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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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内容提要：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关 键 词：中德关系；承认伪满问题；国民政府；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此前的外交路线进行调整，并制定新的外交战略，一是逐步改变对苏态度，谋求中苏外交的改善，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需要与苏接近，中苏间的现实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又使国民党人疑虑重重，举棋不定，到日本大举进攻，急需苏联军援时，态度才日趋积极；二是在得不到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援助时，积极争取德国援助，使德国在三十年代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部助力之一，德国军事顾问、德国军火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整顿和发展，对国民党的“剿共”与准备对日作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苏联不同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人与德国不仅没有冲突，反而一度有意的向其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接近，如果德国能成为国民党人可靠的盟友，如果不是紧迫的国家利益驱使，国民党人与苏接近的动力就不足。然而，纳粹上台之后，德国与日本在战略上日益接近，对日外交日益置于优于对华外交的地位，并最终弃置中德友谊于不顾。在此过程中，是否要承认1932年非法成立的伪满洲国，成为考验德国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日益沉重的威胁，将德、苏作为可以争取的重要两极，联德？还是联苏？外交重心应置于何方？德国对伪满从只开展商贸关系、不承认有政治涵义到最终承认的过程，也就是国民政府从对德优先到被迫抛弃幻想，改为英美法苏优先、在抗战初期实际上是苏联优先的外交路线。这也是在现实逼迫面前一种略显无奈的选择。关于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已有一些颇有份量的著作发表，[1]但对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这时期中德关系的变化，在对德、对苏外交中左顾右盼、彼消此长的动态决策过程，似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2]
一、国民政府对德“满”关系的关注
自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就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此十分关切，并相应做了一些工作，德国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之一，自然也是重要争取对象，因此，德国对伪满的态度及与伪满关系的动态，一直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德外交机构等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及时向蒋介石报告。 1933年6月，国民政府得知，6月21日，前德国驻哈尔滨领事（将出任驻香港领事）格波利到哈尔滨，对《哈尔滨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德国方面对于满洲“新国家极为注意”，并愿意发展相互间的商务关系。[3]1934年1月27日，驻德公使刘崇杰报告，德国在满洲的贸易出超严重，满洲所需生产机械的进口均为日本把持，故有一贯亲日的德人公开表示，纵使承认伪满政府，亦难取得商业利益，且徒增中国人的敌视。德外交部也收到上海德国商会及各大公司警告承认伪国的函电甚多，建议我国下一步加强反对承认伪满的舆论宣传，并要求多寄宣传资料到我驻德使馆，以便运用。[4] 稍后，有消息称，德国驻哈尔滨领事向德驻日大使提议，认为德、满经济联系密切，应首先承认满州为独立国。驻日德大使乃特派一商务官到满视察，以便报告德政府。得此消息的贺耀组将此密函外交部并急报蒋介石。在接获外交部的指示后，1934年2月22日，刘崇杰复电外交部，称已有所闻，“某德人密告谓，希特勒不甚明了远东情形，最好由杰乘机向其说明。”“杰今早谒见希氏，详告中德友谊利害及东省情形，彼注意发问颇多。”午后希特勒又派参事回访，“声明英报载驻日德武官曾持希氏亲笔书与满洲接洽，全属子虚云云。” 刘崇杰建议，最好能引致国内舆论界的注意，使馆方面好借此作进一步的交涉。[5]是一种外交与舆论相互配合的思路。2月26日，受德国外长牛赖特委托，帝国总理府经济顾问、负责对华贸易的合步楼公司董事凯普勒（Keppler）面见希特勒打探其对承认伪满问题的态度，希特勒答称这“根本就不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意即根本还没到在中日之间明确选择日本的时机。[6]也就在同一天，刘崇杰又书面照会德国外交部，称已接到有关德“满”进行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报告，德国承认所谓“满洲国”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这些报告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国内普遍反映极坏。刘表示“相信德国政府不会抛却以往对华友好的立场”，希望德国方面重申这一立场。有了前述希特勒的那番表态，德国外交部在3月3日很爽快地复照中方，称德方不承认伪满的立场并无任何改变。[7] 这从德国外交部对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Dirksen）一些亲日建议的答复也可看出。狄克森在许多致德国外交部的建议中请求承认“满洲国”，或一个“近似的”承认，这个请求没有被接受。