性是“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即与生俱来的,善与性一样,即“善而所自有”,非教诲的产物。那么人之性善如何体现呢?他释《公孙丑上》“人之有是四端也”节认为,人之性善,“于其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见之。人性兼有仁义礼智之四端,故独贵于万物而参于化育。大人小人之异,视其扩充与否耳。孟子直截责人人自贼,专意教人扩充。”[8]人性善是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所体现的,但性善又是潜在的(从生理角度应如此),因此称此四者为“仁义礼智之四端”,要想达成或实现性善还需要“扩充”,即后天的努力。康氏把孟子的这一主张与西学的平等自由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所讲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自立,同时又是潜在的,使其变为现实则要靠后天的努力与进取,这摧促人进取向上。在他看来,不能达成性善,则是弃天与之姿,卸其自然之任,甘心堕于恶下,是自贼己性。
在人性上,康有为认为,既然人人皆性善,人人皆平等,那么圣人与人也是一样的,他举尧、舜、文王写道:“人人性善,尧、舜亦不过性善,故尧、舜与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当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极。而人益不可暴弃自贼,失其尧、舜之资格矣。此乃孟子特义。”又“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而文王不可时时现世,而人当时时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弃自贼,失豪杰之资格矣。此孟子鼓舞激厉、进化自任之特义。盖自立进取乃人生第一义,万不可自弃者也。”[9]尧、舜、文王虽然是圣人,但作为人,他们俱备性善,在人性上与一般人一样是平等的,这便是孟子所倡导的人人自立,同时要努力进取,切不可自暴自弃,自贼其性。康氏谈人性紧扣两大主题,一是平等,一是进取。平等则由人性平等推出人格平等、人类平等,进取则强调人性上的自立、努力、自由之度,此与西学的人格平等、天赋人权、进化思想相契合。
从人性善出发,他又具体提出求仁之路,说:“至于推行为太平道,则推己及人莫如强恕,则人己不隔,万物一体,慈悯生心,即为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问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终身行,孔子告以恕。故子贡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10]在这里,“忠恕”为求仁之近路,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尊重,不相侵犯,交相亲爱,保持人格上的自主、独立、平等,这是人类之公理,也是由进化达到太平的途径。
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康有为认为圣贤施仁政一以贯之。他释《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节说:“舜为太平世民主之圣,文王为拨乱世君主之圣,皆推不忍之性以为仁政,得人道之至以为人矩者。孔子祖述宪章,以为后世法程。其生自东西夷,不必其为中国也;其相去千馀岁,不必同时也;虽迹不同,而与民同乐之意则同。孟子所称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总称之。”[11]他认为美国总统华盛顿,虽然不生于中国,但所行之仁心仁政,与古代的舜、文王诸圣贤倡导的仁政是相通的。施仁政在于与民同乐。他释《梁惠王下》“与民同乐”节说:“独乐不如与人乐,少乐不若众乐,实是人情,故非地球太平大同,人人独立平等,民智大开,尽除人患,而致人乐,不能致众乐也。孟子一通仁说,推波助澜,逢源左右,触处融碎。”[12]在他看来,当今西方茶会动至数千人,赛会燃灯至数百万人,其余和种聚会千数百人,皆得众乐之义。孟子为平等大同之学,人己平等,各得其乐,因此反对暴君民贼,凌虐天下,养一己之体,纵一人之欲。当然也不赞同佛氏绝欲,墨子尚俭。他主张应聚民所欲,释《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节说“凡一切便民者皆聚之,故博物院草木禽鱼之囿,赛珍之会,凡远方万国之物、古今快意奇异之事,皆置之于都邑以乐之。民乐则推张与之,民欲自由则与之。”[13]对于一切束缚压制之具、重税严刑之举,宫室道路之卑污隘塞,凡民所恶者皆去之,民安得不归?仁政不必泥古,也不限于一端,主要在于能聚民所欲,去民所恶。
在德力、王霸之辨上,他主张:“盖天下归往谓之王,今天下所归往者莫如孔子。佛称法王,耶称天王,盖教主皆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为王。既天下归往孔子,安得不为天乎?此道德之王,王有万世。若当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称为霸。”[14]心向王者,反对霸主,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他举中外历史上诸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皆为以力服人而不可称为王。不以称谓而以德力辨王霸,这与他倡导的仁政是一致的。
康有为倡导仁政,反对不仁之政,在释《公孙丑上》“仁则荣,不仁则辱”至“自作孽不可活”节对现政提出批评:“此明仁不仁之荣辱。人道竞争,天之理也。不仁而般乐怠敖,人将侮之。顷者万国交逼,而我犹移海军铁路之费以筑颐和园,则台湾、旅顺先失矣。日本之小改纪其政,则大国畏之。有天命而不力配之,有多福而不求之,驯至分危,是自作孽不可活也。”[15]他自谓十年前上书,言及后来的变法,是想未雨绸缪,而变法失败,政治危机加剧,最终酿成大祸,是自食其果。以历史为例,汉桓帝、灵帝提早戒备,何至有黄巾之乱;宋徽宗、钦宗提早预防,何至有金人之祸?历史在今日上演,皆为自作孽之祸。这些都是不仁之政所造成的,以此反衬施仁政对摆脱当下的政治、民族危机是十分重要的。
康有为把由仁心引出仁政称之为由内圣开出外王之道。
二 、仁政的方案及实施
康有为不仅倡导仁政,而且还提出了一套施仁政的方案,主要借鉴近代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学说来补充印证孟子思想。
