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界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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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俄罗斯汉学界与台湾

近几年来，俄罗斯汉学界兴起了一个新词“台湾学”（Тайвановедение）。与此同时，俄罗斯汉学界与台湾之间的人员交往也逐步开始，并日趋频繁。仅俄罗斯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及分院就有10来人于1992年─1994年间应邀去台湾讲学、访问和参加研讨会。俄罗斯汉学研究力量最集中的两个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分别于1992年成立了“台湾研究中心”。在1992─1994年间，全俄汉学界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著已超过此前苏联时期几十年的总和。这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俄罗斯汉学界的一个重要动态，它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和展现了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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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台关系发展的现状和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新走向。
一
莫斯科与台北的接触开始于1990年初，主要是建立直接经贸联系。
自5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一直拒绝与任何共产党政权交往，禁止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直到美台“断交”后的1979年，才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1979年11月30日，台湾当局决定可以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5个国家进行直接贸易，台湾民众可以去共产党国家出席国际会议。12月6日，台湾“行政院”正式宣布对东欧国家放宽贸易限制，但对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4国仍实施间接贸易。⑴1980年9月19日，台湾又进一步放宽对上述几国间接贸易的限制，并开办了赴东欧的旅游。⑵经过几年的发展，1986年台湾对东欧的贸易额已达到1.26亿美元，其中台湾出口为3,791万美元,进口为3,868万美元，进口中又以苏联为最多，高达2,953万美元，占全部东欧进口的1/3。此后两年又连续成倍递增，1988年台湾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额已达到4.21亿美元。⑶这一年台湾还开放了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直接贸易，随后又制定出1989年度《台湾对东欧国家经贸拓展计划》，更加积极地发展与东欧各国的经贸关系。
至此，台湾当局“不与共产党国家交往”的“国策”已被大大突破。岛内大小企业者为了自身的生存，则不顾禁令，于1988年10月组团前往苏联考察贸易情况，又冲破了不得与苏联直接贸易和接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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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俄台两地开始建立相互接触后，订立了第一批合同。当年9月，苏联对外经济关系部市场研究所主任访问台湾，会见了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副局长。⑷双方表示：只要台湾给与苏联优惠关税，苏联也将给与台湾商品优惠关税。与此同时，1990年4月17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苏联对台原则立场未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不可能同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⑸在李鹏总理于1990年4月23日至26日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中国方面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方面声明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⑹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台湾当局立即“迅速调整策略，改以各共和国为发展政经关系对象。”⑺12月27日台湾已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作为“发展贸易关系的首要目标”。⑻1992年9月2日，根据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建立了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简称МТК）。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北对应的是台北──莫斯科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9月8日，台湾宣布已与俄罗斯就互设代表处问题达成协议。在外国报刊纷纷发表了有关新闻报道后的9月1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对台关系法令”，重申：“俄罗斯仍然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⑼俄通社─塔斯社还援引总统府发言人的话说：“同台湾的关系一直由个人、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维持在非官方的水平上。”与此同时，在台北，官员们说，一个由俄联邦总统专家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俄罗斯高级代表团将于9月16日抵达台湾。
1993年7月12日，台湾在莫斯科开设了台北──莫斯科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办事处。⑽一年后，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尚未在台北开设办事处。所以，1994年8月间，台湾提出，“期待俄罗斯方面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台北开设办事处”，并希望开辟台湾俄罗斯之间“直接的航空和海上联络途径”。⑾
到1994年6月止，当年的俄台贸易额已接近10亿美元。⑿这是1986年全年台湾与东欧贸易总额的7.7倍，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此时，台湾在莫斯科开办的公司已有10多家，还有不少台湾企业者已在中俄边界地区投资；俄罗斯实业家们则在台湾积极地活动。在开设了两个俄罗斯公司驻台北的代表机构后，俄通社也在台北开办了记者站。⒀就在1994年上半年，前政治家也一个接一个地应邀从莫斯科飞往台北访问。
