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前的争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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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前的争论为中心

一、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之缘起及筹备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亚太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先驱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在其35年的历史中，这一“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组织[1]，举办了13次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等问题为内容的国际会议，组织与推动亚太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法国、印度等14个国家设立了分会。1950年代，学会遭受麦卡锡主义“亲共”的指控并受到长期调查，于1960年最终解散。[2]
至1920年代末，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逐渐发展到成熟期。学会各部分职能已经完善，一套完整细密的工作程序正在形成。学会先后在檀香山和日本京都举行了三届双年会，其影响渐渐溢出太平洋周边国家范围。调查研究、举办会议和出版有关著作是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而定期举行的双年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第四届双年会应中国分会的邀请，将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为起草会议议程，1930年11月，学会召集各分会代表在美国纽约开会，李国钦代表中国参加，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受邀参加。经讨论，此次会议向总干事提出双年会主要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世界经济关系，2、中国之国际关系；专门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粮食与人口问题，2、太平洋诸岛非独立民族问题，3、文化关系，4、移民，5、种族问题，6、劳工问题，7、生活水平问题。[3]
受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曾是上届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中国东三省问题，未被列入议程。在此决定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学会两难处境。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为关注重点，而自第二届会议起，学会开始更多地介入对外交事务的讨论。1929年日本的京都会议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趋势。会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问题的关切，以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在学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学会是保持原初的状态，还是更积极地投入对其时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的讨论，会员的主张见仁见智，差异颇大。[4] 而在学会领导层，对于这一决定学会工作取向和性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担心，将政治论争引入学会，后果将是破坏性的，将招致对学会的各种误会及批评，但这种意见逐渐失势。有研究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京都会议后学会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戴维斯（J. M. Davis）辞职的原因之一。[5]
对是否将中国东北问题列入太平洋学会会议议程，中、日两国会员的意见一向相互冲突。京都会议后的调查显示，日本代表“几乎众口一词”：“中国问题不应作为讨论中心……满洲问题已讨论完毕了。”[6] 而在中国代表中，虽然也有人希望学会远离政治论争，以避免沾上政治团体之嫌疑，但大多数人认为，东三省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关系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果舍此而不谈，则其他问题更无可谈。因此在纽约开会时，中国分会提出将东北问题列入议程，日本分会则表示反对。[7] 会议提出的议程草案事实上是折衷方案，东北问题没有作为主要议题出现，但在其他问题如中国国际关系或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相关内容时，并不加以限制。因此，东北问题势将在双年会中以各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二、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双年会之筹备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1925年在上海由32个团体发起成立后，至1930年代初，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绩，但是既无会所也无雇员，参加前三届双年会，“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8] 不过，将中国太平洋学会建设为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非官方研究机构，是不少中国会员的期望。
1929年京都会议期间，余日章等邀请下届会议在中国举行。其初衷是考虑到以往国际上对于中国现状存在种种误解，而举办此等会议正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真相及立场之良机。[9] 况且一般说来，在国际会议中东道国的身份更为有利，日本亦曾借京都会议之机对外宣传且不无获益。
1930年秋当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工作时，会址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选择一个足以代表中国的城市，分会煞费苦心，北平、南京、广州、杭州等都曾被列入考虑名单，尤其是北平，作为旧都与文化中心，合乎学会的要求且特性与上届会议举办地相类。然而，考虑到会议将讨论收回租界问题，分会“不欲在东交民巷所在地开会”，会址最终确定为杭州，因其完全在中国主权之下，在自然风景、文化、建设、交通方面均具有优势，“且远政治中心”。[10] 1931年初，中国分会推余日章、郑毓秀、刘鸿生、王云五、钱新之、徐新六、刘湛恩等为筹备会执行委员，陈立廷任大会总干事，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将开会时间定为10月20日至11月4日。