在政治上,君民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构成,关于君民关系,《孟子》一书早有深刻的讨论,康有为服膺孟子的观点,他释《万章上》“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节提出“三世立主”的国体观。所谓“三世立主”指君主、君民共主、民主,君主并非独裁,而是民思贤主,则立其子,如法国再立拿破仑第三。君主、君民共主、民主虽然有所不同,但其脚点都是国民,为国民服务,国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其中哪种形式,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强求。他把这三种形式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结合起来,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此孟子遍论三世立主之义。”[16]认为“三世立主”是当今世界国家政权存在的三种基本形式。作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青睐的是君民共主式的体制,在吸取了近代西方的宪政学说基础上,对宪法政条件下的君民共主体制作了详尽的阐释,如释《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节写道: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17]
一国之中君民平等,皆为国家的主人,都为国家做事,他们之间没有等级与差别,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他不仅继承了孟子所谓的“民贵君轻”,而且也发挥了黄宗羲“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又举美国、法国、瑞士及南美各国的近况加以解释,其目的在于以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与孟子儒家所说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相补充印证。他把君民关系做如下比喻:国家为人民公共的财产,如同一公司有公共股份,君为一司理之人。公司有倾败,责任在司理,人民有饥寒,说明作为国家的司理人君经营不善,难辞其咎。此乃平世之公理。[18]对于窃国大盗,他给予严厉的抨击,释《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节说:“君者,国民之代理人也。代理人以仁养民,以义护民,众人归心,乃谓之君。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则可。常为司理,如有侵吞,已当斥逐,况于残虐为民贼乎?亿兆怒之,无助之者,是谓一夫。孟子正其名曰贼,去其所有曰一夫。”[19]又举例如英国杀查理十一世,法国杀路易十六、驱逐拿破仑,奥国驱逐费迪南等,诸国之君皆为独夫民贼,以此来印证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之义。
既然推崇君民共主体制,那么他在政体上相应地就主张立宪体,释《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节说:“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20]可以说立宪制从法律上保障君民共主的实际运行。在他看来,当今英、德、奥、意、日、葡、比、荷、日本等国皆行此法。实行议院制度可以使国民共同参与政治,这体现了国为一国人所有,国为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的理念。宪政体制虽然在中国古代没有此称谓,但其君民共主的思想,孔子、孟子早有论述。
他在制度层面上主张君民共主制,以及立宪体,但在价值层面上想往的仍然是民主,释《万章上》“尧以天下与舜”节说:“此明民主之义。民主不能以国授人,当听人之公举。《记·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21]这种民主体现在公举上,公举在古代中国早有,孟子在思想上加以完善,美国建国伊始的总统选举也充分体现这一点,选举则为太平世永久之法。
在法律上,康有为主张司法独立。他释《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节说:“此明司法官之独立,而法律各有权限,不得避贵也。各国律皆有议贵之条,此据乱世法也。若平世法,则犯罪皆同。美国总统有罪,亦可告法司而拘之,义同于此,近升平法矣。孟子发平世义,故明法司可执天子父,而天子不能禁也。拘父犹不能乱法,况其他乎?此章专明司法独立之权,而行政不得乱法,托舜发之。窃负而逃,乃极言孝子之意,明终不能恃天子之势,而行压制,乱法律。不必泥也。”[22]司法独立是近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核心内容,司法独立于行政之外,行政不得干预司法,这样就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孟子儒家固有理念,现今西方的司法独立与孟子此节相契合。
康有为释《离娄下》“君子平其政”节说:“孟子明平政之义。天生人本平等,故孔子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世,盖以平为第一义耳。平政者,行人人平等之政,如井田,其一端也。孔子、孟子欲天下之人无一夫失所,仅济一人,非所尚也,故借子产而明之。”[23]在政治上倡导平政,天下人平等,除了政体、法律做保证以外,还要有经济为后盾,也就是在经济上主张平均,这是由政治上的平等引出经济上的平均,他论平均写道:
愚谓生人皆同胞同与,只有均爱,本无厚薄,爱之之法,道在平均。虽天之生人,智愚强弱之殊,质类不齐,竞争自出,强胜弱败,物争而天自择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圣人调之,故凡百制度礼义,皆以趋于平而后止。[24]
人性虽然是平等的,但人生存不见得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生理质资不同,依据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之理,人类会导致弱肉强食的局面。为了避免这个局面的发生,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调解,以经济手段即以平均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平均。他说:“英人傅氏言资生学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议。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农工商之业通力合作,各食其禄。此则孔子分建之法,但小之耳,终不能外孔子之意矣。盖均无贫、安无倾,近美国大倡均贫富产业之说,百年后必行孔子均义,此为太平之基哉!但据乱世人少,专于农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义,则无论农工商而必行者也。”[25]古代以农业立国,专言农事,现代增加工商,以农工商以及机器制造来扩大收入,增加社会总量,这是社会平均的基础,从农业到工商业都倡导平均,这里引用英国空想家傅立叶资生学和美国均贫富产业之说,认为西方近代平均诸说皆与孔孟平均之说相通。
