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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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洋务运动和历次对外战争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种观点：中法、中日两次对外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又导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有的同志还进一步得出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洋务运动史论文选》第37页：《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426—433页>。关于“洋务运动破产”说，已有论者提出了异议并作了辨析，无需赘述。本文仅就洋务运动与对外战争的关系作些重新审视，以祈教正。
一
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为什么大多都失败了？有的论者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从根本上讲，中国之所以败，在于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史论文选》第37页：《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426—433页>，或云在中法、中日两战中，“洋务派的庞大海陆军队一败涂地，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主要决定于洋务运动反动的本质”<《洋务运动史论文选》第37页：《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426—433页>。上述说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洋务运动，这很值得商榷。因为近代中国发生过多次对外战争，如果说洋务运动期间的对外战争可以归罪于洋务运动的话，那么，洋务运动兴起以前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该归罪于什么运动呢？洋务运动以后反对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又应归罪于谁呢？为什么同是洋务运动时期、同是洋务派主持的对外战争，有的胜利了（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有的失败了（如甲午战争）、有的则“不败而败”（如中法战争）呢？这些不同的结局就足以说明，不能简单地把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洋务运动，二者也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发生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转引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119页>应该说，这是比较深刻而科学的概括。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并不是洋务运动带来的后果，而是中国长期对内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崇本抑末、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以致作茧自缚的结果。正是洋务派较早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谋求自强。冯桂芬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承认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从而大声疾呼采西学、制洋器。李鸿章也说：“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李义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复陈筱舫侍郎>他们提出的变法自强主张虽然还没有触及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但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的意图是明确的。洋务运动的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洋务派提出了新问题并首先付诸实施，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是无法抹掉的。有些否定洋务运动的论者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对洋务派多方苛责，而对阻挠、破坏洋务运动的当权顽固派却迁就姑息，甚至还拿他们的话来作为贬斥洋务运动的论据，这种做法，显然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
那么，对外战争与洋务运动是不是没有关系呢？非也。二者在多种领域内、不同层次上确实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思想上，对外战争的失败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洋务运动的兴起起了刺激和催化作用。战争的炮火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资本主义浪潮破门而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把中国卷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漩涡之中；另一方面，它惊醒了许多尚在沉睡的中国人。正如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所说：“自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圆明园后，中国业已醒来”<《新政■诠》初编>首先醒悟的一代人，将来自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梁启超说：“中国自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奋自强之必要，……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页>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各界，促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苦苦求索。因而，对外战争的失败便成为洋务运动发韧的催化剂。
