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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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最大的应推太平天国。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上，或在论著的质和量上，都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充分肯定和歌颂了这场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农民战争。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而最重要的缺点则是忽视科学地探讨农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总结这场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经验教训。近些年，在“四人帮”严重破坏下，更不许谈这方面的问题。相反，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其所谓歌颂农民革命的旗号下，故意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神乎其神，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尽速澄清这种混乱。下面试就人所熟知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从意识形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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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各种内容，如以经济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和“太平”“天国”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口号，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 八十年前就有人强调洪秀全搞的一套与中国下层社会的秘密会社有关，“其称天为父，及国号天号，官以天名，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而然也”（陶成章： 《 教会源流考 》 ）。近人研究表明，太平天国那许多隐语、暗号以及某些观念，也与下层会社有关。 。从汉代的 《 太平经 》 到唐代的 《 无能子 》 ，从 《 诗经 · 硕鼠 》 里的“适彼乐土”到 《 抱朴子 · 诘鲍篇 》 的“安土乐业，顺天分地”，都确如列宁所指出，“ …… 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 列宁全集 》 第一卷，第三九三页。 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套新的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之来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阶级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洪秀全，他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是这场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领（前期的组织家和军事领袖主要是杨秀清）。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借来了一个西方的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一本 《 劝世良言 》 。这是一本毫无革命意义和思想价值的基督教的拙劣宣传品。但它所阐述的诸如天父、圣经、耶稣、十字架、洗礼、祈祷仪式 …… 等等，对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确乎闻所未闻，是与中国各种传统观念和思想形式，从孔孟经书到佛道迷信，大相迳庭的新鲜事物。应该说，正是这一点，符合了考场失败正无路可走的洪秀全的迫切需要（他的那场大梦，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对现实制度的满腔愤慨和泄愤式地要求报复与反抗的意念：一个没人瞧得起、屡次考不上的穷书生，偏偏要来统治山河，主宰人世）。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新鲜理论、观念和仪式符合了当时封建统治比较薄弱，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的广西地区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在 《 德国农民战争 》 中说：“ …… 所有的起义予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七卷，第四二一页。 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比起三合会、三点会的下层传统秘密结社更具有上述功能，更便于与旧观念和习以为常的旧生活方式决裂，把会众的思想、行动和全部生活统一起来，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 《 原道救世歌 》 ）。从 《 原道救世歌 》《 原道醒世训 》 到 《 原道觉世训 》 ，洪秀全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 《 劝世良言 》 强调的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 《 原道觉世训 》 中却充满“他是何人，竟 □ 然称帝者乎”之类的战斗呼声。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当地农民起义的需要。并非如国外某些论著所认为，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形式。
洪秀全对那种种强调谦怯自卑，逆来顺受、甘于屈辱、安于命运，所谓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上去之类的 《 圣经 》 教导舍弃不要，明白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山文：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即对革命无用。洪秀全强调宣传的是所谓“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和斗争，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斩妖杀魔，“上帝差朕降人间， …… 尔等妖魔须走快”（ 《 九妖庙题壁 》 ）；“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 《 永安突围诏 》 ）；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博爱”之梦，而是农民弟兄的复仇之神。 “我们的圣经注解，都很难得到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 □ 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实在是反耶稣福音书的。”“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 天京游记 》 ）。又如：“如冒称直接与神晤对 …… 上帝临凡，此诚与吾人就基督教圣经中所习见者大相迳庭也”。