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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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

一、“反攻复国”政策下的“待机反攻”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覆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绝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始终坚持以“反攻复国”作为它的基本政策；而“反攻大陆”则成为其念兹在兹的行动口号和目标。在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之下，台湾当局的“反攻复国”政策，适应了美国在东方围堵苏联和新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重点置于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不可避免地要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加以扶持和利用。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尔后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在西太平洋区域构建了一条环形防线，作为其安全保障。台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美国实现其远东政策的一个战略据点。只有保住台湾于自己控制之中，美国在西太平洋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群岛这道“沿海岛屿链”才能首尾相连，构成为一体。

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极为有利。而美国出于战略全局的考量，虽然并不同意，也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全面“反攻大陆”，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准备和对大陆的“有限反攻”行动，既可振作台湾的士气和民心，又可从外部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大陆内部发生变乱，这是美国政府所企求并竭力予以支持的。

在上述的冷战格局背景下，蒋介石当局构建起“反攻复国”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军事体制，而美国则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的支援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蒋介石试图准备各种条件，等待适当时机，发动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同时不断地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和少量的中等规模的突袭性进攻。这个待机而动的反攻策略，即是所谓“待机反攻”。

蒋介石于1950年3月在台北正式所谓复行“总统”职权，在其复职文告中， 鼓吹建设台湾复兴基地，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中国，实现“一年整训，二年反攻，……三年成功”①。同年5月16日， 蒋介石就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撤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要集结兵力，确保台湾，立志“拯救”大陆同胞；还在书告中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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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成功”的“复兴中华民国”的口号②。

195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获得美国援助的可以武装20个师的武器装备，重新整编了2个军又6个独立师。同时，为策动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股部队的袭扰，在福建金门岛成立“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还在浙江大陈岛成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而在台湾则建立“大陆游击总指挥部”。1951年5月， 以蔡斯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再啬对台军经援助，从1950年6月至1957年3月，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共达20亿美元之多③。1954年8月，兰金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建议：“将（台湾）目前拥有的625000人左右的军队至少增加50％”。他认为，“经过充分装备和训练，这支力量可以提供多达3个军，每军15万人的中国野战军到海外作战，而且还可留下1个野战军用于防御。”④

在这期间，蒋介石逐步确立“反共复国”的方针和政策。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反共抗俄基本论”，正式将“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确定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国策”和基本任务。1953年1月，蒋介石声称要加紧“完成反共复国”的准备，并强调在台湾贯彻“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方针。1957年10月，国民党的“八全大会”又制定了“反共复国”的总方略。这次大会宣称，“及早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业，实为本党惟一任务。”⑤ 规定国民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就是“发挥组织作用，运用各种力量”，对大陆实施“党政军联合作战”，以“达成反共复国的总目标”⑥。台湾当局加紧编练军队，自1953年2月开始了系统的后备兵员的训练，在两年内首先完成第一批共11万名青年的基础项目训练，其中有16000名编入了正规部队。台湾陆军至此已编成21个正规师和9个后备步兵师⑦。空军到1956年底“5个喷气式作战机大队，2个常规运输机大队以及1个喷气式侦察机中队，都将配备就绪并能全部投入活动。”海军方面，美国“除给了若干布雷舰以外，还给了3艘本森级的驱逐舰，使它的实力提高到拥有73艘战斗舰艇和37艘其他船只。”⑧ 美国驻台“大使”兰金不无得意地写道：“到1957年，自由中国在自由世界中，拥有着最均衡的而且是亚洲第二个最大的军事编制。”⑨

然而，尽管在整个50年代，在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当局自身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有较大的提升，但台海两岸的综合战力对比依然非常悬殊，而且大陆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迅速增强，为台湾所望尘莫及。1954年至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和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蒋介石当局的军事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自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空、海、 陆联合进攻一举攻占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蒋军随即撤守大陈岛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外的所谓“外岛”，只保持福建沿海的金门和马祖几个岛屿。面对这个形势，如果没有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不仅绝无取胜可能，而且还会危及台澎本岛的安全。然而美国自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不同意、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显然，蒋介石决不会冒险犯难，孤注一掷。1953年2月12日，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阁下之武装部队对全面反攻已否有准备”时说：“现在武装部队的准备还没有到全面反攻的程度。我们对大陆（反攻）……自不能等待到准备十分完成的时候，但只言相当准备的程度，也还需要若干的时间才行。”⑩ 蒋承认其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发动大规模反攻，但也强调一旦准备充分将会发动进攻。

“待机反攻”的策略，就是企图由保卫台湾、建设台湾，进行反攻准备，进而选择适当时机，策进“反攻大陆”。国民党于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全大会”关于“反共复国”的政策方案，明确地体现了“待机反攻”的策略。它首先认定：“台湾是反攻复国的基地，所以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乃是我们第一要紧的任务。”(11) 对于大陆，它强调一方面仍要“潜伏发展”，深入大陆民众内部，深入中共党政内部，“以巩固和扩大大陆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才是“要时时把握和利用机会，展开革命的行动。”对于“反攻”问题，它强调“反攻复国”要“内外配合”，即要“配合国内外形势”，“团结海内外一切反共非共力量”(12)，“使军事反攻更获得顺利进行，有早获胜利之确切保证。”(13) 国民党“八大”提出在军事方面的6项任务，“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活动，策应军事反攻；二、 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队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军事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14) 显然，这一切都是“待机反攻”在军事方面的要求。在台湾当局看来，这是在“待机”状态下，为而后的“反攻”所作的军事上的必要准备。

