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唐仕春：“尊崇圣道”与“修明市政”之争：以1919年广府学宫事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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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仕春：“尊崇圣道”与“修明市政”之争：以1919年广府学宫事件为中心

1919年初（农历1918年的年底），成立仅三个多月的广州市政公所便提出拆毁广府学宫（广州府的学宫）一部分而修筑马路的方案，遭到粤绅的强烈反对①。广府学宫与马路纠纷历时数月，广州市政公所、粤绅与旅京广东会馆等函电纷弛，“几于倾动全国”。②
1919年广府学宫与马路纠纷，发生在新文化运动那如火如荼毒的岁月里。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其参与者们，如易白沙、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孔家店”，痛打“孔家店”。同时，他们还扯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这段常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中，我们所见到的主人公大多是思想家。对于“至圣先师”孔子等所代表的传统圣道，社会上其他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圣道对于当时的人们处理社会生活事务有何影响等问题，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而且了解它恰恰是我们全面理解“风行全国”的打孔家店思潮之关键。
因此，本文依据北京会馆档案、广州市政公所档案和《晨报》（北京）、《申报》（上海）、《时报》（上海）等资料，通过重建广府学宫与马路纠纷的过程，力图更好地理解该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增进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观念一些面向的了解。

一 广府学宫与市政公所

1、广府学宫
明清的学校分国学与地方学。国学也叫太学，即国子监。地方学主要有府、州、县学和社学。府、州、县学宫即相应的府、州、县学的建筑物。学宫又叫文庙，有时被称作孔子庙，孔庙。③
广府学宫始建于宋庆历年间。当时，皇帝下诏兴学校，广州西城番市的旧孔子庙被改为学宫。皇祐二年（1050），经略使田瑜将学宫迁往郡东南隅。熙宁元年（1068），张田拓展东城，又将它迁到国庆寺东，程师孟，蒋之奇相继成之。绍圣三年（1096），广州知府把学宫迁到东南隅番山下，即后来广府学宫所在地。
元明清各代，广府学宫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修。清末民国时期，广府学宫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和明伦堂。大成殿居中靠前，其前为泮池，其后为崇圣祠。崇圣祠东边为明伦堂。名宦祠、仰高祠靠近学宫东街，位置在学宫的中部偏后。学宫东北部分为教忠学校④，北边有孝弟祠。文昌宫位于学宫的东南部。⑤
学宫初旨都在养士育才和教化。但后来学宫主要成为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洪武初年，廖永忠感叹道：“学而为教养之宫，此而弗理，何以宣教正俗？”⑥ 可见，“教养”、“宣教正俗”正是学宫的主要功能之一。“教养”、“宣教正俗”又是通过“释奠”等礼仪活动得以实现。 当入学及春秋释奠时，人们瞻拜其中，“观礼容，考行事，思其所以与此之故，慕悦之心生，而景行之意勤，此则学校修明，实世运日昌之大机焉。”⑦
祭祀孔子是学宫中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人们每年都要在学宫举行春秋祭祀活动。
1919年3月7日，《晨报》报道，3月6日为春丁致祭之期，大总统派国务总理钱能训至文庙代行祀典。是日五时，总理暨各部总次长及陪祭人员陆续到齐。己刻照例奏乐上祭，庄严敬肃，极其隆重。
广府学宫崇祀孔圣，每岁春秋上丁日由省长率同官绅致祭。制极尊崇，为全省人民所瞻仰。1918年，广东省长署发布了训令第344号，就祀孔典礼作出指示：照得夏时春秋两丁举行祀孔典礼，历经照办有案。兹查三月二十一日为夏时仲春上丁之日，即为举行祀孔之期。各道尹各知事均应一体奉行，以符定制。至于祭费，仍照向办成案就地自筹，不得开销库款。除分令外，合亟令仰该道尹即便令行所属各县一体遵照。
官方组织祀孔活动的同时，民间也常常参与祀孔典礼。1912年，在广州就举行了盛大的祀孔活动。广东省的商团出面召集行商恭祝圣诞。7点钟时各团军及军乐队、公安会员、七十二行、九大善堂、总商会、孔圣会共数千人齐集商团操场，联赴广府学谒圣。……沿途观者均称羡不置。后又开会讲演，宣讲保存孔教。⑧
祀孔之期，全国各大报刊也有各地祀孔的相关报道。
由此可见，对于祀孔，上至总统，中央政府，下至县级官员以及平民百姓都很关注。

2、广州市政公所
清末民初之交的广州城，原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各城门外曾筑有瓮城、月城、翼城等。当时的广州为旧式城垣，最初的大马路只有西濠口至东堤一段，其余全是石泥混铺路面的内街窄巷，每街交界设有街闸(闸门)，晚间定时锁闭，街闸处悬点油灯，天明始开。
