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试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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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华盛顿会议前夕，上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其成员来源广泛，活动积极，是当时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学术界就民众运动与华盛顿会议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谈到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活动情况，[1]但没有全面梳理它成立、发展的过程，其内部成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等等。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考察，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分散到联合：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
巴黎和会落下帷幕不久，美国因为未能满足其在远东地区扩张势力的目的而又积极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以求拆散原有的英日同盟，限制日本而谋求自己的远东利益。英国也深感日本在东方发展趋势的威胁，希望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均衡关系。因此，美英经磋商后，决定由美国出面召开限制军备及太平洋远东问题会议（即华盛顿会议）。1921年7月12日，美政府训令驻京代表芮德克，邀请中国参加会议。8月11日，又发出正式邀请书。北京政府欣然受邀，任命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率领1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并准备了一系列提案，包括设法取消英日续盟；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关税自由；解决山东问题及取消“二十一条”等。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也极为关注。由于报界不时透露美国政府将援助中国恢复国际自由的消息，[2]不少人对会议充满希望，“认为从前所订种种不平等的条件可以消除，……世界公道也可以从此大张”。[3]一些人虽不抱乐观态度，但认为中国问题是远东问题的中心，“太平洋会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关键”，[4]国人应该发挥拒签凡尔赛条约的精神，“吾民苟能于外交事情，继续为有实力之运动，则吾国必不至长为强国所屈辱。”[5]于是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各界团体之专为研究太平洋问题而设者，殆更仆难数”。[6]7月21日，北京总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率先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太平洋问题研究委员会，要求政府公开外交，接受民间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意见。[7]8月16日，蒋梦麟、马叙伦、王世杰、燕树棠等北京国立8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旨在“从学术方面研究太平洋问题，及发表关于太平洋各问题之意见”。[8]新旧国会议员也纷纷成立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太平洋问题商榷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等，督促北京政府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9]为了统一力量，9月20日，这些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合并成立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并决定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10] 25日，发表《宣言》称：“巴黎和约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拒绝交涉，皆我国民对外一致之所表示及成功也。国民意思一致之表示即为国是，国是所在当局者虽欲逆行而不可能，外交方针其一例也。欲谋统一之表现须有统一之机关。太平洋会议发起以来，我国内团体应时而兴者不下数十起，此外，公私各团体对于外交问题特别研究或主张者亦不胜计，其宗旨殆皆一致，分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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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离而力薄，联之则体合而用大。窃本斯义，爰有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之组织，并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对内一致为对外一致之表征，对外一致即对内一致之张本。凡我国人盍兴乎来”。 [11]其意思是国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迫使政府不敢违背民意，取得外交的胜利。该宣言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商教联席会议致电北京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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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代表蔡元培，同意在沪召开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2]由52团体组成的上海太平洋商榷会更是一致决定加入大会。[13]
11月11日，就在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来自北京、上海及鲁、川、苏、浙、鄂、闽、陕、吉、黑龙江等17省118团体的300余名代表齐集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宣告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与会者包括各地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工会及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著名人士有华侨联合会代表李登辉博士、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浙江海宁县教育会代表严慎予、浙江嘉兴县教育会代表沈钧儒等，大家会聚一堂，共谋外交之策。[14]