二、从“有限反攻”到大规模“军事反攻”
“待机反攻”对于蒋介石当局而言，具有双重性质的作用和目的。在一方面，蒋介石确是在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力图一步步地走向发动“军事反攻”，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重返大陆、恢复统治的目的。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以后，由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一度很少在公开场合鼓吹“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事实上，蒋介石始终特别重视利用美援加强建军，而且军事建设的目标绝不限于保卫台澎。其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长”俞大维与美国进行2个防卫合作计划， 一个是防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乐成计划”（Rochester Plan），一个是对抗解放军攻击金门、马祖的“阿莱斯计划”（Aries Plan）。此外，另有一个“反攻大陆”的“蓝线计划”。因为美国不同意台湾当局将美援武器用于进攻大陆，蒋介石与其周围的高级将领是在秘密之中推进这后一个计划的(15)。所以，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的‘反攻大陆’的意图和打算”，年年开出不兑现的“反攻”空头支票，只不过是另有所图的一种鼓吹(16)，这于事实显然并不尽相符。

但在另一方面，蒋介石时时强调“反攻大陆”，构建“待机反攻”的态势，确实是更着眼于其现实的需求和作用。首先，它是为了维持和鼓动台湾的士气和民心。正如兰金所言，“返回大陆，将中国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希望，没有它，福摩萨（台湾）的士气势将一蹶不振。”(17) 第二，是为蒋介石在台澎地区实行军事专政和戒严体制制造前提和根据。曾在50年代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吴国桢说过，蒋“反攻大陆”的鼓吹和举措之目的，是维护戒严体制，压制台湾民众(18)。第三，对大陆施加影响，借以鼓动大陆的反共势力和反革命活动。如蒋经国当时所言，“战胜共产党，我们并不指望把台湾的60万军队作为唯一力量。我们更指望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大陆人民的支持。”(19) 第四，是为了在国际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所谓“法统”地位于不坠。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不断以“反攻大陆”的姿态来促使美国提供更多的军经援助。正如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杜鲁门政府中央情报局长史密斯所说，“台湾的中国政府有此决心，正在准备，迟早要解放大陆。他们不会要求西方提供人力，所需要的只是物资和科技方面的援助，诸如供应、设备以及专家的指导等等。”(20)

在“待机反攻”的态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指派少量部队对大陆进行分散的、小规模的、短时间的骚扰性攻击，另一方面则准备条件待机发起较大规模的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和台湾蒋军实力的远远不足，蒋介石无法进行较具规模的军事反攻。然而朝鲜战争大大地引发了蒋介石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待，当时国民党上层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不少人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爆发，宋子文甚至断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52）年内就会爆发。”(21) 顾维钧回忆说：“当时在（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其他许多领袖人物的脑海中（对于世界大战）想得很多，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过的作用那样，再次使国民政府时来运转。”(22) 蒋介石料定，新的大战一旦爆发，美国必将进攻大陆，国民党军队即可重返大陆。然而朝鲜战争并未引发世界大战，蒋介石的希望终成泡影。1953年1月， 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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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出任总统，蒋介石当局相信共和党执掌白宫和国会，将改变杜鲁门的“台海中立化”政策，“松绑台湾”，支持对大陆的军事进攻。其实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美国的战略全局估量，并不愿意被蒋介石拖入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一场大战，也无意真正要让蒋介石“松绑”，对“反攻大陆”也采取保留态度。

但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并未改变，限于内外形势，他不敢孤注一掷发动未经美国同意和支持的对大陆的大规模进攻，而是采取了“有限战争”的策略。蒋的所谓“有限战争”，包括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对大陆沿海地带的登陆作战，但不要求美军直接参战。1956年4月正当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蒋介石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中写道：“如果不推翻中共伪政权，共党的威胁将不能消除……自由中国必须要有早日击破铁幕的机会，一旦自由中国的军队在大陆滩头建立桥头堡，极有可能大陆民众会起来抗暴。”蒋了解美国不会同意对大陆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故而在信中表示“美国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战斗”，但他要求在台湾军队于华南沿海登陆时，美国要提供运载工具(23)。同年夏天，蒋介石向访问台北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再度说明他的“有限战争”设想。

事实上，蒋介石的“有限战争”在50年代不断地在进行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与人民解放军争夺大陆东南沿海岛屿。1950年1月至1954年8月，蒋军累计动员兵力近13万人，先后袭击大陆沿海和若干岛屿共达42次。1952年3月，蒋方“反共救国军”在海军配合下突袭浙江沿海的白沙山岛。同年10月，金门蒋军9000余人在海、空军协同下偷袭福建沿海的南日岛。1953年7月，金门蒋军10000余人在海、空军协动下发动对福建东山岛的进攻。1955年2 月浙江沿海岛屿悉数解放后，蒋军继续固守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骚扰。二是对大陆进行空中和海上骚扰袭击。1950年7月至1954年10月， 蒋军飞机袭扰大陆共有1500 多批、2697架次。海军在上述期间拦截大陆各类船只470艘，绑架、残害大陆渔民1300 余人。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蒋军各型飞机48架被击落，各类舰艇36 艘被击沉击伤、307艘被俘获；连同海岛争夺战和两岸炮战，蒋军被歼35万余人。 三是对大陆的炮战。1953年1月首次在金门与解放军进行炮战，至同年11月，大小金门、大担、二担诸岛都遭解放军炮击。1954年9月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又一次发生激烈炮战。1955年2月、1956年5月、1957年6月，双方海、空军分别在浙江台州列岛、 金门与厦门之间，发生多起炮战、海战和空战。尤其是1957年6月22日在金厦之间的炮战，是1955年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24)。1958年秋，在金厦前线又发生规模空前的“八二三”炮战。同时，台湾当局向金门、马祖大量增调兵力。金门驻军从1952年的3万人增加到10万人。马祖驻军从1952年的6千人增至4万人。蒋方空军也向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进行窜扰轰炸，空投特工人员。四是对大陆西南边境进行游击战。50年代初，蒋介石指派胡宗南重整其退踞缅甸境内的第三军残部，在中缅边境成立游击部队。蒋经国的特战中心然后策划了运用李弥部队进攻西南边境的计划。1951年6月，李弥率部2000余人进入云南。1952年春，蒋经国与李弥在台北谋划后，李带同700名蒋军正规部队回到缅甸，用原地残部于同年8月发动又一次进攻(25)。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蒋介石又运送数千名特种部队进入缅甸北部与原地的5000多名残部会合，开始跨越滇缅边境，进行新的试探性进攻(26)。

