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唐仕春：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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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仕春：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

摘要：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过程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视角的转换能发现新对象、新面相，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
关键词：视角 时空 师承 交游 社会史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①]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 视角：对象与面相
研究视角转换使学者发现了一些新的领域，有了新的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的转换。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20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50至80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兴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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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①]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1980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②]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动。
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③]1990年代，商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④]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不断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对历史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 时空：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6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趋向。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⑤]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等；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等地理空间；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伸缩尤为明显。1990至1993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著作。[⑥]1990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究。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002年，《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⑦]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焦于茶馆等空间。[⑧]“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著，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⑨]
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不可抹杀。
三、师承：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⑩]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1990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11]1980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12]
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13]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14]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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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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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先生1952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1980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1982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1988年后开始的。1991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2001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15]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1986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反 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
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任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通、交流学术？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一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又何以体现；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围而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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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注释
[①] 有关社会史的反思文章数以百计，兹不赘述。
[①]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史薇（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刘志琴主编，李长莉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巴蜀书社1993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 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行龙：《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⑥]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澎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0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⑨]王敏等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2011年版；张笑川：《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2009年版；马军：《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2010年版；唐艳香、禇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2008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⑩] 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 章开沅：《历史寻踪》，《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2] 郑莉、梁勇：《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13] 谭其骧：《培养博士生的几点体会》，《高教战线》1985年第5期。
[14]为了完成一些项目，往往由老师带领学生共同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老师做出新成绩，而学生的成长尤为迅速。如侯杨方、李玉尚等与老师们合作完成项目的过程中，30岁左右就出版了有影响力的著作。侯杨方撰写了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与曹树基合撰了《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著。
[15]罗艳春、周鑫：《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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