“ …… 彼等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称之为一种伪的启示， …… 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 《 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 》 ）。“传教士发现他们很少与太平军一致之处， …… 洪秀全的教义是完全不像我们那样会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也和耶稣所说的话极不相同。”“太平天国运用了基督教特别是旧约里的思想和仪式，例如施洗和遵守礼拜制度等，可是并没能接受基督教的许多基本道理， …… 他们略去了爱、宽恕、谦卑，关怀自己邻人等等基督教特有的教义”（费正清： 《 美国与中国 》 第八章第二节）。 洪秀全在起义之前还宣传一些甚么“止杀”“是以先代不嗜杀，德合天心天眼开”（ 《 原道救世歌 》 ），“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 《 原道醒世训 》 ）。到了后来却一再指出，“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 《 资政新篇 》 上的洪秀全批语）。正如洪仁 □ 所说，“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以仁爱给他们”（ 《 天京游记 》 ）。可见，洪秀全的上帝及其革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特别是当时你死我活的极其剧烈残酷的军事斗争）所决定、支配和改变的。
普列汉诺夫讲到宗教时曾提出观念、情绪和仪式是三个要素。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主义和原始朴素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三者之中后者本最实在和具体，一切宗教都必须依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和情绪。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为“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罗孝全： 《 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 ），后又不断扩充发展为更为完备的各种 《 行营规矩 》 、 《 定营规条十要 》 、 《 行军总要 》 等等。例如，“人皆兄弟”的观念在这里便具体化为官长必须爱惜兵士，军队必须爱护百姓等等（见 《 行军总要 》 ）。拜上帝会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和热烈感情，就这样在这种神圣化了的纪律和仪式中得到了宣传、贯彻和严格执行，在斗争中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种仪式、纪律和宣传，非常重视“天情道理”的宣讲，这种宣讲的突出特点是把宗教观念与起义前后的革命历史揉杂在一起 参看 《 天情道理书 》 。实际宣讲情况如“ …… 升座良久方致词：我辈金陵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时，举足使上天堂梯 …… ”（ 《 癸甲陵新乐府 》 ）。 ，实际是太平天国特有的思想教育。太平天国强调要“换移心肠”，“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 《 天情道理书 》 ），“凡刑人必讲道理，掠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 …… 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 《 贼情汇纂 》 ）太平天国有一套又一套的非常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升天”“宣欢不宜哭”（ 《 天条书 》 ），“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每饭不忘除妖魔”（ 《 癸甲金陵新乐府 》 ）。这种重视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的思想教育）和仪式规定（太平天国的组织纪律），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一方面，借助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确改变了封建农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大军；另一方面，又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现实需要，舶来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向西方学习”必须适应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才有作用。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所宣传的观念、道理，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 因此不能同意认为洪秀全的哲学是泛神论或唯物论。尽管在起义前的论著中有可以解释为自然神论的个别语句，但洪秀全建立起来的明明是一个人格神，它具体过问世事，指挥人间，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支配着世界，而且还活灵活现与洪秀全晤对，以及下凡附体等等，这那里是甚么泛神论、唯物论？怎么能和崇尚理性，反对天启的闵采尔相比附？ ，因此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长久地信服，便是一个问题。首先，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对这种宗教教义的信仰忠诚性并不一致。杨秀清、肖朝贵搞的“天父”“天兄”下凡附体 它显然来自广西当地的民间风习，“浔州僻居山乡， …… 民间流行降托旨圣之说”（罗尔纲： 《 洪秀全起义前年谱 》 ）。 ，对他们自己来说，明知是一种欺骗，这与洪秀全真正相信梦境里的真实是不同的。洪仁 □ 说：“兵者，势也。因其势而导之，则一往莫遏 …… 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此中奥妙，无人知觉”（ 《 资政新篇 》 ），也透露了与杨、肖类似的消息。石达开则是一开始便“不甚理会俚教邪说”（左宗棠： 《 与王 □ 山书 》 ），后又“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 《 吉庆元朱衣点上天王奏 》 ）。其次，尽管惩罚极严，有杀头危险，但从李秀成到洪天福等等早期就仍违反天条，偷看禁书（见他们的 《 自述 》 ）。思想、观念、情感、意志靠一种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宗教信仰和强制纪律来统一和维系，是不可能支持长久的。它必将走向反面。特别是经过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巨大事件之后，忠诚的信仰就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 《 资政新篇 》 ），仪式流为形式，禁欲转成纵欲，道德纯洁走向道德毁坏 …… 。前期那种夫妻同居一次也得杀头，那种“虽极热，夜卧不得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之类的严厉禁律，官兵王侯，非常平等 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其实一开始就有等级尊卑的严格规定，如六王可以有众多妻室，而以下任何官兵，夫妻不许同宿。 ，“寝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动人情景，都不再能继续维持 …… ，这表明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方向。