在广州，拆城筑路最早的倡议人大约要算温宗尧了。1902年岑春煊督粤，温宗尧是岑春煊的“洋务文案”(也称洋务总办)，献议将城西长寿寺封闭拆平，改建自来水塔和一家乐善戏院，还开辟一条不长的马路，路旁建商店。
陈景华上任省警察厅长后，下令拆除全市街道闸门，并促电灯公司在全城内外各街交接处安装电灯。1914年至1917年间，由于旧桂系军阀入踞广州，其后军阀轮流割据统治，施行横征暴敛，战乱灾祸频仍，市政建设随之凋敝。
真正的市政建设开始于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之后。
1918年9月30日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李耀汉发布了广东督军署、广东省长公署委任广州市政公所总办令：“查粤省水陆交通开埠最早,工商发达甲于全国，惟以地方自治制度未完，市政百端废而未举，本督军、省长为提倡市政起见，兹特委任杨永泰、魏邦平为广州城厢市政公所总办，仰即妥为规划，迅拟办法核饬进行。”⑨后来广东军政府委财政厅长杨永泰兼任市政公所总办，委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兼任帮办。又在总办、帮办之下设立一负实责的坐办，入市政公所主理事务。杨永泰委派原财政厅官产处主任曹汝英(字粲三，番禺人)任坐办。市政公所内设总务、工程、经界、登录四科。
1918年10月19日，广州市市政公所第一号布告称，市政范围，经纬万象，事有轻重缓急，总括起来包括五个方面：一曰拆城基，一曰辟马路，一曰设市场，一曰设公园，一曰设工厂。以上五端，为广州市政的第一时期。⑩
1918年10月22日，广州市政公所开会宣告成立，设于育贤坊之禺山关帝庙。此时的中国，在城市设立专门的市政机构尚属凤毛麟角，广州市政公所是成立最早的市政公所之一。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之初，拆城筑路是其主要规划。
1920年，总办魏邦平在递交辞职书时对创业之艰难记忆犹新：“此两年中第一难关，首为拆城，次为辟路。”11当拆城的目的达到后，修筑主要马路便被提上了市政公所的议事日程。于是路线所经，切割更苦。因辟文昌宫、万寿宫两路，一些“不达士夫推波助澜，加以毁圣灭学之罪名。函电纷弛，几于倾动全国。”12文本所讨论的学宫与马路纠纷便是市政公所开辟文昌宫旁马路时所引发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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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纠纷经过

1、学宫“保卫战”
1918年冬天，广州市政公所布告称，将添辟东马路，其路线由文昌宫直达惠爱街。文昌宫位于广府学宫之内，在大成殿之东。其后即名宦祠、孝悌祠及教忠师范学校。
1919年1月13日，粤绅易学清等邀集绅学两界在明伦堂公同会议。明伦堂诸绅要求官长收回成命，但无确实答复。为此，粤绅电致旅京广东会馆及其他地方的同乡诸公，请求设法阻止。于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保卫”学宫的浪潮。
1月15日，旅京广东会馆就得知了广州市政公所将拆毁广府学宫的消息。当即由梁士诒等领衔，一方面以旅京同乡的名义电致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向北京政府反映情况。旅京广东会馆的意见得到了各方面的及时回应。
1月28日，陆荣廷致电梁燕荪，表示赞成维持粤孔庙。并且告诉梁燕荪，他已经发电报要莫荣新顺从民意。13陆荣廷为桂系首领，莫荣新为桂系干将，此时广东为桂系主政，莫荣新为广东督军。陆荣廷表示赞成维持粤孔庙，无疑让在京广东同乡松了一口气。
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于1月27日即致电军政府各总裁：
“迭据孔教会主任陈焕章及粤绅学界代表先后呈称，粤东因筑马路毁拆广府学宫，人心愤急，佥谓尊崇圣教保存古迹，于道德人心关系匪浅。经绅学界全体集议改修路线，迄未答复，恳设法遏止等语。方今导扬孔教，有识所同。该代表等所陈各节是否属实，希即维持，至深祷跂。”14
1919年1月29日下午5时（农历1918年腊月28），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钱能训还不忘发电报给岑春煊：“据孔教会及旅京粤绅呈恳保全文庙，请查照示复。”15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1898年任广东布政使，后任两广总督。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主席总裁。岑春煊为广东最重要的官员之一，接到各方来电后，也不敢怠慢，虽然在新春喜庆之时仍然要处理学宫与马路的纠纷。他于4日（农历正月初四）电覆钱总理说， 感（27日）电获悉，拆学宫通马路一事业已查明。所拆者只是文昌宫的一小部分，学宫并未拆动。16
当天，岑春煊还回电旅京广东会馆道，梁燕荪等广东同乡所发的哿铣两电获悉，拆学宫筑路一事业已查明，并非事实。所拆者仅仅是文昌宫的一小部分，学宫并未拆动。岑春煊认为拆毁学宫是讹传错误，他在电报中请梁燕荪把这个消息转告同乡，要大家不要担心。17
广东省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是广州市政公所的顶头上司，他们迭接广府学宫明伦堂绅士，广东省教育会，暨旅京同乡等函电，请将路线妥择。面对各方压力，莫荣新和翟汪不得不令市政公所妥速勘议，呈复核办。18
