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刘志琴：吴歌与人文启蒙——重识江南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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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志琴：吴歌与人文启蒙——重识江南小调

吴歌，是明清时代的流行歌曲，又称为江南小调、俚曲、挂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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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全盛时代在明清，可它的历史与《诗经》、《楚辞》一样古老。所谓“吴蔡讴”这被后人考证的渔娘曲，大约就是吴歌的原生状态。虽然它发源于吴地的水上人家，可从陆机的《吴趋行》和谢灵运的《会吟行》来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被士大夫们改编传唱，称为“清商乐”，为雅文化所吸收。它不仅以清丽委婉的吴音引人入胜，还在人际交往中应酬唱和，成为文人雅士的社交礼仪。在宋代以前汉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唐代的踏歌，能在长安街上连唱带跳三天不息，这在白居易的诗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这种情况到宋代才有所改变，主要是理学的兴起，崇天理，灭人欲成为主流，箝制人们的思想；宗族规章制度的完备，加大了行为的约束。久而久之，致使汉唐时代张扬的个性有所改变，从喜好劲歌狂舞而浅吟低唱，此外戏曲的兴起，艺术形式的更新，人们兴趣的转移，也不无影响。虽然醉心歌舞的盛况有所改变，但它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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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民间积蓄、流传，孕育出许多艺术精品。众所周知，名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就从这里发源。享誉世界的十大金曲，有两首在中国，中国在江南，这就是《茉莉花》与《二泉映月》。民间小调《茉莉花》和阿炳的《二泉映月》在江南那是家弦户诵，传遍大江南北。至今深受民众喜爱的《四季歌》，就是改自明清小曲《哭七七》。所以这吴歌，是地区的，也是全国的，是江南文化的珍传，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吴歌盛行的明清之际，东吴地区有两件大事对明王朝和城市文化发生重要影响。
第一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看法和估价，尽管有不同意见，毫无疑义的是，不论是哪种见解，是正方或反方，所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主要都取自苏州或松江地区，这里不仅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家庭手工作坊和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在苏州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孙正阳杂货店，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分工、协作和管理模式，被当今的研究者视为近代化的因素。这里还有全国罕见的“机神”崇拜，在中国人的泛神信仰中有圣贤崇拜、天象崇拜、生灵崇拜等等，唯有江浙建立“机神庙”，表现出对机械操作的顶礼膜拜，这是机械力量在人心中有重要影响的表现。等等例证都说明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繁荣的城市生活孕育了市民文化，这是吴歌繁衍的社会土壤。
第二件是苏州民变，在万历和天启年间连续暴发两次，人们用游行、示威、殴击、焚毁来反抗皇命，这是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城市哗变和暴动。论时间，最早的民变在徽州；论规模，最大的民变在云南。可苏州民变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因为这是全国商品经济的中心，传播最快，还因为它留下的“五义士墓”，是城市民变唯一留存的文物遗迹，至今受到人们的瞻仰。
这两次民变起因并不一样，但都有地方力量对抗中央朝廷的性质。万历民变是苏州民众反抗中央特派员的群众运动。按明代的财政制度，皇帝的小金库是从户部提取金花银，这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并非为所欲为，皇帝不甘心受此约束，干脆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越过法定的衙门，直接到地方征税，这种无视地方政府职能，践踏官府的皇家特权，与地方政府发生冲撞，宦官的横征暴敛更激起民众的反抗，于是地方官府充当后台，掀起大规模的民变，杀了税使孙隆。天启年间的民变是因为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这是魏忠贤打着皇帝的旗号，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民众自发聚集起来进行围观、拒捕，保护朝廷案犯，并大打出手与朝廷派出的缇骑发生武力冲突，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晚明的城市民变如狂飙突起，连绵不断，北到辽东，西到陕西，南到云南，东至沿海，形成广泛的社风潮，催生了民众抨击时政的新风尚。 这样大规模的反抗王命，在明代以前没有，在明代以后罕见。明朝亡于崇祯，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却说:“ 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可见这民变对明王朝震撼力之大。
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民变是明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值得注意的是吴歌，这是足以与江南政治、经济事件相匹配的一大文化景观，至今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因为历来对吴歌的研究多局限在音乐史和俗文学史中，对它的社会价值很少阐明，如今打开冯梦龙编撰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它那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张扬的人文精神，足以使今人震撼。
吴歌大多为情歌，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的情爱，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要知道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酷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别一种声浪，试看:
《想嫁》：“嫁了罢，嫁了罢，怎么不嫁? 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 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掐得指尖麻。真不得真来也，假又不得假。”
