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面向世界的求同存异――新政协筹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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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8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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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面向世界的求同存异――新政协筹备研究

面向世界的求同存异――新政协筹备研究
闻黎明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激起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响。人们不仅把这条口号径称为“中共五一号召”，并把它的实现视作面向新的世界、开创中国未来的里程碑。
对于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政协筹备之路并非今天想像的那样平坦，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和中间人士力求体现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立场，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回避。那么，民主党派的独立意识在如此关键的转折时期，果真就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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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吗？中共这一时期的统战政策，果真无“战”而“统”了吗？历史当然不会这样简单，本文即拟对新政协筹备时期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的思想整合，作以必要的回顾与考察。
一、中共对于召开新政协的试探
毫无疑问， “中共五一号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目的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的首要步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两者之间的合法过渡。因此，“五一号召”的提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与响应，均紧紧围绕新政协这一中心。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中共实际早就提了出来，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每当国共矛盾尖锐时，中共都曾有酝酿、计划甚至某些运作。远的暂且不说，这里仅从1944年秋追溯起。这年9月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会上，周恩来表示计划在参政会上与中间党派共同提出扩大参政会名额和权利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则明年我们可组织解放委员会。[i]这年年底，赫尔利调停失败，中共立即决定着手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工作。12月7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决定成立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共党内的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和党外的李鼎铭、续范亭等21人。[ii] 1945年春，蒋介石为了抵制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数度声称将召开国民大会，甚至企图在其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蒋介石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代表是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为此周恩来愤然道：国民党如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我们就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同他对立。[iii]应当承认，中共此时提出“解放委员会”、“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都还是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即使果真实现，也仍是一种局部地区的立法或制宪性质的机构。
但是到了1948年，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人们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华侨领袖冯裕芳等人所说：“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自从国民党反动集团由‘军事戡乱’进一步执行‘经济戡乱’以后，它不但与全国工农为敌，而且也更显明的与全国工商业为敌了。‘戡乱’的火烧到都市上层人物的向上来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并不仅是共产党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能例外。”[iv]面对这种现实，中共提出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来商讨成立联合政府，自然就成为实现全国人民迫不及待政治愿望的重要任务了。
根据目前公布的文献，1948年中共第一次决定利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4月下旬。4月27日，毛泽东在给刘仁的信中说：“请经妥人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会议旨在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信中还指出：“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对于会议的名称，毛泽东提议“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为“今年秋季”。[v]毛泽东的这封信非常重要，虽然信中所说的张东荪、符定一只是当时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但信中透露的内容，则表明了中共的决心。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庆祝五一节口号。
实现上述任务的前提，是必须得到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要民主党派的赞同。为此，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主持中国民主同盟盟务工作的沈钧儒。该信内容大致与致刘仁信相同，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是，“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vi]信中，毛泽东郑重提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五月里“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为此，毛泽东随信附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等问题，向李、沈征求意见。[vii]
中共提出这个建议的态度是既认真谨慎，又布置周密。五一口号发布的当天，中共中央便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说明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要两局征求各党派是否认为时机成熟，和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开会等事。关于会议发起者，亦再次强调“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信中，特别附了征询对象的名单，他们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等29人。信末，还特别强调要尽快将李济深、沈钧儒两人的意见电告中央。[viii]中共的建议深得主要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拥护，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领衔发出了响应电。但是，这封电报迟至8月1日才到毛泽东手中，因此5月7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的电报，指出中央号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及时将“各方反映电告”。[ix]
根据以上电文，可以推测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至少在5月上旬还处在征询意见的试探性阶段，并且对主要民主党派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建议，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完全的把握。
二、民主党派的初期回应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广播很快传遍全国。中共香港分局把毛泽东的信交给李济深、沈钧儒的同时，也对其他疏散到香港的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转达和说明了这一建议的精神和内容。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联名复函毛泽东表示衷心拥护，当天又向社会发出了响应通电。与此同时，聚集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九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于5月8日起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会上，郭沫若、邓初民、翦伯赞、马叙伦、章乃器、冯裕芳、方与严、李伯球、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黄药眠等发言中，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号召”对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当起来响应”。[x]