名士的参与无疑提高了大会的知名度和凝聚力，但代表们毕竟来自全国各地，在政治倾向上难免各不相同，如何让大家齐心协力，督促政府当局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外交胜利，是大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正要求美国否认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资格，指出“南方合法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之全国政府，故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应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15]但美国政府仅同意广州政府派人参加北京政府组织的代表团，孙中山对此严辞拒绝，并积极筹备北伐。对于南北争执的局面，不少代表认为，国民外交大会要维持团结，必须专事外交而避免牵涉内政问题。如严慎予提出：“愿各代表勿涉外交以外之事，启人怀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罗正纬提醒道：“凡事应加详细考虑，本诸良心，且此次专为对外，不及内政，各方面利害冲突即已消灭；南北纷争，各执一是，国民应有正当之主张，为切实坚强之团结。”一些代表则认为，不卷入政争，不意味着做北京政府的尾巴，国民外交大会“非为政府代表作后盾，系发表真正国民意见，如华府会议失败，国民当否认之”。[16]经过讨论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章程规定：“本会集合全国国民公意，对于外交问题，以贯彻正确主张，否认卖国举动为宗旨。”[17]该宗旨无疑反映了众多代表对外一致的心声，但“否认卖国举动”势必将涉及内政问题。随着华盛顿会议的进行，当列强与北京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时，代表们不得不卷入内政问题的争论，大会的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从希望到失望：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代表们是在“对外一致”的口号下走到一起来的，希望通过华盛顿会议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实现中国的独立。大会成立当天即致电美国总统哈定及各国代表：“恳以公正美满，解决太平洋问题，及世界和平问题”，并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上海市民举行的庆祝太平洋会议开幕的游行大会。[18]11月18日，大会提出了对于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主张：取消1915年5月25日之中日条约及换文；无条件地将青岛及一切属于该地之权利、胶济铁路管理权交还中国；列强未经中国同意所订关于中国之一切条约，均作无效等。[19]然而，随着华盛顿会议的进行，代表们不由得大失所望。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等9国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标榜“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 的罗脱四原则，接着讨论有关中国的具体问题。其中山东问题备受国人瞩目。早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日本政府多次要求北京政府与之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以避免英、美干涉其在山东的利益。中国民众对此极为反对，认为如果答应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巴黎和会《对德和约》有效，应该将山东问题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在激昂的舆情压力下，北京政府要求英、美将山东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但英、美两国害怕得罪日本，提出在华盛顿会议“边缘”举行山东问题会谈的方案。1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开始在华盛顿会议外谈判“鲁案”，而英、美派观察员列席参加。这一做法依中国民众看来，依然是中日直接交涉，因而奋起反对。3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召开谈话会，商讨对策。上海代表汪剑农、孙镜亚、喻育之和湖北代表熊本旭等人对北京政府违背民意的做法十分愤怒，主张“否认北庭及其代表”。但江苏代表钟可托表示反对，称：“北庭代表虽不满人意，而国际尚承认之故，欲挽救外交，有暂时作其后援之必要。”喻育之反驳道：“中国所以演成如此现象者，有两种原因：一故意卖国，一盲目爱国。……若仅反对交涉而不反对直接交涉之人，实非长计。”[20]其意思是钟可托关于继续依靠北京政府办外交的主张是“盲目爱国”，只有反对北京政府，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争论结果，前者占据上风，于6日致电华盛顿会议：“中国国民对于鲁案二十一条及其换文，绝对认为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缔结之私约，未经中国国会同意，国民当然不能承认。愿以根本取消之旨趣，诉诸华府会议之公判。北京政府代表团会外之交涉，显系继续其卖国行为，完全违反国民公意。本会根据上述理由，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21]一方面表明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否定北京政府的代表资格。7日，又发表《对外宣言》，对华盛顿会议提出3项“希望”。前两项是铲除东亚之乱源，取消二十一条及各国妨害中国领土主权、经济独立的条约；后一项是列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以资财或他种方法，助长军阀所卵翼之恶劣政府，以延长中国内乱，为藉口共管财政之地步，则中国国民本其数千年文明民族之能力，起而改造，凡关于建设诸大政，只须假以时日，自能渐事处理，无庸我亲爱之友邦，为我代谋，以益其纷乱”。[22]通电和宣言的发出，意味着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已经超出了成立时“专事对外”的约定，开始涉及内政问题，这势必引起倾向北京政府的代表的不满。全国商会联合会江湘浦、上海总商会赵晋卿、江苏省教育会贾季英、各省区代表李杰等人认为，否定北京政府的代表资格，“无异自己取消国际地位，授人以共管之柄”，于是宣告脱离大会。[23]另外一些代表则呼吁：“外交风云已恶，对外通电似应慎重。”[24]希望大会不要涉及内政问题，以免影响团结。此后，大会对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只“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之行为”。[25]