1934年4月5日，狄克森又在电报中称在中国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的计划是对德日关系的“无可再弥补的打击”，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麦叶（Meyer）借此机会致函狄克森，说明德国外交部的东亚基本政策：虽然修好对日关系被寄予最大关注，但对日关系受限于德国对其它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中国有考虑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日本没有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措施的特权。德国外交部的确定政策是：1、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德国意义重大，日本即使将来也无法等量齐观。2、军事顾问：对此问题日本早已了解所有细节，所以并不蕴含任何纠纷危险。3、建造飞机制造厂：在此也不用担心会对德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反作用。[8]
二、国民政府自身在伪满问题上的妥协
但国民政府自身的立场也有摇摆，对日妥协的空气一度上升。蒋汪在对伪满通车通邮的问题上都主张迁就，对于与伪满通车问题，日方通过在北平的黄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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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施压，1934年5月17日，黄郛电蒋报告，双方已议定，由指定公司照商务方式处理，“凡涉及满洲及直接间接可解释为容认满洲国或其政权存在之处，均绝对避免。”惟对方要求于六月份内实现。26日，蒋电黄郛基本认可，并于同日电在京主政的汪精卫，说此事由他以个人名义电30日的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由汪出面说明，请中央授汪、蒋处理此事的全权。蒋给中央政治会议的电报称：“华北停战，瞬届一年，以通邮通车问题不决，致撤兵迁延，交通梗塞，”“社会不安，人心不定。”原来一再拖延，是担心“自蹈事实上承认伪组织之嫌，致失法律地位耳。今者国联咨询委员会决议通邮原则，已认为基于事实之必要，听由会员国之邮政机关与伪满之邮政机关发生关系。而释为与承认伪国无关。则通车问题我国独当其冲，自属无可避免。且敌焰因此益张，与其坐待强迫，不可收拾而后为之，”不如自定方针主动为之，纯商业化运作，“凡涉及伪满及可解释为承认伪国或其政权存亡之处者，概从避免。”并要求各中央常委对此事“互相约束，不能外泄，以免敌知底蕴，反为所乘也”。[9]蒋选择的上述处理方式，主观上虽说是避开承认问题，但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和对外界的印象，很难说没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只是国力太弱，内外未靖，蒋还在尝试以妥协求得暂安的路线。 30日，汪应蒋之请主持会议，“汪提出，介石来电，对东北通车一案，并请中政会在不承认伪组织之原则下，授权汪、蒋负责办理。众辩论颇多，结果照通过原则。”[10] 但此事还没有完，蒋本来要求要“不得外泄”的事情，国民党自己在北平的《华北日报》却在会议次日即登出《南京今晨专电》，“对本星期三中政会议通车问题，纪载甚详，且于会场情形多所抑扬”，[11]该报所登载的具体内容为：“殷同奉华北当局命，与伪奉山路局长在山海关数度会商所决定之平沈间通车办法，由殷携沪与黄郛磋商，再由沪来京，向中央报告，三十日中政会席间由汪提出，并宣读蒋来电，关于通车事请交涉，及由汪会同办理，原文极恳切，汪并说明苦衷，及通车办法并不违反中央不承认伪满之方针，仅张继、焦易堂二人持反议，陈肇英力主通过，当经决议交汪全权处理，饬铁部及北宁路局执行，殷同以此行已有结果，定三十一日乘车返平，准备通车手续，约六月中旬可实行”。并将中政会通过的关于具体通车事宜的9条大纲也和盘登出。[12]对此，主管国民党宣传的邵元冲颇为恼怒，6月1日与叶楚伧、汪精卫等决定，将《华北日报》停刊，社长刘真如撤职，并电告蒋介石。5日，邵得知，蒋已电何应钦将刘真如逮送南京处置。对此，邵元冲就觉得过于严厉了：“殆已甚，因此事既系事实，自与凿虚之辞不同，亦未宜绳之过急也。”[13] 对蒋、汪的妥协做法，国民党内持异议者颇不乏人，7月1日，北平至沈阳通车，邵元冲说是“徇倭贼之求也。门户洞辟，藩篱尽撤，可悕也。”11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报告东北通邮问题要点，“众颇多驳诘非难之者，历时几二小时”。[14]王世杰1935年1月12日日记也提到，自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日本方面要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汪蒋均主迁就。予以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力争无效。六月一日曾向汪院长坚请辞职；嗣因汪虽应允，蒋仍强余留职，遂作罢议。”[15] 1935年3月，苏俄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和交涉，以日本为担保，签订了将中东铁路出卖给伪满的协定，这是对伪满的变相承认，而且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承认伪满的国家，这对中苏关系造成新的困扰，不仅打击了国民党人联苏的信心，似还促使他们作进一步对日妥协、甚至依德和日的打算。据1935年9月27日德国人贝德在私人信件中透露，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以德国为中介中日和解，一致反苏：“汪精卫和蒋介石已一致同意寻求对日和解。满洲问题暂悬不决，中国愿与日本一致反对苏联，并希望‘德国加入此联合’。此项提议不拟经正常外交管道向德国提出，而拟以克里拜和纳粹党为中介。”10月份，汪、蒋与德国海外通讯社的代理人费何尔察经三天商议后，就中日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问题达成协议，汪请费何尔察赴柏林向德当局直接递交协议记录。内容分4点：“1、中日可以妥协。2、德、日、中可以在经济和反共方面合作。3、关键在于，德国是否有意从中协调，带领三国共同合作。4、德国若采此步骤，中国将表欢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Kriebel）向希特勒报告此事后，希特勒表明他“基本上乐意为中国的倡议提供结果”。克里拜遂于11月15日电告汪精卫：“很高兴可以告知，德国总理衷心欢迎中日调和。领袖感谢倡议及友好的信任。开始接触。” 