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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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二)

3．太平洋学会有关中国外交关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引发的社会反响
如上所述，从学会第一届双年会起，中国分会就积极促动并参与对中国外交问题的讨论。自1929年，由于学会对中国外交问题的关切，这个国际组织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注意。而学会围绕此问题的讨论又对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造成了影响。
导致这种关系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能令中国各界满意。京都会议开幕前，中国各界曾经普遍对会议持关注与欢迎的态度，然而会议的结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舆论界对会议结果及中国代表的工作提出批评：“此次会议，满洲问题，既未有何结果，而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亦未尝能引起世界之舆论，故我代表在会议上虽发言盈庭，而谓其成绩几等于零。” [1] 中国代表、《大公报》的吴鼎昌在其报道中形容东北问题的讨论是“一无结果”。[2] 会议因“无结果”而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对会议和学会的不满与批评也越来越多地见于报端。舆论界批评中国分会在代表选派和研究准备方面工作之不力，指责日本代表在东北问题上的强词夺理，同情朝鲜代表的境遇。[3]
对于1929年会议讨论的不满更在两年后引发了对学会性质、目的与作用的质疑。1931年5月底，第四届会议正在筹备之中，忽然出现了一股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的风潮。反对风潮由北平东方问题研究会发动，其骨干包括一批国民党员以及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主要根据对上届会议的印象，他们提出，太平洋国际学会“完全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代言机关，亦即欺骗弱小民族之团体”，“与国际联盟异曲同工”。[4] 因而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拒绝该组织在华开会；并致函中国分会要求其自动解散。他们的主张得到北平、南京、浙江、绥远、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一些文化团体的响应。会议筹备工作也受到影响。中国分会派陈立廷等人赴北平和杭州向各方进行解释、疏通，陈立廷还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学会的缘起、性质、目的、工作内容等情况，然而都收效甚微。中国分会与反对者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学会的性质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在1930年底1931年初，中国分会为削弱身上的政治色彩、突出学术特征，将名称由“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改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5] 尽管如此，然而，一方面由于学会关注的是带有浓厚政治论争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相对于双年会讨论，其研究活动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所以反对者指责学会“假借学术团体美名”，“愚弄太平洋被压迫民族”；[6] 新闻界也有人提出，学会自居于学术团体，但热衷谈论政治问题，其性质“异常不明”，“不能不令人怀疑该会，蒙学术之假面，玩国际政治之把戏”[7] 中国会员中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学会应远离政治论争，专注于学术，以免沾上政治团体之嫌疑。[8] 此外，学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渊源也成为“帝国主义代言机关”的罪证之一。新闻界对反对者多持同情态度，但于反对开会的做法大多不赞同。[9] 有人提出，一切国际组织，本无绝对利害可言，亦不能因噎废食，“我国人视该会为国际联络之一种工具则可，视为扶困济危之活佛，则不可。希望越多，则失望亦愈大。我国人、我代表如能淡漠视之，则视该会为一学术团体也可，视各国代表此次来我国出席，为游历性质亦可。力予反对，似可不必。”[10] 风潮最终由于蒋介石出面干涉而平息。8月14日，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演讲《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提出太平洋国际学会“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11]
当第四届会议终于在上海开幕时，它并未在中国引起像两年前、甚至筹备期间那样广泛的关注，这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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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官方的、实质性的外交交涉更为人瞩目；另外，会前的反对舆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自创立伊始，余日章、陈立廷等主持下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受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并受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东北问题的强烈的民族愿望的推动，积极促动并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外交问题的讨论，在学会双年会上，他们也表现出一种非常积极（个别情况下甚至有些急进）的姿态。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以非官方的学术团体自居、强调发现事实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国际组织身上，失望自然难以避免。1929年和1931年两次会议后，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针对学会的批评舆论也使一些中国会员感到泄气。对于本身即非常微妙的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其得失原本难以由一时的社会舆论所反映，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分会所遵循是国民外交的路线，对于民意有天然的依赖，因而它更容易受舆论的影响。此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愈发使他们感到在国民外交上无能为力。”九一八”事变后，一面是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方面的不力，一面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国际纠纷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中国分会的一些领导者对于国际组织产生了失望。主任干事陈立廷从中国分会酝酿时期起就一直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鼓吹者及实际事务的执掌者，1931年夏，他还在为消解国内舆论对学会的质疑而奔走，然而到了1932年初，他在致总会的一封信表达了对国际社会不作为的失望，以及对学会的不满和质疑。[12]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会员都如此泄气。著名的女作家、学者陈衡哲解释国际组织为何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国际会议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它的期望太大了，二是由于参加的分子所求于它的太奢了”。[13] 这种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像陈立廷这样曾热心于在学会中推动国民外交的会员为什么会对学会产生失望。[14] 另一位会员潘光旦认为，尽管这种组织看似不能产生具体的对中国有利的结果，“不过我们要是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利，我们相信此种讨论、交谊、与研究的功夫是不落虚空的，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同情，可以促进问题上的了解。而同情与了解是解决一切纠纷的先决条件。”[15]