洪秀全从前期经验出发，直到最后仍一再颁布各种诏令，极力强化道德说教和宗教宣传，结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现在却收效极微。以前好些论著说洪秀全到天京后如何昏 □ 无能，不问政事，以致失败。其实洪秀全始终是管事的，并且与前期一样，仍然在行政、组织、军事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锐、识力和才能，例如选拔将领（如英、忠、辅、侍等）、任免人员（如赏罚严明，对干、英、忠诸王亦不少贷）、决定战役（如东征、第二次西征等等）。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纲政策上仍然顽固坚持、并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学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他不是如实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结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义和前期的经验不放，甚至最后在改国名、朝名、玉玺名上面作文章，以期拯救危局，改变形势，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这个洪秀全个人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阶级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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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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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封建生产方式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武装斗争也可说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某些继承关系。因之把农民战争理想化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进行的，它与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有原则的区别。应该强调和重视这种区别。把农民革命理想化恰恰是取消和抹煞这种原则区别，这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二、 砸烂孔丘的牌位
洪秀全由于信仰上帝不拜偶象，砸烂私塾中孔丘牌位，被解聘，从而开始走上革命活动的道路，这确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反孔，本文认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　
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 “秀全因不满意于场屋，愤恨不平，已有蔑视孔子教义之心”（ 《 太平天国亲历记 》 ），所以 《 劝世良言 》 中崇上帝，反偶象，排孔丘的种种宣教才会被洪欣然接受。 ，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因为与阶级敌人的对垒，才日益坚决反孔。所以，起义前著作中充满孔孟的传统思想、观念、语言、名字（如　“孔颜疏水簟瓢乐”、“颜回好学不二过，非礼四勿励精神”等等），这时才明确删除，并一再焚书禁书，明令只许诵读洪秀全颁布刊行的经典，“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即旧约、新约），真天诏命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黄再兴： 《 诏书盖玺颁行论 》 ）。地主与农民极其紧张的阶级大搏斗反映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上帝与孔丘、革命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势不两立，这当然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是对几千年来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空前猛烈的冲击。为了反对地主统治阶级，连这个阶级所保存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也在唾弃毁坏之列，是农民运动中常见的现象。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
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经常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太平天国的反孔震撼了整个社会，影响了地主知识分子，甚至其中的某些反动分子如汪士铎也不满和斥责起孔孟来（虽然阶级立场和不满的理由与太平天国恰好相反）。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一种是以“天父天兄”、“新天新地”的改装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则是原封不动地重新出现。这就不奇怪，在洪秀全写的 《 天父诗 》 、 《 幼学诗 》 等作品中为甚么会有那么多的正统儒家观念；这也不奇怪，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公开声明，“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 钦定士阶条例 》 ）；这也不奇怪，现实主义作风较强的杨秀清、眼界和思想更为开阔的洪仁 □ ，以及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有和缓反孔的倾向（杨、石、李），或企图溶孔学与基督教于一体（洪）。“四人帮”用某些并不可靠的材料说杨秀清尊孔，是通过影射搞政治阴谋，但我们一些同志由之而斤斤争辨杨秀清并未去朝孔庙或强调洪秀全自己也主张孔孟有可用之处，等等，便也只是纠缠于表面现象之上。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既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创造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起义前洪秀全的著作，或者是所谓反孔高潮中的著作，都一贯地保留了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伦理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太平天国删改儒家经典，之所以只是“国”改“邦”、“王”改“相”，“孟子见梁惠王”改为“孟子见梁惠相”，就决不是偶然的了。用宗教教义和物质摧毁是打不倒孔丘的。搞的如此轰轰烈烈的所谓反孔斗争，实际上并未能批判封建孔学，这个批判是从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洪秀全砸烂的毕竟只是孔子的牌位而已。这种砸烂有巨大的革命意义，然而又有其严重的局限。　
三、 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 《 毛泽东选集 》 第一卷，第三四页。
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对这四条绳索进行了猛烈冲击，一八五 ○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前者有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后者没有，因之性质、情况和结果都有不同。但太平天国那次冲击仍以实践形式最集中地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形态。
