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勿忘春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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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勿忘春帆楼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页，记录了19世纪末中华民族落后与屈辱的历史。下关亦称马关，位于日本本州最南端。在日本讲学期间，我看了看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遗址。汽车在下关市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来到一座背依小丘的旅店，这就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旧址———春帆楼。
春帆楼建在一个小丘上。正门右侧，有一日式建筑，即当年清政府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判的场所。其门前竖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下为一遮雨木板，则为说明介绍。步入会所，正中间是宽大的谈判桌。出于文物保护需要，现在已用落地玻璃将四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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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参观者只能透过玻璃罩，观看里面的摆设：一张长形大桌，将谈判者划分两个阵线。桌子一侧为清政府代表，有一把软靠椅和若干硬靠椅。软靠椅是李鸿章的专座，硬靠椅则为其余人员的座位。桌子另一侧，为两把软靠椅及若干硬靠椅，自然是日本方面的座位。每张椅子旁，都立有木板，上书当年某某人之座及其官衔、品级和谈判的身份。
会所内的陈设很简单，没有多少好说的。但是，我在这里逗留了很久，桌上砚台和笔，虽然都默默无语，却使我心头紧缩。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落后，貌似强大的中国却败于“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辽东湾、台湾、澎湖列岛的割让，二亿两白银的赔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通商口岸的添设……这一桩桩记录着中华民族耻辱的条约内容，仿佛压在心上的巨石，让人喘不过气。
旅店正门左侧，有一条小路，路口有指示牌，上书“李鸿章道”四字。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等及随员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会上，李鸿章要求议和前先行休战，日本则提出十分苛刻的休战条件：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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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这些条件无疑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自然遭到清政府的反对。24日，李鸿章奉清政府之命，在谈判会上撤回休战要求，表示拒绝日本提出的条件。当天，李乘马车返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枪击，子弹擦伤左颧，顿时血流满面。此事传出，国际舆论顿然大哗。当时，俄罗斯已派军进入中国北部，狼狈不堪的日本政府担心第三国借机干涉，这才由“日皇遣使慰问谢罪”，遂“结约解兵”。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日方沿着春帆楼左侧的山腰间修了这条专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
凝结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马关条约》，是继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加在中国身上的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实际利益，并借此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就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签订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3亿日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为2亿两的赔款、3000万两的“赎辽费”，还有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战后3年间日本就实际得到2.315亿两白银，合3.4725亿日元，大大超过1896至1898年3年间日本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可见，《马关条约》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的不义巨金，构成了其原始资本积累的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凭借着它，日本建立起纳入国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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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加速了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这笔巨款到了日本手里，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一般支出，其余3亿日元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及扩大军备产业基础。曾受到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抨击的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对此亦不讳言，它承认：“与纺织等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发展较迟。而重工业的投资来自于下关条约的赔偿金。1901年，官营的八幡制铁所开业，标志着钢铁国产化的开始。没有这些钢铁，就不可能有造船业的发展，日俄战争后1万吨以上的造船自然也不可能”，于是“日本也有了产业革命”。
《马关条约》的赔款，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一位日本朋友曾非常坦诚地对我说，多年来他对中国一直有一种欠债和感激之情，前者是说“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侵华战争，后者指的就是《马关条约》的赔款帮助了日本。这位日本朋友良心未泯，但他却无法体会到这笔巨额赔款对中国人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若能在1898年5月8日前付清全部赔款，则可免除利息并收回威海卫。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为8000万两白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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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大举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而外国债则乘机抬高利润，且强加各种苛刻条件，进一步将中国置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束缚之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怀着满腔悲愤奋起反对《马关条约》。当条约条款内容传到北京时，当即导致了5月2日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1300余在京应试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返回东京的那天，天又下起小雨。火车将至下关时，雨点渐渐变大，到达下关车站，雨更急，甚至还刮起一阵大风，风中夹着黄豆大的冰雹。冰雹砸在车窗上，发出一阵阵“砰砰”的响声。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天人感应”吧。它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甲午之败，不要忘记马关之辱。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7月6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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