市政公所的负责人杨永泰、魏邦平同样不敢怠慢，于卅日回梁燕荪及各位旅京同乡的哿铣两电，对修马路而拆毁学宫的说法做了解释。杨永泰、魏邦平首先极力论证，将修的府学东街马路为城内东南隅最适宜之路线，所经地址仅涉及文昌庙旁地。接着他们辩解道：“凡圣庙庄严之地实未提及拆毁，将来仍照旧式形式修建宫墙以壮观瞻而崇体制。”最后，他们作出让步，答应在京广东同乡，在春初详加讨论后，再决定如何进行。同时告诉同乡，拆毁圣殿完全属于讹传，不要轻信传言。
一月份，广东教育会呈请督军省长饬令市政公所易改路线以免毁及宫墙。很快他们得到督军省长的答复：已经下令市政公所迅速妥议，呈复核夺。于是，广东教育会会长陈其瑗（1919年1月13日当选为该会会长）2月5日电复旅京同乡，通报了事情的进展。19
广州市政公所为筑路而毁及学宫的消息被传到旅沪广东同乡那里后，保卫学宫的声浪又在上海响起。
1919年1月24日，上海潮州会馆致电广东地方政府，请求保存明伦堂：
“闻吾粤省垣辟城筑路，振兴市政，至深钦佩。惟近据乡人纷相骇告，谓因路线所经拟将明伦堂、孝弟祠拆毁。查文明各国于古迹亦多保存，况省会明伦堂为伦纪风化所关，最宜尊重保护。粤垣地方甚广，可辟马路之处甚多，我贤长官化民善俗，遐迩钦承。乞饬将路线略移，市政既无所碍，人心世道亦得维持。”20
同日，旅居上海的广东籍官员杨晟也致电广东地方政府，请求保存明伦堂。21
1919年1月25日，旅沪粤绅商因为听说广州市政公所拆毁明伦堂、孝弟祠，开辟马路一事，群情恐惶。因此，邀集同乡假江西路粤侨联合会开会讨论良久。决议公电粤省长官，请求保留以资维护。他们在电报中写道：“省会明伦堂所以重伦纪正人心，敦风俗培国本也。今者世风陵替，纲纪荡然，忧时论世之士以为吾国之患不在兵戈水旱之侵寻，而在世道人心之衰落。兵戈水旱之患在一时，世道人心在百世。当此风颓俗坏之秋，培护维护犹恐弗及。若并明伦堂、孝弟祠亦复毁之，恐民风日漓，裂检、毁常、败伦，伤教，罔所不至，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滋可懼也。明公更化善俗，扶纲植纪，乞饬将路线略移，示民以尊重。伦常之道，风声所播，观感同兴，国本存亡，惟明公一举措间耳。”22
当天，康有为也电致广州地方政府，请留明伦堂以重伦纪。文云：
“查明伦堂为全粤人士讲明伦堂之地，实为全粤士民公会之所。查各国市政对于公会所莫不备极郑重。况只有一处，尤未便轻为改作。且明伦重地，吾国虽改民主，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谊岂能废弃？爱羊原为爱礼，明堂岂可议毁？即孝弟祠之教孝似亦不可废除。且明伦堂既毁，马路直逼大成殿，甚嚣尘上，尤非所以肃敬先圣之道。……倾闻此故，粤中众绅哗然，函电纷来，浥（沪？）中大众多称仍旧。方今民国举事尤不可挟权势，而贵顺乎众心。伏望明公府顺舆情，勿拆学宫，令马路只毁城墙东行折北，庶人心服悦。”23
2月5日，旅沪粤人就接到了岑春煊的来电：“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诸君同鉴。拆学宫明伦堂筑马路之事传闻失实。所拆系文昌宫一小部分。”24
第二天，粤侨商业联合会、旅沪肇庆同乡会、南海邑馆、顺德崇远堂等接到粤东督军省长复电：“篠日邮电阅悉，此事迭接广府学宫明伦堂绅士，本省教育会，暨旅京同乡等函电，请将路线妥择，均经令市政公所妥速堪议，呈复核办在案。据电前情，除再令饬妥勘呈核外，特先电复。”25
北京政府也积极地处理广府学宫事件。
国务院接到孔教主任来函称，广州市政公所毁拆广州府学宫以筑马路，全粤公愤，请求设法保护。国务院抄录原函，连同印刷函电各件，交给内务部办理。内务部正在办理此事，又接到国务院来函，函中说，广东岑春煊来电称，拆学宫修马路一事业已查明，所拆去者系文昌宫之一小部分，学宫并未拆动。2月中旬，内务部的处理方案正式出台了。他们认为文昌宫是学宫的一小部分，既拆修马路，自可毋庸置议，惟以后宫墙不得再行拆动。26
1919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是学宫与马路纠纷的第一阶段。先是市政公所布告修马路，路线所经将拆及文昌宫；得知此消息，粤绅立即集会商讨对策，除了直接与市政公所交涉外，他们还请托于旅京广东会馆、上海的广东会馆、北京政府等。旅京广东会馆复函粤绅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分别向北京政府、西南军政府、广东省政界、广州市政公所施加影响，不仅如此，他们还与上海等地的广东同乡互相呼应，使用舆论武器声援粤绅，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时报》都在此期间对拆学宫筑马路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学宫“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西南军政府、广东省政界、广州市政公所对旅京广东会馆、中央政府的质疑作了解释：“所拆去者系文昌宫之一小部分，学宫并未拆动”。加之，国务院和内务部处理意见的出台，于是外界的舆论渐渐减弱，27纠纷牵扯的对象也随之减少。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在于修马路是否会拆毁学宫，至于怎么个拆法，各个方面势力还将继续交涉。
2、拆宫修路
当初，粤绅致函市政公所，提出辟马路不宜毁及学宫宫墙，由于市政公所还没有来得及勘察好地址，马路的具体路线图也没有最后划定，收到粤绅来函后，他们当即派员勘测。规划就绪后，市政公所便复函粤绅，商讨拆学宫修马路的具体事项。于是学宫与马路纠纷进入第二阶段。
