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港台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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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不断推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史学发展大趋势。港台史学界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出现这一动向，到七十年代初，这一史学思潮占据了港台史坛的主导地位。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推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他们大量援引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理论、范畴，以构建比较复杂的中程史事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被引入历史研究中，以帮助史家发掘新的历史资料（张光直称之为“技术”〔1 〕），对资料进行分析解释，以求得对历史本质的了解或建立史事发展的一般性原则。按照当代史学方法的分类，港台史家运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大致可分为四类，即量化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对使用得比较广泛的前三种新史学方法的引介和使用情况进行论述。
（一）量化史学方法
中国史家对历史量化感兴趣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和丁文江那里。在三十年代勃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中，一些史家也对统计方法和数字的历史说明解释作用表示出很高的兴趣。当然，这时所提倡的量化方法基本上只是简单的数字统计，模型和推理的运用尚未出现，而且对资料中的数字本身还缺乏批判性，所以它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计量史学方法不是同一事物。港台史学界对量化史学方法有比较成熟的见解还须等到五十年代国外计量史学兴起后再传入港台，然后才能出现。
1960年前后，殷海光在大力提倡科学方法时，对量化方法的地位就定得很高。在他看来，定性思想和定量思想分别是初民与现代人分别的标记，后者即是现代文明的标记。他认为“有而且只有将研究的题材度量化（Quantification），予以数学的处理，知识的精确程度和互为主观的程度才可增加。”同时他又断定，“无论怎样，度量化，乃科学研究应趋的道路。”〔2〕在此之后， 港台地区就有一些史家开始运用统计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史进行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970年以后，随着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为史坛主导潮流，比较复杂的量化史学方法开始被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大规模地介绍进入港台史学界。1971年，以经济学家于宗先发表《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3〕一文为开端， 紧接着何传坤翻译《研究萨满教信仰的一个统计学方法》。〔4 〕古伟瀛撰写和译介诸文如《内容分析之几种用于研究传记历史的方法及其于中国材料的初步运用》〔5〕、 《爱德华·修德的史家与电脑》〔6〕、《中国社会的正式组织与升迁》〔7〕、《C 分析简介》〔8〕、《史学量化及其应用于中国史料的一些考察》〔9〕、《历史家与电脑——研究过去的人与来日的机器相会》〔10〕。社会学家瞿海源撰写了《历史学家运用统计技术从事研究的一个例子》〔11〕、《Tb统计分析：一篇有关清朝官僚研究论文的注解》〔12〕。康绿岛译《量化在历史上的应用及其限制》〔13〕。徐芳玲撰《评介〈历史的量化〉》〔14〕。张瑞德撰《测量中国传统社会流动问题方法的检讨》〔15〕。张玉法专门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作《历史研究中的量化问题》报告，指陈计量方法的得失〔16〕。黄培所著的《历史学》一书专列《史学上的定量分析》一节，讨论量化史学方法〔17〕。刘铮云译《史学、量化与社会科学》〔18〕。王尔敏在《史学方法》一书中表示史家使用量化方法当持谨慎态度〔19〕。杜维运则在《史学方法论》中对量化方法的作用及适用范围作了评述〔20〕。这些译作和著述对量化史学方法的内容、使用状况、功能价值、不足、以及史家使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得当与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在港台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港台地区量化史学的发展。
张玉法在1974年三月中研院近史所讨论会上所作的量化问题研究报告中介绍道，“历史的量化或统计的研究（quantitative or　statistical approach）是用统计学的法则处理史料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的发展受到行为科学的很大影响。在他看来，量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史家避免主观，“以大量有系统的客观材料分析史实”，结果是证实或否定以往的各种推论，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否定历史上久以信为真的各种推论。换言之，量化史学方法以具体而有力的证据，检验已有的推论和假设。另一方面，就史料的运用而论，“量化可以把一些零散无用的史料汇集在一起，找出其历史的意义，帮助解决历史的问题”。当然，反对使用量化方法的史家也颇多，他在陈述了十种反对计量方法的意见后，指出这些都是出于误解，没有真正理解量化方法的意义。接着，他分几个方面介绍倡导使用量化方法的理由，认为①传统的历史研究偏重猜测，而量化研究则以计算代替猜测；②历史的推论常感证据不足，量化便是多方搜取可靠证据的途径之一；③对集体行为进行研究，量化是透过个人背景，以了解群体的唯一方法；④历史研究中提敏锐的概念固然重要，证实它更重要，量化有时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量化方法适用的范围，张玉法认为它常用于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结构、立法和机关的投票、选举的类型、社会结构、社会变动、农工商等经济活动、以及一些可作生命和生态统计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中。而许多历史现象，如个人影响力、爱护或关心的程度、信仰的程度、偏见、恐惧、爱恶、思想等，如不能设计出indicator（指标），就不易使用。 量化方法的使用步骤大致包括假设、据假设搜集材料、排比分类、判断其意义等。