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包括外交部的支持。国民政府向各国分会发出了会议正式邀约，当时的国府要员及其他社会名流，如蒋介石、张学良、唐绍仪、蔡元培等受邀为大会名誉赞助人，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为名誉副会长，陈光甫为名誉司库。大会“一切筹备事宜，政府均予种种之便利与合作，浙省当局，已得政府训示，对于该会议各事协同照料，而各代表，在华乘坐火车，亦得铁道部之同意，凡国内任何路线，一概优待。”[11] 国民政府支持会议在中国召开，是把会议视为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后援之良机，正如蒋介石所说，“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12]
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由于中国的地域广阔、会员分布较为分散，因而本届会议筹备工作在南方与北方几个城市分头展开。作为地方分会的东北分会，也准备了自己的提案。为准备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论文，分会聘请会内外专家从事撰述，并分类请几位学者担任主持，其中经济问题组聘刘大钧主编，外交问题组普通组由夏晋麟主编、东北问题组由徐淑希主编，文化问题组由潘光旦主编。各论文的承担者均为当时国内一流的专家，如经济类的银价与货币（孙拯）、财政（贾士毅、叶景华）、工业（方显庭）、劳工（陈达）、国际贸易（潘序伦）、铁路及外人投资（刘大钧）、关税（李干）；外交类的外侨在华之现状（鲍明钤）、东北国际问题（徐淑希）、矿权问题（丁文江）、矿业现状（王正黼）、最近中国之外交（夏晋麟）；文化类的中国对西洋文化之态度（胡适）、几种中国社会制度之特征（潘光旦）、中国之侨民（吴泽霖）、外国报纸之影响（陈石孚）、西洋对于中国文学之影响（林语堂）、西洋对于中国思想之影响（张歆海）；其他类的中国国内人民之迁徙（何廉）、农田人口（张心一）、生活程度（陶孟和）。在关于东北问题的研究方面，则有东北韩侨问题（王维新）、东北铁路现状（苏上达）、东北金融状况（宁恩承）、东北农业（姚梦年）、东北拒毒状况（阎宝航）、东北教育（王卓然）、外侨生活（卞宗孟）。[13]
7月间，中国分会在上海举行年会，讨论会议人选及议案等问题。经反复讨论，确定金贵银贱、内河航权之收回、驳复费唐报告诸问题最值得注意；此外，决定特别派人对万宝山事件做精细之调查。“各会员均认为本届杭州大会，在国际宣传上有最严重的关系，对于出席人选，非常注意”。经研究决定出席名单为：颜惠庆、陈立廷、张伯苓、胡适、王世杰、丁文江、徐新六、马寅初、刘大钧、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王云五、董显光、夏晋麟、陶孟和、吴经熊、曾宝荪、徐淑希、刘鸿生、陈衡哲、鲍明钤、吴大钧、林文庆、宁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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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芳、蒋梦麟、刘湛恩、阎宝航、钟荣光、王卓然、苏上达、李纶一、何廉、王国秀、陈达、周寄梅、刘竹君、杨杏佛、李熙谋。[14] 就上述名单而言，可谓一时之选。
三、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事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会址问题悬而未决时，北平各界力主会议在平举行，在得知杭州被定为会址后，北平总商会、北平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等组织仍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党部、各政府要员，请求将会议改在北平举行。[15] 尽管其目的是“藉以繁荣市面”，尽快帮助北平走出百业凋敝之境，但也从侧面也反映出，此时的社会舆论并不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有关新闻报道的总体基调也是正面的。
然而到了1931年5月底，当外交部谘请浙江省政府协同办理会议筹备的消息传出，忽然出现了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
风潮发端于东方问题研究会及以北平市国民党员名义致外交部和中央函，他们提出：“中国国民党总理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所标对外之两个根本原则，一曰打倒帝国主义，二曰扶助弱小民族，国民党同志，秉承遗教，继续奋斗，对一切帝国主义，均不应与之妥协，对一切不利于弱小民族之组织与运动，亦当予以摒弃。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完全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代言机关，亦即欺骗弱小民族之团体”；“不仅与我国有害无益，且完全与本党主义相反”，因此请拒绝该组织在中国开会。[16] 他们的请求虽未得到答复，但其主张既经各大报章披露，社会舆论也为之一变。
实际上，事情的起因还应追溯到两年前的京都会议。那次会议由于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且在近邻日本举行，因而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关注与期待。而会议讨论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代表在东三省问题上所采取的追随本国政府政策的做法，令中国各界感到失望乃至不满。[17] 国民党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批评学会实为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以北平《新东方》杂志和东方问题研究会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对学会的批评则更为严厉。
1930年1月，吕振羽、郑侃、谭丕模、刘思慕、穆雨君等人创办了《新东方》杂志。在其基础上，同年10月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既有国民党员，也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该会宗旨是：“站在革命立场，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以研究东方各种问题，努力东方民族解放，促进世界人类平等。”该会不单以学理研究为目的，而更注重以研究所得“见诸实行”，“唤醒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致力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也成为该会所致力的行动之一。[18]