四、中国分会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换
1．分会的研究工作
如前所述，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有两方面的工作内容：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二者相辅而行。第一届会议后，中国分会呼应学会对研究工作的强调，开始加强与学界的联系。 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分会最初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大。此时的分会尚无长期的研究计划，也未与学者建立起研究互动关系。除几本以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为主题的小册子外，代表其研究成果的主要是中国会员为出席双年会准备的论文。这些论文本身研究色彩并不浓，即便是这样，其得来也主要靠这些会员个人的捐助。
促使情况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会总部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根据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相关政策，它并不直接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而是与关心太平洋问题的学术机构及研究者进行合作。[16] 当发现自身确定的研究计划恰与这些机构或个人的研究方向相契合时，即促成双方的合作。1927年至1929年，总部的研究干事孔德利夫（J. B. Condliffe）、研究委员会主席萧特维尔等人带着这种合作目的先后到中国访问。在中国分会的协助下，他们与一些研究机构、学者建立了联系，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计划引起了他们的兴趣。1929年后，由于获得了稳定的研究资金来源，学会将更多的中国学者的研究项目纳入自身的研究计划。[17] 1928至1933年间，学会在中国资助及推动的研究项目有：[18]
陈立廷（中国分会） 中国报刊文章摘译（1928年）
张伯苓（南开大学） 满洲移民问题之经济方面（1928—29）
徐淑希（燕京大学） 满洲政治问题（1928—30）
陈立廷（中国分会） 满洲问题研究的翻译（1929年）
J. Lossing Buck（金陵大学） 中国土地利用问题（1929年起）
G. B. Cressey（沪江大学） 中国地理研究 （1929—31）
孙郁文（金陵大学） 东亚农产消费之趋向（1929—31）
何廉（南开大学，实际主持者为方显廷） 天津的工业化 （1929—32）
何廉（南开大学） 山东、河北人口向东北的迁移（1930—32）
刘大钧（中国经济学社、国民政府主计处） 上海的工业化（1931—33）
张纯明（南开大学） 华北县政（1931起）
潘光旦（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中国的人文主义（1931起）
方显廷（南开大学） 华北农村的工业（1931起）
C. F. Remer（美国密歇根大学） 外国对华投资（1930—31）
关税问题*（1929—1933）
太平洋地区的军备及外交机关* （1931起）
太平洋各国外侨地位*（1931年起）
太平洋地区的通信* （1931年起）
生活水平* （1933年起）
文化关系*（1933年起）
据研究者统计，1931至1934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支出的一半以上都用于赞助中国的社会科学项目。[19] 从1920年代末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资助方向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研究。这是因为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学会对经济问题越来越关注，而且，学会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冲突，根源于经济、社会问题。当然，这些项目本身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此时期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20] 学会的这种资助活动，推动了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1929年，当南开大学正处于财政困境中，学会向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何廉等人有关东北移民问题及华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计划分别提供了为期三年、数目可观的资助，使这些学者感到“巨大的鼓励”。[21] 1931年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发展为经济学院，在其1931至1932年度的预算收入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捐助占到了一半。[22]
作为学会研究计划在中国的具体推行者，中国分会在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它协助学会制定、推行及完成研究计划，又设法使中国学者以及自身的研究计划获得资金支持，并在二者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在长期的研究计划之外，中国分会还围绕学会的双年会的展开短期的研究工作。第三届会议时，中国分会由于准备匆促、忽视事实材料的收集受到来自会内与会外的批评。因此，在第四届会议前，中国分会对研究准备非常重视，聘请会内外专家撰写论文，并分类聘请学者主持论文的编辑。一批论文、论文集、资料集在会议之前得以出版。第四届会议后，以此次会议中国代表的研究为基础，并增加了一些外国代表及其他中国学者有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国分会出版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其主题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该丛书体现了此时期中国分会的研究成果。
1931年至1933年，中国分会出版的中英文著作有：[23]
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