复函中，市政公所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选择府学东街马路路线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认为，规定路线须统筹全城局势，现定由大西门经惠爱街至大东门为老城东西干路，其老新城南北线大马路须有四五条方利交通。府学东街一条尤应先事经营。为什么府学东街马路要事先经营呢？市政公所列举了四个理由。省城人烟稠密，廛市鳞比，采择路线必以烟户较少，位置适中之地为最佳。而且必有易辟之路先成，然后续辟他路，方可免行人挤拥之患。府学东街为老城东南隅适中之路，南接军械局、万寿宫以达新城基，马路北通惠爱街。所经之地只文昌庙东偏迤北之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之操场、斋舍。距明伦堂、孝弟祠固远，距圣殿两庑尤远。所圈用民房则只东街北头铺屋三数间而已。民居少则迁拆之烦可以减轻，是为便民。一经拆卸即成康庄大道，无须多延建筑时日，是为成功速。现在各路兴筑需款浩繁。公所经费不充，同时并举自应力求撙节。府学东街马路纯用公地，圈用民房无多，是最可省费。正因为这条路线有适中、便民、成功速、省费四个优点，所以市政公所经过反复磋商，认为“老城东南隅南北线马路实以府学东街为最适宜。”28
市政公所还否定了另外一些提议。有人说，这条马路最好改在府学西街，市政公所反驳道，它与双门底正中马路相接太近，不适用。有人说，马路可以改在番禺直街，市政公所则认为那样会迂折太甚，所拆民居甚多。29
府学东街马路最适宜，而且别的方案又行不通，那么，唯一的选择便是市政公所规划的方案。
其次，府学东街马路无损尊崇圣道。市政公所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府学东街马路虽然经过文昌宫，而孔庙并未损及半砖片瓦。第二，东边沿马路之墙，仍然按照旧式建筑，涂以红色，庙貌巍然，宫墙如故。第三，重修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斋舍等。在学宫内之晚霞园添建两层楼房，上层为教忠学生斋舍，下层为附属高等小学堂。另在学宫西偏再建前后两进祠宇，后进为仰高祠、前进为名宦祠。所有碑记坊表均敬慎保存。
总之，这不独“对于孔庙毫未摧残，即各祠宇亦炳未湮没，实于尊崇圣教，整饬市政两无妨碍。”30
信函最后，市政公所希望士绅们支持市政建设，疏通牖导之，对于圈用各店铺住户，也请他们代为劝喻。
粤绅接到市政公所函件和路线图后，于2月25日再次集会商讨对策。针对市政公所来函，粤绅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第一，圣庙东边被全行拆毁。市政公所说，文昌宫及迤北一带在圣庙之外，粤绅却认为市政公所未免误会。因为路线所经实将圣庙东边全行拆毁，约宽6丈，长96丈。
第二，该路线实际上造成对孔庙的摧残。市政公所说并未损及半砖片瓦，又云建回祠宇对于孔庙并未摧残。粤绅认为，宫墙以内侵越尺寸即是摧残。
粤绅认为，学宫为先圣灵爽所式凭，岂可肆行蹂躏？他们再三讨论，以为“马路与学宫比较，则学宫为重，马路为轻。只有改路线以避学宫，万无毁学宫以就路线之理。况因未开之马路而遽毁千年之学宫，古今中外未之前闻。”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德国人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欲经孔林边界，因为众论不合而止为例子，说明对于尊崇圣道，外国人尚且具有同情，我们中国人更应如此。
对于市政公所“圈用各店铺住户已订从优给恤办法，尚祈代为劝谕”之说，士绅回信道：“虽婉可劝导，竟无可置喙。”31
2月27日给市政公所的复函中，粤绅在表达上述意见的同时，还附呈《广州府志》和番山亭石刻和学宫图，望市政公所察阅，并希别划路线，凡宫墙之内勿侵入尺寸。
最后，粤绅提出，拆毁学宫是一件大事，不应该由少数人决定，相反，应该决诸全国公议。
市政公所收到粤绅来函以及学宫图后，很快就再复明伦堂易绅等来函，提出五条驳斥意见。
市政公所认为，学宫内外历朝修改，代有变更，地址宽狭因时伸缩，原无一定。从来没听说因圣庙地址禁止人民改建住居，而独于余地开辟马路则力持不可。市政公所首先反问道：“岂龌龊之铺屋可习而安之，而公共康庄之马路，反不能稍为容纳乎？”
粤绅说，圣庙范围内应有之建筑物不得略为增减，市政公所以粤绅之矛攻其盾：按照粤绅的逻辑，则不应有文昌庙，也不应有教忠学校。市政公所认为，文昌固非圣庙应祀之神，教忠学校亦非圣庙必应附设之校，对于它们的相沿改建，粤绅从无异词，现于曾经改建文昌庙、教忠校之地址，在改马路则忽生疑议，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移筑仰高祠、名宦祠，重修教忠学校，这仅仅是学宫中的一种土木兴作罢了，何代没有？现在计划庙貌巍然，钟簴不惊，粤绅来函却拟以伐国，目为蹂躏，市政公所觉得粤绅太过夸大其辞，让人难以接受。
市政公所以为，建路不过是让后转让，改上加改罢了，于孔道宁有丝毫之损？可是，粤绅的来函却斥为摧残，又说削去大部分。市政公所不仅发出质问：“揆之事实，岂得谓然？”
最后，以神圣之地变为杂逻之场，世人熟视无睹，对于谋私利者则任令妄为，对于谋公共之利益，百年大计者，则期期以为不便。这也是市政公所无法心服的。
很明显，市政公所对粤绅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是婉转相商，而是咄咄逼人，严加斥责。他们在反驳粤绅的同时，证明了修筑府学东街马路的正当性。根据粤绅提供的线索，市政公所发现，学宫一直在变更，其中的土木兴作代代都有，那么，拆毁学宫的一部分而修马路，移筑仰高祠、名宦祠，重修教忠学校，就有先例可援，并且这无损孔道。市政公所指责粤绅对学宫管理不善，以至有损圣道尊严，指责他们对于谋私利者任令妄为，却反对代表公共利益的马路经过，这已经不是处于守势，而是把自己当作正义与真理的一方，粤绅则成了反面角色。