对于民众的责难，北京政府并未认错。12月11日，颜惠庆在答复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关于鲁案问题的质询时指出，鲁案交涉由华盛顿会议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华会公认，并不完全是日方所要求的直接交涉。这种答复，一部分人感到满意，大部分人“仍认为理由不甚充分”，“总不能不谓为直接交涉，与两年来奔走呼号极力抗争之精神，实相刺谬”。[26]他们担心鲁案会外交涉难收成效，对北京政府能否实现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愿望仍持怀疑态度。很快，这种担心便得到了证实。在鲁案交涉过程中，中日双方代表对于胶济铁路问题争论激烈。日本代表要求中国须向日本借款赎路，在未还清借款期间，由日方债权人推荐铁路的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长。中国代表主张以国库卷分期付款赎路，而没有必要向日本借款，并由中国人担任车务长和会计长。日本见中国代表态度坚决，便训令驻华公使小幡酋吉向北京政府施压，答应其借款赎路的要求。29日，新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在接见小幡时表示，拟借日款赎路。消息传来，讨梁声浪即起。与此同时，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退无条约依据的外国驻华军警等问题的谈判也进展缓慢，列强分别以中国存在厘金、司法不良、局势动荡等问题，阻扰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除了对列强表示不满外，不少人将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认为内政腐败以致于外交失败。1922年1月7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通告全国的文稿中指出，北京政府同意借日款筑路，是“欲断送路权于日本，而重加负担于国人矣”，至于关税自主等问题不得正当解决于华府会议者，“亦惟北京政府造其因，日本代表箝其口，客军何以不能撤退，为我国军队哗变也。领事裁判权何以不能取消，为我国司法不良也。关税何以不能自由，为我国厘金未裁也。总之，日本之军阀主义，我国人极端反对，北京政府根本上无代表中华民国之资格。在此种现状之下，则任何国际会议，我国决不能得良好之结果。”[27]
相比之下，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政府因其对外强硬政策而引人注目。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孙中山屡次声明“完全废除二十一条，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的主张。在澳门划界及“9•16”事件的交涉中，广州政府面对葡公使的威嚇，毫不退让。[28]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对此高度评价，于1月13日通电全国，赞扬广州政府“其卫民爱国之精神，视北京政府何啻天渊之别”，其刷新内政“足为外交胜利之基”，要求承认广州政府，由它行使中华民国政府之职权。[29]这说明国民外交大会对于北京政府原本已缓和的态度再次激化，北京政府的地位再度被否定。此举引起了敌对者的仇视，散布大会受党派利用的谣言，一些代表在谣传的压力下又退出大会。如李登辉于1月17日提出辞职，理由是：“迩闻外间谣传，有本会被党派利用干涉内政之说，华侨联合会诸同志，均以与本会外交名义不符，不甚赞成。辉以代表华侨团体资格，……自当以诸侨胞团体意见为向背”。对此，大会书面质问李登辉，“请提出‘被党派利用’之证据”。后李回函，声明：“得之谣传，纯非弟个人意见。”[30]这里的“党派”暗指与广州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难以确证大会受到国民党的操纵利用，[31]但有一点不容否认：政府的外交政策违背民意，且取得的成绩远未满足人民的希望时，民众埋怨甚至反对政府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尽管大会内部因政见不同而有代表退出时，仍然不断地有各地人士赶赴上海加入大会，他们希望团结起来，力争通过华盛顿会议实现中国的独立、平等。[32]然而，列强把持的华会最终将他们的美梦打碎了。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对北京政府感到失望的同时，也逐渐从对美、英等国的幻想中惊醒过来。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签订《四国协定》，规定互相尊重各国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在该地区发生争端时进行协商。得知该消息后，大会批评道：“四国协定避去侵略中国之形式，包含处分中国之精神，其危害我国之程度，视英日同盟殆有过之”。[33]不过此时代表们对华盛顿会议还抱有一丝希望，主要是责备北京政府没有尊重民意，内政腐败，并未过多指责列强的不是。直到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闭幕，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谈结果尘埃落定，代表们才看清楚列强的真面目。列强虽然答应中国取消外国在华邮局，但要求承认租借地外国邮局的存在及洋员在中国邮政中的地位。对于中国民众实现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列强的答复是分别召开关税特别会议、法权调查会议，视中国裁厘情况决定加税幅度，视中国司法改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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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向各国建议裁撤领判权。日本虽然同意归还侵占的青岛，允许中国用国库卷赎路，但获得了由日人担任胶济路车务长、会计长的权利。至于租借地、1915年中日条约问题，各关系国依然是竭力维护。这说明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具体问题的结果离国人尽快取消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独立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也与会议通过的标榜“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的《九国公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折射出列强的虚伪，也激起了国人的愤怒。2月21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通电全国，斥责《九国公约》“新予我以最大之危险”。[34]24日，又发表《对外宣言》，否认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华民国之议决案，对《九国公约》逐条进行驳斥：