在洋务运动蹒跚行进的途程中，每一次对外战争的发生，都驱使人们去思图变革，从而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演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采西法制器练兵，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在军事方面，随着兵工厂的相继建立，军队的装备得到改善，军制的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腐败不堪的清朝八旗、绿营经制兵逐渐成为时代的弃儿，勇营制的湘军，淮军代之而起，防军、练军也相继出现。虽然这种变革十分缓慢，成效甚微，但毕竟已朝着军事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其结果是堂堂大清帝国却以赔款五十万两换取“蕞尔小邦”日本的撤兵。在这种“奇耻大辱”的刺激下，朝官、疆臣纷上奏章，掀起一场“海防议”。接着，清政府便决定每年调拨四百万两经费建设近代海军，为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但此后十年间，海军建设进展相当迟缓，直到中法战争福建水师惨败，才又在洋务派身后猛击一掌。奕等人深感以往学习西方只是“袭其皮貌，未能通其奥妙，终觉逊人一筹”，应该“加意讲求”<丛刊《洋务运动》（三）545页>，因而加快了海军的建设。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大力购置外国舰船，修筑军港、船坞。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时，堪称亚洲先进水平。李鸿章也由此踌躇满志，宣称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了。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虚饰的门面迅速坍塌，只能称得上半支的北洋海军覆灭了，淮军、湘军、防军、练军无不土崩瓦解，洋务派的虚骄心理也随之泯灭。至此，清政府才决意编练新军，下诏说：“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三9517页>于是，一改旧式勇营制度的新军诞生了。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时期军事上的每一步变革，都是在对外战争的刺激下进行的，尽管它带有极大的被动性，但终究被“逼上梁山”，去追逐时代的潮流了。
对外战争的失败，还一次又一次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如中法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积极支援抗战，开展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赫德说：“法国的行动，已掀起中国爱国热潮，全国各地一致同情政府。”<《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55页>就连旅居国外的侨胞也大力支援抗法斗争。据当时《申报》和《益闻报》报道，旅美旧金山华侨捐银50万两、旅日华侨捐银100万两支援祖国抗战。经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后，人们对祖国边疆、海疆的安危愈加关心。在舆论的敦促下，清政府分别在新疆、台湾设立了行省，这对巩固和建设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甲午战争失败后，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随之兴起，因痛感战争失败而发动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一些同志把甲午战争看作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民族觉醒的标志，可谓精到之论。因此，与其说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倒不如说甲午战争促使洋务运动这种低层次的改革向高层次的改革（即维新运动）转化。
诚然，近代中国的对外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它又如一付付清醒剂，使更多的中国人从蒙昧走向觉醒，增强了民族意识，焕发了爱国热情，去思索探求振兴华夏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2页>
二
考察洋务运动与对外战争的关系，还必须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有些论者之所以认为中法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部分破产，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多半只从政治上去考察，忽略了经济和其他方面，这就难免以偏概全。
就军队的装备和编制等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兴起以前，清政府的正规军是腐败不堪的八旗、绿营经制兵，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封建时代的冷武器，即古老的弓箭、刀矛、帆船、木筏等，加上少数抬枪、鸟枪、土炮等旧式火器。官兵对近代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还茫然无知，往往只能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洋人的枪口，以致赫赫有名的战将竟闹出以马桶御敌的笑话：堂堂的封疆大吏也战守无措、安然束手就擒。因此，那时的战争从清朝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没有迈进近代战争的门槛，这是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相联系的。
洋务运动兴起后，引进西法制器练兵，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的创办，从新式军队的编练到人才的培养，才使对外战争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力量。
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创办了二十几个军火工厂，逐步做到了“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盛世危言》卷3商务>。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94年，除制造轮船外，生产了各种炮585尊，各种枪枝51285支，炮弹1201900颗，各种火药4081469磅，各种水雷563具<转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4页>。天津机器局仅1881年就生产火药1039830磅，前膛开花炮弹21680颗，后膛镀铝来福炮弹5792颗，各式子弹3938400发。至甲午战争前，该局已能制造6时口径的小钢炮<转引孙克复，关唐《甲午中日陆战史》第34—35页>。国产的军火兵器及兵轮，配之外购的装备，源源不断地供应南北洋及各省应用，使军队装备有了长足的进步，由冷武器进入了热武器时代。以淮军为例，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5>。尔后，其步兵逐渐配备德国的毛瑟枪和美国的亨利马梯尼后门枪，炮兵大多装备德国克虏伯大小后门钢炮，骑兵多用13响快枪。到八九十年代，淮军大多装备了各种类型的来福枪。装备的更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增强了战斗力。洋务运动期间一些对外战争取得的胜利，与此密切相关。左宗棠出兵新疆时，他的部队已停止使用土炮了，他还从上海运送一万数千支来福枪分发部队使用。他曾自豪地说：“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页42>还说：“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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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页11>的确，若没有一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训练较好的湘军；若没有兰州机器局（当时已能制造钢管后膛枪）等军火工厂供应武器，收复新疆谈何容易！若没有这支军队作后盾，中俄交涉收回伊犁也将不可想象。中法战争中镇南关战役的胜利，也与各军火工厂昼夜加班赶造武器支援前方分不开。