京都会议闭幕不久，《新东方》创刊号即刊载了穆雨君的文章，揭露太平洋学会的“蒙蔽”活动。文章通过对学会的历史尤其是京都会议的分析，批评会议对朝鲜代表与会资格的限制及日本代表在满洲问题上的蛮横无理，认为学会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宣传着欺骗弱小民族的理论。”[19] 东方问题研究会成立后，承继了这种看法，1930年底，《新东方》发表了《给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一封公开的信》。次年5月，该会更公开提出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主张。
为扩大声势，在东方问题研究会发动下，1931年7月，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成立，其中还包括了国民党北平党部的成员。其成立宣言实际体现了东方问题研究会的主张，表示“太平洋问题彻底的解决，惟有该地被压迫民族自谋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一途”；批评太平洋学会“为纯粹资产阶级的学者的集团”，宣传帝国主义者的“善意”，造成亲善和睦的空气，愚弄太平洋被压迫民族，掩饰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各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与国际联盟异曲同工”；“假借学术团体美名，做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工具”；提出“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警告中国出席代表”、“敬告中国总支部自动解散”、“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代言机关”、“另组东方被压迫民族会议”、“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等口号。[20]联席会议成立后，一面致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请其自动解散，致函各代表，请其与会议脱离关系；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同时联络各地党部、新闻界，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派东方问题研究会会员方济生南下，与各方接洽。
由于东方问题研究会率先发难，北平、南京等地国民党党部亦纷纷随之而起，反对开会的风潮很快波及到会议举办地――杭州。6月，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浙江省政府，请其拒绝筹办会议，“不容此帝国主义代言者活动其间，贻山湖羞。”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在主笔胡健中的主持下，成为当地反太平洋学会的先锋。杭州其他报纸虽未明确表明态度，但数月间未刊登有关太平洋学会的消息。6月26日，浙江省党部决议“密呈中央制止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开会”。[21] 7月，浙江一些地方党部也发表了反对通电。杭州渐成为北平之外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的又一个中心。这种形势使协助会议筹备的浙江省政府处于“两难之间”，尽管在6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政府代表仍以各界之反对为不然，并表示筹备工作系出自外交部咨请，不会因此而停止，[22] 但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当地官员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8月间，方济生代表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在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活动。他在此行中得到了南京国民周刊社、新京日报社、亚洲文化协会、杭州民国日报社等团体以及南京市党部等一些地方党部的同情；但在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及各要人那里却未得到回应，外交部长王正廷更明确表示支持学会在中国开会。[23] 浙江省党部等因中央未表明态度，亦表示不便公然反对。在此情况下，方济生于出席浙江省党部纪念周等一些公开场合强硬表示，若反对最终无法奏效，太平洋学会在杭州开会，则有“许多国民党员及朝鲜台湾等处革命青年”，“与他们五步流血，来一个对付一个”。[24]这番话见诸报端后，“杭州市空气，骤然紧张”。[25]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说，反对开会风潮之骤起“好像是平地一声霹雳”。对于这一关乎学会生死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回应东方问题研究会的批评，一方面派陈立廷赴北平、刘驭万赴杭州，向各方解释与疏通。“为使一般人明了内容，免除误会起见”，7月12日，分会总干事陈立廷向北平新闻界报告学会的渊源、目的及本届会议的大致情况。他强调学会的宗旨在“联络各民族感情，以解决国际间之纠纷”；并称“本人站在党员立场说话，以为与总理所谓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之旨恰相符合，纯粹为公理而奋斗，久后必有良好之结果。”[26] 然而，他们的努力未能制止反对风潮的扩展。在反对升级为威吓后，杭州的会场建设受到了一定影响，关于会议将流会的种种传言甚嚣尘上。[27]
此次风潮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以及会议代表也是挑战。会议代表及其他担任会议论文准备工作的学者，屡次收到反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等组织的来函或通告，警告其不要参加会议，“致隳清誉”。会议代表更被斥为“帝国主义走狗”。[28] 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压力，一些初次被选为与会代表的学者，如杨杏佛、蒋梦麟等公开表示辞谢。相对而言，那些老会员尤其是有出席会议经历者，因对学会的情况有更深切的了解，所受舆论影响也较小。总的来说，反对风潮对代表选派及论文准备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相关工作仍在按计划进行。
在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中，新闻界的态度颇值得关注。新闻界既是太平洋学会及其反对者争夺的对象，也代表了论争双方之外的另一种立场。当时国民党报纸的立场多是反对太平洋学会的，其他各大报对学会和风潮的看法差异颇大，但它们却都有相近的见解，即反对在中国开会的做法不可取。《北平晨报》对反对开会的风潮表示同情，但认为一味反对在中国开会是消极、闭关的做法，应该采取积极手段，联络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同监督该会之言行。[29]《时事新报》对学会所标榜的学术机构、私人团体的身份提出质疑，但又认为，在中国开会事已由政府知照各国代表，无故取消是国际失态；“与其反对开会，毋宁为努力之工作，如研究议题，注意代表人选，及监视出席者之举动，此皆为国民之责任。”[30]《申报》提出，近来出现的反对风潮应由上届太平洋会议之日本代表完全负责，一切国际组织，本无绝对利害可言，亦不能因噎废食；外交上的胜利在于本国之努力，对于该会，国人应淡漠视之，既不应把它当作扶困济危之活佛，也不必“力予反对”；国人应在诚意款待之余，监督该会，使之纳入正轨；中国代表，应做好研究准备，并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所受苦痛，敷陈于大会。[31]