里宾特洛甫向日本驻柏林武官试探日本对于可能的“中国加入德日反苏协定”的态度，回答是：日军欢迎与中英和解。日本和德国一样需要原料，而中国对此是有益的市场。[16]说明在此期间是“和日反苏”还是“联苏抗日”，汪、蒋等还处在一种机会主义的摇摆之中。这种摇摆源于对国家安危、利害等最高目标的考量，意识形态的好恶只好暂时搁置一旁，根据有关记录，估计汪精卫在亲日反苏的构想上较蒋介石要更为积极主动。但此事未获真正实施，1935年11月底中国的币制改革以英镑为基准及蒋介石对日本导演的华北分离运动的抵制引起日方不满，德方认为形势变得微妙，一时不便插手，决定暂缓此计划的执行。[17] 汪、蒋作出这种充满风险、事实证明也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外交抉择，无疑也是以国运为“赌注”，在迫于极大现实压力时几近破釜沉舟的试探，中国凭一己之力一时还无法抗拒横暴的日本，如何才能延续国脉？谁是中国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在英法美没有积极作为，中苏之间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德国的友谊就显得十分珍贵了，汪、蒋希望能在德国的护持下，与日谋和，以消除、至少是延缓日本对华扩张的威胁，这显示出，他们对此时的德国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 “依德和日反苏”之路不通，1936年初，日本又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广田三原则”，对此，按蒋介石的理解，“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蒋介石又对其外交路线作出修正，“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途径。”但中苏之间又因为3月12日俄蒙互助协定的公布而再度发生龃龉，为此，4月5日，国民政府对苏俄提出了严重抗议。[18]
1936年4月30日，德国外汇局与伪满当局在日本东京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德国方面虽辩称说只“限于贸易上之技术问题，毫无政治作用”，但毕竟有事实上承认伪满的存在之涵义，是逐步向亲日疏华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19]当外交次长徐谟与德方交涉时，德方代办反诘，“贵国因事实上之必要，”不是也与伪满通车通邮吗？徐称，通车通邮绝无签字文件，且未与“满洲国”外交代表进行商议，其性质与德、满协定迥然不同。德代办乃又问，“阁下反对者是否属于形式方面，对于实质并不反对？”徐答未见协议文本，使人不得不怀疑德、伪间签有秘密协定，中方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力。[20]国民政府自身对日妥协退让的行为使得在对德交涉类似问题时难免陷于被动。故到6月1日中方收到德方抄送的协定全文时，也只是以照会的形式对之作了温和的“非议”，并应德方要求同意不公布这份照会。
三、德弃华亲日与国民政府立场的调整
1936年10月，蒋介石派蒋廷黻继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蒋“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21]
这时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与1925年10月国民党与苏俄关系热络时蒋介石将他的长子蒋经国派到苏联留学相似，1936年10月，蒋介石又将他的次子蒋纬国派到德国学军事， 且三次被希特勒召见，1939年9月才离德赴美。由此可见，此时的德国，在蒋介石心中的份量。机缘巧合，国民党政权与蒋的两个儿子前后留学的苏、德两国都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又都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了逆转。
1936年11月25日，《德日防共协定》在柏林签字并立即生效，德日的进一步接近势必对中德关系增加更多变数。
1937年3月，德国又向伪满正式派驻了一名商务专员克诺尔，国民政府曾对此提出交涉，德方称此举完全是为履行易货协定的需要，没有政治意义，更不意味着承认伪满；而且克诺尔不具有外交官身份，也不与伪满政府发生联系。5月21日，德“满”商约签字延长3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已是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增加对华军事贷款并将战机等尽快运来中国，苏联则提出两国间应先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理由是这样可以避免中国用这些军火进攻苏联。7月26日，张冲奉命与鲍格莫洛夫见面，请其催促关于军事供货问题的答复。张转达蒋介石本人的意见称：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要求把军事供货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单独解决。在此，蒋介石特别提到了德国：“因为现在中日之战势不可免，所以中国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唯一可能为中国供货的来源就是苏联了。蒋介石要求把这个问题看作纯商务性的。苏联方面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22]28日，张冲又告诉苏联人，德国正在日中两国间斡旋，如果中国同意日本的反赤建议，德国似可保证日本撤军。以此催促苏联在援华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23]中苏之间加快了有关谈判的进程。