这次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虽然令人气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效力，也争得了国际地位的提高。曾纪泽说：“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提高。”<丛刊《中法战争》（四）257页>中法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外交场中已不再被认为‘不足道’了”。法国外长法莱西纳还把俄国、英国、中国和法国看作是控制亚洲的四大强国<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319页>。同时，对外战争还直接刺激了军火工业的发展。如中法战争发生后，天津机器局扩厂添机，日产枪弹从13000颗增至26000颗<《申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该局调拨各省的军火比往年多至数倍<《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8、页38>。就连规模较小的山东机器局，甲午战争前夕枪弹产量也比前翻了一番。可见，对外战争与军火工业的发展是相得益彰的。
从自制舰船和建设海军上看，自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成立后，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技术不断进步。江南局自1868年至1885年制成了200匹马力以上的木壳或铁甲舰船八艘，其中保民号钢板轮船，有1900匹马力、配克虏伯炮8尊<丛刊《洋务运动》（四）52页>。船政局自1869年至1874年制成了15艘木质轮船。是年日本侵台时，这批轮船有的调台湾使用，有的来往运送军火、兵员，有的在澎湖操演，发挥了应有的御侮作用。当时日本抵台各船，除两艘铁甲外，其余“均非中国新船之敌”<《清末海军史料》第3页>。结果双方相持数月后，日本见无胜券可操，才索赔款倖倖而退。1877年后，福州船政局先后制成了铁胁兵轮威远号、铁胁巡洋舰开济号和双机钢甲兵舰平远号，达到了国外新式兵轮的水平。特别是具有2400匹马力的平远舰，较之外购的扬威、济远、致远等舰毫不逊色。船政局至1894年共制造舰船34艘<丛刊《洋务运动》（八）518—520页>，分别拨归北洋、南洋、福建及广东沿海使用，对加速海军建设、增强国防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海军的建设已不乏详尽之论。但在估价其作用时，有的论者却以成败论是非，往往带着对其战败的愤恨而抹煞或贬低其作用。其实，甲午战前，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相当可观，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共拥有舰船106艘，其中外购的62艘，自制的44艘<沈传经《福州船政局》第250页>。还建设了马尾、旅顺、威海卫等海军基地。中外人士对海军的评价也颇高。如有人为海军排座次，指出中国海军力量占世界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从物质上看，两国海军相差不远<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73页>。还有人说：“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307—308页。>”这些议论，并非无稽之谈；日本在战前也并无稳操胜券之把握。虽然严峻的事实是北洋舰队在战争中覆没了。但纵观海军发展史，也不是全无战绩。在中法战争中，法国海军三次进攻镇海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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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开济、南琛、南瑞等舰“依护炮台，合力抵御，法国颇受伤损而退”<丛刊《洋务运动》（八）488页>，其海军统帅孤拔也受重伤而毙命。福建海军虽在马尾惨败，但已有人考证并未全军覆没。从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督办船政大臣张梦元上奏中开列的舰船、官兵及所用经费的清单上看，马尾海战损失的舰船、官兵数，只约占福建水师舰船、官兵总数的一半<丛刊《洋务运动》（五）287—292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法国之所以不敢像两次鸦片战争那样挥戈进攻华北，原因之一是那里有李鸿章的海军。甲午海战中壮烈的激战场面，也同样显示了海军的实力。
军队的建设还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卷第213页>因此，洋务运动期间采矿、电讯、交通运输等民用企业的兴办和人才的培养对于战争的作用也不可等闲视之。洋务派认为：“欲办海防，莫先于筹款项，莫大于采煤铁。”<丛刊《洋务运动》（七）359页>他们担心，一旦洋煤断绝，各军火工厂就将“废工坐困”，轮船也不能升火起锚。为此，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兴办了十六座近代煤矿，其中基隆煤矿解决了福州船政局的用煤需求，开平煤矿所产的煤也源源不断地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及其他军火工厂。在中法、中日战争期间，倘若没有国产煤炭，各兵工厂是无法加倍赶造武器，兵舰也难以角逐于万里海疆的。电讯业的兴办也颇见成效。李鸿章说：“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丛刊《洋务运动》（六）336页>据他奏称，到1895年，中国的电线（包括官线和商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丛刊《洋务运动》（六）446页>。基本联系了全国各省和主要城市，其中不少是直接因对外战争需要而架设的。如中法战争后，因军事、海防需要用官款修设的福建至台湾间的水陆电线；甲午战争时，为迅速传递军情而在青岛至胶州间、威海卫至成山头间、烟台至登州以及登州渡海至长山岛间修通的电线，都直接服务于战争。电报在战争中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中法战争镇海战役的胜利，与战前修通了宁波至镇海及接南北各炮台的电线密切相关。该役的参加者薛福成就认为“添电线以捷军报”是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丛刊《中法战争》（三）190页>。此外，铁路的修筑几经周折后也终成现实。特别是1892年，为防御沙俄对我东北的觊觎，清政府动工修筑通向关外的关东铁路（甲午战争爆发时已修至关外，因战争而停工）。虽然到1895年，中国修成的铁路仅有可怜的364公里，但也在对外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民用工业也直接间接为对外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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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期还培养造就了一批懂得近代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的人才、成为对外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海军的主要将领、各舰船、鱼雷、水雷等营的管带、帮带，大多出自船政学堂或留学生。如致远管带邓世昌、扬威管带林履中、广乙管带林国祥、广丙管带程壁光等人都出自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经远管带林永升、靖远管带叶祖珪、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等人都是从船政学堂选送出国的留学生。此外，在淮军、湘军中也训练出一批指挥人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督办台湾军务后任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在中法基隆战役中荣立战功、中日战争中在辽东英勇抗日的总兵章高元，在金州、旅顺率部抗日的徐邦道，曾在摩天岭抗日、后又为抗击八国联军保卫天津而英勇牺牲的聂士成都出自淮军。为收复新疆作出贡献、后任新疆第一任巡抚的刘锦棠，中日战争中率部在辽东抗日的魏光焘等人则是湘军的主要将领。总之，洋务运动中造就的一批人才，大多都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在对外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惜在当时的军队中，这种人仍属凤毛麟角。