旅京广东同乡不能置身事外，不管他们是自愿或非自愿，总之，他们也卷入学宫与马路纠纷之中了。
2月27日，广东全省士绅发出复市政公所公函的同时，还致函北京的广东同乡，附上了路线图，学宫图，复市政公所函和公所来函。特别是易学清、劳兆光、卢乃潼等得知，廿号由省军政府电去参院并各机关云，只是将万寿宫（文昌宫？）之一小部分改拆，不是孔子庙改拆。现在图线画就，为开辟马路，必须全行拆去孔子庙之东便。于是请北京的广东同乡通知参院，再电省政界，断不能将该庙内之墙拆去一寸。
北京的广东同乡等收到粤绅寄来的马路图线尺寸，及嘱咐再电省政界勿将庙墙拆去一寸的请托后，当即由梁士诒领衔复函易学清及同乡诸公。北京的广东同乡向粤绅通报了有关情况，已经请市政公所绘图见示，并宣布此事应该由绅学商界公同论定。他们认为，如果正如杨魏所说，只拆文昌庙旁地，仍照旧式修建宫墙，而于孝弟、仰高、名宦等祠毫无毁坏，那么，易学清等应该作出让步，“似未便遇事坚持，致与路政抵触。”32北京的广东同乡提议请市政公所在学宫内择地另建仰高祠、名宦祠，或者将文昌庙改为仰高祠，只另建名宦祠。信的附言中梁士诒再次叮嘱，这是让步用的意见，暂时不要对外宣布。并附上复杨魏函。
梁士诒致魏杨函主要谈了以下内容：1，文昌庙左似有旁地，至如文昌庙后各祠墙枕府学东街，无旁地可言。若有取于文昌庙左之旁地以筑路，路线直北即不毁及明伦堂，而孝弟祠、仰高祠、名宦祠尚能存在否？2，孝弟等祠未可轻于毁坏。3，一方面请绘图见示，另一方面宣布绅学商界公同论定，俾释疑虑，然后进行。
面对旅京广东会馆的询问，杨永泰给旅京同乡江竞庵去信，希望他于旅京诸先生前“代述真相，俾消疑虑”。此信谈及马路路线的选择时，杨永泰对两个提议予以否决。有人说路线应该改由大塘街北上，杨永泰认为这迂折太甚，荡析尤多；有人又说马路虽然可以从府学东街过，但不要拆及宫墙，应该只拆对面之民居，杨永泰解释道，此处全省合族宗祠沿街皆是，杂以商店民房，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印象，易滋藉口，督拆尤难。他指出，路线循府学东街经文昌宫迤北，有三个好处：“可以免拆民居，减轻痛苦，其便一。纯用公地造路不徵民业，费用大省，其便二。迁拆改善易于着手，成路指日可期，收效最速，其便三。”
大约是有人指责市政公所借修马路而肥己，杨永泰解释道：“至论者指为图利济私，更不知其所指。公家对于拆城辟路亏垫至重，固不待言，即仅就此路而论，将来添建各祠舍，重修红墙与及各种工程费用何止巨万，筹垫不遑利于何有？路线圈足两旁并无余地可售，售亦不能入诸私囊，从何图济？永泰人格尚存，取与不敢稍苟，尚堪为朋辈共信，人虽至愚，亦何至于万目睽睽之举而谋便图私者也。此又不待辩而自明者也。”33
接到岑春暄、伍廷芳二公复函、杨魏两厅长来电、杨永泰复江竞庵函以及粤绅函电，旅京同乡梁士诒等220人又先后寄出致督军、省长、岑春暄、伍廷芳、魏邦平、杨永泰等广东地方政府要人的两封信。
旅京同乡们观看寄来的马路图发现，由学宫东墙量至割线有6丈4。他们认为，路有二丈多宽，便可以通行，省城人烟稠密非比新开商埠，可任意拓展，不能稍事迁就。况学宫关系数千年古迹，宫墙拆毁已经骇人听闻，煌煌文庙重地，何以割过6丈以外？ 信中，他们还对广东地方政府要人的说法表示不满：明明将文昌宫、仰高祠、名宦祠全部拆毁，揆之岑伍二公所谓文昌宫一小部分实相背弛，证以魏杨两厅长所谓拆文昌宫等处旁地，更属歧异不谉。
次日，梁士诒等再次致函督军、省长、岑春暄、伍廷芳、魏邦平、杨永泰等广东地方政府要人，以为一旦学宫的范围缩小，不独“摧残古迹”，律以尊崇圣道之原理“颇不为然。” 他们还发出了一系列质问：“老新城南北线马路既云须有四五条，何必于学宫地割过中尺6丈以外？”“府学东街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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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价买不难。合族祠之南向者或价买一夹道，其西向者或价买一头门，就事实论之有何不可，而必专取学宫内地恣意扩充，是何为者？”“况此次拆毁民房已达数千，何独于路线必经之东街民房而不价买？”杨魏两厅长电称只拆文昌宫等处旁地，岑伍二公函称只拆文昌宫一小部分。现在路线图是直拆孔庙旁地，拆文昌宫、仰高祠、名宦祠全部，“前后何以异词？”
进而他们指出，只是因为府学东街有一军官合族祠，市政公所遂不惜瞻徇个人之情面而破坏数千年之学宫，牺牲全粤人之公地。有地可绕而不绕，各绅力阻事非无因。
旅京广东会馆仍请市政公所再酌路线，或者即就府学东街设法绕越之，务必与各绅妥商，折衷一是。双门底各街来电北京诉苦，说是圈用铺户给价过少，致有怨言。旅京广东会馆给市政公所提出了一些建议：“方今米珠薪桂，商业复失凭依，情形可悯，拟请从优增给，务使价得其平，崇德而慰舆情。”34
在前面给易学清等粤绅的信中，旅京广东会馆已经有了让步的打算，现在与广东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实在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其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可见一斑。
3月4日，莫荣新翟汪致函旅京广东会馆。信函中说，广州市开辟东部马路经过文昌宫一事，业经令饬市政公所勘明妥拟呈复察核在案。他们把市政公所呈复转告了旅京广东会馆。
市政公所不待旅京诸公复函，忽于3月14日带领警察游击队百余人到文昌宫督拆，志在诉之武力。广府学宫明伦堂易学清等无力阻止，疚心不已。粤绅悲叹道：“现已并将仰高祠拆去，即将拆及名宦祠矣”。他们再次求助北京的广东同乡：仍乞维持。35