在假设的设计上，统计时必须严密，否则会发生偏差。同时，他也指出，量化偏重经验，它必须以理论作基础，否则没有价值。他还告诫史家，这一方法有效使用的范围在于有限度的量上，在研究时，如果资料缺少到没有代表性的程度，最好不要推论。至于使用计量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单位质量不平衡、含义不固定、资料的运用问题多、资料搜集整理费力大等。最后，他总结性的指出，量化主要使用于微观史事和中程史事的研究上，而不是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要记住“量化研究不过是把历史的证据找得更完全，使研判证据的方法更系统化”。这是他所作报告的最后结论。〔21〕他的这一看法也可视为学院派社会科学史学家对量化方法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古伟瀛认为量化方法不只是使用统计方法，史学量化应当包括理论及用来证明理论的推算两个部分。量化史学方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基础数学，其中包括集合论、或然率理论、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二是统计方法，包括推理统计、回归分析、选样设计；三是定性史料的量化，包括内容分析；四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的行为模型。前三者是推算技术，第四部分则属理论模型。对量化史学方法的这些内容，古伟瀛不仅撰译了多篇专文分别加以介绍，而且还专门作了总结分析，并对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诸多案例作了评判。〔22〕对杜维运所主张量化方法不能用于思想史的研究这一点〔23〕，古伟瀛看到确实很难运用，而且史家当中也有争议，但他认为内容分析这一方法可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介绍和提倡量化史学方法的前后，港台地区史家撰写多部（篇）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这一实践活动与前述理论上的介绍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使理论阐释和研究论著在质上不断提高，在数量上和涉及的范围上不断扩大。
在港台地区比较早使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而且颇有成就的史家当首推许倬云。在英文论著《先秦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使用《左传》和《后汉书》中的“古今人表”对这五百年间士大夫社会身分的变动作统计学分析。不仅如此，在相关问题上，该书也使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如他为了解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交战的情形，设计了“交战度”这一指示战争发生频度的方法。他使用《左传》、《史记》的记载，同时考虑当时国家强弱不等，不能将所有国家间的纠纷同等对待，故以司马迁列举的十一国，再加上春秋末年地位颇为重要的吴，共十二国，将这十二大国之间的每次战争算“一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每次战争算“半点”，整理出《左传》中所记当时的“交战表”，其所使用的方法是统计学中处理时间数列（time series）常用的方法。同理， 他也列出了战国的交战度表。〔24〕
毛汉光是另一位娴熟使用统计学方法治史的古代史专家。他于六十年代出版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书中，统计法是他所使用的四种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种。〔25〕他先确立名词标准，将官吏的出身分为“士族”、“寒素”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小姓”三类。以此为据，他收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中所能知道的官吏，共得四○二一人（内有仕于二朝者）。以这四○二一位官吏及其所历之事实作为基础，进行分类统计。从此出发，讨论这一时期的大士族，并从选举制度、选举官、压抑寒素、严守门第、经济因素、家族因素诸方面考察士族如何保持政治地位。各章所用的方法多以统计法为主，辅以个案研究、比较、分析方法。〔26〕该书除有长达340多页的总统计表外，还有67 个分表穿插于正文中以帮助进行史事的解释说明工作。此后，毛汉光在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大量使用统计这一量化方法作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7〕
进入七十年代，使用计量史学方法的论文大量涌现，比较知名的如中研院近史所的魏秀梅，她从1971年起，连续发表了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按察使、督抚、学政、驻防将军都统、驻防副都统的人事嬗递现象的论文六篇。文章使用统计法，考察这几类官员的旗、汉籍比例、出身（功名）、地区分配、任期久暂、离职原因，分析这几类官员与清末社会变迁的关系，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28〕六十年代傅宗懋从统计学上分析了清代的督抚制度。〔29〕到七十年代，刘广京先作统计，后用魏秀梅的统计进行补充，考察晚清督抚权力问题。他对罗尔纲、傅宗懋等人提出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省督抚权力扩张，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这一论点，以及美国学者Franz　Michael提出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观点进行商榷， 结论是晚清的一般督抚不是半军阀，若说其专权，还不如说那是各省势力在加强。咸同以后各省势力的真正扩大，并不在于督抚专权，而在于下层军事和财政制度的变化。〔30〕
刘石吉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成果。〔31〕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大量运用中国的方志材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清代基层地方官的人事变迁。〔32〕刘翠溶运用电子计算机，根据大批家谱，使用家庭重现法，重建明清时期的宗族人口，研究历史人口的结构、增殖、迁移，以及宗族人口与明清五百年的社会经济变迁。〔33〕其他如张朋园〔34〕、林满红〔35〕、陈文石〔36〕、陈义彦〔37〕、刑义田〔38〕、何冠环〔39〕等人都在他们的论著中广泛使用了量化史学方法，而施俊吉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有关台湾鹿港衰败原因的几种观点分别进行了检验。〔40〕至于一般的统计学方法更是常见于新一代史家的论著中。七十年代中研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合作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压域研究，量化方法更是其基本方法之一。〔41〕
