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台独的策略及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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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台独的策略及成长空间

内容摘要：中国大陆实力之强大与台湾的相对弱小，决定了以战争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将给台湾带来一场灾难。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意识到战争独立不可取，在美国的纵容与扶持下，他们认为“和平独立，一中一台”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径。台湾要实现“法理独立”，必须割绝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联结与法律联结，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宣布“台湾共和国”建立。台独在岛内还有成长的空间，尚未到萎缩的转折点。自1949年至今，因中国内战及外力介入造成的台海两岸分裂对峙状态没有改变，如何尽早结束国家分裂状态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和平独立，一中一台”
1988年1月，蒋经国先生不治辞世。善良的人们乐见，蒋氏政权的结束有利于国共两党化解血海深仇，为解决两岸问题提供了契机。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则忧心，台湾政权的本土化会助长台独势力的坐大。远在美国的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在一场演讲中判断：“未来台湾政治走向，必然从‘中国之国’走向‘台国之国’，从‘外来政权’走向‘本地政权’。”他认为，台独的问题，“用三个层次，即讨论（discuss）、主张（demand）及宣布（declare）。讨论属于学术研究范围，主张属于言论自由范围，都应受到法律保护。至于宣布台湾独立，是执政者的工作。”[1]
一个国家或地区宣布独立，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一场暴力革命，一夜之间宣布独立，如南美诸国。台岛地窄人稠，缺乏战略纵深，经济依赖出口，经不起现代化战争的消耗。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台籍政客感受到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再也不谈“中共不会对台动武”。台籍政客祈求和平方式的台独，尽量不予中共对台动武的口实。
宣布“台湾独立”是当政者的工作。“战争台独”代价太高，难以承受，台籍政客暂不立即宣布“台湾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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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是落实“台湾共和国”的政体、经济制度、文化心理。李登辉执政12年，假民主化之名，实现台湾政权本土化，1999年抛出“两国论”，要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或“特殊的国与国关系”。[2]他采取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策略，逐渐变“中华民国”的台湾为“台湾共和国”的台湾，本小利大，连连得手。
成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大肆鼓吹台独，与李登辉遥相呼应。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3]陈水扁为“少数总统”，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少数政党”，新手上路，如履薄冰，对极其敏感的两岸关系采取冷处理，搁置一个中国。
由于国共内战及外力介入，导致两岸迄今未能统一，但这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理依据。虽就一个中国的具体认知两岸仍不完全一致，但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92年国共在香港举行协商，达成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口头认知，开启了1993年汪道涵先生与辜振甫先生在新加坡的会谈。
岛内的主流民意是求和平、求安定，主张发展和改善两岸关系。陈水扁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柔软身段，与北京百般周旋，制造两岸关系虽没有大的突破，但亦未如李登辉执政时的剑拔弩张，欺骗广大民众，大搞“文化台独”，累积社会基础与民意取向。对于广大民众要求承认“九二共识”的压力，陈水扁百般推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弱化台独立场的举动，以博取北京的善意回应。死硬的独派大老岂容陈水扁一天三个变，不惜以退出民进党相威胁。
2002年8月，陈水扁抛出“全民公投，一边一国”。在2004年大选前，狂打台独牌，公投法过关，举行和平公投，最后通过枪击案，涉险过关。民进党执政无方，贪腐案不断被曝光。为了摆脱困境，2006年2月底，陈水扁宣布中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违背了“四不一没有”中的“一没有”承诺。[4]针对马英九的人气，为了保住民进党政权，避免下台后遭到清算，陈水扁打出“入联公投”这张牌，刺激台独声浪，压抑蓝营的上升空间，向中国大陆挑衅。
台湾属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下，他们反对威权统治，要求回归宪政，实现台湾的民主化。民主化是台湾下层民众针对国民党的集权统治而发起的一场政治抗争运动。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李登辉接手后，加速民主化步伐。上层统治阶级面对社会强大的压力，顺应历史潮流，台湾民主运动在体制内逐步推进，未引起社会巨大的震荡和流血冲突，以“宁静革命”著称于世。台湾的民主化在发展过程中，已取得初步成果，如言论、结社结会自由，可以组党，通过全民直接选举产生领导人。这种民主化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需要逐步完善。
两蒋当权时代，台湾的统治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外省人，而台湾本省人则处于受压制状态。台湾本省人占人口总数的约75%。台湾的阶级冲突、官民矛盾夹杂着省籍矛盾与冲突，给人一种少数外省人统治大多数本省人的印象。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通过动员广大的台湾本省籍民众，一些台籍精英依恃选票，获取政权。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的各级政权已基本上被闽粤移民的后代所控制，外省人及其后代加速边缘化。为了打击外省籍子弟，一些台籍政客不惜鼓吹民粹，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起来，以“爱台”与“卖台”来区隔，凡是蓝营外省人，就是不爱台湾，就是“联共卖台”。这种本土化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有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倾向。处理不当，容易造成多数暴政。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与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在台湾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它仍然有发酵的土壤。才干过人的宋楚瑜虽想改变这种状态，面对现实，不得不淡出政坛。马英九以其英俊外表、清廉形象，在都会区、北部地区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要拚命证明他是在台湾孕育的，他爱台湾，是地道的台湾人。