尽管蒋介石的“有限反攻”屡受挫折，但他并不甘心失败，相反却在等待时机继续进行甚至扩大其“有限战争”。第二次台海危机告一段落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有效遏止了中共的挑战；因此他对不久的将来光复大陆越来越乐观。”(27) 美国在这次危机期间大大地增强了对台军援，“金门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在原来已经排定的大量军援之外，美国又赶运给台湾价值35000万美元的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舰艇及其他物资。其中有最新的空对空响尾蛇导弹，使台湾空军对大陆的米格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28) 这对蒋介石的反攻企图无疑是一个鼓舞。60年代初，蒋介石终于策划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反攻”，而在1962—1963年达于高潮。蒋的这次冒险行径的形成，显然与当时大陆的形势、中苏关系、美国政局以及台湾自身状况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美国驻台“大使”兰金此前曾断言，台湾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条件：“自由中国发动任何重大攻势的可能性，看来将有赖于下列一个或几个条件：（1）赤色中国卷入另一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2）铁幕后面的严重内部弱点有所发展。（3）修改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和扩大援助计划。”(29) 在蒋介石看来，现在这些条件已告成熟或正在形成。首先是他以为大陆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已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动反攻已具备内部条件。虽然在1959年以后，大陆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暂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全国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战胜困难，人民政权坚如磐石。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1960年元旦他信口雌黄公开宣称：“我曾经指出去年是奸匪傀儡崩溃的决定年，……我现在还要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年乃是我们反攻复国的胜利奠定年！”(30) 同年10月10日，蒋介石又声称，中共政权已陷入“对外楚歌四面，对内危机四伏，百毒齐发，鱼烂而亡之中。”他认为“大陆同胞对于反共抗暴的革命，正在不断的坚强的行动起来了。”蒋介石历来向美国示意，大陆反共势力必将起而配合他的反攻行动；而目前的形势他以为已经处于“大陆革命和台海反攻相互结合的战略形势之中。”(31)

就国际关系而言，蒋介石也作出了于反攻有利的错误论断。他认为大陆虽然并未卷进与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战争，但中苏关系破裂，中印之间的边界纠纷激化而导致双方开战等等事态的出现，无不为反攻大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蒋断定由于“中共与苏俄”之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 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1963年10月，蒋在“双十节”文告中首次显示，因中苏关系恶化，可以放弃“抗俄”这一提法，由“反共抗俄”改为“反共抗暴”(32)。次年4月5日，蒋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再次强调：中共与苏俄的关系“业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应联合起来消灭中共政权，并扬言“保证苏俄不会干涉”(33)。

就美台关系而言，蒋介石对于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对台海两岸未来政策之走向深感疑惧，他以为只有在台海造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行动，才能拖住美国，阻挡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共政府的政策。进入60年代，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的“蜜月”关系结束了。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虽然仍声称坚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之三原则，但却在悄悄地跨开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肯尼迪公开表示：为了防卫金门、马祖而被蒋介石拖入一场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不明智的。蒋介石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而在肯尼迪政府之内，确实也正在构思“两个中国”的政策，此事也令台湾当局深感不安。蒋介石之所以在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大肆号召和部署反攻大陆，旨在制造新的台海危机，牢牢拖住和“激将”美国，使美方继续支持其“反共复国”的立场。而且，他很自信的预期：“一旦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任何地方建立桥头堡，美国人一定就会提供一切必要援助。”(34)

于是，台湾当局走上了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攻”之路。首先是设立指导反攻的决策机构。1962年初，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国民党“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共行动委员会”）在台北成立，成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其次是实行兵员、物资、运输以及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动员。同年3月下达“征兵动员令”， 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动员青年入伍，并宣布原定退伍的军人一律无限期延长服役期限。为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下令各种轮船、渔船、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还储备大批武器、弹药和医护用品。在国民党中央政工干校中开办“战地政务班”，为“收复大陆地区”准备政工干部。还设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在登陆大陆后建立所谓“临时政权”。同时在台澎地区居民中进行“反攻”的政治动员。第三是策划和实施战时经济动员。台湾“行政院”设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立法院”在1962年4月27日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条例》，为“反攻”筹集经费。该条例规定，临时特捐征税金额为：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费的30％。据统计，从1962年5月1日开征，至1963年5月16 日“行政院”宣布停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共征收了6000多万美元(35)。

蒋介石谋划的“军事反攻”作战，采取的是大陆“敌后”游击战争与台湾海峡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即在一方面以空投或边境渗入的方法，向大陆分批投入特种部队，建立游击战基地，进而与内地反共势力相结合，策动暴乱，颠覆中共地方政权，占领若干地区，待机配合正规部队的两栖作战；在另一方面，待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动空军掩护海军舰队，运载地面部队，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力争先行攻占若干个地区。

还在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台北时， 蒋介石提出在大陆边境若干地区开辟游击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美国提供空运飞机和电讯设备。“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主要是以200人至300人一组的特种部队，投入四川、贵州、云南及西康4个省份的目标区。这些半军事小组将在目标区建立游击队力量，并向外扩散发展。”(36) 1961年初，蒋介石指示主管特种部队的蒋经国， 秘密规划突袭大陆的行动方案。“参谋总长彭孟缉提出两套‘剧本’：一是由缅甸‘反攻’过去，一是直接跨越台湾海峡进攻。蒋介石比较偏向于由缅甸出兵的方案。”(37) 然而，过了不足半年，到同年6月蒋介石又看重了跨越台海的两栖作战反攻计划。 其时蒋经国告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台北将在8月1日开始动员，定于1962年1月或2月发动作战。”(38) 1962年5月， 蒋介石当局把业经制定的“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提交美国方面，由中央情报局报告白宫当局。“这套计划的第一阶段是通过各种规模的空降及海上登陆突袭，对福建及广东沿海地区目标进行攻击，以引起大陆人民抗暴起义；第二阶段要在若干重点登陆，进行传统作战，并为扩展大陆人民反抗运动建立基础；第三阶段由‘中华民国’军队深入福建及广东作战。”(39) 在这前后，蒋美双方就反攻大陆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谈判与交涉。

