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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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一）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1]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 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 停止排日；5. 共同防共。6.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2]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3]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4]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5] 21日，布置防守南京，日记云：“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6]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日记云：“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7] 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日记云：“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8]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9] 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10]

中国历史故事第三部

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11]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的讥笑。[12]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3]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14]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15]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16]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17]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18]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条件，则应拒绝转达。”[19]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20]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21]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22]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 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23] 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24] 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25]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26]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27] 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 停止反日运动；2. 反共；3. 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28]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之属于我，已确定矣。今日对倭和战问题，亟须统一，不可各自接洽。”[29]7月12日，日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动求和，犹不知为误事，可叹！”[30] 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31]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32]
8月11日，孔详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呈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

中国历史上十大诡异故事

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33]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2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34]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35]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我下野”的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之态度暧昧，以及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36] 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37]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38]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39] 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40]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41] 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42] 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43] 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44] 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45]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46] 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47] 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48]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49]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50]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51]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52]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53] 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54]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55] 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56]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57]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宇垣一成对华政策上属于“温和派”。当其接任外相时，蒋介石就估计他会“主和”，但蒋认为，宇垣仍会“以挑拨离间我内部为唯一手段”，因此提醒自己“戒惧勿忽”，[58]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59] 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60] 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61]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62] 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改组国民政府，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63] 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
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64]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65] 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66]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东亚永久和平；2．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67]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
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
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声明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68]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
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
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69]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
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70]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71]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楮民谊、樊光致电

中国历史小名人的故事50字

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72]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 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73]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74] 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

具有正能量的中国历史故事

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75]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76] 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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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组论文共5篇。《“桐工作”辨析》为第1篇，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为第2篇；第3篇为《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4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见《中国文化》第22期。第5篇为《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代史研究》，待刊。
[2]《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1卷，第784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3] 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4]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
[5]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0日，稿本，台湾“国史馆”藏，以下均同。
[6]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1日。
[7]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9日。
[8]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2日。
[9]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7日。
[10]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9日。
[11]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26日。
[12]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27日。
[13] 《困勉记》卷46，1937年12月29日。
[14]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2日。
[15] 《口头答复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台湾藏档《外交部案卷》，00062A，第065页。
[16] 《口头答复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台湾藏档《外交部案卷》，00062A，第065页。
[17] 《蒋委员长致孔院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第064页。
[18] 《孔院长接见陶大使口述英文稿》，1938年1月15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076页。
[19]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16日。
[20]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86－387页。
[21] 《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22] 《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23]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24]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2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8页。
[26] 转引自《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78－279页
[27]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
[28]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9日，“蒋档”。
[29] 《困勉记》，卷49，1938年6月23日。，
[30] 《困勉记》，卷49，1938年7月12日。又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8年7月2日，未刊稿，以下简称《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31]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8月10日，“蒋档”。
[32] 同上。
[33] 《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11日，“蒋档”。
[34] 《困勉记》卷47，1938年2月23日。
[35] 《困勉记》卷49，1938年7月9日；《事略稿本》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
[36] 《困勉记》卷50，1938年9月11日。
[37] 《今井武夫的证词》，《土肥原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页。
[38]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1日。
[39]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40] 贾存德，字辛人，孔祥熙的同乡、学生，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
[41] 伯良（胡鄂公）：《致王主任（良甫）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42]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43] 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3日，“蒋档”。
[44] 孔祥熙：《致萱野先生函》，1938年5月22日，孔祥熙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参见《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4－525页。
[45] 贾存德：《孔秘书（令侃）转呈孔院长》，1938年6月12日，“蒋档”。
[46]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2日，“蒋档”。
[47]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3日，“蒋档”。
[48] 《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6月21日，“蒋档”。
[49]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3日，“蒋档”。
[50]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5日，“蒋档”。
[51]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52] 《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4，“蒋档”。
[53] 《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54] 《香港情报》，1938年7月6日，“蒋档”。
[55]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7月6日，“蒋档”。
[56]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据贾存德回忆，贾到武汉后，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对马说：“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又致函萱野长知：“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见《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57] 《马伯援呈》，1838年10月8日，“蒋档”。
[58] 《困勉记》，1938年5月27日。
[59]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8月4日，“蒋档”。
[60]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至前马、贾两君与萱野等之接洽，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作为情报，更未提及任何条件，不过不能不有所指示，免应付失言。”1930年8月11日，“蒋档”。
[61] 《抄上海贾生来电》。1938年8月28日，“蒋档”。
[62]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9月7日）：“顷奉鱼（6日）机鄂电，遵即转告贾生，令其拒绝。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虽系过去情报，姑仍照抄奉阅，以备参考。”见“蒋档”。
[63] 《事略稿本》，1938年9月10日。
[64]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9月11日，“蒋档”。
[65]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8页；参阅拙作《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0－411页。
[66]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蒋档”。
[67] 同上。
[68]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0月15日。“蒋档”。
[69]孔祥熙：《最近国际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70]孔祥熙：《最近日本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71]《困勉记》卷48，1938年5月30日。
[72]《楮民谊、樊光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8年11月7日。“蒋档”
[73]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0－401页。
[74]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6日。“蒋档”。
[75]《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11月7日时间，“蒋档”。
[76]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9日。“蒋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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