聚集着各民主党派的另一个重镇上海，也出现了响应中共建议的热潮。陈叔通、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许广平、张志让、许宝驹、张炯伯、陈已生、杨卫玉、江恒源、马寅初、宦乡、包达三等民主人士，亦于5月8日举行时事座谈会。几天后，张澜、黄炎培收到沈钧儒委托民主建国会理事盛康年带来的信件，内中述说民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5月17日，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的又听取了张云川对香港民主形势的介绍。紧接着5月23日，胡厥文、黄炎培、张炯伯、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王纪华、盛康年、郑太朴等，在上海秘密举行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会议决议赞成中共关于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负责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取得联系，并向中共通过民建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xi]
纵观当时的形势，各民主党派及新加坡、马来亚、暹罗（泰国）、缅甸、法国、加拿大、古巴等地华侨团体，无一不衷心拥护“中共五一号召”。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美国侵略主义者的无情的打击”，是“对反动派统治下的人民的希望”，是“对广大的中间层的一种鼓励”，是“对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取得联系的最初的步骤”，是“揭穿国民党伪装民主的有力的武器”。[xii]
对于各民主党派的以上态度，今天人们大多用“响应”两字加以概括，但实际上使用“回应”两字可能更准确些。因为一些民主党派在表示拥护中共建议的同时，还纷纷指出它们亦早就提出过相同主张。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在《告全国民胞书》中声称：1941年10月10日“本盟对时局主张的十大纲领中，第二项即主张‘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党派国事协议机关’”；而1945年10月“本盟临全大会宣言中，又表示‘中国民主同盟对行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采取积极态度’，可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为本盟一贯的政治主张”。[xiii]6月25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声明，一开头便强调说：1924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时，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建议，并主张于国民会议召集前先举行包括“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各政党”的预备会议，以便“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今天，当卖国独裁的南京反动政权行将崩溃，人民武力革命接近胜利时，中共的建议“完全符合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提出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精神，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xiv]这些观点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正因如此，人们听到中共号召时“特别的兴奋”，并一致认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xv]
仔细分析以上之言，可知一些民主党派在对待中共号召上至少带有两种心情。这便是它们首先十分清楚任何民主的理想与措施，唯有由具备政治军事实力的中共提出，才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有鉴于此，它们对 “五一号召”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的。不过，它们又用不同方式表示中共建议只是集中反映了数年来最为普遍的民主要求，言外之意，就是认为“五一号召”的核心建议并非中共一党所独有。诚然，一般性的表态习惯强调“同”的一面，而在对待具体问题时，“异”的一面便会有所表现了。
三、旧政协模式的影响
勿须讳言，中共发出“五一号召”的最初阶段，一些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思想上还保留着旧政协的模式，不少人将中共的建议简单地理解为再开一次包括各党各派的政治会议，也就是希望再进行一次与旧政协式政协协商。
产生这种认识的国际因素，来自于战后欧洲出现了若干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一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社会党，在战争结束后交出军队，成为普通政党，有些经过选举进入了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这种模式，对中国中间党派影响很大，以致成为他们理想的模仿蓝本和政权形式。不过，旧政协模式存在的更重要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旧政协的党派平等协商形式，是克服国内纷争的最好模式。1946年达成的政协五项协议，其目的是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人们当然不希望推翻了一个政党的专政，却换得另一个政党的专政。如果说维护政协精神，在“五一号召”之前主要针是国民党的话，那么现在再提维护政协精神，就是针对中共了。
旧政协模式的存在，反映了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对中共的成见。早在抗战结束不久，他们有人就认为“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因为人们既“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由此断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xvi]这种偏见或者顾虑，当时比较普遍，即使到了1948年年初，他们中间还有“不但不能满意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现状’，也一样不能满意共产党统治区域的‘现状’”，认为“不仅国民党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产党也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因此“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xvii]这些反映第三条道路的认识，虽然受到左翼人士的批判，但在社会上仍有相当影响。
除此之外，如果深究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的思想顾虑，还不能不承认部分还来自于中共党内的某些失误。1947年，随着中共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部分解放区出现了“贫雇家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一些地方通讯社和报刊则错误地肯定了这种提法，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于是出现了“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的原则性错误，以致使一些人误以为这是中共中央认可的意见。[xviii]
由于以上原因，使一些中间党派特别是中间人士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存有很大误解。有人认为对“中间路线”的批评是过火行动；有人认为统一战线只是中共力量不够大时才提出的拉拢上层分子的策略；甚至有人还认为应当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等都包括在内，才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xix]结果，“中共五一号召”发出一个多月了，一般社会团体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字或口头响应的阶段”，很多人“把新政协的准备当作普通筹备开一次的工作来理解”。至于响应，注意力也不过集中在“如何确定参加单位，如何选派代表，如何拟订政协会的议事规程，草拟施政纲领、研究民主宪法等等事情”上，使新政协发动工作“落在客观形势的要求之后”。[xx]
十分了解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的中共，对出现这种状况曾有所估计。于是为了打消这种顾虑，中共及时纠正了有损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行为。1948年初，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全党立即纠正类似“左”的倾向。文件指出：“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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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xxi]不久，中共又明确指出“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批评“很多地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而“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为此，中共责成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西北局、中原局“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三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们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xxii]
中共的纠偏工作，既克服了党内的失误挽回了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各民主党派摆脱旧政协模式发挥了作用。
四、关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谁召集，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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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政协由谁领导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最初的态度是由中共与国党、民盟共同召开。毛泽东5月1日致李济深、沈钧儒信中关于“发表三党联合声明”的提议，实际上传达这一信息。但是，形势的发展使中共意识到问题并非那样简单，而对于新政协的领导权绝不能轻意放弃。
众所周知，新政协的召开是以中共的强大政治军事实力为其基础，尽管毛泽东提议新政协由三党共同发起，但同时也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xxiii]这个被社会上称之为毛泽东“四一讲话”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不高兴，不舒服”，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过于不客气、不谦让”。[xxiv]