“按九国协约第一条云……（略罗脱的四原则），无异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以理论言之，中国为世界独立国之一，当然主权独立并领土的及行政的完全，无待另行规定条文。以事实言之，各国既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领土的及行政的完全，则与此相抵触条约何不一概废除……此吾人反对第一项原则之理由也。吾人正努力改造政府，倘各国不以军械及借款供给北京政府，则有力而巩固之政府自可树立。倘各国藉口维持有力而巩固之政府，而与北京政府磋商借款，则为改造之障碍……此吾人反对第二项原则之理由也。中国人民固愿履行自动的适宜的门户开放主义，使各国在中国之工商业机会均等，但各国亦当以平等待中国，取消势力范围及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撤退驻华军警，允许关税自定。各国既不解除种种束缚，而独要求全中国开放门户，则中国人民之工商业，将反为各国所排斥，则吾人反对第三项原则之理由也。利用中国之现状，以获得有减杀友交国之人民或市民之权利之特别权利或特典，系一国单独侵略也。利用中国之现状以获得无减杀友交国之人民或市民之权利之权利，系各国共同侵略也。共同侵略与单独侵略虽不同，而有害于中国则同。此于人反对第四项原则之理由也。此外，如该约第三、四、五条，皆根据第三项原则而为详析之规定。至于第六条，则国际公法本有此种规定，惟中国对于将来战争是否参加，须以公道为衡，决不能置公道于不顾而严守中立。”[35]
上述批评集中于罗脱四原则，指出列强如果真心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领土、行政的完整，希望中国建立有力而巩固之政府，保证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就应该首先取消势力范围，废除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度等不平等条约，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腐败的北京政府。因此，《九国公约》的真实目的不过是“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至此，在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代表们眼里，华盛顿会议以中国外交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大会何去何从，是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些代表主张维持国民外交大会，继续以外交参与作为大会的主要任务。但多数代表认为：“我国外交已完全失败，如欲挽救将来，非改造内政不可”，主张改换大会名称。[36]讨论结果，决定休会。25日，大会正式举行了休会礼。[37]喻育之、孙镜亚、萧剑秋、楼鸿书等代表则成立中华民国各团体会议，“以改革内政、实行民治、以救危亡为宗旨”，[38]继续寻求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
综观全国国民外交大会4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代表们对华盛顿会议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憧憬、希望到失望、醒悟的过程。起初，他们庆祝华盛顿会议开幕，欲借此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实现中国的独立。华会闭幕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转变，批评列强将中国置于共同保护、共同侵略的对象，“新予我以最大之危险”。怎样看待这种批评呢？平心而论，华会在一定程度上争回了一些国权，如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岛、胶济铁路，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租借地外的邮局等。于是，有学者称：华会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且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39]但在当时，中国民众的要求是立即改变现状，即废除中外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享有国际平等地位。列强的让步显然离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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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会通过《四国协定》和《九国公约》确立了对华重大问题上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中国的国际环境似乎好转，但是这种大国合作是建立在维护列强在华特权和损害中国利益基础上的，在多数国人看来，它不过是把中国视为共同侵略的对象。因此，当时的中国舆论界近乎一致地批评华会将中国置于更为危险的境地。学者王立新对此做了精彩的论述，此处不赘。如果说“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40]，那么可以认为，国民外交大会对华会的批评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促进了有利于国民革命反帝方面的社会意识的形成。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之时，代表们来自17省118团体，被誉为“破天荒之结会”，[41]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令人遗憾的是，大会仅经历4个多月，便宣告休会。其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大会是针对华盛顿会议而成立的，华会一结束，大会存在的动力大为减弱。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大会内部就是否涉及内政问题产生分歧，休会势所难免。需要指出的是，大会涉及内政，否定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受党派利用”，而在当时舆论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罗家伦即认为，北京政府软弱昏乱，不成其为政府，“国内政治不根本改造，则对外决无外交可言”。[42]梁启超也指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国民运动应该由外交转向内政，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43]《申报》则发表时评，批评北京政府违反民意，“似此政府不可一日留”，须彻底反对，“倒之如摧枯拉朽”。[44]中国共产党更是急切地呼吁，华盛顿会议后，中国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华会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军阀们在列强的利用唆使下内乱无已，只有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建设“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45]由此可见，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批评、否定北京政府，反映了众多国人的心声。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建设内政清明、强盛的国家，才能取得外交的胜利，实现民族的独立、平等。这对以后国民革命反封建、反军阀方面社会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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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稍有涉及的论著有来新夏：《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民众运动》，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2 期，第74-78页；吉文灿：《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述评》，载《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26-28页。
