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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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一）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获得巨大的进展，显著的成绩。下面，对这些新进展作一个概述和介绍。

一、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及论著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成为一个热点。据有的文章介绍，1983年在广州拟定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何沁、沙健孙、郑德荣、张静如等人就讨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并在大纲中对此首次做了明确的表述。1986年9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自此，至1994年，党史界先后召开九次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就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中共党史学体系、中共党史研究与社会现代化等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i]其中，有《党史研究》编辑部于1986年9月、1987年4月、1987年6月连续召开的三次座谈会；1987年10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中共党史的性质及其研究现状的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术讨论会；1987年7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云南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于昆明召开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讨论会；1988年8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山西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史文汇》编辑部等于太原召开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讨论会；1988年10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求是杂志社、《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北京市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于北京召开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座谈会等。从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会开得很少，只是在2001年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共出版了近10本，如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唐曼珍著《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曹军著《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的著作还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等。 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共发表了50多篇。较早发表的有马齐彬《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郭德宏、李明三《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理论战线》1981年第123期）等。从1987年开始，这方面的文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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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表，而且一直持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有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张静如《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郭德宏《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齐鹏飞《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同上），侯且岸《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同上），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同上），王仲清：《努力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6月28日）等。
二、 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党史学的研究
过去，中共党史只被看做一门政治理论课，而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学者提出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现在，虽然仍有人认为不存在一门单独的中共党史学，因为它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只是历史学或政治学的一部分。因此，也没有单独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理论。现在所用的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么多年很多学者想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它本身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没有单独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共党史已经讲了多年，现在已列入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以后还可能成为一级学科；二是有中共党史学科，就有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就像有历史学就有史学概论一样。最早提出建立中共党史学的是张静如。他说：所谓“学”，就是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的研究本属历史学的内容，为什么又提出要建立一门独立的“中共党史学”呢？这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有此特权，也不是因为研究执政党历史的人要求得到这种特权，而是纯客观的需求。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太大了，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绝对不行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广，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无法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将中共党史学单独建立为一门学科。[ii]齐鹏飞也认为：“将中共党史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学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且系统、规范的学科体系――中共党史学，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都已具备。”[iii]
那么，中共党史学和平常说的中共党史是什么关系呢？从大家的论述来看，共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包括具体的中共党史在内的中共党史学，即广义的中共党史学。张静如即说：“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党史学则是研究这一进程的学科。因此，凡是研究这一历史进程的课题，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层次，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的范围。换句话说，中共党史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iv]第二种是指居于具体的中共党史之上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学问，即狭义的中共党史学；第三种是把中共党史看做整个学科的总体名称，认为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问，只是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把中共党史学降低为中共党史的一部分，不一定妥当。至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看法，都有道理，我看可以并行不悖。
三、 关于中共党史学性质的研究
在1985年以前，中共党史虽然一直是作为政治理论课开设的，但已有学者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明确指出 “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v]。从1985年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以后，一些党史学家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共党史不应属于政治学科，而是一门历史科学。如张静如提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vi]虽然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但这种认识已被党史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侯且岸认为：“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于历史学科，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趋于成熟、形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vii] 那么，中共党史学和一般的历史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是直接为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的，因此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这样，它就不能不具有某些政治学的特点，成为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
四、 关于中共党史学特点及类型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特点，过去主要是强调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以及科学性等等，曾提出要达到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强调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性和科学性，认为中共党史在研究中虽然要注意它的政治性、现实性、理论性等等特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科学性才是它的生命。离开了科学性，其他特性都无从谈起。正因为中共党史学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就形成了几种各具特点的中共党史。有的学者认为有两种中共党史，即官方的中共党史和学者的中共党史。事实上有三种中共党史，除了以上两种以外，还有一种民间的中共党史。所谓官方的中共党史，即按照官方的要求所作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服务性、教育性。所谓学者的中共党史，即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更多地是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所谓民间的中共党史，即民间自由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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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研究和言论的自由性。这三种中共党史学看起来确实不一样，并因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在很多方面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不管哪一种中共党史，不管从哪个方面，根据什么目的进行研究，中共党史学本身的特性都是不能缺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考虑它的政治性，和党的决议及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就不能公开发表，发表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不考虑它的科学性，就根本站不住脚，没人会相信。
齐鹏飞提出：“从理论上讲，主观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与社会性、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亦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viii]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五、 关于中共党史学对象和内容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对象，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毛泽东，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ix]后来党史学者的表述，大都由此而来。但是，很多学者在具体表述上，则有所不同。如有的认为它应该包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和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两个方面，有的还从新的角度对它作了概括。1995年，张静如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共党史的核心内容这个角度，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x]。后来，侯且岸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xi]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xii]1992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试用本），虽然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但又认为“主要是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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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战略，是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路线；策略，是指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制定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这与上述观点是接近的。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李向前在2000年明确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xiii]
另外，福建省委党校研究生陈振文在2000年还提出，应该把“规律”作为党史学研究的对象。[xiv]
我认为，上述前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不研究党的历史的全过程及有关的方面，就不能研究清楚党的历史，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不确定研究的范围和限度，就会使中共党史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因此，既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及有关的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又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党在相应问题上的思想活动，以及党自身的发展史。至于陈振文的看法，规定得过于狭窄，探求规律是研究的目的，而不应该是研究对象。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具体、丰富，可以列出许多条；是相对变动的，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它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而不能包含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至于具体的表述，有多种概括：侯且岸认为有六个方面，[xv]王仲清认为有七个方面，[xvi]周一平认为有八个方面，[xvii]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党的基本实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四个方面，[xviii]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xix]有的则认为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划分：以横断面分，可划为全国党史和地方党史两大部分；从纵切面分，可划出党的组织沿革史、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统一战线史、党内斗争史、自身建设史、领导决策史，还要涉及党所领导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xx]
以上概括，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可从不同方面来加以概括：从横的方面可分为全国党史和地方党史两大块；从纵的方面可分为自身发展、建设史以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两大块；也可分为思想理论、组织建设、实践斗争（包括路线、方针、政策）、经验教训四大块。总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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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要包括党史的全部内容。
在撰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胡乔木曾多次提出，要处理好党和人民、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关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中共党史写得很狭窄，甚至仅仅写成中央领导人或一个人的历史。杨凤城也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xxi]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党史研究对象一样，也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无限扩大，包罗万象，把什么都包括进去。那样，中共党史就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了。
（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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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张静如、王朝美、侯且岸、谢荫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反思》，《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ii] 《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iii]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iv] 《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v] 马齐彬1979年11月在河南省委党校和河南史学会举行的党史学习班上的讲话，《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
[vi] 《党史学科研究断想》，《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
[vii] 《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viii]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ix] 《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x]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xi] 《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xii]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xiii] 《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xiv] 《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xv] 侯且岸：《略论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打印稿）。
[xvi] 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第95、94页。
[xvii] 周一平：《中共党史》（待印稿）。
[xviii]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xix] 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页。
[xx] 赵荣达：《中共党史·党史学·党史课》（打印稿）。
[xxi]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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