这种中苏之间接近的趋势，并不是德国人所乐于见到的，德国不愿看到国民政府走亲苏路线及苏联在华影响扩大的局面出现。鉴于德国对苏联的敌视态度，7月27日，也即蒋让张冲访问鲍格莫洛夫的次日，蒋介石召见陶德曼，告以七七事变绝不只是一场局部冲突，日本如继续入侵，则必将使整个东亚被拖入战争旋涡；至于苏联是否介入有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目前尚难预料，但日后必会介入。蒋向陶德曼保证，中国尚未与苏联缔结任何条约，但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他仍拥有回旋余地。[24]意在提醒德国方面，如果日本的侵略得不到有效遏制或中德合作发生变故，中国势必扩大对苏寻求援助。德国也不赞同日本在中国陷得过深而无从对苏联构成威胁。7月28日，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以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火贸易和撤出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一译“怀色克”）则指责日本的侵华行为违背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并以不能逼迫蒋介石转向苏联为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于6月正式访德之后再次到访德国，希望德国能明确表示在政治上站在中国一边。但德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柏龙白、外交部司长魏茨泽克都警告孔祥熙，俄国如果介入中国事务，将严重影响和损害中德关系。孔向德方解释，中国同俄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及战略上的需要，但蒋介石更希望来自西欧的援助。他并且保证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德国对主要矿产原料的需求。德方的立场虽然已在动摇，但由于希特勒作了尽管在原则上赞同与日本合作，但目前应该保持中立的指示，德有关官员也作了对中日冲突继续保持中立，不撤顾问、不停军火贸易的允诺。[25]
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担心影响中德关系，8月30日、31日，程天放奉命极力向德国外交部司长高司、经济部部长沙赫特说明，中苏之间不存在任何秘密协定，该条约丝毫不会影响中德友谊，但德方将信将疑。谈话中，一向同情中国的沙赫特暗示，如果中国从苏联获得援助，那一定要做得机密，如被抓住把柄，则可能导致中德贸易的中止。[26]9月3日，蒋介石再次向陶德曼强调，尽管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保持中德友好关系。同日，孔祥熙又致信希特勒，再次解释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需要，中国决不会倒向共产主义，但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9月25日，张群在与陶德曼的会谈中提出，希望德国政府理解中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法拒绝苏联的帮助，但中国将不惜一切地维护与德国的关系。[27] 这表明，国民政府在加快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也在极力避免中德关系受到损害。
苏德之间实际上互相敌视，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敌人。因之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字、苏联同意对华供应军用飞机之时，还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8月21日，当蒋廷黻告知苏方，已到达莫斯科的沈德燮上校代表南京方面前来接收飞机时，苏方对此表示拒绝，说事前并不知道沈的来访，中方在条约正式签字之前就已派人来，担心谈判的情况被泄露。苏方不接受沈德燮的另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则是：“沈上校从德国前来我国，此事也令我们难堪。但愿他不致透露谈判情况”[28]对德国相当戒备和防范。
12月13日，陶德曼拜访张群，打探有关中苏结盟之传闻。事后陶德曼向德国外交部汇报说，张群对中国的未来悲观失望，在日本灭绝性政策的逼迫之下，中国必将绝望地倒向苏联。21日，外交次长麦肯森（Mackensen,一译“麦根生”）在致陶德曼的电报中，要求他向中国政治家郑重提出警告，不可密切中苏关系，而应毫不犹豫地予以中断；如果中国在亲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将迫使德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德关系。[29]29日，麦肯森又在致驻日大使狄克森的电报中告知，孔祥熙曾向德军火商、合步楼公司经理克兰表示，如果无望举行中日和谈，中国将殊死抗日，即使面临着经济上彻底崩溃、政治上彻底投入苏联的怀抱也在所不惜，结果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训令狄克森在适当时候向日本政府指出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可能性。[30]意在委婉提醒日本的对华行动是否应适可而止。
因11月29日意大利正式宣布承认伪满。12月31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向德国外交次长麦肯森表示，希望德国不与“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建立关系。麦肯森回答，德国没有承认过满洲国，德国也不会受其他方面，如意大利之影响。[31]
稍后不久，德国方面盛传将承认伪满，为此，中国外长王宠惠于1938年2月19日在汉口约见陶德曼，希望德日接近“幸勿以中国与中、德间之友谊为牺牲”。陶德曼允将此意电达其政府。第二天，就传来了希特勒在议会演讲，宣布即将承认伪满的消息。程天放认为德国已对恶化中德关系毫不顾惜，建议政府应表示我方严正态度并召回大使：德方“不惟以突然手段承认伪国，其袒护日本不复顾全我国友谊之态度，已昭然若揭。此后召回顾问，停止供给，均为意中事。在此种情形下，我方如无严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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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与我国际地位有关。放认为政府似可明令召回大使，以表示对德之不满。（放过去半载原以德党部虽亲日，德政府尚能保持中立，故竭力委曲求全，今则深感留德已无意义，为个人计，亦恳即准返国。）同时向德方严重抗议，并通知其他各国以示我方之坚决。德政府既已决定亲日，政策无

中国历史故事翻译英文

再变更之可能，我方再事敷衍，恐亦无效果可言，表示强硬，彼对我恐亦不过如此”。[32]