《花开》：“ 约情哥，约定在花开时分，他情真，他义重，(决不做)失信人。手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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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罐儿，日日把花根滋润，盼得花开了，情哥还不动身，一般样的春光也，他那里花开偏迟得紧。”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分离》：“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 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不希罕》：“想当初，这往来，也是两相情愿，又不是红拂私奔到你跟前，又不曾央媒人将你来说骗。你要走也由得你，你若不要走，就今日起你便不来缠，似雨落在江心也，那希图你这一点。”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
仅仅从这几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明代著名文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下这种盛况: “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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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样广泛流传的正是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可这样的声浪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新动向。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反的另一种存在，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些生动的民歌，得益于清代苏州文人冯梦龙的收集、编篡。他不是简单的笔录者，也是一个思想者。他自称欣赏这些俚曲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声称: “ 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如此，倘亦论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这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坦然地道出编辑目的，是揭露名教的虚伪。
他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即使圣贤也离不开为“情”所动。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古罗马审判一个妓女，罪名是她诱惑一位名人犯了错误，这妓女无以申辩，情急之下，突然脱去全身的衣服，这一脱使众人发出惊呼，因为她的胴体太美了，美得没有一个男人不动心，不拜倒在她足下，这是她的罪吗? 审判者为这绝顶的美所感动，当庭释放了她。 冯梦龙的笔下也有类似而结局不同的事例。商朝灭亡后，周文王的辅弼吕尚审判妲己，吕尚即传说中的姜太公是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可这吕尚一见妲己惊为天人，不忍下手，用袖子挡住面把她杀了。吕尚也动心了但又不得不杀，是因为中国有“女祸”的意识形态，认为夏朝亡于褒姒，商朝亡于妲己，都是女人惹的祸，把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罪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这是中国式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冯梦龙却超越女祸论，抓住吕尚不忍心诛杀美人，掩面斩妲已的这一心理状态，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提出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的见解。所以他说:“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他还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褒奖语，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大力提倡以情设教，创立“情教”，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礼教说、孔教说等等，无不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情教说一出，别开洞天，颠覆了这传统的说教，天下唯有冯梦龙敢于提出这一新概念，他的后继者钱泳在《履园丛话.情》说:“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三纲五常是以尊卑贵贱的等级服从为原则，一方凌驾一方，是不平等的，而情是互动的，你有情我有义，情教说撼动了纲常礼教的神圣性，在封建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得可贵的平等观念。
虽然吴歌中大多为情歌，然而以情喻事，是明清之际的时尚，有的以情为由头，抨击时政，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冯梦龙收集的一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敬事草》卷三)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读+言)愁叹，难堪入听。”(《明史. 吕坤传》)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嘲讽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末出现非圣非经，非孔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冯梦龙的“情教”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光芒。起自民间的吴歌，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这些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吴歌传播的区域，可以说，正是吴歌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助长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对思想史的研究，对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往往视而不见，这是思想史的最大缺失。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不能流传，明清启蒙思潮中最具盛名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淹没近三百年到近代才问世。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又何来思潮之说? 无视下层文化又怎样认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互动关系，思想史不从这一领域建树，只能是不完全的思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吴歌，以吴歌解析社会思潮，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
(以上冯梦龙的言说均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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