自反对太平洋学会的风声乍起，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一直未做任何表示。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及越来越多下级党部的卷入，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即成为关键。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下达指令，称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事，“本党可置不理”。然而真正促使其亮明态度的重要因素，是方济生在杭州、上海等地公然声称，将联络东方革命青年，以血与帝国主义者相周旋，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恐慌。9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警告方济生，对于太平洋学会问题，“不得违抗中央指令，鼓动风潮”。[32] 14日，蒋介石在第129次中央纪念周演讲，针对倡议反对太平洋学会在杭州开会的少数国民党党员，提出在了解太平洋学会真相之前就遽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失于盲从、妄动；太平洋学会由各国国民发起组织，目的在以国民资格研究国际间各种问题，推究解决方法，并增进各国国民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吾人应随时随地应用机会，充分宣传”，使各国国民了解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之处境，以引起国际同情；“如不问其有无侵略野心，亦不问其是否表同情于中国，苟为外国人，则一律自目之为帝国主义者”，“将尽变友为仇，而更置我国于孤立之境”；“吾人求国际平等，必得自身之努力，固不能专事外人之同情，然亦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绝人之同情”；此次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是受政府之邀，“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且党部与政府意志应统一”，党员应“勿为反对派反宣传之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33] 此演说公开发表后，《大公报》等表示赞同，提出“民族建国，自不能倚赖外人，然国际同情，则亦势所需要”；“中国近年在国际间，实孤立无友，中国政治及社会状况，失去各国一切倾向之人之尊敬与同情。故努力改革之需要切矣；而承袭容共时期之大言壮语，岂不更索然寡味乎？”[34] 持续数月的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此后逐渐平息。
综观此次反对风潮，对杭州会议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此次风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缘由。
首先，上届会议尤其是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围绕东三省问题的论战及日本代表的言行，给中国各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故而有论者提出，此次反对风潮日本代表实难辞其咎。[35]
其次，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也具有一些晦暗不明、甚至矛盾的特质，其中之一即与学会关注的问题有关。自第二届会议起，太平洋学会以政治热点为研究中心的趋势在发展，而学会内部围绕此趋势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京都会议后，学会自身也意识到，处理带有强烈政治论争色彩的主题容易使人对学会的性质及目的产生误解。也在这个时候，中国分会因受到种种批评及误解，为削弱自身政治色彩、突出学术特征起见，于1930年底1931年初将名称由“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改为“太平洋国际学会”。[36] 学会固然以学术团体相标榜，且确实主持了大量学术研究工作，然而，一方面学会关注的仍是带有浓厚政治论争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其研究活动相对不为人所知，因此，学会的“学术”身份常遭到质疑。有人提出，学会自居于学术团体，但热衷谈论政治问题，其性质“异常不明”，“不能不令人怀疑该会，蒙学术之假面，玩国际政治之把戏”[37] 这也是反对者指责学会是“帝国主义代言者”的原因之一。
再次，反对者反对学会的重要理由是朝鲜代表被摒于会外的问题。朝鲜代表团出席了学会前两届会议，并在会上公开批评了日本的侵朝政策。第二届会议后，在制定章程时，学会妥协于日本分会的要求，将会员资格规定为以国家而非民族为单位。因此，朝鲜代表出席第三届会议的资格就成了问题。朝鲜代表的遭遇在中国广受舆论界之同情，学会被指为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其主要根源也在于此。
东方问题研究会等组织出于反帝的立场，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其出发点不无可取之处，但其言论与采取的方式亦有过激之处。反对开会风潮既有一定的盲目排外成分，也有人云亦云、附和盲从的现象，而且反对者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性质、工作方式也存在诸多的误会与不解，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学会的态度。
对于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国民政府从外交全局出发出面进行干预，使风潮逐渐平息，但反对风潮的平息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转而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支持者。对于学会来说，能否摆脱各种负面印象，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关键因素。
四、“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自1929年京都会议以后，中、日两国会员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上的突出现象。1931年，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相继发生，中日关系日形紧张，两国会员的关系也变得十分敏感，但在杭州会议开幕前夕，没有人料到意外会突然降临，对于以实现太平洋地区民族和解为诉求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更是如此。