但国民政府经慎重考虑后还是作了很有克制的反应，22日，在与陶德曼的会面中，王宠惠表示，中方对此深为“失望与遗憾”，不能不向德方正式抗议，而对于人民正当的批评，也无由抑制，但会尽力设法阻止“过分之攻击”。国民政府指示舆论机关，对此事的批评限制在以下范围：1、不对希特勒个人作人身攻击；2、对德国人民不作伤感情之激烈论调。 2月23日，在武昌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主要目的为讨论“欧洲形势之变更与我国外交方针。”王世杰说，对于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会中发言人大率主张暂不作激烈表示，予亦如斯主张。”[33]24日，外交部电复程天放，称中国政府依然想维持中德关系，责成程天放继续注意事态发展，同时向德大使递交了抗议函并由程天放向德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这时中德关系的实质，是危难中的中国迫切需要德国的军事援助，而德国却认为，德国在中国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但在未来争霸世界的战略中，日本比中国要重要得多，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中德关系的演变，德国处于主导的、主动的地位，中国处于一种被动的尽量维持、尽量延续的状况。这是国民政府对德国的一再冒犯难于作出强烈反应和采取强硬姿态的根本症结所在。但随着对德失望的加剧，国民政府必然要在外交上另谋出路，而这时最现实的可能，就是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
事实上，对国民政府在德国倒向日本后，会进一步与苏接近，德国驻华外交人员也有预估，并获得了这方面的信息，1938年2月12日，驻广州的凯姆泊（Kempe）报告称：“德国承认满洲国对德国在华南的经济、文化利益都会带来不利后果，因为该举是对民族情绪之不必要挑战，并使中方在未来中日冲突谈判之基础受到了限制。中国对德国的失望会使苏俄在中国有新机可乘。”2月24日，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汉口报告，“据重庆领馆报告，中方对德国承认满洲国表示惊讶，并将考虑与苏联加强合作。”另据同一日汪精卫向陶德曼透露，德国承认满洲国壮大了中国“亲俄路线”的拥护者。[34]
3月3日，魏茨泽克约见中国大使馆参赞谭伯羽，声称为保持中立，不再接受中日双方的海陆军留学生，但这实际上只对中方构成限制。11日，程天放奉命就此向德外交部提出抗议。3月14日，蒋与德使陶德曼见面，就所闻德奥合并，奥地利沦为德国一省之事，联系不久前德国承认伪满，蒋对陶德曼说：“德奥合并，可谓完成日耳曼民族之统一；但德国承认伪满，则无异促使我整个中华民族与土地分裂为二，未知德政府亦有所感否？”陶德曼未正面回应，只告以德国红十字会捐助中国药品约200吨，已运抵香港。[35]5月3日，希特勒密令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动机与对付苏联有关：“原因系日方以提出防共协定为要挟，德恐苏联远东无牵制而危及西欧，又顾虑中国胜利联俄共产化云。”[36]中国驻德使馆人员5月13日才知道此事并报告国内。在此之前的5月9日，出于对此事的担心，蒋介石约见陶德曼，告诉他“日方要求停止军火供应，希望德国以契约关系的理由，拒绝日本的要求，以免再伤中国人民感情。”陶德曼表示当电告德政府请示，“当时他还不知道希特勒已经下令”。[37]5月12日，德又与伪满在柏林订立所谓“修好条约”。
德在承认伪满、禁运军火之外，又着手撤退在华军事顾问，5月20日，陶德曼会晤外交部长王宠惠，请国民政府允许德国军事顾问解除契约，一律应召回国。6月14日，蒋向陶德曼表示对顾问解除聘约事“允予考虑”。21日，陶德曼访唔外交部次长徐谟，要求同意德籍军事顾问即时离华，称其外交部命令中有“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不惜，……如顾问中有不遵领袖训令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希特勒及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对中德友好已完全弃置不顾。[38]在此前后，出于中国抗战的迫切需要，也考虑到防止军事秘密外泄，中方包括蒋介石多次出面，委曲求全地要求允许德国顾问留任，至少有几名顾问再留任一段时间，总顾问法肯豪森也详细说明了立刻毁约离任在多方面存在的困难，[39]并由陶德曼一一报告给德国外交部，但遭到德国政府的一再粗暴拒绝。蒋介石对此虽十分恼怒但最终还是作出让步、并作了尽可能妥善的安排。6月25日，蒋介石表示要请即将离任的顾问们到还未去过的四川、云南参观一番，这一要求也被里宾特洛甫断然拒绝，表示根本不予考虑。7月2日，蒋介石为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7月5日，顾问们在汉口乘坐国民政府提供的专车前往广州，踏上了回国的旅途。[40]
这一变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于开战在即的武汉大会战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因早在1938年1月9日，蒋介石就指示正在筹备武汉防卫的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忏，秘密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并付以全权。蒋指示：“最好聘请德国顾问，对于步、炮、工各科，及交通、兵器、卫生各处与各部队训练补充检阅等，亦聘德顾问若干人指导；并令其负责，付其全权处理各该科处业务，则武汉军事方能整顿，乃有把握。务希与鹰屋（即法肯豪森—引者）总顾问切实妥商，速即实施；但此事应守相当秘密为要。”[41]因德国顾问都是以私人名义与国民政府签约，约期要到1939或1940年才满，蒋介石并没有顾问于短期内撤离的思想准备，而且还对他们参与指挥武汉会战充满期待。这时中德关系虽已频现不稳迹象，国民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却仍主张加强对德关系，甚至抱怨是我方的驻外人员不够尽职。在2月5日的国防会议上，得悉对华持较同情态度的国防部长柏龙白将军突然去职，何应钦指责驻德大使程天放“庸碌不称职”，主张改派朱家骅使德，“一般人均认我国对德活动，益当积极。”因这时中德关系实在太重要，据何应钦在国防会议上报告，抗战6个月来，就军火供应而言，“德国之助我，在一切其他国家之上。美国军火之入境，则战事发生后已全停。”[42]