市政公所在拆毁文昌庙、仰高祠等处，并开筑马路后，也于4月3日致函北京的广东同乡。市政公所解释了拆学宫筑马路理由后，对旅京广东会馆来函中的质疑作出了解答。
市政公所认为，来函所说东街有军官合族祠，遂不惜恂个人之情面，而破坏数千年之学宫，此语尤为可骇。他们声称，东街有无军官合族祠，向未所闻知。也向无军官因此提出交涉，无端造谣，不知何来？……岂以一军官合族祠遂足阻挠路事耶？此等谰言殊非事实。36
旅京同乡认为马路太宽，从而拆毁学宫过多，市政公所说，现在计划马路宽80英尺，合中尺6丈余，仅足敷用，有识者犹以为狭。……为图久远安全之策，不敢不勉为其难。37
旅京广东会馆得知马路已经开工修筑，文昌宫等处被拆去，也显得无可奈何，梁士诒在4月3日魏杨来信的末尾批注曰：“业经拆毁，毋庸函复。”38历时数月的学宫与马路纠纷也就此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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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论

1919年广州发生的学宫与马路纠纷把粤绅、广东地方政府与旅外同乡，尤其是在京的广东会馆都牵扯进去了，这是他们之间恩恩怨怨的一个事件，但是它仍然反映了民国初年人们观念、信仰等方面一些有趣的面向。
大约，在学宫与马路的纠纷中，粤绅、广东地方政府与旅外同乡是怀着各式各样的动机和目的参与其中的。粤绅、广东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为自己谋私利的嫌疑,39弄清楚粤绅与市政公所是否仅仅为了这些私利才产生纠纷的，以及这是否是他们的唯一动机，或者主要动机，固然很重要，但本文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辩论时各自价值观念上的异同。
粤绅为了阻止拆毁学宫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尊崇圣道。
在粤绅看来，尊崇圣道天经地义，圣道神圣不可侵犯。尊崇圣教保存古迹，于道德人心关系匪浅。学宫是圣道的最重要的标志，所以，“宫墙以内侵越尺寸即是摧残”，“断不能将该庙内之墙拆去一寸。”圣道在社会中居于优先地位，别的事物则只能次之。因此 “马路与学宫比较，则学宫为重，马路为轻”。马路与学宫发生了冲突，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轻者让重者，“只有改路线以避学宫，万无毁学宫以就路线之理。”40
再者，粤绅攻击市政公所谋私，其实也想通过指责他们道德品行上有违圣道，从而抬高自己，贬抑对方，达到阻止拆及学宫的目的。粤绅指出市政公所拆城筑路有图利济私的嫌疑，而且他们是为避开军官合族祠，遂不惜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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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情面，而破坏数千年之学宫。很显然，这与圣道相违背，因此而拆及学宫当然就毫无道理了。既然对方拆学宫变得名不正言不顺，改变路线则是理所当然的事。
市政公所在争论中非常强调“尊崇圣道修明市政两无妨碍”。
无论是与粤绅交涉，还是向同乡会馆解释事件的真相，市政公所的负责人都多次强调自己从小就受到儒书的熏陶，服膺孔子，尊崇圣道。
市政公所几次复粤绅函都称：“窃谓吾侪束发受书即服膺孔子，尊崇圣道本有同心，然尊崇之方似宜务其远大。” “永泰、邦平少读儒书，忝官乡土，虽甚愚昧，何至毁及明伦堂。至于圣殿尤所珍爱。” 41
回答梁士诒等旅京同乡的质问时，市政公所辩解道：“永泰、邦平少读儒书，忝官乡土，尊崇圣道具有同心。”42
杨永泰请旅京友人江兢盦代为解释真相时也说：“泰虽不肖，亦尝服绎儒书，何至湮毁圣庑，甘犯众怒？”43
市政公所因修马路而拆及学宫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的方案仍然以尊崇圣道为前提，无损圣庙。首先，复原东边被拆之建筑。东边沿马路之墙，仍然按照旧式建筑，涂以红色，庙貌巍然，宫墙如故。其次，移筑仰高祠、名宦祠，重修教忠学校。这两条措施不独“对于孔庙毫未摧残，即各祠宇亦炳未湮没，实于尊崇圣教，整饬市政两无妨碍。”44“实于孔庙范围内庄严之地，一草一木未敢毁损。”45
市政公所攻击粤绅“凡可藉圣庙为生利者，典守人罔不任意为之”，46一方面使用了粤绅从道德品行上贬抑对手那样的策略，另一方面则宣称自己的方案更加有利于维护圣道。他们称：“现拟一面开辟马路，一面整饰宫墙，删出污蔓，饬令群处之旅店货栈木场一律迁移，使孔庙庄严之地复其严肃整齐之风，此则昌明圣道者所应有事也。”如此一来，市政公所不仅指责粤绅没有尽职尽责保护好学宫，而且把自己的行为说成了昌明圣道。
市政公所以尊崇圣道来挡住粤绅和同乡会馆等的进攻，在化解攻势的同时，他们以修明市政为号召来推行自己的筑路计划。
1918年10月19日，广州市市政公所第一号布告称：广州“随地龌龊，随地泯棼，市民蜷伏虱缩于其间，几奄奄无生活气。由是工商各业，不足与世界潮流竞争。下至劳动贩夫，咸受影响。综厥原委，可一言以蔽之：曰市政不修。……路工告成，则城里工商，首蒙莫大之利。盖不拆城，不开路，绝无市政可言。而欲开路先拆城，尤为此中枢纽。”47
