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张学良捉蒋计划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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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学良捉蒋计划的由来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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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的“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⑴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的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⑵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8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乘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据说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稿肯定地讲，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当时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告张对此事要慎重。⑶
　但这两种说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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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8月间张学良虽处在与中共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过程之中，却因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而备感不安，心情矛盾，甚至连中共中央派来与其商谈行动计划的潘汉年都不想见，直到8月底发现蒋手下的特务对其有所动作，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其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很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因未见原稿，无从判断，但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显然没有提到这件事。且从已出版的《叶剑英传》的内容看，可知即使是叶本人的回忆，因年代久远，也未必准确。如《叶》书根据叶剑英自己的回忆，认定叶剑英8月底9月初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返回延安”，显然与事实不符。当时的文献清楚地显示，叶剑英实际上是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即由西安返回陕北，18日以后已陆续有电报给西安，蒋到西安时他又如何会在西安呢?⑷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解释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候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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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⑸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献在某种程度得到证实。只不过，时间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⑹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主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它证明，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 “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不语”，恐怕不合情理。试想，如果张学良此时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况且，对于杨虎城的这一说法，张学良当时即告诉叶剑英，而未加任何评论。由此可以想见，说张当场“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属实。⑺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在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绝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少壮军官，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如苗剑秋就公开煽动应当效法日本少壮派军官，给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来一个“二二六”事变。张学良为此不得不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的决心，暂时平息军官们的愤怒，但在另一方面，张这样做也是力图劝告他们暂时“勿公开与南京挑战”，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乃至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之抗争了。问题是，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
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这也是他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的关键。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⑻，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到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介石正一面督促西北剿共，一面积极策划绥远抗战，张得知消息后乘机直接上书蒋介石，强烈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蒋当然不会允许负有西北剿共主要责任的张学良和东北军此时北调。故而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战要求再次落了空，心中再种“恶缘”，“忿怒不已”。⑼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确实不能不下决心采取行动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向蒋进最后的诤言，也许当面恳求乃至以要挟会迫使蒋改变态度也说不定，因此，他准备着在一两个月之内最终解决问题。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只是又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尽速设法。但同时张学良又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何谓“西北之联军”?这是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双方秘密商定的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一部分，其意在于在西北抗日国防政府的旗帜下，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军事上统一起来。实际上，“西北大联合计划”本身就是一个事变计划。而最初提议进行这种事变的则是张学良自己。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共方面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一度放弃了。这时张再提“西北联军”问题，恐怕只能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如果蒋最终同意了调东北军赴绥远抗战的要求，则他可以帮助红军出绥远接通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实现东北军与红军之联合；其二，如果蒋坚持不同意调东北军去绥远，届时他将不得不准备公开与红军结盟，与蒋对抗。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电之前面半段话的意思仍是如前此一样地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即是说，剿共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时间停止。⑽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来西安，只有4天时间，距西安事变也不过12天时间，而张学良还在劝告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他才有可能与红军公开结盟，至少不能认为张学良这时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行动计划，他多半只是相信，无论向蒋摊牌成功与否，至迟一两个月内都可以见分晓了。因此，在赴洛阳请战取得结果之前，他还不能清楚地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能采取公开与红军结盟。
　相信“张、杨早蓄劫持的阴谋”的学者，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信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虽然没有明确谈到张学良预谋的问题，但他在肯定张10月即对叶剑英谈到政变意图之后，无疑也相信蒋介石12月到西安来是张有意激将的结果。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当张学良去洛阳向蒋请战时，对蒋的政策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蒋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张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绥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及张魁堂先生这里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史实中看出来。
　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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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毛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在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很可能要到12月中旬之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而已。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前夕张学良急电要叶剑英火速前来商量政变行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如果他这时已有诱蒋来陕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声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攻还不会停止下来。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和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考虑到此前张早有反蒋意图，和10月下旬以来西北反蒋气氛激烈，已议及应对蒋采取行动等情况，恐怕也应当承认，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已经决定了一张最终解决问题的大致的时间表，至于具体的行动方式，则未必完全考虑妥当。换言之，蒋的突然来陕，是事变发生时间和形式的一个直接诱因。
⑴有关内容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⑵见《栗又文致史永信》，1928年7月13日（存全国政协），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⑶张魁堂前引书，第191—192页。
⑷说叶12月初“返回延安”向驻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可能也是简单地根据传主本人的说法来写的吧!要知道，延安是在西安事变10天后才落入红军之手的，12月初叶怎么可能向延安的中共中央汇报呢?由此可见，仅仅根据回忆来写历史是不妥的。范硕等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9—231页。
⑸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200—1201页。
⑹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个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军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也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更不要说提出“驻蒋说”；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9日。
⑺张学良前引文。
⑻有关内容见拙作：《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及其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特辑；《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⑼张学良前引文，《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99页。
⑽也正因为如此，在次日毛泽东等人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们对张学良电报内容的解释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前引《毛泽东年谱》上)，第617页。
(11)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前引张魁堂书，第194页。
(12)从李云汉所举出的蒋介石11月2日日记和事变后所写《西安半月记》中所录此次谈话情况的两则史料来看，恰恰都只能证明：再赴西安的决定是蒋介石根据自己对情势的估计做出的，并非张学良的“请求”。分别见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360页；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引言)，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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