可喜的是，民主党派的左翼分子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新政协由谁来召集的问题好像就是一个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但是“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这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规定”。邓初民分析说：革命的领导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无比的重担，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改造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土地改革任务，能让地主和大多兼的地主的资本家来领导吗。何况“事实上今天的武装斗争、农村工作、政策路线，可以说已无一不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所以“所以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今天说来，已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其结论也只能是新政协“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应该就由中共来召集”，并且只有这样，“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加速到来”和“新政协任务的顺利完成”，才能“有无比的推动力量”。[xxv]
如果说中共在提出“五一”口号之际，还考虑到争取中间党派而未有意识地强调领导权的话，那么随着“和平运动”的出现，中共就不得不改变态度了。“和平运动”是在“进步的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多已表示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时候，由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倡导的，其介入者既有企图继续维持蒋介石统治的阴谋分子，也有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前者的活动与本文无关，而后者同样阻碍了新政协的正常筹备。
1948年6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有人应美国某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之约，写了一篇《中国国民党之复兴运动与中国内战问题之解决》。主张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领导下复兴中国国民党，以此解决中国内战和解决打倒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以后的问题。文中认为：没有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的参与，即使中共完全获得胜利，并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也会由于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使“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亦“无以杜绝纷乱之源而奠定太平之基”。[xxvi]这篇后来寄给美国国务院的文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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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少数人仍希望走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道路。
上述思想虽然不是主流，却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觉。毛泽东指出这种和平运动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xxvii]周恩来也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和平运动，是“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周恩来还指出：“确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倒蒋之后会有和平”，因此“对于美帝、李宗仁及中间派右翼分子尚存幻想”。[xxviii]8月1日，毛泽东接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5月5日复电的当天，便上海局、香港分局要“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并“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路入美帝圈套里去”。[xxix]
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一部分人民”，显然不只是《中国国民党之复兴运动与中国内战问题之解决》的起草者，也包括同情这种观点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于是，将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成了新政协筹备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过程中，中共虽未明确提出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最初的作法。1948年8月中旬，中共在石家庄召开了包括各阶层人士、少数民族、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中共的这一举措，既表明继续坚持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统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新政协召开后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体制。
为了彻底破除新形势下的不切实际幻想，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毛泽东严肃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两条路究竟选择那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xxx]
“将革命进行到底”，重申了中共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明确态度，也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中共的严肃立场，使民主党派意识到：是否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实在是所有一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民主革命全面的最后胜利的前夜所面临的一次严重考验”，毛泽东的号召“正是要求检查我们民主党派的战斗阵营，清除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对反动势力有益对革命事业有害的思想”，“一切民主党派是否真正的为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是否真正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都要从这一次严重的考验中辨别出来”。换句话说，“是否愿意和实际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今日一切民主党派的真与伪的分水岭”。[xxxi]
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当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同日，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及民主人士郭沫若等55人，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xxxii]这时，任何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旧的腐败崩溃，不可收拾；新的蓬勃而起，锐不可当。中国大势已注定了要新陈代谢，无法强阻”。[xxxiii]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思想就完全统一了。就在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之后，民盟常委张东荪仍向毛泽东述说了自己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完全相同的“新型民主”主张，并且在革命的领导权这个核心问题上也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xxxiv]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则在这年夏季所写的《论国共再合作》小册子中，认为过去国共“两党都脱离了它们自己所提出的革命目标，违反了他们自己所规定的政治经济路线”，而“现在革命的领导虽然是工农阶级，革命的先锋虽然是共产党”，“但是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xxxv]这些，都说明民主党派中仍有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有保留态度，因此，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和目的，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对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其针对者肯定不只是张东荪、陈铭枢个别人。
面对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领导权已经成为无须回答的问题，取而代之的则是如何商讨共同纲领和如何制定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领导权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保证了6月的新政协的两次筹备会，保证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了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当历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同时，也记载了一年半来集合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的这一求同存异历程。
（原载《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9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i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iii]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0页。