后来，市政公所还向粤绅和在京同乡会馆论证修马路的理由：“省会为华洋互市之区，烟户冠东南各省，街市狭隘，久为中外人士所诟病。而居民之最受害者厥为卫生。甲午以后疫病连年，死亡不可纪极良由衢巷狭窄芜秽不治。……事关人民身体健康，且与火灾救护亦有密切关系。以广州全市论，纵横马路线照现定计划，果能次等完成，其增进市上地价又何止千数百万？此改良市政所以不能再事缓延。想诸公痌瘝在抱，利民为怀，当亦乐为赞助也。……俾市政前途日臻繁盛，不特鄙人之幸，抑亦全省士民之幸。”48
市政公所看来，修马路，不仅城里工商，首蒙莫大之利，与此同时，它还事关人民身体健康，且与火灾救护亦有密切关系。总之，市政前途日臻繁盛，乃全省士民之幸。既然自己在谋求公共利益，故无论如何，断不稍存瞻顾。
旅京广东会馆等同乡在纠纷中的主要态度是尊崇圣道而不与路政抵触。
旅京广东会馆回电市政公所时道：“来电既云尊崇圣道具有同情，则孝弟等祠均风化所关，实圣道中之荧荧大者。古迹稍留缺憾便属失真，未可轻于毁坏。”49另外，旅京的广东同乡初闻拆毁学宫，都说这与拆孔庙无异。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由此可见，孔庙在他们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学宫不可轻易拆毁，但并不意味着旅京广东会馆坚决反对拆及学宫的任何一部分。他们在得知杨魏两厅长电称只拆文昌宫等处旁地，岑伍二公函称只拆文昌宫一小部分后，“群疑略释”。梁士诒在粤绅2月27日给旅京广东会馆的信上批注：“诒之意，文昌宫必须拆去，即不建马路亦须拆去。”在复易学清等粤绅的信中，旅京广东会馆仍然认为：“文昌系天上一星，拜天即文昌在内，嘉庆朝列入祀典，前人屡有遗议。”在广东督军和省长写给旅京广东会馆的信上，有如下批语：“如此正为妥惬。文昌系淫祀，即不改筑马路，亦应拆去”。50
不仅如此，他们还劝粤绅道：如果只拆文昌庙旁地，仍照旧式修建宫墙，而于孝弟、仰高、名宦等祠毫无毁坏，似未便遇事坚持，致与路政抵触。 同时，他们提出了补救措施：在学宫内择地另建仰高祠、名宦祠，或者将文昌庙改为仰高祠，只另建名宦祠。
旅京广东会馆的基本立场是，在尊崇圣道的前提下，可以拆及学宫的一部分，比如文昌宫，必要时也可以移动学宫内的建筑物，从而支持市政建设。
粤绅以尊崇圣道等旧有的价值为武器，旅京广东会馆与之呼应，市政公所意在修明市政，却不得不以尊崇圣道来化解粤绅和在京同乡等人的进攻，这说明“圣道”等旧价值还弥漫于整个广东同乡网络中。李宗黄观察后也认为：“粤人最崇拜孔子，遇圣诞日，全省若狂。其兴高采烈甚于国庆”。51这提醒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及其成果。从社会层面看，“孔家店” 此时并没有被打倒， “孔家店”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要打倒它绝非易事。
粤绅维持学宫交涉的失败，市政公所敢于以强力拆毁了过去不可冒犯的学宫的一部分，旅京同乡对既成事实的容忍，这在反映新阶层和新力量上升，旧力量旧势力衰落的同时，仍然可见“圣道”等旧价值在社会中的地位隐约下降。
市政公所不遗余力地推行新的市政建设，他们拆城筑路，他们改良城市的卫生、经济，他们以修明市政为标榜。修明市政也得到旅京同乡等在一定范围内的认同。这反映了新的市政观念在逐渐孳生。
1919年的广州，圣道依在，“修明市政”观已经破土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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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粤绅在本文指以广府学宫明伦堂为主的广东地方士绅。
② 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1，案卷号263——2。
③ 有时，孔子庙，孔庙特指学宫中的大成殿。
④ 1902年， 广府学宫明伦堂首席绅士丁仁长与吴道镕、汪莘伯等筹划广州府属14县共同设立学堂，决定明伦堂管理的广州惠济义仓每年拨3000元，并请14县县学宫明伦堂绅士酌量拨款作为经费，在广府学宫内创办了教忠学堂。民国改名为教忠师范，教忠中学。1953年改名为广州市十三中，直至今日。参见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
⑤ 见附图一，学宫图。
⑥ 阮元等纂：《广东通志》，道光二年（1

中国历史故事的体会

822年）。卷137，建置略13，学校1，4。
⑦ 赵映奎辑，《文庙备考》，德聚堂藏版，道光丁未年重刻，卷一，文庙备考原序。
⑧ 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⑨ 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1，案卷号263——1。
⑩ 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1，案卷号263——1。
11 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1，案卷号263——2。
12 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1，案卷号263——2。
13 《晨报》1919年1月29日：陆干卿维持孔庙。
14 《时报》（上海）1919年2月15日。
15 《申报》1919年2月4日。
16 《晨报》1919年2月8日：粤省并未毁学宫。《申报》1919年2月9日也载：岑西林复钱电，马路只拆文昌宫一小部分，学宫并未拆动。
17 北京档案馆会馆档案 ： j19全宗——1目录——332卷。以下j19全宗都指北京档案馆会馆档案
18 《申报》1919年2月7日：请保粤明伦堂之覆电。