首要的当然是政权。太平天国搞的不是一般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反贪官不反皇帝，它明确地把打击矛头指向以清朝皇帝为总头子的各级地主阶级的政权机构和官吏人员 “贼以官为妖，见朝衣、朝冠、袖褂、翎领之类以为妖服，人家有此服物，则蹂躏益甚。又称士曰妖士，兵曰妖兵，吏曰妖差”（ 《 苏台麋鹿记 》 ）。 ，同时自觉地建立起以贫苦劳动人民为骨干领导的从基层起的各级革命政权。“木匠居然做大人”　（ 《 金陵纪事 》 ）。“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为百长，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 《 劫舍小记 》 ）。太平军对劳动大众极为热情和信任，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则一般是使用（如做文书）而并不重用，对劳动者与剥削者这样严格区分不同对待，应该说，其自发的阶级觉悟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 《 贼情汇纂 》 ）等等，材料极多。 。
可见，政权性质、组成和人员是大有变化的（当然也有未大变化的）。当这些政权机构从属于和服务于太平军的战斗任务（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的任务）时，它当然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但是，从政权的建立原则、制度、办法和具体发展情况看，它就仍然是在小生产的社会基础上，适应于各种封建形态的土地关系的上层建筑。正如农民革命在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旧生产关系之后，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和调整，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很快起义领袖们变成以皇帝为首的公卿将相大地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样，农民革命即使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来的也仍然只能是封建皇朝和专制政体。太平天国政权当时主要的功能、作用还是在打清朝打曾国藩，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代表农民阶级反对地主统治的利益，所以应该承认它仍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但就在同时，便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标准的封建性质，从永安到天京，从 《 天命诏旨书 》 到 《 太平礼制 》 ，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呼纯为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有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 …… ，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根据 《 天朝田亩制度 》 的理想规定，产生官吏的办法是“保举”，即层层向上推举，然后由上层选择任命（汉代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制度）。政权人选和权力实际上仍然长期操纵在上级官员的手中，广大群众并无真正的权力。时间一长，蜕化变质、徇私午弊种种封建官场的陋习弊病便都不可避免弥漫开来。在上层，情况更是如此。由于没有任何近代民主制度，专制与割据、阴谋与权术，便成了进行权力争夺的手段，而且愈演愈烈。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使人窥伺不己的专制宝座（如洪、杨之争），另一方面是拥军自重不听号令的割据势力（如后期诸王）。洪秀全的迷信，杨秀清的权术，韦昌辉的阴谋，石达开的分裂，李秀成的变节，后期诸王的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只是个人品质或野心的问题，它深刻暴露了农民革命某些根本弱点。在古代农民战争中，所有这些也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不是说没有个人的品质、气节、责任 个别人物或偶然事件虽不能改变或决定整个历史的趋势和行程，却可以造成甚至数十年的以上影响，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等问题，而在于偶然中有必然，正是通过这种人物的才能、品质、性格和事件的偶然，表现出农民革命的某些本质规律性的东西。武力火并、宫庭政变、分散主义、军阀割据、争当皇帝等等，本都是封建主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早就指出，小农经济必然产生专制政体，拥护封建皇帝。所以，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并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中下层各级政权大量渗入地主士绅，甚至与原有的封建统治体系交溶合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早期按功行赏颁爵完全破坏，官爵成了人们追求的特权利益 “动以升选为荣，凡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 …… 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洪仁 □ ： 《 立法制 □ 谕 》 ）。晚期竟有二千多个王。 ，种种腐败现象随之发生。定都南京之后，上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从天王府、东王府、忠王府的排场讲究到“养尊处优，专务声色”等等，更不必说。这些都说明农民革命的领导层随着胜利而逐渐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他们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和英雄，却又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的方向行进。他们建立的政权也是如此。朱元璋集团走完了这条路，李自成、洪秀全没有走完。因之总的来说，前一方面（革命性）还是他们的主导面，但后一方面也早已具体而微了。　　这种两重性在族权、神权、夫权上也同样展现出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 原道醒世训 》 ），“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 …… 可谓五伦俱绝”，“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 《 贼情汇纂 》 ），在血火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当然比亲兄弟还亲。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理论《 原道醒世训 》 中强调要破除国家、乡土、族姓界限，反对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因当时广西族姓之间常有械斗。 和实践上突破了封建族权的枷锁。洪秀全打偶象破迷信，反对一切传统神灵，也的确起了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重要作用，“神且砍头折足 …… 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 《 贼情汇纂 》 ），木偶泥团的物质扫除有助于传统束缚的精神解放。太平天国一开始便把妇女编进战斗队伍，“男将女将尽持刀， …… 同心放胆同杀妖”（ 《 永安突围诏 》 ），实行自愿婚姻，允许参加考试，命令放脚。这些都突破了封建夫权的绳索，甚至使当时西方资产阶级也赞叹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 《 华北先驱周报 》 一八五三年一七四号，转引自罗尔纲， 《 太平天国史事考 》 第三三七页）。