此外，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冠三，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倡“多元史络分析法”，其中之一就是以词语量化归纳为核心的内容分析法，他对这一分析思想史的计量史学方法揄扬甚高，并在他的研究中作了相当广泛的运用。〔42〕
（二）心理史学方法
港台地区史家对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关心始于殷海光，早在1957年，他在提倡科学整合时，就意识到作为行为科学核心学科之一的心理学必须引入历史研究当中，而心理分析尤其受其重视。〔43〕在他那部历史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他就多次应用心理学学说去分析说明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史。〔44〕受他所倡导的社会科学史学方法的启示，林毓生赴美后，就急于要学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和social theory（社会理论）， 企图找寻到现代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他心中的问题。〔45〕以后林毓生有所改变，主张在科际整合中应用科学于史学时要经过再创造这一程序，〔46〕但心理学方法仍为林毓生所重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便运用了心理学方法分析反传统主义者的心理，尤其在分析鲁迅内心的紧张根源时表现得最为明显。〔47〕
港台史学界对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理论方法和著作的译介始于1972年汪勇振译曼纽（Frank E Manuel）的《心理学在史学上的应用与滥用》〔48〕，接着吴瑞屯翻译温士坦（Fred　Weinstein ）和柏拉特（Gerald M.platt）合撰的《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有关心理分析的理论问题》一文〔49〕。黄培在1973年出版的《历史学》一书中，于介绍量化史学的同时，也专门分析了心理史学方法。他在客观介绍这一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后，指出现今史家应当提倡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50〕在1974年《思与言》与《食货月刊》联合举办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座谈会上，由心理学家杨国枢作了《心理学与史学》的报告，杨氏在报告中并提请史家注意运用挫折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人物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51〕。同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中，收入了鲍家麟的《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鲍女士在讲演中提及美国著名的心理史家埃里克森（E. H. Erikson——鲍译为艾力克生）， 认为他在研究历史人物心理时十分强调个人生活经验的影响，这对鲍家麟自己研究秋瑾有一定的启发。在讨论中，张朋园介绍了埃里克森的名作《青年路德》，同时介绍心理学医生和社会学家对该书的不同评价，他对鲍家麟使用心理背景分析这一方法持支持鼓励的态度。〔52〕
到1976年，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张玉法在所内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心理学在历史上的应用》的报告。〔53〕此后，张瑞德又撰文探讨了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国传记的一些问题。〔54〕而梁其姿在港台史家大量介绍美国心理史学之后，又向史家介绍盛行于法国的心态历史。〔55〕在这前后，康绿岛在谨慎使用心理史学方法这一前提下，翻译了两篇回顾和反省心理史学的论文，为港台史家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一些借鉴。〔56〕
学院派社会科学史学家对心理史学方法的认识可以张玉法的分析评判作为代表。他在1976年所作的报告中，首先就提出应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可以扩大历史研究的深度，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即利用心理学的发现， 特别是利用心理分析的各派理论来研究的历史。”在为数众多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中，与历史学有关的有八类，即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知觉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没有密切关系的有四类，即比较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计算学、应用心理学。那么，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前提才使得心理学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呢？张玉法的看法是比较唯心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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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与历史的本质有关，因为“历史是许多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构成的，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故历史的本质是心”。接着，他从挫折反应、冲突模式、防卫与适应、心理失常四个方面考察了变异行为对历史的影响及与历史变迁的关系。
张玉法看到心理学理论虽多，但大多支离破碎，真正能够建立理论体系的，只有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分析学派。在介绍了国外的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研究成果后，他指出要研究心理变化对历史的影响，必须借助心理学理论。就心理分析而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作用，二是心理分析派在解释行为时，特别注意个体过去的历史，尤其重视儿童期的生活经验，三是从性、情欲和情绪等方面来考察行为的动机，其中第二个方向比较容易使用。