*徐淑希：《满洲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鲍明钤：《在华外侨之地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鲍明钤：《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夏晋麟编著：《上海租界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刘大钧：《外人在华投资统计》，“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谢家荣、朱敏章：《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贾士毅：《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十四省粮食供给和需要的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日）大岛与吉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满蒙铁路网》，“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
（日）金冶井谷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日本对华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日）Unokichi Hattori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汉字之优点与缺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日）木村增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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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中国的财政改良与公债整理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美）W.F. Spaloling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银价问题与远东》，“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美）夏皮罗（H.L. Shapiro）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夏威夷之华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Sophia H. Chen Zen ed.,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angchow, Oct.21-Nov.4, 1931，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Data Papers on China, Preliminary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to be held in Hangchow from Oct. 21st to Nov. 4th, 1931, Shanghai: China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Data Papers: Manchuria, prepared by China Council for the 4th Biannual Conferenc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Beiping: s. n.., 1931.
Shuxi Hsu and Robert Moore Ducan, The Manchuria Dilemma: Force or Pacific Settlement,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rions, Peking: s. n. , 1931
Tsai Chien and Chan Kwan-Wai, Trend and Character of China’s Foreign Trade(1912-1931)，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考虑到中国分会经费长期不足，这种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1930年代初，一些中国会员抱有将分会建设成为中国有关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非官方研究机构的期望。[24]
2．学者地位的上升
中国分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致两个工作中心，即位于上海的事务中心和北平、天津的研究中心。分会依靠前者获得组织上、经济上的支持，依靠后者的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学者取得研究支持。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也是促成这种分工的因素之一。1931年，分会为学会在中国开会做筹备时，即在南北两方分头展开工作，上海的办事机构负责会场安排、接待等事务性工作，北方的学者负责研究准备。
随着分会研究工作的发展，以及一些学者（尤其是来自平津的学者）取得学会总部的资金支持与关注，学者在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地位逐渐突显。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会领导层的地位受到挑战。中国分会在成立之初，曾对基督教青年会有一定的依赖。尽管1927年后，分会身上的青年会的色彩已逐渐淡薄，但是，分会与青年会的这种关联始终是使学会遭到非议的一个因素。按照学会总部领导层的一些成员的想法，他们也更属意以知名的学者充当中国分会的领导。[25]
1931年夏，余日章因健康原因辞职，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代行会长职务。次年春，中国分会进行了改组，对分会的章程做了修订，同时举行了改选。胡适被选为新的会长，徐新六担任副会长，何廉当选研究主任，刘鸿生任书记兼司库。陈立廷仍保留了执行干事的头衔，但此后实际处理具体事务是刘驭万。此次改组使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进一步摆脱基督教青年会印记，也标志着学者在学会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
3．中国分会工作重心的转移
综上所述，1931年后，一方面，中国分会在国民外交方面越来越难有所作为，研究工作则不断进展；另一方面，主张国民外交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在会中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学者所取代，由此，中国分会的工作重心出现了转移。
在如何参与学会活动这个问题上，胡适与余日章、陈立廷等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有不同的见解。在学会第四届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主张以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学术态度进行探讨。在第五届大会上，针对新渡户稻造在上届会议闭幕式上表述的观点——即出席会议者在会议中是以各国代表的资格讲话，而在散会后则以会员的身份讲话，胡适提出，出席者在会议中也不应该仅仅把自己看作某一国家的代表，而应以学会会员的身份行事，这样才能超出国族的成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这种看法也迎合了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的主张。[26] 胡适等人的主持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相对于以往对带有政治色彩的国民外交活动的重视，其工作导向更偏重学术研究的一面。[27]
