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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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20世纪初期是近代国民外交开始兴起和不断蓬勃发展的时期。所谓近代国民外交，主要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主动开展的外交参与活动。它既包含着国民，特别是各种团体的外交直接参与，也包含着国民对外交事务的间接参与。从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在近代第一次体现了国民外交的理念和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被誉为民国“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本文拟就这次运动与近代国民外交的内在联系作一些考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次运动中表现出的明显的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及其组织性；二是国民外交的状况和意义。
　　　　一、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及其组织性
近代国民外交以人民主权思想和近代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即人民主权思想和近代国家观念的兴起。
人民主权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充分表现为：第一，以人民主权思想解释抵制美货运动的合法性，抵制美货为国民固有之权利。运动开始之初，美国领事就企图压制上海的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商务总会便致美国领事信函明确指出，抵制美货“不独贵国不能过问，即鄙国政府亦断不能强令购买，盖买与不买，人人自有权也。”（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曾铸致函外务部侍郎伍廷芳也声言：“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牵涉。”（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当1905年6月29日外务部在美国的重压下命令各省“实力开导”、限制抵制美货运动时，淮安士商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以抵制美货方式对抗清政府的软弱。他们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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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政府命令不准倡言抵制，而吾等不开会则可，若美货之用，则人人自有之权，政府从何干涉？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定约自定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趁此人心方热，力行此事，政府于此，谅亦不敢故违众意，力行压抑……彼工党禁华工而政府不能问，我民不用美货，而谓我政府能阻乎？”（注：《淮安士商烈成氏等上曾观察函》，《新闻报》，1905年7月18日。）从当时“抵制美货乃基于人人有自卫同种之心，以后可生于生存竞争之世的公理，是各人自愿。”（注：《工约》，1905年9月13日。）表明抵制美货是国民“自由之权”已成为抵制美货者之共识。
第二，涉及国民利益的重大外交事务须征求国民的意见。曾铸认为：“按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素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外交鲜有偾事。”（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因此他在上外务部书中提出，若中美签订新的禁工条约，“约本必须寄送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注：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此处所言“沪商”，主要是指其代言人上海商务总会。苏州争约处也提出，如清政府与美国订立新约，“必先布告中国，使国民全体公认，方可签字。否则，续约虽定，吾国民决不承认，抵制团体誓不解散。”（注：《新闻报》，1905年10月3日。）时人在抵制美货运动结束后更进一步指出，“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他们认为：“积民而为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人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政策也。”（注：《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外交报》，第130期，1905年。）这从外交的根源上阐释了外交的本体问题，意即外交的本体在于国民，外交当局仅是代表国民行使外交权而已。既然外交之本体在于国民，解决外交问题也应以“民气”为后盾。这可以说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当时人民主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国家观念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具体体现为，国民充分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抵制美货运动看作是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活动。这场运动起因于美国虐待华工，但上海商务总会等认为，美国排华政策严重损害和侵犯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给外务部的电报即指出：“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梁诚）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肯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美使，以舆情不服，众商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这反映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同国家主权息息相关，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必须外争国权，反对列强凌虐。同时，各地抵制美货运动者也先后意识到这一点。广东绅商在收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给外务部的电文亦指出，美政府“侵我国权”，所以“国人公愤”。