当然，反对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的意见也很多，张玉法向大家列举了九种。在仔细分析这些反对意见后，张玉法断定它们不足以阻碍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一般而论，只要历史学者能具备心理学的知识，重新阅读史料，并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稗史和原来被忽视的文件，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必然能够加以征服”。不过在使用心理史学方法时，要首先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不是所有史事都可用心理的因素来分析，即以个人或群体心理的理论来解释某些史事，也要注意到其他因素，因为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二是必须依据心理学上可以成立的理论，而不能凭借个人的常识，也不能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的心理。
最后，他向史界学人指出目前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有两大方向，一是心理分析的传记研究，二是心理分析的人类学研究，透过神话、集体符号（collective symbols）、某一时代的特别意识形态，研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范型人格或民族性格的心理需要。前者即个人心理研究，后者则是集体心理研究。〔57〕
在心理史学方法不断被介绍进入港台史坛之后，港台地区逐渐出现了应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著作。如余英时1976年结集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运用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分析章学诚早年在学术上的认同危机，而章学诚对这一重大心理危机的解决使他在学术上的见解有了巨大的飞跃，使他成为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同书还分析了戴震面临义理与考证二者而产生的心理紧张。〔58〕1977年张瑞德发表《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心理冲突与平衡》，〔59〕1978年郭正昭发表《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60〕1980年黄克武发表《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个心理的分析》，〔61〕1981年雷家骥出版《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62〕。此外，七八十年代朱宏源、陈建隆等人完成了一批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的硕士论文，讨论对象包括宋教仁、周恩来、黄克强、康有为、孙中山、秋瑾等人。〔63〕这些都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港台史家有关心理历史的代表作。
（三）比较史学方法
港台地区史家对比较史学方法也相当重视，其状况并不象王戎笙先生所说，“对历史比较法既无人大力提倡，也无人极力反对，只是在史学方法论的专著中有所论述”。〔64〕实际上，港台史家对历史比较法的提倡和应用在他们的史著中往往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它常蕴含在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殷海光在1959年就对穆勒（John Stuart Mill）名法（又称米尔五法）作了详细介绍。他将它们分别译为同一法、别异法、同异联用法、归余法、共变法。穆勒是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由他奠定的这五种比较分析方法（同异联用法乃后人据同一法、别异法推出来的）成为二战前后兴起的比较历史学的方法基础。同时，殷海光还对与比较方法相关的类比（殷称为比拟）作了分析探讨。〔65〕殷氏的这种理论关怀自然地使他关心比较历史的研究。1961年8月， 林毓生很兴奋地向殷海光报告由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合办的刊物《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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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创刊）的情况，并向台湾大学历史系建议订阅这一杂志。〔66〕这份刊物是当时西方学者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国际性论坛，殷海光、林毓生二人对之共同发生兴趣实际上表明他们的研究路向（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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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杂志的相近，这也是他们作为科际整合史家一种很自然的态度。
在港台地区，提倡比较史学最积极的当推杜维运。他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多年。六十年代初，他开始从事比较史学史的探索，〔67〕此后陆续完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68〕等书，对中西史学传统的异同和方法上的差异作了平实的分析。七十年代，杜维运先后撰写了多篇讨论历史比较方法的论文，专门讨论比较方法在史料、史事上的应用，及其与世界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是史料的比较，二是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两种比较对史家治史都不可缺少。从史料比较而论，“纷纭庞杂的史料，搜集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与史料间详略异同之所在。”从历史现象的比较而论，“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现象，上自整个学术文化的变迁，下至林泉牧夫樵叟的咏歌，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现象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历史的变动性，将自此不可见，古今中外的沟通，也将因之而阻塞。”因此，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而他的论述在傅斯年的史料比较之上又有所发挥。史料比较只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进一步有积极性和活泼性的比较则是历史现象的比较。就历史现象比较的功能和意义而论，杜维运认为，一可由比较而得其异同，由异同而求其会通之通，这样历史不再是以往的陈迹，而富有新鲜的意义；二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的结论，能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使历史判断更客观；三是应用比较方法，可使史家民族的国家的偏见大为降低，从而产生打破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史，这是一部比较精确比较客观的历史，它也是比较方法发挥的最大功能。〔69〕