现在面对这种无法挽回的情势，蒋介石不得不对外交路线作出重要调整。5月29日，以特使身份访苏的孙科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建议：“德既召回顾问，我方似应乘时改聘苏、法两国军事顾问，以为补救。法年来对我专用德人及多购德械，颇感不快，今若改用法顾问或可同时商订法械。惟购械事最好由耿兄（驻苏大使杨杰，字耿光—引者）于此间事妥后，赴法一行，密与法军部接洽。”[43]6月2日，蒋介石即致电驻苏大使杨杰，嘱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商洽“可否派一得力总顾问如嘉伦者来华协助”。[44] 6月3日，他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在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45]6月12日，在军事委员会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蒋介石特别强调了要注意维护对苏关系，“力称中苏两国站在同一生死线上，今后任何人不得对苏俄攻击。”已于5月6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认为，“此种表示，显有新倾向存在。”[46]这时，蒋对苏方动态极为关注，6月28日，再电杨杰让其打探倭德进一步勾结后，苏方有无新的政策决定。电称：“倭寇对俄最近半月来愈趋积极，德国对我态度亦益加恶劣。以中观察，倭、德对俄不久必有特殊举动，未知俄大使回俄后，其政府有否新政策之决定？且最近法国对我亦甚望俄积极对倭，未知兄有所闻否？哲生来电望兄赴德（应为“赴法”，可参上引孙科致蒋电报，此时不可能是让杨杰赴德。此处史料编者对电报辨认有误），请兄先催俄订货约，并明晰俄最近政策后，再赴法进行可也。”[47]同时，国民政府也考虑了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事，“据王亮畴在国防会议报告，我方近曾向法国政府接洽聘用军事顾问。法方未拒绝，但希望中国同时约聘英国及其他国家之军事专家，以免法国一国受日本怨恨。”[48]
在频繁应对着错综复杂的外交局势和现实外交重压的同时，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和基本外交原则也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5月8日，他在出席武昌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时，发表了题为《战时外交原则和青年的责任》的演讲，他说，现代国家的外交，要尊重道义，更要顾及国家的利害，道义与利害二者要同时兼顾，“不能只顾一时的利害，而失掉了立国交邻之道，更不能只空谈道义，而置国家的生死成败利害于不顾。”“现在国际局势，真是千变万化，复杂非常，中国以一贫弱的国家，又当此抗战建国时期，对于外交方针的运用，必须于顾全国际道义之外，特别权衡国家的利害，以为应付的准绳。”他强调，抗战期间我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是对国际道义不可随便放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促成抗战胜利为唯一前提，凡是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害于我们抗战的，我们必须设法防止或避免，反之，凡有利于我国抗战的，就必须从外交上多方努力，以促其成，这是我们抗战时期外交方针一定不易的道理。”[49]蒋的这些言论，对于我们解读这期间国民政府在对德、对苏外交上所采取的各种措置，应当不无助益。
德国虽不愿看到中苏接近的局面，因需要拉拢比中国强大的日本对付苏联，对中国越来越疏离和苛刻，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将中国推向苏联的作用。[50]中国由于对德国军火与军事顾问的迫切需要，对德国的不友好行为一再容忍，但在纳粹分子控制了德国的国防、外交、经济等重要部门后，中国已无法从德国获得坚持对日作战所必需的各种援助，只能向有着共同战略需要的苏联寻求帮助；而且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对军事援助的需求急剧增加，仅靠德国一国已远不能满足需要，寻求欲利用中国之力牵制日本的苏联援助亦势所难免，德国的立场本已不稳，中国又如何可能完全照德国的意愿行事呢？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与在德苏之间的中国，最终都只能随着时局的演变作出一种似乎相对有利的抉择，尽管这种选择或许并不是最情愿的也远非完美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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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方面值得提到的著作有：（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著在对德方档案的利用方面尤使人印象深刻。论文有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1928－1938》（一、二、三、四、五、六），台北：《传记文学》，1982年第10－12月号，1983年2月、3月、5月号；张水木：《满洲国与中德关系》，台北：《近代中国》总第86期（1991年12月出版）；张水木：《对日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台北：《近代中国》总第35期（1983年6月出版）；吴首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吴景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及何兰关于德国对华政策的一组论文。
[2] 在此方面，王建朗的《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值得注意。
[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 傀儡组织（一），台北1981年版，第139－140页。
[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一），第141页。该篇标题为《驻德公使刘文岛报告德“满”关系及德国承认伪满有关动态请速寄资料以便运用之沁电》，此题有误，这份1934年1月的电报应是时任驻德公使的刘崇杰所发，而非他的前任、1933年9月已调离的刘文岛所发。该电电首有“顷接柏林刘公使来电”之语，但此“刘”非彼“刘”，电文末很清楚署的是“盼速设法觅寄崇杰”，若与下文将提到的刘崇杰2月22日致外交部电一并推敲，当更易明白。刘文岛，字尘苏，湖北广济人，1931年10月任驻德国全权公使，11月兼驻奥地利全权公使，1933年9月，免驻德国公使及奥地利公使职，任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刘崇杰，字子楷，福建闽侯人，1932年6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3年9月，任驻德国兼奥地利公使，1935年10月，任驻奥地利公使，1937年4月去职。二刘任职情况请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7，1439页。