今以其法还治其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以争回国权；（注：《时报》，1905年5月29日。）淮安士商在《上曾少卿书》中则指出：“兹事之起，去压抑，保自由，吾国文明之起点。……有此一举，可以觇国民进步；有此一举，可以杜外人轻视。”又说，这场运动“自表面观之，不过商业、工业之争；而就其内容审之，则关于国权主权者甚大。成则中国民族为世界上可贵之民族；不成则中国民族愈奴隶牛马之不若，而听人宰割。”（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可见他们都意识到这场斗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是局限于本阶级、团体的眼前利益。即使是参与抵制美货运动的普通民众，也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譬如，有商人就提出：“抵制苛约为我国民生死之大关键，本号主人亦国民之一分子，应尽义务，嗣后本号制作之操衣，一律删除美货。”（注：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北京：《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说明他们已意识到“国将不国，将有于商”。（注：《工约》：1905年9月3日。）对于这场运动的“伸国权”性质，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有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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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的认识，故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反驳柏赐福片面强调抵制美货运动的商业因素时说：“柏赐福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柏赐福过多地强调了商业利益的驱使，但我认为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中国一直无法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总是受外国人的摆布……但是无疑，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好的自立自主的表现。”“为了中国人的中国”，就要坚持抵制美货。（注：U.S.Congress, Senate.Committee Hearings.转引自[韩]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田贝的观点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抵制美货的动机和性质。
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其组织性也因此而进一步加强，即以商会为主的新式社团的积极参与，为抵制美货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支持。在一定意义上说，抵制美货运动又是以商会等新式商人团体为主开展的国民外交。
诞生于清末中外商约谈判中的新式商会，从一开始就成为国民外交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会更是起了发起者、领导者的作用。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上海商务总会似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量。其他很多城市的商会，如苏州、杭州、广东等地商会都在其地方起了发起者的作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时没有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组织进行广泛的号召和联络，商业资产阶级一时也难以胜任运动的领导重任，至少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达到如此普及和空前规模的程度。商会诞生之前，工商业者虽然拥有传统的会馆、公所和手工业行会等组织，但都是按照行业或是地域的划分组织起来的，相互之间各立门户，轸域分明。这种落后的行帮组织远不能适应资产阶级从事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需要。清末的商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各省省垣及通商大埠设有商务总会，府州县设有商务分会，商务较为发达的集镇则设立商务分所。这种组织架构可使商务总会、分会及分所互相呼应，协商行动，为这次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组织支持。
有论者指出，抵制美货运动进入中期后，开始出现被称为主导运动的“主体组织”。所谓“主体组织”，是指有着相同的阶级利益、为争取抵制美货运动成功而成立的组织。（注：[韩]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种主体的组织中除有商人组织外，还有工人组织、妇女组织、学生组织，以及纯粹为了促进抵制美货运动才成立的公忠演说会、文明拒约会、人镜学社等。公忠演说会在各地都有分会，其主要活动是举行演说会，发表抵制美货的主张等。文明拒约会系由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共同组成，上海、南京、汉口等重要城市都有该类组织。人镜学社是上海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团体，其成员没有明确的限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众的主体性团体，如上海工界的和平社、西厨帮的义愤社、商业求进社、四明同乡会等等。他们在运动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国民参与各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远不是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开始，但这次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主权和全民国家思想，以及商会等新式社团兴起及其在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构成国民外交的一些基本要素和成分，这也是抵制美货运动之所以迅速在全国扩展并高涨的重要原因。
　　　　二、国民外交的状况和意义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而形成上下互动的国民外交图景。
首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在中外交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一，他们在与美国驻华公使、驻沪总领事、领事等美国外交人员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强硬立场，试图以抵制美货为手段迫使美国改定新约；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时机与美方周旋，据理力争，以求获得圆满的外交结果。