19 j19全宗——1目录——332卷。
20 《申报》1919年1月24日《粤人电请保存明伦堂》。也载《时报》（上海）1919年1月24日《粤人尊重伦纪之电文》。
21 《申报》1919年1月25日。杨晟（1867——？）辛亥革命后，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兼沪海道尹。
22 《时报》和《申报》（上海）1919年1月26日都对此作了报道。
23 《时报》（上海）1919年1月26日。
24 《申报》1919年2月6日：辨明粤毁明伦堂不确。
25 《申报》1919年2月7日：请保粤明伦堂之覆电。
26 《晨报》1919年2月20日：学宫问题余闻。
27 《时报》、《申报》、《晨报》上关于学宫与马路纠纷的连续报道大约是到1919年2月20日为止。
28 j19全宗——1目录——271卷。
29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0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1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2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3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4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5 j19全宗——1目录——331卷。
36 j19全宗——1目录——271卷。
37 j19全宗——1目录——27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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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粤绅和旅京广东会馆说市政公所“徒以该东街有一军官合族祠，遂不惜瞻徇个人之情面而破坏数千年之学宫，牺牲全粤人之公地”，恐怕就不一定是“无端造谣”。据说，现在的文德路原来的路线是靠东一些的。由于刘志陆(当时刘任潮梅镇守使)写信给魏邦平，要求保留府学东街的“刘家祠”。魏为了迁就刘，只好将路线修改。
有人指责市政公所 “图利济私”，杨永泰辩解说：“更不知其所指”，我们没有发现杨永泰在拆城修筑马路的过程中“图利济私”的证据，但韩锋等见证人认为，“第一期工程进行中，营私舞弊之事很多。如工程科测城墙的水准、拆后验收土方和打马路中线等，只要水平抬高二三寸，承商便少掘很多土方，为此承建公司便给测量员送钱。韩锋有七八个同学参加这项工作，各捞得一二万元不等。坐办曹粲三、总稽核陈恭受用城墙砖分别在广卫路、东皋大道盖了大洋房。”39(韩锋等：《旧广州拆城筑路风波》)
市政公所对粤绅的阻挠大为老火，认为他们这些“藉学生利诸人竟张大其词，鼓簧众听”。“夫以神圣之地变为杂逻之场，世人熟视无睹，是对于谋私利者则任令妄为，对于谋公共之利益，百年大计者，则期期以为不便”。他们指出，“贯道门内之杏坛已拆为园地，复于西北边各宫墙大开门户，郡学东西斋及其附近之地，或为菜圃，或为旅店，或为书栈，或为律师公寓，其门墙内且分赁诸木肆为寄貯木料之所地址。依然面目全非。凡可藉圣庙为生利者，典守人罔不任意为之。” 市政公所的指责大体不差，因为郡学明伦堂中的粤绅在内讧时，一部分人质问廖景曾（郡学明伦堂公箱管理者）道“原启政变以后，外界霸居一节，地方多故，事诚不免，而教忠各学校以及西斋旅馆、深柳旅馆、书店货栈，木店货栈岂皆外界所霸居乎？”“郡学进款有清云直街，簮花地，郡学东西街铺租地租及大通寺新拨产业均归该值理一手收管。……其余学校花园私塾旅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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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各项林立，宫墙之内俨然市廛，所收租项当与前时书馆相埒，岂皆外界所霸收乎？”( j19全宗——1目录——27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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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j19全宗——1目录——271卷。
46 j19全宗——1目录——271卷。
47 《广州市志》附录第124——125页，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广州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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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j19全宗——1目录——271卷。
50 j19全宗——1目录——271卷。
51 李宗黄：《新广东观察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3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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