[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一），第142页。
[6] 帝国总理府办公厅档案，迪克霍夫备忘录。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47页。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2卷，第533页。转引自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8]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2页。
[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117－119页，192－196页。
[10]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3页。
[11] 《邵元冲日记》，第1124页。
[12] 《昨中政会决议，通车交汪全权处理》，《华北日报》1934年5月31日，第3版。
[13] 《邵元冲日记》，第1124－1125页。蒋选择妥协路线期间，对舆论的压制似乎尤其苛厉：1934年5月6日，因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人民评论》批评执行其妥协路线的黄郛，蒋下令何应钦将其查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第33页）。6月7日，《华北日报》编辑陈国廉来南京疏通被封事，蒋竟下令宪兵司令部将其扣留；8月20日，邵元冲接天津《益世报》主笔钱端升来电，“为《益世报》撰文诋諆黄郛，介石电河北省政府予以停止邮递及邮电交通，属为设法”，邵即通过陈布雷向蒋“疏解”，并自记其所感曰“然介石近日对于新闻事业及记者严格之制裁，非特将中央宣传会之职权尽量侵越，且虑引起新闻界此后之反感，殊不知所以善其后也。”9月初，蒋介石又因黄郛、汪精卫等之投诉，将《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而《益世报》亦尚未解禁，主笔钱端升已辞职。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参见《邵元冲日记》第1126、1147、1156页）。
[14] 《邵元冲日记》，第1133页，1183页。
[15] 《

中国历史故事主持稿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1－12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16]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间之中德关系》，第175－176页。
[17]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间之中德关系》，第176－177页。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试探与苏结盟的可能性，1935年10月18日，蒋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当晚到孔宅与他密谈。谈话时孔任翻译，仅他们三人在场。蒋提出：苏联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并暗示是指的“秘密军事协定”。因孔祥熙事前告知苏大使，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它缔结反苏军事协定，鲍大使便问蒋，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一事是否属实？如果日本政府一味提出这种要求，中国政府将持何种立场？蒋回答，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鲍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七十九号，第219－221页。
[1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台北1984年版，第65－66页。
[19] 《德满贸易协定》全文及此前一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与德使馆代办交涉纪录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一），第142－148页。
[2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一），第149－152页。
[21]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第67页。
[22]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7月26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01－202页。
[23]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7月28日），《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02－203页。
[24] 1937年7月27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174页。
[25] 1937年8月11日程天放致外交部电称：沙赫特、柏龙白10日在见孔时表示，“德国希望中日纠纷能和平解决，曾以此意劝告日本，如不幸发生战事，德国必保持绝对的中立。惟如范围扩大，苏联卷入漩涡，则形势复杂，恐影响欧洲”；程8月13日电称：“近来德报对我态度渐变，时登不利于我之新闻或言论，今日下午访外次麦根生谈一小时，表示我方不满，请其注意。麦谓，德政府对中日战事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故顾问不召回，货物仍照常供给。……但据外交界消息及哈瓦斯社等所载，则此显系国社党之政策，并党部重要人物向主亲日，……现因俄、法各国对我极表同情，德方倾向日本之色彩遂益浓厚。现在世界大势，英、法、俄与日、德、意已形成两大集团，英法俄及德、意两方面之同情，事难兼得。故德外次虽如此表示，放甚虑战事愈延长，英、法、俄对我愈同情，德方态度将愈不利于我。但以世界整个局势论，则此或于我为有利之事”。认为纳粹日益偏向日本，随着俄、英、法同情中国的态度趋于明朗，德对我将更趋恶劣。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前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95年版，第506－507页。