据《密勒氏评论报》鲍威尔回忆，会议前夕，一批学会职员先期抵达中国进行筹备工作，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新闻人罗维尔（Chester Rowell）。在宴请上海新闻界时，罗威尔阐述了学会工作的目的，其中提到学会力图（至少在太平洋范围内）制止另一场大战的发生。当他演讲完毕，鲍威尔提问道，如果学会开会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战争，学会将如何应付？罗威尔一时语噎，稍后他大声断言：“战争将终结一切！”[38] 即便如此，多数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还是没有预见到，就在他们来华的途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无论是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对于素以“国际主义者”或“具有国际思想者”自居的中国会员，“九一八”事变都是一次考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入东北，全中国范围内的反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中国会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觉得自沈阳事变之后，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我们自然承认在日本国内亦有开明的份子，不过正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静悄悄的坐下来研究国际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 [39]因而许多人主张取消会议，或将会议延期。
9月23日，胡适、陶孟和与颜惠庆由北平致电分会：“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40]《中国评论周报》提出，“遵循一贯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立场，我们曾奢望日本政府中负责、明智的分子能够说服那些军国主义者放弃武力”，而事实证明，“那些军国分子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事已至此，我们建议学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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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要么驱逐日本代表，要么取消会议。”[41] 23日，担任会议招待主任的虞洽卿表示，“在此生死关头，唯有暂行停止此项会议，故本年大会，中国决予停开，业已通知各国代表。”[42] 随后，杭州会议的筹备工作暂时中辍。
日本代表出于对中国国内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反日浪潮的担心，也拒绝到杭州开会。他们提出，鉴于日本代表不能到杭州出席，日本对于远东问题缺少发言人，这对日本不公平，因而建议会议延期，或改在上海召开，或在中立地点如菲律宾举行。他们提出，若会议终究抛弃日本代表而召开，日本将永远退出太平洋学会。[43]
中、日代表在开会问题上的意见冲突，使太平洋学会第四届会议乃至学会本身陷入危机。如果说，不久前反对在华开会的风潮是来自学会之外的冲击，那么，此次会议延期甚至流会的危险则是来自学会内部的考验。这种形势对一个以处理太平洋民族关系、促进和平为宗旨的机构也是挑战，即学会所倡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否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而在危机发生时则失去了效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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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是否能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赓续不断的研究计划？
接到中、日两方延期开会的建议后，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格林（J. B. Greene）等决定，是否开会问题留待即将在上海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最终定夺。10月2日，格林等抵达上海，在接受采访时，他“力言展期或停止开会之说，全无根据”。[45] 尽管有个别西方代表表示，若中国代表不愿与日人合作，将说服日方不要出席，但是太平洋学会仍希望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格林认为，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中、日代表“无论哪一方缺席都会对双方造成遗憾，因为缺少任何一方的代表，都将使讨论受到局限。”在中日关系以外，还有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各代表相互交换信息与见解。他提出，当此特殊时期，这样的会议是有益的。为促使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学会一方面与中、日两国分会进行接触，并居中斡旋；一方面也开始酝酿将会议改为非正式的形式，着重探讨基础性、长时段的问题。[46]
当中国分会决定建议会议延期后，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首先，欧美代表都应中国之邀远道而来，如若延期，这些人恐难以变更行程再度赴会，况且这些代表已在来华途中。其次，会议的延期将对学会的工作造成影响，尤其将中断学会的研究计划。再次，一些中国代表认为，此次会议是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要求提出讨论之良机。
9月底10月初，会议筹备委员会接到国民政府的劝勉电。经筹备委员会、中国分会开会讨论，决定恢复各种筹备工作，如期在杭州开会。[47] 分会通知格林：考虑到会议的延期或取消将打断学会在研究、出版、文献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并给学会造成只关心当下政治问题的错误印象，又考虑到各代表已应邀抵达，中国分会愿意接受学会的最终决定。[48] 10月13日，太平洋理事会会议决定，会议以变更的形式召开，为各代表的方便和安逸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到上海。中国代表接受了会址的变更，日本代表也决定参加会议。于是，在距开幕日期仅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得以保全。