如果说杜维运所重视的比较方法仍集中于史料比较和中西史学的比较，那么，对现代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提倡则当推张玉法。1978年9 月，张玉法在近史所讨论会上提出了《浅论比较历史》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比较历史有广、狭两义。就广义的来说，有三种研究方向，一是比较各国史家治史的方法和缺点，了解国与国之间史学、文化和政治的差异；二是将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对同一史事的看法拿来比较，由异中求同，得到没有偏见的历史解释，这就是“科际整合”；三是史家治史常以不同史观解释历史，如能经过比较，去除偏见，当能了解历史的真面貌。狭义的比较历史是指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也是张玉法所要加以讨论的比较历史。他认为“比较历史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以及何以异，何以同。”以范围而论，主要有区域比较和时代比较。比较历史的价值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70〕
许倬云则主要从文明体系比较的角度来讨论比较方法。他认为今天考察中国文化必须将它放在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而“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71〕所以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在方法学上，比较研究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能不能拿两个东西真正的比？”二是“比的过程如何？比的方法又如何？”在他看来，要作比较，这个问题必须是相干的，否则不能作真正的比较。〔72〕他自称专业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是他的副业，他的兴趣在于文明体系的比较，但他作跨文化的比较“就跟演化理论者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种情况当做同样线上的一个阶段。”而许倬云则“把它当作是一种条件、一种境况。哪个条件跟哪个境况，它呈现的前面跟后面是怎么样，跟另外国家前面后面的同样的条件或境况的出现又有何异同，然后问结果为什么不一样。”〔73〕换言之，人们做比较研究有比“同”与比“异”两种。比“同”者更关注历史的通则与通例，这是一般进化论者的工作。比“异”者关心异处，由异处寻找出促使其异的那些条件，这是许倬云的关注点。他并认为这也是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74〕由此出发，许倬云指出做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第一步是靠比较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第二步是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影响；第三步是看文明体系的制度有没有弹性，也就是说，“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功能。”〔75〕这就是许倬云有关文明比较的方法学观点。
其他，如张光直、李亦园所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也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之一。毛汉光在他的著作中，除应用计量、分析法外，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76〕
在比较历史方法的应用上，除杜维运的比较史学，张光直、许倬云的古代文明比较，及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的史事人物比较外，较有影响的比较历史研究当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所共同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及后来的专题研究计划，实际上组织者是要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变迁。不过所出版的论文与专书都是各区域的研究，没有比较。为此，1977年张玉法和王树槐分别撰写论文，比较沿江沿海各省在1860——1916年的农业改良和交通发展，〔77〕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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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力补充甚至更新，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史家拥有更精确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港台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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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第58页。
〔2〕〔65〕殷海光《怎样判别是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第40、41页，第六、七章。
〔3〕〔4〕〔5〕《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三、十、十二期。
〔6〕〔14〕《食货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
〔7〕〔8〕〔12〕〔15〕《食货月刊》第五卷第一、四、一、九期。
〔9〕〔22〕《食货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10〕《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
〔11〕〔13〕〔48〕〔49〕《食货月刊》第二卷第二、六、十、十二期。