三、美台之间关于“反攻大陆”的谈判与交涉

蒋介石当局策划和准备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几乎主要的计划和行动都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为寻求美国对反攻的支持而不遗余力。这不但是因为在“反攻大陆”问题上，台湾当局对美国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受到双边条约的约束。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于12月10日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以双方“换文”方式对于使用武力的范围作出补充规定。双方“换文”确认：“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得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至足以实际减低此等领土可能保卫之程度。”(40) 而按“共同防御条约”，所谓“第六条所述各领土”，“对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41)。根据此项规定，蒋介石政府对台湾、澎湖以外地区使用武力（如反攻大陆），源于事先与美国政府达成“共同协议”，也就是说未经双方“共同协议”，台湾当局不得自行采取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蒋介石要对大陆发动“军事反攻”，不能不取得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同时，在军事实力上，蒋介石军队如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无力举行较大规模的反攻，更绝无取胜的可能。除了5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的军经援助以外，蒋军计划中的反攻作战，就要求美方直接提供陆、海、空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足够的用于运载空投作战部队的运输机和降落器具，大型轰炸机，输送登陆部队的运输舰和登陆艇，各类火炮和弹药，坦克和汽车，各类电讯通讯器材，各型常规作战的武器装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美方在反攻战争开始后为台方提供海上护航和空中护航，以抑制中共的海军和空军。蒋介石虽然并未向美国提出美军直接参战的要求，但是他的企图是在战争一旦打响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持久，一步步把美国拉进对大陆的一场大战。对于蒋介石的此种谋算，美国当局其实也是知晓的。

美国政府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入主白宫，尽管对于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有些不同，但其基本点却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美国“保护台湾不受中共的攻击”，同时，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且坚守台湾的反攻必须事先与美方“共同协议”、取得美国同意的立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主要是出于以下各方面的考量。

1、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言，它的战略重点显然是置于欧洲， 着重于围堵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绝不愿意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打一场大仗。用艾森豪威尔1954年9月12日的话来说，“如果要打全面战争的话，他宁愿是与苏联而不是与中国打。”(42) 如果美国同意和支援台湾当局进行大规模“军事反攻”，不可避免地将把美国捲入以新中国的一场大战，这是美国政府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从军事上说，美国当局也认识到除非动用核武器，依靠常规战争与中国大陆作战，美军并无获胜的把握，这已为朝鲜战争所初步证明。“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与中共作战的前景极度谨慎，全力要避免，因为他认为与中共开战，便是使用核子武器的全面战争。他甚至说，如果有人认为可以不使用核子武器而与中共开战，这种人应该离开他的安全事务幕僚职务。”(43) 还在1959年9月的国家安全会议召开时， 艾森豪威尔就拟定了一项指令：“除非经总统批准，美国不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上共党中国的攻击性行动。”(44) 肯尼迪承袭其前任的政策，一再拒绝蒋介石想把美国拉入与中国大陆之间一场大战的任何企图和动作。

2、美国政府经过慎实研究，断定蒋军反攻大陆绝无取胜可能。 如果台湾贸然发动进攻，其部队将会被大量歼灭，不仅金门、马祖外岛会随之丧失，甚至台湾、澎湖也可能遭

中国历史风水传说故事简介

到攻击而陷入危境。不言而喻，美国不会同意和支持这种“危险的反攻”。1962年3月28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台湾当局提出的先行派遣特种部队在大陆建立游击基地的计划，作出明确的否定结论：“即使台湾的特种部队在大陆建立据点，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很短时期内会被消灭”(45)。1963年9 月蒋经国访美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当面对蒋方的反攻计划大泼冷水，说“过去二、三年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的小规模行动，未见成就，他怀疑大规模行动会有成果。”(46) 肯尼迪在稍后与蒋经国的谈话中告诉后者：“无疑的，削弱中共对我们都有利，但是，我们不愿介入一项被视为对中国的攻击，和可能失败的攻击。”(47) 而在此前，美国驻台大使、海军上将柯克1962年7月与蒋介石面谈时， 已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柯克的意见是，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海、空、后勤支援，蒋介石的计划肯定要失败。他说，“美国不能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也不会暗助台湾跨海进攻大陆。”(48)

3、肯尼迪政府上台前后，美国正在酝酿并开始调整对台海两岸的政策， 而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反攻大陆”则是其中一个重要之点。50年代末60年初，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苏分歧的出现和美国政局的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的呼声，而以斯卡拉宾诺等人的《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报告》（康伦报告）和鲍尔斯发表于《外交季刊》上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最具权威性。1959年9月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康伦报告”， 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调整、改善与人民中国关系的设计。其中包括中国进入联合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认“台湾共和国”，允许其参加联大；美国继续履行对台湾和澎湖的现存条约义务；台湾军队撤出沿海岛屿；劝说国民党政府放弃以武力重返大陆的想法，美国保证防卫台澎等等。“康伦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政策构想，首次公开明白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反攻大陆”(49)。1960年4月， 美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兼肯尼迪的外交顾问鲍尔斯发表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公开主张美国对北京和台北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他要求鼓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中立化”，主张美国提供一切力量，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同时，向中国表明“我们在台湾的军事设置，目的不在鼓励国民党反攻大陆。”(50) 肯尼迪对鲍尔斯的文章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51)，而且在同年10月7日的总统竞选电视辨论中明确表示， 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是应该划出一条清楚的防线，而金门、马祖对于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他主张美国的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52)。显然，肯尼迪及其身边的鲍尔斯等一批智囊人物，都是不赞成台湾“反攻大陆”的。