但所有这些，又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结构以血缘为纽带、封建大家庭为生产单位，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远远不可能真正动摇。最近发现的文物材料还证明，远在天京的高级将领仍要与自己的家乡宗族保持亲密的联系。洪秀全反对了传统神权，却又建立了更为活灵活现无限权威的人格神，地主阶级“奉天承运”的神道设教不过变而为“吾主天王受天父”“真命”。劳动妇女在军事战斗中挣脱了夫权统治，然而，很快就要接受洪秀全的“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 幼学诗 》 ）、要举止端庄、修饰仪容、殷勤侍候之类的典型的封建教诲和规定。可见，对旧有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冲击破坏，主要是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军队中，而不是表现在广大社会和和平环境里，前者毕竟是少数人和为时短暂的，在革命冲击过去后，很快又退回到原处。所以，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能使整个社会从这“四条极大的绳索”下真正解放出来。
四、 《 天朝田亩制度 》
一八五三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 《 天朝田亩制度 》 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它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
基督教的上帝叫人死后进天堂，洪秀全的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 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天兄予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 马太福音批解 》 ）
《 原道觉世训 》 曾引用儒家的 《 礼记 · 礼运 》 关于“大同”的记述作为理想，但 《 天朝田亩制度 》 的具体制定则主要是把在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理想化和规范化的结果 例如金田起义前即并无否定私有财产的文字上的明确提法。 。　　 《 天朝田亩制度 》 以改革土地所有制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理想设计。它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从事劳动，彼此支援帮助，规定副业生产。
更重要的是，它对分配、消费的规定，其特点是“人无私财”，一切收入归“圣库”，否定私有财产，消除贫富差别，“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希望把“无人不饱暖”建立在“无处不均匀”的分配基础上。　　这种严格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消费的经济生活，当然需要一种具有极大权威的行政力量和严密组织来支配和保证。 《 天朝田亩制度 》 从而规定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准则。这是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集体化的生活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它实际是要求建立在军事化的基础之上。
它以二十五家为一“两”，“两”是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政治、教育等等几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单位。在这里，军事（兵）、生产（农）是合一的，政治、经济是合一的，行政、宗教是合一的，统统由“两司马”（官名）领导管理。两司马管理生产，执行奖惩，保举人员，负责教育，处理诉讼，领导礼拜，宣讲 《 圣经 》…… ，具有极大权力。 《 天朝田亩制度 》 非常重视生产和宗教生活，以之作为根本标准，“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也非常重视社会福利：“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总之，一切组织化，集体化，军事化，规格化，单一化，吃饭要祈祷，结婚有证书 …… ，一切都由强制纪律来保证执行，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领先极为突出。马克思曾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这里可说是表现得最为典型了。 《 天朝田亩制度 》 是否实行，曾经有过争论，它确是一个理想纲领，但它的某些部分在太平军中又的确广泛实行过，例如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度，不领俸钱平均分配而略有差别的普遍供给制度， “不要钱漕， …… 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 《 金陵被难记 》 ）；“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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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 贼情汇纂 》 ），等等。 男营女营和各种匠、馆（把个体手工业集中组织在一起）制度等等，并且在天京还强制在全体居民中推行和维持过相当一段时期（几年）。
因之，问题就在于：为甚么这个制度不能普遍地和长期地实行下去？为甚么在太平军打下某城某地时雷厉风行的营、馆制度，很快就解体？为甚么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要下令　“照旧交粮纳税”？当然，在紧张的军事行动时期，为了战争的急迫需要（如征集军粮），不可能立即实行社会改革（如分田）；等局势略定，还是要按 《 天朝田亩制度 》 去强制推行的，所以洪秀全再次颁布这个 《 制度 》 ，表示忠实于自己纲领的决心和信心。但事实是这个制度越来越行不通，愈来愈遇到极大的阻力和困难。圣库制、供给制一开头就很难在整个社会上普遍推行，“此令 …… ，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 《 贼情汇纂 》 ）。男营女营制很快就停止或废除 蒙得恩早看到这一点，要求不分男女行，不允，后终于一八五五年全面允许恢复家庭生活。 《 瓮牖余谈 》 等著作中，大多记有因群众要求正常夫妇生活而后解禁的事例。 ；各种匠营、馆集中的人大批逃亡 参阅 《 金陵杂记 》 、 《 金陵癸甲纪事略 》 等。 。甚至在军队中“圣库”制度也逐渐名存实亡，供给制被破坏，许多将领拥有大量私财。废除商业、贸易、货囤的结果，一方面使市场肖条，经济停滞（如天京城内），同时又反使军队经营商行当铺，将官揽权纳贿，发财致富， …… 事情日益走到了 《 天朝田亩制度 》 的反面。虽经洪秀全一再下令（如废除商业、贸易），也丝毫改变不了局势。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后期的“蜕化”，根本原因在于 《 天朝田亩制度 》 具有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质。