改组后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其活动更为低调，逐渐发展为某种特定人群的小集合。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外交已不再被视为分会最重要的工作目标；而富于组织、事务能力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淡出领导层大概也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中国分会自成立起曾一直坚持出版历届会议的报告书，然而第四届会议以后，这种报告再未出版。这或许也可由上述两个因素来解释。1931年以后，中国社会对这一国际组织的兴趣逐渐减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学会于1942年召集会议时，由于相关各国政府代表受邀参加，它才在一定范围再次引起中国各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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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洋会之大炮》，1929年11月17日《时事新报》“星期评坛”。
[2] 在《太平洋讨论会特记：本社东游记者第五信》、《太平洋讨论会特记：本社东游记者第六信》（1929年11月10日、12日《大公报》）中，他多次以“一无结果”形容满洲问题之讨论。他还写了《太平洋会史料：无结果之满洲问题》。
[3] 朝鲜代表曾出席前两届会议，在会上曾公然指责日本侵朝政策。第二届会议后，在制定章程时，学会妥协于日本分会的要求，将会员资格规定为以国家而非民族为单位。因此到了第三届会议，朝鲜代表的出席资格就成了问题。
[4] 《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宣言》，见破浪：《东北事件与太平洋学会》，《新东方》“最近远东问题”专号，1931年11月21日。
[5] 陈立廷：《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
[6]《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宣言》。
[7]“社论”《论反太平洋学会运动》，1931年6月30日《北平晨报》。
[8] 见《太平洋国际学会陈衡哲女士表示不参加》，1931年6月30日《北平晨报》。
[9] 参见“社论”《论反太平洋学会运动》；“社论”《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7月3日《时事新报》；彬：《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五）、（六），1931年7月17、18日《申报》。
[10] 彬：《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六）。
[11] 《蒋主席演说太平洋会性质》，1931年 9月15日《大公报》。
[12] 见E. 格林（Elizabeth Green,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致胡适的信（1932年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胡适档案，卷号E-215，分号1。
[13] 陈衡哲：《太平洋国际学会》，《独立评论》第60号，1933年7月23日。
[14] 当然，陈立廷的对学会看法的转变可能还与其他一些具体因素有关，如：第四届会议上，他与一些日本代表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分会的改组问题。
[15] 潘光旦：《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年华》第2卷第25期，1933年6月24日。
[16] “Research Activities”, Pacific Affairs, June 1928。
[17] 1929年起，学会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50,000美元的定期研究资助。参见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p.225_226.
[18] 资料来源: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Pacific Council”(Oct. 23 to Nov. 9, 1929),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29, pp. 651-656; “Research Activities”; “Biennial Repor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ibid. pp. 666-668; W. L. Holland, “Research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 Brief Survey of the 1931-33 Program”, Pacific Affairs, Feb., 1932; “The Institut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me”, Bruno Lasker and W. L. Holland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3, pp.467-478。括号中的时间指项目的起止时间；带*者是各分会共同承担的项目。将C. F. Remer主持的“外国对华投资”列入是因为刘大钧、吴鼎昌等也参与了该项目。
[19]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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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pp.226_227.
[20] 也有研究者分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的研究兴趣及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对何廉等人有关华北农村问题的研究计划之影响（见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pp.103-108）。
[21] 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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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出版社，1988年，第43—45、72—73页。
[22] 见《经济学院董事会成立会开会记》，原载《南大周刊》第108期，1931年5月5日，见《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1989年，第47—49页。
[23] 带＊者也有英文版本出版，此处未再收录。
[24] 见卡特致胡适的信（1932年10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胡适档案，卷号E-146，分号1。
[25] 1926年，学会总干事戴维斯到中国访问，他认为平津学术研究气息更浓，中国分会未来的领导应出于斯。但他也提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仍是最佳的负责人选。J. M. Davis, “Second Report Letter from China”, News Bullet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ug. 24, 1926.
[26] Hu Shih, ”On an I.P.R. Philosophic Code”, Pacific Affairs, Oct., 1933. 胡适的发言主要体现了他本人的世界主义观念，也与学会自身的主张相契合，但并不一定代表全部中国会员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第六届会议的开幕上，也有人提出，每个人都会从本国立场出发考虑国际事务，所谓“世界公民”的观念是虚构的（Robert Falconer, “Address of Welcome”, Pacific Affairs, Oct., 1933）。
[27] 见卡特致胡适的信（1932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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