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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读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亲笔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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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28 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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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读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亲笔信函


笔者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赴台湾学术访问,期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查阅档案7周。党史馆馆藏档案中收有大量国共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领袖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彭湃、杨闇公、杨匏安、李富春、蔡畅等一大批中共领袖的文稿。有关文献主要收藏在环龙路档、五部档和汉口档中。
笔者在五部档中的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发现二封毛泽东任广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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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期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这两封信函,以前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未公开发表过。现全文照录如下: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 十六日[1]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函页上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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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又白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原 名 符 号
周 霄 邹 孝
陈能新

50多字中国历史故事

熊 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 端
李敬民 吕 兴
罗 彩 林 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 光[2]
以上两函都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那时的职务当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实际职务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3])。陈氏于1927年7月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4]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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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先后共举办六期,前五期共有毕业生454人,主要目的是“第一、调查广东大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5]其中第一至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6]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7]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五届农讲所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训练四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8]“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9]
毛泽东在担任农讲所所长期间,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毛泽东在致陈克文第二函中所称:“《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即指此套丛刊。丛刊内容共分三类:一类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类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52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26种。1926年9月1日,丛刊第一辑出版,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此文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
毛在信中所称的“甘先生”,即甘乃光,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10]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1]甘乃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12]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于农讲所第六届的学员王首道来自湖南,据他回忆:“九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13]
以上二函,即是学员毕业后,毛泽东致函农民部陈克文,报告有关学员工作分配的情况。第一函落款时间为“十六日”,由此不难判断该函写于9月,内容是报告陕西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人事安排。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中的《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生姓名表》,毛在该函所记的五人中,李维屏、李秀实、杜松寿均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而据该书编者称此表为“纪念馆调查所得,不全”。笔者认为王述绩、亢维恪二人亦应列入该名单中。
第二函写于9月17日,信中所记云南省农运特派员八人中,周霄、邬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六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二人。但据毛函,可以肯定陈能新、朱毓光二人都是第六届毕业学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五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以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的保证。1925年底,农民部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曾特别通过两项决议案:“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14]可见当时的经费还是相当充裕的。然而第六届学员人数急聚增加,且来自全国二十余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军事北伐已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自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逐步由广东一省扩展到两湖、江西各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许多省份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但也有很多省份并未建立省党部或省党部尚未公开活动,因此中央农民部在分派毕业学员赴各省工作以及设立机构时,应视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为此,毛泽东特别向陈克文建议,已建立省党部的省份,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省党部农民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如江西)。而在国民党尚未设立省党部的省份,则建议设立办事处(如云南)。对过去工作中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则及时予以纠正(如陕西)。
在这两封信函中,毛泽东不仅报告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还对学员的经费、农运的开展,以及机构的运作等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的资料不足。此外,农讲所前五届毕业学员名单,曾详细刊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但第六期的毕业学员名单则没有保留下来。从以上两函的内容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准确姓名,对进一步研究农讲所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因此特将全文转录,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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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6日),毛笔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3586号。
[2] 《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7日),毛笔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0435号。
[3] 据茅盾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部长为汪精卫),曾请茅担任宣传部秘书。对此茅盾回忆道:“毛泽东对我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名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98页。
[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94年11月版,第56页。
[5] 林祖涵:《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广州《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
[6] 第一至五届学员名单及籍贯见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另可参考《第五届农讲所学员王云生的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97页。
[7] 《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8] 《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8页。
[9]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10] 甘乃光:《创刊的话》,广州《农民运动》第1期(1926年8月)。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9次会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见《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52页。
[11] 《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69页。
[13]《王首道回忆录》,第35页。
[14] 《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华研究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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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3/487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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