其次是薄税。他释《尽心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节说:“易田畴,薄税敛,食时用礼,此古者以农立国之法,今则兼工贾百技,要其大旨,不外富民。”[26]在他看来,当今美国工业发达,经济富裕,薄税则是其重要的手段。他又释《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节说:“孟子一生心术全在于民,其言政法,全在悦民,尊贤使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五者皆孔子仁政。盖当时治市,既须治法,又有廛税,又有货征,又每夫每里头会箕敛,税极繁苛,故孟子日以薄税敛为言也。孔子一切削除,市则或税廛,耕则但求助,仁之至矣。天下古今无比之者,士农工商旅安得不悦?”[27]“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指中国古代不征宅地税、关税、农业赋税等,以此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此乃孔孟之仁政。他引当今各国人皆争相迁往美国,每年以数十万人的速度递增,各国政府屡禁不止,其原因在于美国实施薄税,与孔孟薄税主张相补充印证。
诸措施所达到的目标是富民。他释《尽心上》“民可使富也”说:“此言富民民自仁,即富而后教之义。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廉耻也,此乃定理。”[28]又引自己游历欧美期间所看到的经济富裕情况,如富人捐款数千百
中国历史故事19年
万给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整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达,道德水平高尚等,这一切皆由民富所致。[29]此与《尽心》“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的主张是一致的。相比较而然,中国当时贫弱而不顾廉耻,皆由无仁政,又不公权,富民无术所造成的。
三、人类进化与社会进步
康有为在释《孟子》时也广泛吸收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把它与孟子相关思想相互补充印证,他把人类历史的进化看成是由蒙昧到野蛮再进到文明的过程,说:
草昧初开,为大鸟兽之世,及人类渐繁,犹日与禽兽争。今亚、非洲中央犹然,且大兽伤人尤多。今印度,岁死于虎狼者数万计,可知人兽相争之剧。中古人与人争地,故以灭国俘虏为大功;上古人与兽争,故以烈山泽、逐禽兽为大功。尧、舜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至周公时,尚以兼夷狄、驱猛兽为言。今则中原之地,猛兽绝迹,田猎无取,此后人道大强,兽类将灭。盖生存竞争之理,人智则灭兽,文明之国则并野蛮,优胜劣败,出自天然。而所以为功者,亦与时而推移。野蛮既全并于文明,则太平而大同矣;猛兽既全并于人类,惟牛、马、犬、羊、鸡、豕,豢养服御者存,则爱及众生矣。此仁民爱物之等乎?[30]
由蒙昧到野蛮再进到文明,“生存竞争”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符合优胜劣汰之理,此乃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的精髓。康氏以此描述了人类由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历史进程。人类向文明的进化中除了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教化的作用,他释孟子充分发挥了这一观点,说:“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故先圣尤重教焉。五伦之立,据乱世之人道也。生我及我生者为父子,同生者为兄弟,合男女为夫妇,有首领服属为君臣,有交游知识为朋友,此并世相接之人天。然交合之道非强立者,圣人但因而教之。父子天性也,故立恩而益亲;兄弟天伦也,故顺秩而有序;男女不别,则父子不亲。太古男女随意好合,夫妇皆无定分,既乱人种,又难育繁人类,故特别正定为夫妇,以定种姓而传嗣续。若君臣无义,则国体不固,而不能合大群。朋友无信,则交道不行,而无以成群会。凡五伦之设,实为合群之良法也。而合群之后,乃益求进化,则自有太平大同之理。”[31]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构成,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契约的关系,对他们施以教化,如教之以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定、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使他们成为和谐的群体,才有利于发展,人作为一个群体,其进化是群体的进化,或者说是社会的进化。在这里,康氏也引入西方近代谈人类起源所持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关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后其进化的时期,康有为以公羊家释《春秋》发挥其三科要旨,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进化三阶段。孟子传《春秋》公羊学,也强调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康氏进一步认为一世中又有三世。人类社会的进化速度有快慢,形式也不一。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如仅识族制亲亲,此为据乱之据乱,内其国,则据乱之太平。中国夷狄如一,太平之据乱,众生如一,太平之太平。一世之中有三世,因此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32]从这一点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无可限量的。
与诠释公羊《春秋》相比,他诠释《孟子》更强调乱世、平世的意义。如释《离娄下》“禹、稷当平世”节说:“故有平世乱世之义,又能知平世乱世之道各异。然圣贤处之各因其时,各有其宜,实无可如何。盖乱世各亲其亲,各私其国,只同闭关自守。平世四海兄弟,万物同体,故宜饥溺为怀。大概乱世主于别,平世主于同;乱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乱世近于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别也。孔子岂不欲即至平世哉?而时有未可,治难躐级也。如父母之待婴儿,方当保抱携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礼;如师长之训童蒙,方用夏楚收威,不能遽待以成学之规。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犹婴儿无慈母,则弃掷难以成人;蒙学无严师,则游戏不能成学。故君主之权,纲统之役,男女之别,名分之限,皆为乱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则人人平等有权,人人饥溺救世,岂复有闭门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当平世、文明大进,民智日开,则不必立纲纪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独立,人人有权自主,人人饥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别,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谓易地则皆然。”[33]这是从多视角对比乱世与平世的区别。在这里他更注重的是循序渐进的进化即所谓的社会改良,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改良可以避免由革命导致的社会乱荡,使社会获得良性的发展。他所向往的是那“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的平世,充分吸取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以及相适应的法律理念,并把它们与《孟子》思想相印证,这也是他前此倡导变法想要达到而未能达到的。