〔16〕〔21〕〔53〕〔57〕〔70〕〔77〕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1978，第73—151页。
〔17〕〔50〕黄培《历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4，第五章《史学方法的新动向》。
〔18〕〔56〕载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19〕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9，第204—205页。
〔20〕〔2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183—186页。
〔24〕Hsu cho—yun《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B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P56、65.
〔25〕〔26〕〔7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1—16页。
〔27〕参见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1969，政治大学影印博士论文。《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1988。《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
〔28〕魏秀梅这六篇论文分别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期、三期（下）、四期（上）、五期、十期、十三期。
〔29〕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3。
〔30〕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1。
〔3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2〕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1975。
〔3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
〔34〕张朋园《湖南地方传统中的几个方面：量化分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期，1982。
〔35〕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一八六○—一八九五）》，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1978。
〔36〕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学生书局，1991。
〔37〕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70。
〔38〕刑义田《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载许倬云等《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39〕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食货月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
〔40〕施俊吉《沉默的鹿港》，《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1980。
〔41〕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近史所， 1983，代序。
〔4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1988，第222页。
〔43〕殷海光《经验科学的整合基础》，香港《现代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57。
〔4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书店，1966，序言。
〔45〕〔46〕〔66〕《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6—7页，149页，21页。
〔4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1〕会议纪录收入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
〔52〕《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第7页，35页。
〔54〕张瑞德《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九期，1981。
〔55〕梁其姿译《心态历史》，《思与言》第二十卷第四期， 1982。
〔5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
〔59〕〔61〕《食货月刊》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
〔60〕《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七期，1978。
〔61〕《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62〕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
〔63〕这批论文包括朱宏源《宋教仁的政治人格》，台大政治所，1977。陈建隆《周恩来的政治人格》，文化大学大陆所，1980。符儒友《黄克强的政治人格》，政大政治所，1982。杨开云《康有为政治人格之研究》，政大政治所，1981。聂崇章《孙中山革命人格的形成》，台大政治所，1974。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所，1989。
〔64〕戎笙《台港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1987年第一期。
〔67〕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自序。
〔68〕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69〕杜维运《史学上的比较方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七卷第二期，1974。后收入杜著《史学方法论》一书中。
〔71〕〔72〕〔73〕〔74〕〔75〕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4、220、17—18、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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