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先生-父亲罗家伦的恩人 -- 穆藕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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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父亲罗家伦的恩人 -- 穆藕初先生

我的父亲罗家伦（1897-1969），青年时代有幸受到三位前辈的赏识和帮助，使他大学毕业后有留学和深造的机会，并引导他走上献身教育、文化、和著述的事业。穆藕初先生便是这三位前辈之一。
出生于一个新旧交接时代，父亲早年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家塾教育。十七岁时他离家到上海就读复旦公学，开始接受西方式的中学课程，三年后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本科，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也加深了他对现代知识的兴趣与向往。在北大的三年里，他除了选修、旁听多种科目外，还参加了许多不同性质的课外活动，包括发起“新潮社”并负责为《新潮》杂志撰稿和编辑的工作。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他奋勇奔走、联络，为时一年之久。直到次年春天，毕业考试的前夕，他一面为“五四”周年写稿、编辑专刊，同时又担任为杜威教授学术演讲作笔记的工作。至于毕业后茫茫的前途，他似乎还未来得及多加考虑。
1920年五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收到穆藕初（湘玥）先生从上海来函，信中说：“自先生长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先生提倡苦心，为全国人民所共知，故玥自一月间与先生别后，日思有以为先生助者。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如荷赞同，请赐复为祷。”信中所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制定的四条：（一）本贮金由穆君藕初第一次捐银一万两，以后每年续捐，并委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贮金管理人。（二）贮金在上海劝工银行，由黄、沈、蒋三君共同管理之。（三）本贮金为选派欧美留学之用，由穆君委托蔡孑民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派送之，并请胡适之、陶孟和、蒋梦麟三君为助理。（四）选派学生不拘年岁、籍贯，除学术体格之外，能力与道德兼权者，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
经过蔡校长和三位教授严格考核、数次会议讨论后，选定了父亲和段锡朋、周炳麟、汪敬熙、康白情等五位同学先赴美留学，二、三年后再可赴欧洲各国研究。“年限无定，以学者研究之志愿为转移，回国后并无他项拘束，仅为学术之发展，谋社会之改良。”这是一个万分难得的机缘，而且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奖学金额，在当时确是非常丰厚，所以五位得主决定每人每月挪出二十元，供给另一位未能入选的同学孟寿椿出国。因此当年号称为“五大臣出洋”的队伍，实际上有六个人。同年夏天穆先生因为看到《北京大学月刊》里的一篇文章，对作者江绍源极为嘉许，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学费2，500美元，以供他与其他同学一同出国。这个“实业家提倡学术的创举”，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及称道。
1920年九月，与父亲同行的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承江苏教育会特为举行欢送会。会中蒋梦麟先生代表北大向穆先生致谢。穆先生答词说：“从前自己赴美，好容易得到官费，极知求学之难。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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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所喜选送诸君，均北大杰出之才，且为五四运动觉悟之人，并为觉悟后而知研究之人，颇为满意。”不巧那天父亲因病不能参加盛会，错过了拜谒穆先生，表达感恩的机会。
父亲的家境并不殷实，弟妹众多，离家北上后，经常以投稿来贴补生活。毕业后他可能不乏就业的机会，但是他遗憾在北大未能全力专心读书，而求知的欲望却与时俱增。1920年五月他在《新潮》发表了一篇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地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除了总结他的观察、经历和评论外，特别呼吁中国应该培养专门的学者，建立新文化的基础，才能达到改革社会的目标。那时国内还没有研究院的设施，出国深造只是一般青年梦想中的道路。父亲能在这关键时刻得到穆藕初先生奖学金的资助，确是他的一大幸运。
抵美后父亲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选修和旁听历史、哲学和教育方面的课程。1921年他的活动包括了接待蔡元培校长来美访问诸名校，和参加”中国留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游说工作，同时也不断译书、写作。1922年他翻译的《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Paul Rein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专著《科学与玄学》初稿于1923年完成。这些收获与成绩，都与穆氏奖学金的优厚资助有密切的关系。
1923年底父亲离美转赴柏林，一则是依照穆先生所策划的留学方针，二则面临奖学金中断，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当时他手头可能尚有些存蓄，勉力支撑了一年多后，面临绝境不得已于1925年向张元济先生求援，获得他慷慨的借贷。如此他得以继续在英、法两国游学，1926年夏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党校，北平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职。1930年起父亲定居南京，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及国立中央大学校务。
1937年六月，父亲、段锡朋、汪敬熙、孟寿椿、江绍源等曾经受到穆先生资助出国的十余人，发起筹得一万法币，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在北平举行首次会议，通过会章，决定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各设一名学额，分配的学科 -- 理科、农科、经济科 -- 均与穆先生的兴趣和事业有关。为此父亲拟定致穆先生的信是这样的：
“先生曾以提倡学术的精神，来扶植我们学业的进展。我们历年服务都甚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这种为学为公的精神，长足为社会法式，绝不为我们成就的不多而有所减损。我们在惭愧之余，只能以继续先生这种精神的一个小小方式，来表示我们对于先生的感谢和佩仰。于是集议共筹国币一万元，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并推组董事会处理此款，即以该款利息设置奖学金额数名，奖进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使先生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心愿能够长远维持下去。这点纪念先生的诚意，希望先生接受。“