虽然俄罗斯人知道，在台湾“俄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不上”，但俄台之间文化、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接触步经贸之后，也积极开展起来。俄罗斯的文艺团体经常去台湾演出，俄罗斯棋手和网球手经常去台湾参加比赛。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也开始出现在台湾的大学里。据称，台湾的一位百万富翁已决定从自己的土地中播出200公顷地皮在台湾建一个名为“俄罗斯村”的文化中心。1994年8月16日出版的俄罗斯《新时代》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台北的‘新俄罗斯人’”。
无疑，显现在世界面前的俄台联系以不断扩大和发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9月15日签署的俄罗斯对台关系法令被外电视为非同寻常。这项总统令在重申俄罗斯关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时强调指出：同台湾的所有相互关系只允许在非官方的基础上进行。3个月后，叶利钦首次访问中国，再次重申了俄罗斯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具体地列入当年12月18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的第五条：“俄罗斯联邦的出发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俄罗斯与台湾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等联系在非官方基础上进行。”1994年9月3日，俄总统叶利钦在莫斯科与前去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举行会谈。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叶利钦总统对中国方面的立场表示支持和理解。⒁中俄双方在同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重申：“恪守1992年12月18日《中俄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俄罗斯汉学界的“台湾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中兴起和迅速发展的。
二
作为“汉学”中的一个专题，台湾问题在苏联时期即有学者涉笔。但研究者和研究内容仅属少数几个方面。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从1949年至80年代末，苏联汉学界有关台湾的著作仅有一部，即А.托杰尔的《19世纪的台湾和台湾的历史》（莫斯科1978年出版）。论文也只有十几篇，主要是放在国际关系中予以论述，如：《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和南朝鲜（1969─1979）》、《台湾在美国和中国政策中的地位》、《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1949─1971）》、《美国对台湾的军备政策》和《19世纪国际关系中的台湾》，以及《苏联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美将统治下的台湾》、《日本侵占台湾史》。另外还有两篇关于台湾岛本身的论文：《台湾山民──猎人、采集者、渔民的古代社会生产联合形式》和《中国传统在台湾的变化》。其中不少是历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时间分别在40年代末、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不过，他们后来并没有都像其他专题研究者那样据此继续发展。所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汉学界没有形成系统的“台湾学”，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台湾学”研究机构。
进入90年代，则另是一番景象。俄罗斯汉学界最著名的两个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同时于1992年新设了“台湾研究中心”。随着莫斯科和台北在1990年初开始直接接触后各种交往的持续发展，各种有关台湾状况和信息的需求也随之在俄罗斯迅速产生，不断增长。俄罗斯各相关机构乃纷纷行动，首先从出版参考读物开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率先于1992年出版了印数有限的小册子《台湾：简明参考资料。第1分册》，1993年又接着出版了《台湾：专业人员手册》；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也在1993年出版了类似的读物《台湾指南》。
1993年夏天，在俄罗斯联邦外交学院召开了题为“俄台非官方联系的发展课题和前景”的科学实践研讨会。1993年9月出版的《远东问题》杂志第5期上则专栏刊登了由全俄汉学家协会汇编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十几篇，这是该杂志1972年3月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壮举”。
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台湾研究中心编辑的专著《当代台湾》在伊尔库茨克印刷出版。如该书简介所称，这是俄国汉学界第一次对台湾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诸问题进行详细、全面分析研究的成果。来自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13位汉学家参加了写作。全书共分17章，内容包括：地理状况、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历史纲要、多党制的形成、蒋经国在苏联、历史和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市场现代化的尝试、经济的发展、武装力量和国防经济、生态问题和自然保护、宗教活动、教育制度和文化。
“台湾学”这一新词正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汉学界的台湾问题论著中出现了。与此同时，俄罗斯汉学界的各层人士也陆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讲学、参加研讨会等各种形式的交流；台湾学界的高层人士也应邀赴莫斯科访问，与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所订立学术合作协定，参加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举办的研讨会。台湾的报刊也由此增加了引人注目的新内容：访问消息、交流状况和演讲、报告。
可以说，随着俄台经贸联系的产生、发展和文化、体育交往的开展，俄罗斯汉学界也向“台湾学”和台湾岛进发了。
三