早在1903年旅美侨商就有反对美国续签禁约之议。这年，他们在旧金山中华会馆公决禀请外务部、商部、驻美公使等，提出“乘中美新订通商条约，将禁工条约废除”。他们认为：“美国禁工之议虽为工会所坚持，两党及工商界并不衷心支持，甚至表示反对。只因工会之挟持及中国之不事力争，乃屈顺之，如果中国在订定商约之际，以提高美货入口关税相挟，则工商界迫于切身利害，并有此藉口，必起而叫嚣，反对工会之主张，禁约必可得弛。”并强调：“弱国之待强国，非徒以顺从而能买欢也，时亦以强立而能起其敬。（注：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P13-14、64、65。）言语之中，表示出对清政府软弱外交的不满和实行强硬外交立场的主张。
当抵制美货运动酝酿之时，即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由曾铸领衔决定“相戒不用美货”，并发出强硬通电后，美国外交代表就希望与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人物接触。从此时起到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通电全国宣告抵制美货运动开始的这段时间里，上海商务总会与美国外交代表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涉，他们坚持美国改定新约的立场十分坚定。
5月16日，美国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照会上海道袁树勋，要求与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会面，并愿将他们的陈述转达给美国政府。21日，上海商务总会与美国代表举行会谈。上海商务总会的代表有严信厚、徐润、周金箴、曾铸、谢纶辉、苏葆笙、李云书、邵琴涛等，美方有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驻沪总领事劳治师、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等。柔克义借口改定新约须得到下议院批准，为时约在6个月后，所以“今议抵制，殊非其时”。并威胁道：“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曾铸当即予以反驳，并把在书肆中购买的有关美国华工禁约方面的书籍呈阅于柔克义，书中所载美国所有历届政府的约章和种种苛待华工情形，以确凿的事实反驳柔克义对中美关系的美化。柔克义为缓和气氛，遂假意表示：“禁约改良，容当商榷，不过稍待时日。而不用美货之说，贵商董当体两国政府平时交谊，劝谕众人千万不可纷扰。”苏葆笙的答复合理而不失强硬态度，他说：“贵国一日不定约，即华人一日不定心，不必不用美货，即此逐步减消，于仆即大有不便，何能待至六（个）月，惟贵公使熟思审处焉！”（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这次协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后无果而散。
为缓和双方的紧张状况，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25日主动宴请美国官商。美方除柔克义因事北上外，劳治师、达飞声等重要人员均参加。上海商务总会一方面表示“极愿与美修好”，“若往美士商予以自由，并将工约酌予改良，商董等于贵国来货，将欢迎之不暇”，但同时表示：“静候二月后改良”，言下之意，如到期不允，将以抵制美货相抗争。美方一方面假意“极意相助”，一方面依然坚持“改约之事仍待政府裁决”，“惟二月之约，或恐不及”。（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上海商务总会的这次努力仍未取得实质性结果。7月20日，即上海商务总会等待美方改约的两个月期限届满之日，曾铸专程拜会劳治师，作最后的一次努力，但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上海商务总会与美方代表的交涉的焦点集中在是二个月后、还是六个月后改约的问题上。从表面上看，仅是时间之争，但事实决没有这么简单。美方试图以拖延时间的办法，一方面获得对软弱的清政府外交的有利结果；另一方面也想从时间上减弱中国商人的经济对抗力，以达到逐步消弭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因此，改定新约的期限就成为双方谈判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海商务总会亦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与美方的交涉过程中始终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从而掌握了交涉的主动权。
第二，在与美国外交代表力争改约的同时，上海商务总会等也多方疏通关节，以期获得清政府的支持。例如，上海商务总会在接到美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的会谈邀请后，即请会董徐润电告伍廷芳，并索要驻美公使梁诚所拟约稿要旨，后又经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再次致电伍廷芳催要并得到答复。会谈后，上海商务总会也把会谈的详细情况和该会的看法及时反馈给外务部。其禀文分析道：“美使之言全系欺人之语，不过慑于不用美货，故作权辞，藉以缓怠铸等抵制之气。”并请外务部在美使到京后，促令赶紧改良，“若不就我范围，铸等已与说过，二个月后不用美货，万不能候至六个月以后。”（注：《工约》1905年6月1日。）不仅如此，商人团体还积极联系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商部。在运动开始之前，许多华侨及上海商务总会就向商部呼吁，请求协助拒签工约。上海商务总会领导的抵制美货运动也得到商部的支持，杨士琦等与上海商务总会接触后即致电商部，建议与外务部切实相商暂缓签约，俟沪商设法抵制，以期就范。商部即转请外部务“查照办理，以恤商隐”。（注：《工约》1905年5月13日。）上海商务总会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试图通过清政府坚持拒签工约，这又与抵制美货的目的——“内以纾政府牵动交涉之忧，外以杜美人借端恫吓之口”（注：《时报》1905年7月30日。）有着密切关系，即以国民外交为政府外交之奥援。