不幸未几“七七事变”爆发，战事打断了这件意义深长的创议，直到三年以后，奖学金才首次颁发给后方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先生。
抗战期间穆先生积劳成疾，1943年卧病陪都重庆。当时父亲远在新疆担任监察使，刚巧九月初返渝开会，十九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下午梅荪（周炳麟号）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旋见维桢（即先母张维桢，时任国民参政员）由公共汽车站走回，方知梅荪因雪艇（王世杰号）于本日上午当选参政会主席团之一，遂走不开。”当年重庆交通极为不便，更无法用电话联络，因之父亲竞未能与穆先生见最后一面。九月廿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方拟偕书贻（段锡朋号）、梅荪往中央医院视疾，不意今日忽闻死耗，为之哀感不已！此老年六十八，患癌症，一生奋斗，颇具近代眼光，去年遭大屈，社会多为不平。”十月初《中央日报》的“穆藕初先生追悼会启事”发起人中，父亲名列第八，段锡朋和周炳麟二位也都在内，他们自然也都参加了十月六日的追悼会。
哲人已往矣！我出生较晚，又长期不在父亲身旁，虽听到过穆公的善行，对他的事迹却了解不多。1999年八月，我突然接到穆家修先生从上海来信，告知他是穆藕初先生的幼子，退休后专心收集先尊的遗作，已于1995年出版了《穆藕初文集》，并在进一步广为汇集传记资料，协助学术界的研究工作。他向我打听当年由穆氏奖学金支持出国学子的后裔，也托我在国外图书馆查询一些中英文的资料，我自然乐意尽力。接着他又托在美国的长姊穆慧秋女士寄下《穆藕初文集》一册，使我对穆公的事业和贡献，得到了较深的认识。当时他正开始参与穆公年谱的编著工作，发现1909-1914年留美期间的资料，有不少漏洞。于是我答应代表穆家后人，分别写信向穆公攻读学位的三所州立大学 – 维斯康辛、伊利诺、德克萨斯 -- 索取有关资料。出乎意料很顺利地便收到各校档案处寄来的成绩单复印本，乃于1999年底全部转给了家修先生，并将课程、学分等细节，代为译成中文，以备年谱编著人参考。这部七百多页的《穆藕初先生年谱》，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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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久我也收到了一册，很高兴看到书中第35-39页内增添了这批资讯。
2000年我有机会赴德州东南部参加一个后辈亲属的婚礼，刚巧地点便是穆公1913年暑假考察三周的塔虎脱农场(Taft Ranch)所在地区。之前受家修先生托我得便走访， 因为这个当年新兴的企业，成功地将科学化的农业生产和与相关的先进工业和运输设施结合，对穆公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曾写过一篇“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发表在1914年上海《中华实业界》一月号上。进入德州农工专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穆公，在亲眼看到了这个农场经营的规模与方法后，不仅决定专心研究植棉与纺织，以备回国发展个人的志业，并认为它也是建设祖国农工业的借镜。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希望能在Corpus Christie市郊找到这个有历史性、穆公足迹所及的地方。无奈时光流逝，八十多年前的农场经过数次分割换手，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叫Taft的小镇。该镇有一个历史博物馆，据说保留了不少资料，还编印了一本农场的简史，但可惜周末没有机会去参观，仅将一份我翻译成英文的“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留赠给该馆负责人。
穆公在美留学时，特别注意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尤其对科学管理法的泰斗泰罗博士（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敬佩不已。1914年六月回国之前，曾专函向泰罗请益，并征求他的同意，将他的名著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翻译成中文。二人虽未及谋面，但有过一段愉快的通信往来。穆公回国后不久，便将译文交《中华实业界》分期连载，最后于191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书名改为《工厂实用学理的管理法》。
2010年初我接到家修先生来信，告知他打听到美国东部的一所科技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档案室，收藏了泰罗博士的个人资料，托我设法索取与穆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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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先生有关的函件。这件事我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顺利获得该校有关负责人的回应，两个月后，五封信的扫描光碟，便由航空快递直接寄往北京的杂志社，以备家修先生文章里引用。据告日后出版的《穆藕初文集》增订本，也将收入这批一百年前的原始资料。
穆藕初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无论在引进先进的知识和理论、创办大型棉纺织企业并实行科学管理、赞助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社会造就有用人才、鼎力资助保存并发扬昆曲的艺术等等，均已经得到后人的赞颂与称道。我个人来美留学，与穆公相隔了半个世纪，却也到过他念书的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和德克萨斯等地。拜读了《藕初五十自述》、《游美国塔虎脱农场记》、以及穆公就读三个大学的成绩单和与泰罗博士的往来通信之后，不禁格外感到钦佩与感动。
穆公出国时已过而立之年，并具有丰富的国学基础和社会经验，但对美国国情和制度的认识可能有限。到达彼岸之后，他立即虚心、客观地去观察、接触、了解新的环境，不久便能融入大学的生活，课余则经常与和校内外的人士往来。他不但以全力应付必修的科目，并且不计困难去选修各种基础科学课程，也乐于体验工读、田野勘查和农场实习等活动。鉴于他与外界交流的兴趣和需要，还特别选修过“公众演讲”和“辩论的艺术”课程。课外他也不忘关注国内的变局，常与中国同学聚会讨论，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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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稿、上书回国，发挥他忧国与救国的情思。
穆公回国前给泰罗博士的几封信，除了表达他衷心的仰慕外，更强调他决心将他的巨著《科学管理原理》介绍给国人的愿望。不幸翻译本出版之前泰罗博士已经离世，但是穆公毕生的言论与实践，大都与书中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泰罗先生所提出的“生产力”概念，仍然是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管理科学”更是全世界商学界的显学。穆公留学时期的表现，和他早年不凡的远见，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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