三
对外战争无疑是对洋务运动的一种检验。那么，对外战争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通过这种检验，我们似乎更加清晰了。
首先，对外战争的失败不是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反动性，而是说明了洋务运动这种低层次改革应当向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洋务运动只起了“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作用，视洋务派为“补苴弥缝”者从维护封建统治而言，可以这么说，也可说是反动的。但当我们扩大视野，从整个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洋务派是自觉地补缝、不自觉地在拆封建的墙脚，他们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拓者，其进步性又显而易见。洋务运动不是不应该搞，而是起步太晚、发展太慢。日本早在1840年前后就开始学习西方、进行军事方面的近代化改革，中国则在六十年代初才蹒跚起步，比日本晚了20年。假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即开始洋务运动，对外战争便会是另一番景象。有些论者还认为，对外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此路不通”。继之而起的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于是再来一个“此路不通”。这种说法未免简单化，也缺乏历史感。假如洋务运动期间走这条路的人多一些，权力、动力大一些，掣肘、阻力小一些，那么，以洋务运动为基础、以维新运动为钢架，便有可能架起通往资本主义的桥梁。
其次，对外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洋务运动在军事、国防建设方面的弱点。其主要表现是：（1）用腐朽的封建制度来管理新式军队。如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表面上无可厚非，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它把方兴未艾的新式海军纳入了腐朽的封建机构之中，完全不懂海军的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都统善庆等人被任命为总理、会办或帮办。实际主持者李鸿章又唯朝廷之命是从，结果弊病丛生，不久海军经费即被挪去修颐和园，致使海军建设停滞不前。有人评论说：“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290页。>海军管理职责不明，纪律松懈，造成琅威理辞职，“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丛刊《中日战争》（一）63页>陆军中旧式勇营制也越来越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2）军队素质太差、缺乏训练。梁启超在评论练兵时说：“将帅不由学校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丛刊《戊戌变法》（一）274页>有的人被选为练勇后，竟然“雇人顶替应点应操，少分练军所加之饷给予受雇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使远征，受雇者不肯行，则又转雇乞丐穷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变”。难怪何天爵说中国军队“无操、无练、无纪律、无效率”<丛刊《洋务运动》（八）463页>。更有甚者，一些下级军官尚不懂得近代兵器的使用，以致“有时候很昂贵的武器被下级军官们给粗鲁地破坏了”<丛刊《洋务运动》（八）469页>。军队素质之差可想而知。（3）军队和国防建设缺乏统一领导和战略考虑。当时全国虽有数十万军队，但各省相对独立，统帅、疆臣各怀畛域，使用的武器和所受的训练也各不相同。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各处海军各自为政，战时难以相互应援军事基础设施往往是人存政举，人去政废。如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曾在广州筹建枪炮厂、设立水陆师学堂、筹建粤洋海军但不久他被调往湖北，继任的李瀚章不关心国防建设，枪炮厂迁往湖北，水陆师学堂则被新任广东巡抚刚毅勒令停办，原有的兵轮也长期抛锚闲置。（4）战术落后陈旧当时虽然军队的装备逐步更新，但仍沿用旧式的战术，如进攻时使用的骑兵冲击法、步兵密集队形冲击战术，原是古老的八旗、绿营兵的拿手好戏。这种密集型的大目标，正好充当洋枪洋炮的靶子，怎能不造成巨大的民族牺牲。防守战术，要么是单纯的正面拦击，不顾侧翼和后路：要么是“墨守城垣，附廓而屯”<丛刊《中日战争》（一）21页>，不去利用远近郊的有利地势。许多战役的失败，都可从战术上找到原因。总之，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制度、管理、训练乃至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弊病都在对外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露，战争的失败与此密切相关。
再次，对外战争还检验了洋务各派系的对外态度，证明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的错误。洋务各派系的对外态度不尽相同，各自主持的战争（或战役）所收到的效果也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居主导地位的是李鸿章的外交路线。它的基本点是以妥协求和为主，辅之以夷制夷。实践证明，这种和战观是错误的。因为它立足于“和”，不得已才“一以应之”，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地位。甲申因幻想和谈成功，铸成了马江的惨败：甲午又为庆贺慈禧的寿典一意避战求和，辗转乞求调停，最终落得丧师割地的下场相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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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张之洞等人在新疆问题和中法战争中则立足于“战”，以战求和，却取得了辉煌战果。两种外交路线结果迥异，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集团也分崩离析，洋务运动的一代旗手李鸿章威信一落千丈，以致强学会成立时，他捐款求加入而不可得。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则敏锐地感觉到时代在前进，迅速向维新派靠拢。一些洋务派也纷纷转入维新派的行列。甲午的风烟终于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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