兴起于90年代的俄罗斯“台湾学”，有着明显的特点：发展迅速、规模颇具、开放、活跃。从1992─1994年间业已面世的研究成果看，已初步形成人数可观的研究队伍和全面系统的研究格局。苏联时期涉笔台湾问题的几位汉学家均是历史学博士、副博士；现在从事“台湾学”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则分别是历史学、经济学、语文学、哲学和法学博士、副博士。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研究的视线投向台湾岛的各个方面：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国际交往以及海岛的生态环境和政党社团种种问题。其中尤其强调和注重对台湾现状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由于注意到他们面对的俄罗斯读者是多层次的，因而，俄罗斯“台湾学”兴起之际的读物也是多类型的，有全面、系统的专著、论文，也有实用性较强的手册、指南。可以预见，随着俄台之间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继续发展，俄罗斯汉学界的“台湾学”将会在业已形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深入。
俄罗斯汉学界的国际联系向来非常广泛，这已成为导致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从事“台湾学”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们过去基本上没有做过这一专题的研究，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拿出前所未有的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正是得益和借鉴于国际间先行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积累。台湾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而这一时期的人员交流也为台湾了解俄罗斯汉学界提供了直接渠道。除了自己的研究专题外，应邀访问的俄罗斯汉学家还向台湾学者在演讲中提供了“谈俄国的中国研究”、“俄罗斯档案馆中保存的有关中国的材料”等重要的信息报告。
在当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亚洲已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80年代末苏联就开始加强对亚洲的注意力和外交攻势，从1991年底至1992年初起，俄联邦外交部更把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前景同建立与亚洲几条‘龙’的友好关系联系了起来”。⒂俄罗斯的学者和外交官们明确提出，“俄罗斯是欧亚大国”，应当根据俄罗斯“自己的利益”确定对外政策，“俄罗斯鹰”要“转过头去看东方”。近几年的俄罗斯“亚洲外交”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俄罗斯要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到1994年夏，亚洲已占领俄罗斯外贸的1/5。⒃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和作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和渐次扩大。俄联邦副外长帕诺夫在1994年11月间关于俄罗斯“亚洲外交”的一次讲话中作了集中的权威性概括：“不在东方执行积极而全面的政策，就不可能保障俄联邦的国家利益。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应处于同西方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把今年确定为亚洲年”，“在俄罗斯亚太地区外交的各个方面正在按‘三位一体的公式’行事。首先，是与该地区各国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发展伙伴关系；其次，要保障俄罗斯参与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进程；最后一点是，让东方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让西伯利亚和远东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⒄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亚洲外交”乃至整个俄国外交都是极为重要的。到1994年夏，中国已占俄罗斯同亚洲贸易的近1/3。⒅无论俄罗斯的政治家、外交官还是学者专家都清楚地知道，“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业已确定的关系，漫长的边界线，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和全球战略地位等等，在俄罗斯的外交中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而中国所在的地区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亚太地区西北部──“不仅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且也是俄罗斯边界上唯一没有发生地缘政治变化的地区。”
俄罗斯“台湾学”兴起之际也正是俄罗斯外交开始出现新走向的年代。俄罗斯汉学界的一位专家曾说，他们的“国际问题著作是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实际对外政策的制定紧密相联的”。所以，随着俄罗斯外交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俄罗斯汉学界在新形势下也将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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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⑵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1945年8月─1987年12月）》，华文出版社1988年北京出版，第544、567页。
⑶1989年1月6日台湾《工商时报》。
⑷1990年9月21日纽约《星岛日报》。
⑸199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⑹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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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人民日报》。
⑺1990年12月27日台湾《经济日报》。
⑻法新社台北1991年12月27日电。
⑼法新社莫斯科1992年9月16日电、共同社莫斯科1992年9月16日电。
⑽⑿《当代台湾》("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ай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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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ь")，伊尔库茨克1994年出版，序言。
⑾1994年8月25日俄罗斯《莫斯科新闻》特刊。
⒀俄罗斯《新时代》周刊，1994年8月15日。
⒁1994年9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⒂俄新社莫斯科1994年10月16日电。
⒃⒅1994年7月20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
⒄俄通社─塔斯社1994年11月15日电。
（发表于《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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