[iv]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第17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v]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3至1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vi]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6页。

[vii] 参见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16至1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viii]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至150页。

[ix]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8页。

[x] 转引自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

[xi]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439至440、442页。

[xii] 《新的政治协商与我们的工作》，《光明报》新1卷第6期社论，1948年5月16日。

[xiii]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1948年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42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xiv]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2至153页。

[xv]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xvi] 储安平：《论共产党》，《客观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1日。

[xvii]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xviii] 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7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

[xix] 据邓初民讲、尤思纯记：《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光明报》新1卷第10期，1948年7月16日。

[xx]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xxi]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68至1269页。

[xxii] 《中共关于三三制只须应执行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87页。

[xxiii]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1页。

[xxiv] 据邓初民讲、尤思纯记：《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光明报》新1卷第10期，1948年7月16日。

[xxv] 邓初民讲、尤思纯记：《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光明报》新1卷第10期，1948年7月16日。

[xxvi] 转引自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26页。

[xxvii]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23页。

[xxviii] 周恩来：《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1948年7月2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xxix]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29页。

[xxx]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页。

[xxxi] 杨群：《民主党派的严重考验》，《光明报》新2卷第10期，1949年1月16日。

[xxxii]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16页。

[xxxiii] 《蒋总统引退了》，天津《大公报》社评，1949年1月22日。

[xxxiv] 参见左玉河：《张东荪传》，第422至42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xxxv] 转引自汪朝光：《陈铭枢》，第21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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