[26] 具体谈话内容可见程天放：《抗战初期之中德关系——使德回忆之十四》，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1期（1965年7月）。另1937年9月13日程天放致外交部电称，11日他与德外长谈话，彼对“此后苏俄在中国之活动，颇表疑虑。”“渠谓苏联乃不顾信誉之国家，一旦有机可乘，即不顾约言，肆意捣乱。德国以前即曾大吃其亏，中国非要特别谨慎不可。”但也表示曾与希特勒商议远东局势多次，决定仍严守中立。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前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07－508页。
[27] 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190页。
[28]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7年8月21日），《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13－214页。
[29] 1937年12月13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1937年12月21日麦肯森致陶德曼。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228－229页。
[30] 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239页。
[31]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间之中德关系》，第92页。
[3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一），第154－156页。
[33]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21日，23日。
[34]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间之中德关系》，第61－63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台北1978年版，第187－188页。
[36] 谭伯羽报告希特勒密令禁止军火运华情况，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711页。
[37] 程天放：《柏林最后五个月——使德回忆之十八》，台北，《传记文学》7卷6期（1965年12月号）。
[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第215－216页，221页，223－224页。
[39] 一些德国顾问曾向中方表示愿继续留在中国服务。5月25日11时，“总顾问来表示，德国政府虽有调彼回国之电，只要中国政府不令其走，彼等决不顾及其政府命令云云。语颇诚笃”。《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5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40]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14日，21日。并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第287－288页，294－303页。
[41]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293－294页。
[42]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5日，2月20日。
[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495－496页。
[4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341页。
[45]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3日。张嘉璈笔记记为：“蒋委员长于5月4日，国防会议全体大会中，宣称德义不可恃，应倾向英美法苏。”与王世杰所记月日均有异，是两次提到还是张误记，待考。《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46]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13日。
[4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341页。
[48]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29日。这时国民政府希望法国提供的援助包括：军火借道法属越南入境、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三项。关于中法交涉情况及1939年初法允派现役中将白尔瑞等军官来华担任顾问事可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741－755页所载有关函电。
[49]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第264－265页。
[50] 如这年10月孙科对苏联的高度评价，10月22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参政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委员等在重庆行营茶会，“孙哲生讲中国患难之交只有苏联，英国虽有美言，实不可靠。”[《翁文灏日记选》（1938年），《近代史资料》总第10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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