对于中国会员而言，从最初面临民族危机时，受朴素的民族情绪、爱国心的促使而做出会议延期的决定，到最终与日本代表坐到同一张会议桌前讨论太平洋国际关系，他们也经历了一次考验。徐新六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国际主义是否是可行的？一个具有国际思想的人，在事关是与非的问题上，即使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亦不做任何妥协。”[49] 他们最终决定参与会议，其出发点正如胡适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凡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50] 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面对危机与灾患的时候，依然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从事对太平洋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这样才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进太平洋民族关系的改善。
五、结语
太平洋国际学会本是一个以学术团体相标榜的非政府组织，但自从被引介到中国后，它的身上便被赋予了一定的国民外交色彩。这与它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及中国当时的外交形势有关。中国分会的领导层及国民政府更把在中国举行的第四届会议视作推进国民外交，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的一次良机，悉心进行筹备。然而，就在开幕前夕，会议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首先，与中国分会及国民政府对会议在国民外交方面的正面作用的过高估量相反，东方问题研究会和一些国民党地方党部依据往届会议的情形，把学会看作帝国主义蒙蔽、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从而发动了抵制其在华开会的风潮。其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关系紧张，两国会员基于不同出发点都主张会议延期或取消。会议最终得以如期开幕，是学会、中国分会及其会员、国民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经过两度关于开会与否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对于学会性质与作用的讨论，也使得中国各界能更冷静、客观地看待太平洋学会，正如报刊舆论所言，既不把它当作扶危济困的活佛，亦不盲目加以据斥。而对于中国代表来说，他们最终所形成的共识是，当民族利益尖锐冲突时，仍以平心静气、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研究国际问题，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才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的改善。这也是参与这样一个以民族关系为关注对象、注重科学性研究的非官方国际组织活动所适宜的态度。
尽管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度过危机，得以开幕，然而它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中国，会议依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中日关系的恶化也仍然是学会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能否消除误解，其工作理念及工作技术能否适用于非常时期，仍有待于其后的历史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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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陈立廷、应元道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27年，“附录一”，第1页。
[2] 学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而研究者以美国、日本学者为主。他们或讨论该组织如何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或探讨学会对于美国亚洲学发展的贡献，或考察日本分会的相关情况（主要研究有：J.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P. F. Hoope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88; John K. Fairbank, William L. Holland and IP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Affairs, autumn 1979. Tomoko Akami, 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Institut

关于中国历史真的故事

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 1919-45, Routledge, 2002；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seda University, 1999.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Moderat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 Jap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Modern Asia Studies, Vol.26, No. 3, Jul. 1992.）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一方面仍缺乏对于学会整体历史的探讨，另一方面，学会与中国的关系及中国分会的情况亦缺乏梳理。本文为作者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系列研究之一。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又名杭州－上海会议)，相关研究有Nobuo Katagiri,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 and the Manchurian Problem: With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Fourth Shanghai Conference of 1931,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该文主要利用日本资料回顾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围绕东北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日两国会员的争论与冲突，但本文作者并不赞同该文的某些立论。
[3] Institute News, Pacific Affairs, Jan., 1931.