肯尼迪的“金马撒军”论和“一中一台”论可谓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异数，他上台后对大规模“军事反攻”始终不加认同、不予支持，只是同意进行小股部队的试探性攻击。当第三次“台海危机”出现，蒋介石跃跃欲试、举兵待发之时，肯尼迪政府竭力加以约束，但又担心蒋一意孤行，拖美国下水，因而不采取断然拒绝的办法，而是用拖延的策略打消蒋的大规模反攻计划。于是，美台之间在不同层级上的谈判和交涉一次次登场。

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奉命赴台，肯尼迪于1962年3月9日发出一份“训令”，指示他与蒋介石讨论“反攻大陆”问题必须遵行3项原则：“第一，美国认定一切涉及反攻的讨论，均受1954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换文的约束。第二，美国相信台北所建议的新行动，在情报及作战计划上都需要慎重研究。第三，对台北所要求美国支持其对大陆进行每次200人以上空降突击作战，必须等待进一步研究。”(53) 3月14日，哈里曼与蒋介石会谈时反复提醒说，双方对将采取（攻击大陆）的行动，“不但要磋商，而且需要双方同意。”蒋介石虽然表示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他不会轻举妄动，而且在采取行动前会与美方进行磋商；但他要挟对方，告诉哈里曼：他并不是没有耐心的人，但台湾军民已经失去耐心，除非采取行动，他可能失去控制，事情会变得非计划所料。哈里曼离台时，记者提出台湾有人要求修改“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给予反攻大陆的行动自由，他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说“关于这个问题，你可请教你们的总统。”(54) 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言，“哈里曼对我国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未涉一字一词，其出言之谨慎与机智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蜕变。”(55)

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随即对反攻的形势作出评估。该馆代办高立夫3月30 日向国务院的报告称：台湾“认真的反攻大陆准备工作正继续进行，但没有迹象显示其对大陆行动的时机，目前台北官方想法是今年初秋最可能的，但尚无决定。”高立夫提出如下建议：“美国避免给台北（反攻）以鼓励，但也要避免断然拒绝其建议及目标，以免台北采取片面行动。”(56)

白宫在3月31日召开高层会议，商议台湾“反攻大陆”有关问题， 肯尼迪和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彭岱、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等人出席。腊斯克一开始即表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会成功”，而是在“胡扯”。哈里曼建议对蒋采取拖延策略，跟台北虚应故事。肯尼迪除了答应提供2架C—123运输机和代训机员，在10月情报检查会议后考虑使用该飞机以外，表示不再作其他承诺。而且他指示克莱恩取得台北不再公开讨论反攻大陆的承诺。肯尼迪的安全顾问彭岱在白宫会议的当天，向克莱恩发出美国政府处理“反攻大陆”问题的“备忘录”，指定后者以该文件为依据，向台北当局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这可以说是肯尼迪政府向蒋介石亮出了这个问题的底线。其内容有7项要点：“第一，美国对大陆上任何可能使中国人民重获自由的发展都将感满意；第二，美国现在没有具体证据可证明台北最近与哈里曼所谈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可行性；第三，双方共同进一步调查大陆情势，及加强双方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磋商乃属必要；第四，为达成上述目的，美国赞成试探性行动，……建议试探行动侧重在海上对沿海突击的可能性；第五，授权克莱恩在计划及准备较大规模秘密作战之备用方案上与台北保持密切联络。此种规模作战，一次空降最多200人，……。 ”第六点要求“台北对此项计划保持机密，美国将公开否认它与台北在此项反攻问题上有任何磋商。”最后第七点，美国政府以外交辞令忠告蒋介石不要轻举妄动：“对蒋介石透过哈里曼保证会在此问题上极慎重，不会轻举妄动，肯尼迪表示安慰。”(57)

蒋介石获悉克莱恩通报的肯尼迪政府对于“反攻大陆”的具体政策，很感失望，但只好暂行先缓一步，在4月10 日前后向美方表示同意把可能进攻大陆的日期从当年6月延后至10月。同时，蒋要求美国答应以下3项保证：“第一，（美国）同意10月1日为初步空降突击大陆之开始日期；第二， 同意开始共同研究在空降成功后之秘密与公开军事行动计划；第三，同意初步空降及后续行动的执行及时机，应由两国政府就当时情势共同决定。”(58) 然而，彭岱认为蒋的3项要求超越了美方“备忘录”的范围，因为美方只是同意研究可行性，并没有作出任何行动决定或承诺，于是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四、蒋介石“军事反攻”行动的流产

进入1962年夏季以后，台海局势日益紧张，战云密布，台海两岸都在集结和部署兵力准备作战。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军事反攻”的行动计划，尤其是拉住美国不放，企图一步步把美国拖进战局。他一方面不断制造诸如大陆中共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濒临一推即倒的形势等等一类讯息，以求影响白宫的决策。另一方面，他以台湾政局可能发生动乱对美国当局进行要挟。“哈里曼离开台北几周，蒋介石要求克莱恩转达另一个口信给肯尼迪总统，如果国民党当局不能呼应民意压力，尽早有行动对付大陆，会有丧失‘对台湾领导及控制’的风险。蒋经国本人也提醒克莱恩，万一蒋介石下台，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或许就爆发‘反美运动’”(59)。