他还把《礼运》所谓的大同小康与平世乱世进行比较,认为大同即平世,小康即乱世,言父子,平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乱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言夫妇,平世男有分,女有归,分者有所限,归者能独立,男女平等自由;乱世以和夫妇。言君道,平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乱世大人世袭。言兄弟,平世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有所养;乱世以睦兄弟而已。言货力,平世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身,不必为己;乱世则货力为己。[34] 小康是必经阶段,但不是最终的目的。
对于进化所达到的最终目的。他释《告子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节抒发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说:“白圭之才能,以筑堤治水,曾为白渠,名于时,故以自负。是亦近于今里息勃斯之流者,特自称过于禹。岂知国士之所为,仅私其国,而圣人之所为,乃为天下。当国界分明之时,众论如饮狂泉,群盲共室,但知私其国,不知天下为公;至国界既平时,即觉其私愚可笑。”[35]联系到当今欧美诸国,群雄并立,其眼界以井蛙观天,所见狭隘,不过是白圭之流。其论议行事,自私其国,而不求天下公益,亦与战国争霸相同。与此相反,孔孟之学为天下之学,而非局限于一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就是要打破国界,天下为一家。他又释《梁惠王上》&l
中国历史故事简单一点
dquo;定于一”节指出:“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足为万世法矣。若天下之定于一,此乃进化自然之理。人道之始,由诸乡而兼并成部落,由诸部落兼并而成诸土司。古之侯国,即今之土司也。合诸土司必有雄长,《宋史·南蛮传》所谓都大鬼主,即方伯也。合诸大长即为霸,其文明有治法者,四夷皆服,是即中国之天子。……凡大地皆自小并至大,将来地球亦必合一,盖物理积并之自然。……孟子此言,盖出于孔子大一统之义,将来必混合地球,无复分别国土,乃为定于一大一统之征,然后太平大同之效乃至也。”[36]他列举历史上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统一过程加以证明,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走向统一的历史,国与国的界限正在消除,世界愈来愈趋向统一,显然受西方世界主义学说的影响,并把此学说与中国古代天下大同思想相印证。
康有为以上所讲的性善、仁政、人类进化这三方面是一以贯之的。《滕文公上》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句,他写道:“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贱其魄,以人性之灵明皆善,此出于天生,而非禀于父母者。厚待于人,舍其恶而称其善,以人性之质点可为善,则可谓性为善,推之青云之上,而人不可甘隳于尘土也。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恺悌慈祥,和平中正,无险诐之心,无愁欲之气。建德之国,妙音之天,盖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尧、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拨乱,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胜野蛮,拨乱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删《诗》首文王,删《书》首尧、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尧、舜终。孟子传孔子之道,故师慕尧、舜、文王,一切议论,举以为称,而孟子尤注意于平世,故尤以称法尧、舜为主。人人皆性善,人人皆与尧、舜同,人人皆可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让与人,自诿其责任也。”[37]他认为孟子一生学术皆由“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句而发,此乃孟子思想的核心。首先肯定人性善,在性善上人人平等,从人性平等推出人格平等,再由人性、人格之平等导出仁政,在政治、法律、经济上建立确保仁政实施的体制,而进化的观点始终贯穿于其中,也就是说他把人、人类社会都看作是进化的。康氏强调进化其实质是为改良服务的,他想以改良的方式完成政治体制转变,促使社会进步,这样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最小,说不定还能搭上西方近代工业发展的末班车,而变法的失败最终使其愿望化成泡影。但有一个愿望他似乎达到了,那就是以西学补充印证《孟子》,从而完成了对孔孟思想的一次复归。