[2] 《大勘注意之太平洋问题》、《日美争执不休之太平洋会议》，《晨报》1921年7月18日、8月13日，第2版；《日使提出鲁案节略》，《申报》1921年9月11日，第7版。
[3] 杨贤江：《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357页。
[4] 端六：《为太平洋会议警告全国上下》，《东方杂志》第18卷第15号，1921年8月10日。
[5] 罗罗：《国民外交》，《东方杂志》第18卷第15号，1921年8月10日。
[6] 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年10月20日。
[7] 《国人研究太平洋问题之集会》，《晨报》1921年7月22日，第2版。
[8] 《昨日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开会》，《晨报》1921年8月17日，第2版。
[9] 《国内研究太平洋问题各团体之进行》、《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昨日成立》，《晨报》1921年8月10、29日，第2版。
[10]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报告》，1921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档号1039-133。
[11] 《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员宣言》，《晨报》1921年9月29日，第2版。
[12] 《全国商教会复蔡孓民电》，《申报》1921年10月13日，第14版。
[13] 《国民外交大会筹备再志》，《申报》1921年10月31日，第14版。
[14]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纪》，《申报》1921年11月12日，第14版。
[15] 《新政府否认北庭代表》，《民国日报》1921年9月8日，第4版。
[16]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消息》，《申报》1921年11月15日，第14版。
[17] 《国民外交大会开会纪》，《申报》1921年11月20日，第14版。
[18]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纪》，《申报》1921年11月12日，第14版。
[19]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消息》，《申报》1921年11月19日，第14版。
[20] 《国民外交大会开会纪》，《民国日报》1921年12月4日，第10版。
[21] 《国民外交大会开会纪》，《申报》1921年12月7日，第14版。
[22] 《国民外交大会之昨讯》，《申报》1921年12月8日，第14版。
[23] 《国民外交会代表一部之脱退》，《申报》1921年12月11日，第14版。
[24] 《赣同乡之内政外交观》，《申报》1921年12月14日，第14版。
[25] 《国民外交大会之主张》，《申报》1921年12月22日，第14版。
[26] 《秘笈录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15页；《北京各团体代表质问鲁案记》，《申报》1921年12月12日，第7版。
[27] 《外交大会沉痛之警告》，《民国日报》1922年1月8日，第10版。
[28] “9• 16”事件是指1921年9月16日，葡萄牙驻澳门巡河警轮巡至湾仔银坑两岸（华界），逼令中国船户取照，并将各船拖回澳门租界。广州政府防军出面阻止，与葡方发生冲突，葡方死1人，伤2人。事后，葡萄牙政府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并扬言派军舰封锁华界海面。广州政府毫不退让，向葡方提出4项要求：此次葡舰首先开炮启衅，葡政府应向粤政府道歉；惩办开炮之葡舰军官；葡国无论何船只，以后不得驶过银坑湾仔华界；澳门须定期一律戒赌。最后，该案拖延未决。见《调查澳门交涉之报告》、《澳案我国所提之条件》、《葡使在粤交涉澳门案》，《民国日报》1921年10月4日、9日、1922年1月13日。
[29] 《外交会认新政府通电》，《民国日报》，1922年1月14日，第10版。
[30]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谈话会纪》、《外交大会之代表会》、《外交大会之谈话会纪》，《申报》1922年1月18日、1月22日、2月8日，第10版，第10版，第15版。
[31] 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执行委员情况来看，沈均儒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孙镜亚1912年入国民党，可说是最具有与广州政府“暗通”的条件，但两人意见并不一致，孙主张承认南政府，沈则认为时机尚早，且两人不能左右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通电承认广州政府一事上，并不能说明国民党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795页；《国民外交大会记事》，《申报》1921年1月12日。
[32] 从12月6日大会发出否认北京政府的电文至休会期间，一些代表退出大会，同时又有新到代表，见《申报》1921年12月18日、1922年1月1日、1月14日，《民国日报》12月9日、2月1日、2月8日。
[33] 《国民外交大会之代表会》，《申报》1921年12月25日，第14版。
[34] 《外交会解释“九国协约”危险》，《民国日报》1922年2月22日，第10版。
[35]《国民外交大会对外宣言》，《民国日报》1922年2月25日，第10版。
[36]《外交大会代表会纪事》、《外交大会紧急大会之通告》，《申报》1922年2月12、14日，第14版。
[37]《国民外交大会休会记》，《民国日报》1922年2月26日，第10版。
[38] 《各团体会议成立记》、《各团体会议讨论章程》，《申报》1922年3月16、19日，第14版。
[39]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40] 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56页。
[41] 《罗正纬组织外交大会之谈话》，《申报》1921年11月3日，第14版。
[42] 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1月25日。
[43] 梁启超：《外交欤？內政欤？》，《晨报》1921年12月29日，第3版。
[44] 无用：《须彻底反对》，《申报》1922年1月8日，第11版。
[4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六大以前》，1951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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