这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空前严峻，农业连年歉收，食物短缺，饥民增加。1962年夏中国政府放松居民向香港出境的限制之后，大量居民从内地流向香港，平均每月达数千人之多，5月份1个月中有数万人进入香港。事态之严重引起联合国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为此呼吁各国政府引起注意。台湾国民党高层中有不少人以为大陆局势已失去控制，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当时在日记中根据他与来自香港报界一个头面人物的交谈，也得出“共x 在大陆确已失去充分控制力量”的结论(60)。同时，中苏矛盾趋于激化，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全面升级。1962年4月至5月，苏联政府甚至指使驻新疆的机构和边防部队，在中苏边境新疆伊犁地区挑动叛乱和颠覆活动，煽动大量中国居民外逃苏境，至5月底外逃人员前后总计达6万人之多。印度尼赫鲁政府对华的扩张主义政策在这期间也采取比前更为嚣张的动作。从1961年开始，印军先在中印边界西段，后在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到1962年秋，印度政府悍然下令在中印边界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以为形势对“军事反攻”空前有利，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加快步伐。5月7日，克莱思在提交白宫的简报中， 反映蒋介石的动态写道：“台北认为中共公安控制开始崩溃，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更使台北相信反攻大陆的时机已成熟或快成熟。蒋介石想听肯尼迪的意见。”也就在这5月间，蒋介石把他的分3个阶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通过中央情报局提交给白宫。这时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提供16架B—57轰炸机和20至25艘登陆舰艇。”(61) 因为B—57用来对付解放军的伊留申IL28型轰炸机，登陆舰艇为对大陆进行两栖作战所必需。5月17日，克莱恩在白宫会议上向肯尼迪报告说，蒋介石很难把军事行动推迟到10月以后。这次会议后几天，“蒋经国交给中情局台北站一份计划大纲：拟派出游击队发动及支援福建及广东的‘反抗运动’，然后抢攻登陆台湾对岸4个地方。”(62)

但是，肯尼迪对大陆形势的判断与蒋介石并不一致。他在5月7日稍后针对蒋的见解答称：“如果中共政权可能摧毁，那对亚洲局势有重大改变，……他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他以为这种情形，在目前不太可能发生。”(63) 5月29日，白宫召集会议，讨论蒋介石的军援要求，并决定派海军上将柯克继庄莱德出任驻台北“大使”。鉴于蒋介石惯于利用同情和支持他的反攻计划的克莱恩，白宫稍后又作出规定，今后台北与白宫之间的沟通管道一律纳入柯克的大使馆，而柯克鲜明地支持肯尼迪的台湾政策，强烈不同意台湾反攻大陆。为进一步摸清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和表明白宫的态度，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奉命赴台。6月5日，麦康与蒋介石进行长谈，蒋申述其论断，说大陆情势已经恶化到这样一个程度，只要一个相当规模的攻击，便能取得大陆人民的响应，再配以更大规模的进击，当可以使起义扩大到华南各地，最后推翻中共政权。蒋介石表示：他原来准备在（今年）四、五月间行动，现接受美国劝告延后6个月，但他不能再拖过这个时限。 他还针对美国一再强调的共同条约的约束，说空降若干组每组两、三百人的作战，不能算是“正式军事行动”，因而并不需要取得美国的同意。蒋介石甚至又打出“下野”牌，要挟美方说他可以辞职下台，摆脱条约束缚来“领导”一个反共运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密切注视着台海局势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动向，针对蒋介石当局妄图进犯大陆的企图，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作出及时正确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向全军发出紧急指示。中共中央于同年6月10日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全军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首先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接着掀起了群众性的杀敌练兵运动。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和民兵武装，也在各地中共党委领导下，开展战备和各项支前工作。《人民日报》在6月24日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警告蒋介石不要玩火自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12 日在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窜犯中国大陆，侵犯中国边疆和颠覆中国的罪恶行为，都必将继续受到严厉的回击。”并且指出：“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美帝国主义应当懂得：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和进攻，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和进攻，任何侥幸心理和冒险行动，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64)

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统

中国历史上的善良之人故事

一部署下，在军事上进行积极准备。作战部队源源不断向福建等省东南沿海地区集结，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大量兵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这次备战，仅海军参战的兵力，便有各型舰艇186艘、飞机156架。”(65) 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载，1962年“6月份的头三周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调集了10万部队进入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浙江省和福建省。”(66) 美国《新闻周刑》在7月9日公开披露，中共已于台海对面“集结40万军队与300架战斗机”(67)。

美国政府对台海两岸的形势和因应对策作了评估，主要的结论是应力求避免台海发生大的战争。在白宫占主要地位的意见认为，大陆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但远未达到蒋方声称的面临崩溃的态势，也没有什么可靠情报显示大陆居民会响应台湾反攻而举行“抗暴”行动。对于中国在东南沿海集结大量兵力的意图，国务院情报机关6月18日的判断，“认为中共的军事集结主要目的在吓阻台湾反攻大陆”，同时也不排除“中共也可能想藉此制造外岛危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6月20日白宫会议上断言，中国大陆缺乏必要的渡海作战的舰艇和装备，因而从厦门或其他地区发起对沿海金门马祖外岛的总攻击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国军事和情报当局认为，台湾派出的武装队伍在大陆每每被歼的事实，说明台湾反攻作战极有可能以失利而难于收场；如果美国捲入台海事件，势必陷于与中国的长期战争，美国必须竭力避免这种前景出现。其时美国当局还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存在疑问，为此，美国必须确保使对手对自己的态度不产生误解，既要使中国了解美国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立场并未改变，又要使中国明白美国不会放弃台湾(68)。

于是，白宫紧急启用外交管道向中国政府“透风”，向中方亮出美方的“底牌”。6月21日，代理国务卿波尔上书肯尼迪，建议由哈里曼约见苏联驻美大使杜布宁，探询中共集结兵力的意图；并向后者透露，台湾不经美国同意不得向大陆采取攻击性行动，但美国与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中共对台湾的进击行为将很危险。波尔也建议通过英国向北京示意，并指出如果中共提及台湾“反攻大陆”问题，英国驻北京大使可以表示：“据他们了解”，美国政府无意在目前情况下支持此项攻击。6月22日，哈里曼约见杜布宁时表述了意图。白宫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 中美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于6月27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 向中方代表王炳南传递如下信息：美国不支持台湾对大陆进行任何进攻的尝试，同时，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台湾(69)。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进行充分准备的同时，在外交战线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根据国际和台海两岸形势，中央在外交上确定了以美制台的方针。同年5月底，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通过华沙会谈探明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并向对方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6月23日，王炳南主动约见卡伯特， 特意向卡伯特强烈示意：中国认为美国在蒋介石背后起作用，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要由美国政府来负完全责任(70)。美国同样要想把自己的立场向中方透露。“卡伯特告诉王炳南，他获授权声明‘美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无意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中华民国’政府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大陆进行攻击。如果中共的军事集结属于防御性质，美国无异议”。卡伯特同时表明：“美国与中华民国有正式防卫条约，及有关防卫台湾澎湖的国会决议案。”(71) 意即美国要保护台澎不受攻占。