洪秀全迷信前期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和在革命军队中所取得的经验，当作整个社会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普遍法则来强制推行，违反了现实生活的要求需要，当然要失败（如废除家庭，实行男营女营），在战争中有效的，在和平时期便行不通（如没收私有财产，废除贸易，实行圣库制度等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纲领的反剥削、代表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伟大革命性的同时，也不能无视、掩盖或否定这种小生产者的封建落后性质。不建立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上，纯粹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把“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强制推行一种单一化的社会集体生活，在事实上是行不通，搞不长，挫伤群众（包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前进发展的。尽管想得如何平等美妙，终于只是乌托帮。　
五、 《 资政新篇 》
只有充分估计了 《 天朝田亩制度 》 这种两重性，也才能充分估计 《 资政新篇 》 在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中的价值和意义。 《 资政新篇 》 是洪仁 □ 写的。关于洪仁 □ 及其 《 资政新篇 》 ，以前也有不同评价。好些论著是批判否定它的，认为它削弱了农民的革命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知识分子的要求，甚至是反映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等等。本文不同意这种看法。前几年的评价翻了过来，但大都着眼于洪仁 □ 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得洪秀全的信任，如何慷慨就义，晚节良好等等来推崇歌颂，这种肯定更表面。评价洪仁 □ ，要重视 《 资政新篇 》 。 《 资政新篇 》 的价值在于，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指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资政新篇 》 才可说是 《 天朝田亩制度 》 的珍贵的续篇 未提土地问题，是 《 资政新篇 》 被指责的主要原因，其实洪仁 □ 本就是作为补充条陈向天王提出的建议，不须要重复太平天国已经确立的纲领或制度。 。正是由于 《 资政新篇 》 ，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 —— 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
《 资政新篇 》 的主题是大规模地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迅速兴办近代交通运输业，提倡机器生产，开矿，立厂，办银行，积极采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鼓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制度，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与此相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造或建设，立法制，去酷刑 太平天国曾吸取和实行下层会党流行的各种酷刑及点天灯、五马分尸等。 ，办医院，兴邮政，开学校，设新闻官以舆论来监督行政（尽管洪秀全敏锐看出在当时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形势下，不应实行，但并未从原则上否定它），如此等等。如果说， 《 天朝田亩制度 》 的重点在于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 《 资政新篇 》 的重点就在于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农业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而是建立近代工业、全面开发资源的宏大计划。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前者的封建性、落后性和空想性。　　洪仁 □ 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要与外国竞存。他的好些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 □ 这个方案，比后来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为全面和彻底。特别重要的，它是建筑在打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与改良派在保持、维护这个土地制度反对农民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阶级的本质差异。前者比后者在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会迅速和庞大得多。与当时清朝政府设厘金关卡相反，太平天国解除了种种封建束缚后（如废除封建性的把持垄断，采取简明的低税制等等），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曾经十分活跃，贸易繁荣，商业兴盛 如苏州、宁波、嘉兴等处“人烟转盛，城市富民往来贸易，货物立斥，初不知为乱世”（ 《 避寇日记 》 ）。“市上热闹，生意繁盛，较前时数倍”（ 《 吴江庚辛纪事 》 ）。“百货川流，万商云集，将见安居乐业，攘往熙来”（ 《 太平天国文物图相别编 》 ）， …… 这种记载很多。 ，这也可证明 《 资政新篇 》 提出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一定的客观经济基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是符合中国社会摆脱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的。资本主义也是剥削制度，但它比封建主义要进步，比小生产者的空想要现实和优越。“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就是故意抹杀这一点。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特别仇视和害怕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穷奢极欲，压榨人民，过着奴隶主般的生活，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大肆宣扬平均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甚至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神化，大搞变相的宗教迷信、宗教仪式 …… ，而这些东西居然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蒙蔽人们，原因之一与中国长久广泛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有关。可见，科学地研究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提高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资料来源：　《历史研究 》，19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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