[4] Foreword, Hand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 Hololulu, 1931, pp.5-6.
[5] Hoope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6] Elizabeth Green, The Do’s and Don’ts: Problems in Agenda Making, Pacific Affairs, May, 1930.
[7] 徐淑希：《杭州会议中的满洲问题》，第2页。（无出版者及年份）
[8] 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第1页。
[9] 陈立廷：《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1931年7月13日《大公报》；L. T. Chen, Four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China Critic, Jan. 18, 1931.
[10] 陈立廷：《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筹备与议程》，1931年9月6日《北平晨报》。历届学会双年会的举办地都避开政治中心，大概是为了避免政治势力的影响，凸显学会的非官方身份。
[11]《筹备中之太平洋学会第四届大会》，1931年5月14日《时事新报》；
[12]《蒋主席演说太平洋会性质》，1931年9月15日《大公报》。
[13]《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1931年7月15日《申报》。
[14]《太平洋学会我国出席代表已定》，1931年7月21日《时事新报》。
[15]《北平商会电中央太平洋会议请在平举行》1930年12月17日《大公报》。
[16]《反对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中国举行，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外部，党员方竹峤等呈中央》，1931年5月31日《中央日报》。
[17]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日本会员通常以自由主义者及国际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采取了支持态度。（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 1919-45 , pp.59-86.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Moderat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 Jap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8]《东方问题研究会章程》，《新东方》周年纪念刊（1932年）。
[19] 雨君：《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问题》，《新东方》创刊号（1930年1月）。
[20] 《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宣言》(1931年7月5日)，破浪：《东北事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新东方》“最近远东问题”专号（1931年12月31日）。
[21]《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七七次会议纪录》（1931年6月26日），《浙江党务》第131、132期合刊（1931年7月）。
[22]《浙各界反对太平洋会议在杭开会》，1931年6月25日《时事新报》。
[23]《反太平洋会，北平代表抵杭谈片》，1931年8月30日《中央日报》。
[24]《东北事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
[25]《太平洋学会改在沪租界开会说》，1931年8月15日《北平晨报》。
[26]《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1931年7月13日《大公报》。
[27]《太平洋会议势将瓦解》，1931年 8月9日《中央日报》。
[28]《京市党部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华举行警告代表促其退席》，1931年7月13日《北平晨报》。
[29]《论反太平洋学会运动》，1931年6月30日《北平晨报》。
[30]《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7月3日《时事新报》。
[31]《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1931年7月17日、18日《申报》。
[32]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八九、九六次会议纪录》（1931年8月11日、9月8日），《浙江党务》第135、136期 （1931年8月、11月）。
[33]《蒋主席演说太平洋会性质》，1931年 9月15日《大公报》。
[34]《因太平洋国际学会问题有感》，1931年9月16日《大公报》。
[35]《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1931年7月17日《申报》
[36]《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1931年7月13日《大公报》。
[37]《论反太平洋学会运动》，1931年6月30日《北平晨报》。
[38] J.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5, pp. 184-185.
[39]《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3页。
[4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
[41] From Hangchow to Mukden, the China Critic，“暴日入侵专号”, Sept. 24,1931. 该杂志与学会关系较近，一些主笔是学会会员。
[42]《太平洋国际学会停开》，1931年 9月24日《申报》。
[43]The Hangchow Conferen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 6, 1931；《太平洋会发生变化》，1931年10月8日《申报》；《在华拒开太平洋会议》，1931年9月26日《国际协报》；《太平议会最近趋势》，1931年 10月9日《时事新报》。
[44] 见胡适在开幕式的演说（Preface, B. Lasker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pp. v, vi）。
[45]《太平洋会犹望举行耶》，1931年10月2日《时事新报》。
[46] The Hangchow Conferen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Sept. 29, 1931; Japan Members Unable to Participate,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6, 1931.
[47] 《太平洋会如期开幕》，1931年10月3日《申报》。
[48] The Hangchow Conferen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 6,1931.
[49] Modified Conference to be Held: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 20, 1931.
[50] 《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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