肯尼迪随即自己出面表态。6月2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台湾海峡地区的情势，是美国政府所严重关切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基本立场一向是：我们反对在此区域内使用武力。”“在前数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一再努力，谋求与中共协议共同废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我们继续支持此项政策。”他特别重提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杜勒斯当时所作的声明，说“我们与中华民国的条约安排说得十分明白，我们的共同期望是，将不使用武力。该项条约的整个性质是防御。”而且强调上述条约和换文具有的约束依然有效，“未获得美国的同意，（台湾）将不采取……此项（进攻大陆的）行动。”(72) 肯尼迪谈话的意图，除了抑制中国大陆外，主要在于对蒋介石当局施加压力，约束其军事行动。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频频活动，一方面向大陆显示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防阻蒋军对大陆采取反攻行动。

然而，蒋介石依然坚持其原定的反攻计划，要求在当年10月开始采取行动。由此，蒋与白宫之间的争执反复发生。新任美国驻台“大使”柯克7月初到任后， 便与蒋介石多次进行毫不客气的唇枪吞战。7月5日，柯克与蒋首次谈话，便咄咄逼人地对蒋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受1954年条约的规范”。美国在这个地区维持兵力，“完全准备用以支持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我们要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在人民心目中制造美国有此义务的印象，那将是错误！”此后，随着蒋自定的反攻日期将届，而美国对其反攻计划不作答复，对蒋要求提供轰炸机和登陆舰艇也毫无回应，蒋的不满情绪与日上升。9月6日，柯克与蒋的再次谈判，便爆发了罕见的激烈争执。蒋抱怨美国向中共传递信息，他说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无反攻行动，人民对他的政府的信心将会丧失，而美国向中共保证美方不帮助反攻的报导，已经在人们心中造成他的政府无法采取行动的不幸印象。柯克强调“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允许改动。但蒋介石甚至提出因为时势已经不同，1954年的条约是否还适用的问题；他认为“条约”束缚了其政府的手脚，有助于敌人，而非有助盟国。对此，柯克带着几份责问、几份嘲弄的口吻，指着蒋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总统是否建议废除条约，因此也愿意停止美国的军事及其他援助？”(73) 9月间这次会谈陷于僵局后，蒋介石即不再与柯克见面了。

蒋介石1962年秋开始反攻大陆的计划受挫后，这次台海危机趋于退潮；但他并不死心，继续制造舆论、练兵备战，并且不断要求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同年10月28日，蒋向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一旦“时机成熟”，“将不顾盟国根据政治或其他理由的阻止”发动反攻，“国军将在大陆登陆，会合当地人民，推翻（中共）政权”(74)。1963年2月7日，蒋介石再次通过合众社放言，表示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我们将于适当时机行动。本人将统率反攻大军。”(75) 同年3月15日，蒋介石再度致书肯尼迪，老调重调，说现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分裂加深，已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攻大陆）机会，要求美方与之进行磋商，并对他的反攻方案给予支持。肯尼迪在4月11日复函蒋介石，指出美国根据目前情势估计，不能同意他要对大陆采取的军事行动。而在差不多同时，美国外交人员却在私底下获悉，台湾当局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等高层人物都对“反攻”不抱希望，甚至提醒美方别拿蒋介石的话当真(76)。

面对大陆对岸重兵集结，美国又始终拒绝支持，台湾内部又态度不一，蒋介石于是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大规模反攻计划。1963年9月， 蒋介石派出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作为他的代表访问美国。其目的是对白宫高层进行试探、摸底，为新的反攻计划作游说，争取军援。9月8日至11日，蒋经国先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和肯尼迪等人进行会谈。这是蒋介石当局就“反攻大陆”问题与肯尼迪政府进行的一次最后交涉。

双方谈判中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

1、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问题。蒋经国一再强调，当前是中共自1949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在美国及苏联彼此关系要保持现状的局面下，台湾当局认为现在正是美国与蒋方设计一套办法以解决中国大陆问题，而不致引起大战的好时机。对此，美方不以为然。肯尼迪、彭岱都强调目前对于大陆“缺乏确切情报”，对形势难以作出确实评估。肯尼迪坚认美国还需要有更佳的情报，“对大陆情势有更详细的资讯，使我们可以确定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符合实际情况”。至于中苏关系，彭岱认为除非有一种极大的力量使中苏再度结合，否则两者的分裂将愈大。“如此巨大力量的一例便是以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对中国大陆的攻击。”他认为对中国大陆采取大规模行动而不至引起苏联干预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2、反攻大陆的可行性问题。蒋经国9月11日面见肯尼迪，陈述蒋介石致肯尼迪的长信，说明对大陆采取行动的理由及方案，后者却答以行动要切合实际，不能把它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希望”之上。肯尼迪言有所指的强调，攻击古巴的猪猡湾事件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切实际，没有确实情报，而且以希望作为决策的基础。彭岱对于蒋的大规模行动的成功可能表示置疑，他认为，“对大陆的行动应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对中共能力的正确情报判断；第二，如此作战在政治上的效用；第三，如果失败对美国及‘中华民国’政府的危害与冲击。”(77) 他认为目前这3个因素都不能确定。