从康有为自定年谱看,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接触西学,光绪五年(1879),“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八年(1882),“大购西书以归讲求”,“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38]稍后在致友人书中称:“至乙酉(光绪十一年即1885—引者)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39]最先阅读的是西方的史志、游记等,后来开始慢慢阅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方社会政治等方面书籍,[40]尤其是经梁启超读到二十四年(1898)出版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41]以及以此解释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凡此无疑对他补充印证孟子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康有为以西学与《孟子》相补充印证,是诠释孟子思想过程中中西对话的一次有益尝试,从理论上说,把对《孟子》的诠释推向现代化,使其学说在中西比较中获得了普世性的价值,对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有借鉴意义,就现实而言,也有利于改革当时的弊政,唤起民族救亡意识。但也应该看到,以西学补充印证中学是中西学术碰撞后的一种本能的反映,这种补充印证过于简单化、机械化,有比附之嫌,它是近代以来西学中源说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在学理上终究脱不了中体西用的窼臼。这里不是想苛求于前人,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超越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畛域,走中西融合之路,也就是说通过融合博采中西之长,为我所用,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中国以往,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学术,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确方向。
[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580页。
[2] 黄俊杰著《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中有关康有为《孟子微》部分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在研究《孟子微》时,黄先生把补充印证与调融混用,且引用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述。而我认为补充印证与调融不同,以补充印证说明康氏孟学的本质更为恰当, 因此拙文以康氏解《孟子微》为主,并兼论到西学,以达到其补充印证的目的。
[3] 《孟子微》卷首,《自序一》,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以下只注著作与篇名)
[4] 《
10分钟中国历史故事
孟子微》卷首,《自序一》。
[5] 《孟子微》卷首,《自序二》。
[6]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7] 《孟子微》卷二,《性命第二》。
[8]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9]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10]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11]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12] 《孟子微》卷四,《同民第十》。
[13] 《孟子微》卷三,《仁不仁第七》。
[14]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15] 《孟子微》卷三,《仁不仁第七》。
[16] 《孟子微》卷四,《同民第十》。
[17]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18] 参见《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
[19] 《孟子微》卷四,《同民第十》。
[20]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21] 《孟子微》卷四,《同民第十》。
[22] 《孟子微》卷四,《同民第十》。
[23] 《孟子微》卷五,《战第十三》。
[24]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25]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26] 《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
[27] 《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
[28] 《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
[29]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抱有此观点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战后此种观点有所改变。
[30] 《孟子微》卷八,《辟异第十八》。
[31] 《孟子微》卷八,《辟异第十八》。
[32] 参见《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33]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34] 参见《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35] 《孟子微》卷八,《辟异第十八》。
[36] 《孟子微》卷三,《仁不仁第七》。
[37] 《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
[38] 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条、光绪八年壬午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9] 《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0页。
[40] 在年谱中他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哪本书,但当时已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名著如《自西徂东》、《佐治刍言》、《百年一觉》、《泰西新史揽要》、《民约通义》等所包含的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傅立叶等西方学者阐释人类起源所持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自由、三权分立、世界主义等近代西方诸学说,对他的思想肯定产生很大影响。
[41] 参见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06—11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历史名人追逐梦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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