其次，国民外交在这次运动中还体现在广大国民的外交间接支持。在一定意义上说，抵制美货运动本身就是强大的国民外交。从它的起因来看，这次运动因美国坚持与清政府续订“华工禁约”而起。1904年，内含大量排斥和苛待华人条文的“华工禁约”即将期满之时，清政府即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一俟禁约到期立即废止，但这一合理要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极力反对，美国企图以禁约的基本内容为范围续订新约。美国的这一作法不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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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美华人的各种权益，也损及中国的国家权益。抵制美货运动的真实动机就是藉此反对美国续订禁约。从它的结果和作用来看，这次运动也迫使美国作出部分让步。1905年8月下旬，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向：“认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允为和平商议”。（注：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90卷.1933年。）同时，美国也不再强迫清政府政府签订新的禁约，只是单方面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华工禁约。美国的让步与抵制美货运动不无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国民外交“利器”的现代舆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兴起。这种现代舆论的主要载体，既有报刊、文学作品等为新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现代大众传媒，如当时十分活跃的广东《拒约报》，上海《时报》、《申报》、《中外日报》，天津《大公报》等；也有传统以揭贴、民间聚会等普通民众所使用的传媒；还有各种现代通讯，如电报、信函等。强大的舆论力量是清政府对美外交的有力支持，部分清政府官员对此也有认识，梁诚就提出“乘商民抵制之势”，“与美国周旋交涉”。（注：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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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P13-14、64、65。）说明他已意识到舆论是对美外交的有利后盾。
关于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苏州商会会员黄雄驾认为：“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注：苏州商会档案第295卷，转引自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6期。）《时报》亦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民力行用于外竞”，即舆论干预外交的“嚆失”。（注：《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时报》，1905年5月23日。）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次运动在近代国民外交史上的开创性。实际上，国民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在此之前已有先例，如在拒俄运动中就有国民干预外交的成分。但是，抵制美货运动开创了以商会为主的新式社团参与外交的先例，正是这种有一定组织的国民外交，才使这场运动开展得更加迅速，也更为激烈。同时，国民外交也使美国看到中国国民的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其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如论者所指出：“随着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力量增长，他们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在制定、推行对华外交政策时，美国政府已经不能只考虑政府的态度，而是不得不考虑中国民众的反应。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得以保全领土和主权、迫使列强放弃对中国的直接支配或军事占领转而探索新的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注：[韩]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诚然，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主的国民外交是比较温和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运动中体现的国民外交是为政府外交之奥援，这就意味着，商界对美国的强硬外交态度只能适用于一定限度之内。这个限度就是，他们的外交参与活动要控制在清政府的默许、支持之下。在运动开始之前，上海商务总会和曾铸等之所以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与清政府在运动初期采取谨慎而同情默许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梁诚曾对抵制美货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建议清政府借用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他指出：“若由民间商会自为禁货，纵使彼有啧言，我尽可以民情如是、压力难施等通套语复之，以彼之矛，刺彼之盾。（注：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P13-14、64、65。）一些地方督抚也主张利用“民情”作为反对列强压力的一种工具。但是，当运动开始之后，美国政府极为震惊，予清政府以强大的外交压力，软弱的清政府出现动摇，商会也随之逐渐退出运动的中心位置。在天津，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对抵制美货运动，天津商会对此显得无能为力。1905年6月20日，袁传谕县官及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到署大加申斥，众商董唯唯诺诺，未做任何反对。会后，巡警局代商会拟传单分散，要求各商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指宣传抵制美货的主张）所动，以期保全市面。”（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8页.）这是当时一片抵制美货声中的不和谐音。此后，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过激”被查封，天津商务总会为该报解禁而向巡警局保证：“嗣后该报馆所出报纸应由商会随时查察，倘再蹈覆辙，即系自取罪戾，商会应即禀请饬禁，以保和平。”（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8页.）天津商会竟成为袁反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帮手。这些都反映出商会对清政府的依赖和幻想，也反映了他们的软弱。同时，也应看到此时已有人认识到，“仅恃政府外交”，“每多牵涉”，“惟恃众志”，才能改正不平等条约。（注：苏绍炳编：《山钟集》1906年油印本，第501、32、30、30、11、33、493-494、497-498、81页。）这说明他们已产生进行自主交涉的想法。当然，这仅仅是当时国民外交中转瞬即逝的火花而已，并没有形成国民外交的主流。
综上所述，从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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