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目前党史研究应注意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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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目前党史研究应注意两种倾向

近些年来，在党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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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将历史曲折归结为领袖人品
“文革”时期的那种将领袖人物神圣化的情况，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随着一些所谓“历史内幕”的曝光，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被“妖魔化”、 “丑陋化”、“恩怨化”，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被写成玩权术、整对手、勾心斗角、争权夺位史，变得不堪入目，什么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历史已经前进到21世纪，用不着(也无济于事)再去神化什么，但是，难道将党和党的领袖丑化一通，就是真实的历史？不可否认，我们的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上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什么胸怀国家、心忧百姓这样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党内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大有人在，普通党员里有，党的领袖中也有；老共产党员中有，年轻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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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根本力量。
另一种倾向是将曲折历史直线化
在一些尤其是海外的党史著述中，夸大党的历史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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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如实地把党的历史道路反映出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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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感到可信，这也不可取。比如，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何谓“转折”？即它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折了，比如说 90度的另一个方面的发展，有转有折，故谓“转折”。如果是直线式而不是直角式，哪还谈得上“转折”！只有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将1957年以后20年的 “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极“左”写清楚，才能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才能说明它的两个挽救作用，才能说明它是新时期的伟大开端。否则，这个“转折”是凸显不出来的。这段历史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以后还会折腾的。当然，讲这一次转折，也要作历史过程论的分析。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的伟大标志来论述，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历史既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进入不惑之年的毛泽东是推动党的历史实现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主角，随后成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这一伟大功绩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谁曾想到，毛泽东晚年却在探索的道路上陷入误区，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又将马列“本本”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第二次伟大转折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既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发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现象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坚持海纳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搞重要领导职务的高龄化非常重要。历史经验证明: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个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靠好的领袖个人。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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