3、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问题。 蒋介石这时已放弃原来的即时发动对大陆大规模反攻的计划。蒋经国9月8日会见克莱恩时提出了蒋方的新计划，他告诉后者说，“蒋介石授权他告诉美方，除非中国大陆发生抗暴，否则在未来18个月他不会对大陆发动军事攻击，但他希望美国能合作及支持国民党对大陆进行秘密作战，以及扩大对大陆渗透之半军事小组行动的规模。”(78) 9月10日，蒋经国向彭岱兜售所谓促使中共政权弱化并终至崩溃的办法，并强调说问题的解决，“政治手段高于军事手段”。“关于政治手段，蒋经国的定义是政治作战、心理作战、外交行动、沿海突击及空投作战等军事行动。……海上突击与空投作战计划，要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间隔6个月，从小规模到中型规模，直到大规模。”(79) 彭岱对计划并无信心，对蒋指出：过去二、三年蒋军对大陆的小规模行动未见成效，他怀疑较大规模行动会有成果。肯尼迪对蒋经国提出的计划也不作肯定的表示，一再强调美国缺乏确实、正确的情报，他回答说“无疑的，削弱中共对我们都有利，但是，我们不愿介入一项被视为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和可能失败的攻击。”(80)

4、打击大陆导弹和核武器基地问题。蒋经国向彭岱声称， 蒋方已经找到大陆的导弹基地与核武器设施在何处，愿意与美国合作设法予以除去。彭岱回答说，美国把此事置于很高的优先地位，将慎重研究任何可能办法。9月14日， 蒋经国与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会谈时，这一问题成为谈话的中心。双方会谈的一致处是要共同研究“打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能力”，包括对中国大陆核设施等战略目标进行破坏行动或攻击。但是美国并不轻易同意与蒋方采取这类行动，“会谈备忘录再次强调，执行这类行动，必须双方取得协议，应该‘避免有引爆世界冲击风险的行动，或者行动一旦失败，将伤害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动作’”(81)。中央情报局为摧毁大陆核武器基地曾向肯尼迪提出几项可行性建议，其中包括运用台湾空投突击队，炸毁这些设施。然而在几个月后，美国政府认为大陆的核能力不大，只会产生边际的战略及政治冲击，于是蒋经国提出的计划就此被搁置。

蒋经国的这次美国之行，除了获得白宫对台湾的小规模突击行动的默认以及允诺共同研讨攻击大陆的其他可能办法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可谓无功而返。蒋介石当局的“反攻大陆”热也无可奈何地随之退烧。正如美国新任驻台北“大使”莱特在1963年12月19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所说，“美国对蒋介石及在蒋经国访美时对他所作的声明，都重申美国在目前情势下反对中华国政府采取任何公开军事行动，再加上美国保证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默许其小规模突击行动及研究其他可能步骤，似乎已经达到它的效果。”莱特反映：台湾当局“准备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似乎已经进入长期的沉寂。”(82)

蒋介石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改而采取小股武装的骚扰性进攻，以登陆袭扰、海上袭扰、 空中窜扰等等活动攻击大陆。 小股突击活动早在1962年初就已开始，到1963年达到高潮，其后两年仍有余波。然而，蒋介石看到的结果，无论是在沿海陆上或是在海上和空中，蒋军的进攻无不遭到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迎头痛击，而连连以失败而告终。

注释：
① 蒋介石：《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1955—1958页。
② 蒋介石：《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卷，第3329—3330页。
③④⑦⑧⑨(17)(29) ［美］卡尔·洛斯·兰金：《出使中国》（中译本书名《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4页、第201页、第268页、第275页、第276页、第177页、第197页。
⑤⑥(11)(12)(13)(14)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140页、第145页、第173页、第184页、第156页、第145页。
⑩ 蒋介石：《答合众社记者问》（1953年2月12日），载台湾《中央日报》1953年2月14日。
(15) 李永平：《俞大维传》，载台北《台湾日报》社1992年版，第188—191页。
(16) 曾锐生：《一九五○年代蒋中正先生反攻大陆政策》，载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9期，1995年12月。
(18) 杨碧川：《蒋介石的影子兵团：白团物语》，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9) 蒋经国：《在华府答记者问》（1953年10月11日）， 载《顾维钧回忆录》第10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2页。
(20)(21)(22) 《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0页、第338页、第367页。
(23)“Letter, From President Ching Kai-Shek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April 16, 1956”, P. 347, in FR,1955—1957,Vol.3.
(24) 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页。
(25)(26)(28)(34)(37)(38)(48)(59)(61)(62)(76)(81) ［美］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第284—285页、第265页、第285页、第284页、第285页、第289页、第278页、第288页、第288页、第290页、292页。
(27)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3449页。
(30)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龚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47页。
(31)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3卷，第265页。
(32) 蒋介石：《‘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4卷，第21—26页。
(33) 蒋介石：《匪帮终极目标是击败美国》，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50—253页。
(35) 张春英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
(36)(39)(43)(44)(45)(46)(47)(53)(56)(57)(58)(63)(71)(73)(77)(78)(79)(80)(82) 王景弘：《采访历史：从华府档案看台湾》，台北远流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第206页、第232页、第232页、第198页、第259页、第263页、第197页、第199页、第201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8页、第213页、第259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63页、第221页。
(40) 杜勒斯、叶公超：《换文》（1954年12月10日），载《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7—599页。
(41)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载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8页。
(42) 转引郑永平：《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载资中筠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49)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80—284页。
(50)(51) ［美］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0—155页。
(52) Facts On File, Vol XXII,pp,349.
(54) 台湾《中华日报》，1962年3月16日。
(55)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载台湾《中华日报》社1980年版，第222页。
(60) 《王世述日记》（手稿本第7册），1962年7月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7页。
(64)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朝鲜驻华大使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宴会上讲话》，载《解放日报》1962年7月12日。
(65) 李立：《石一寰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载《目击台海风云》， 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66)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页。
(67) 美国《新闻周刊》1962年7月9日，第28页。
(68)(69)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318—319, Doubleday Company, Jac.1967 New York.
(70)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7—89页。
(72) 美国《纽约时报》，1962年6月28日。
(74) 蒋介石：《拯救大陆人民符合正义人道原则》，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05页。
(75) 蒋介石：《西方国家应从速行动》，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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