台湾在经济上的经验与政治上的探索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民主化、本土化是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无可厚非，可以把它视作全中国版图上的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其成败得失，对内地都有借鉴作用。
对台独的界定，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定义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企图与行动。两将时代，台独与民主化、本土化相纠缠，有反对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成份。李登辉当权时期，随着台湾政权的民主化、本土化，“中华民国”徒有其名。陈水扁当政以来，加快台独步伐，其矛头指向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实力之强大与台湾的相对弱小，决定了以战争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将给台湾带来一场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意识到战争独立不可取，他们又不愿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在美国的纵容与扶持下，他们认为“和平独立，一中一台”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径，应对中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为了避免与中国大陆立即摊牌，陈水扁每一次抬高台独筹码，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后，经美国的说教与北京的强硬立场，很快又降低声调，变通过关，表示已做出让步，向美国有个交代，间接给北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台独策略我们已经领教了多次。2004年“和平公投”操作如此，2006年的“废除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如此。当前的“入联公投”是否会如此，还有待观察。陈水扁要举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而非“台湾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公投，仍是在玩边缘游戏。台湾是个地名，而非国家的名称。“中华民国”的国号仍在，在“中华民国”不能重返或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才要变通名称，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最后还是把球踢给北京。
台独的成长空间
限于实力，台籍政客难以在一夜之间通过暴力的方式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只能期待大陆内乱，无暇他顾，台独自然水到渠成。民进党的谋士们在与北京打交道的过程中，深知北京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大陆情况异常复杂艰巨，急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不到万不得已，北京不会轻易对台用武。“中共并非僵硬，不容更改，很有弹性，非常重视形式主义，台湾必须深刻了解这种形式主义，在顾及中国面子的同时，争取对台湾最有利的东西，要尽量争里子，但不要忽视中国的面子问题。”1998年8月，民进党主席林义雄称，“大致来说，我们要了解中国是个大国，台湾是个小国，中国承担的起的风险台湾承担不起，所以处理中国的问题要很慎重，不能够莽撞。”“我们坚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中国政府不能决定台湾要怎么做，中国所讲的统一或者是我们说的‘并吞’，台湾人并不同意，这个立场要很坚定。”[5]
陈水扁上台后，尽管内心深处不认同“中华民国”，仍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百般突破“中华民国”的“宪法框架”，大搞“文化台独”，否认“九二共识”，企图使两岸分裂的状态长期化、固定化，图谋在WTO架构下与大陆展开“三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这种使两岸关系变成“两国关系”的做法无助于台海和平，反而刺激双方的敌意进一步加剧。
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在长期的族群冲突过程中，广大台胞冒险犯难，信奉“爱拚才会赢”的人生哲学。由于饱尝外寇的欺压，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岛内民众往往“西瓜偎大边”，倾向“黄金美钞，飞机大炮”。这种心态在民进党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打出台独旗号，中间掺杂着反对大陆籍官僚及外省人子弟的成份，“选票至上，权力第一”。
岛内急进台独势力仅占10%左右，绝大部分民众主张维持现状。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吕秀莲等人成长于二二八事件之后。他们从事台独运动，并无多少“使命感”，完全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陈水扁对岛内民众大谈“坚持台湾主体性”，对美国人强调“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北京则要求“和平第一、什么都可以谈”，展现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
民进党内的务实派与基本教义派之间，元老辈与中生代、新生代之间，对于台独的认知及落实的路径看法不尽一致，基本上在追求台独可以说是共同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则各持已见。陈水扁的大陆政策基本上是党内折衷的产物，能为各方所接受。陈水扁想抛开民进党的神主牌自立门户行不通。“急独”是以卵击石，回归“中华民国”将流失支持“台独”的基本票源，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建立以集体力量解决冲突、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准则，也就是以美国为首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在此新秩序之下，任何争端都不可能被允许以武力解决，要透过集体力量来解决冲突。在经济新秩序方面，将是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经济市场，整个世界变成单一市场。美国过去说“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只是一种立场，如今已逐渐成为政策。整个世界来看，一个中国已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陈水扁及其策士深知，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台独，只有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才能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中国大陆的崛起与强大引起举世关注，西方国家刮起“中国威胁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封堵从未中止过。台湾正可利用美日对中国大陆的围堵来换取安全保障。
过境美国，向美国大量采购军火，陈水扁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政策呈一面倒之势。美国对陈水扁政府亦是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美国反对两岸统一，也不希望台独引爆战争将其卷入，何况台湾独立后其自主性必然加强，只会扩大日本在台湾的利益，反而削弱了东亚地区的战略均衡。因此，美国政府内心深处也不愿台独走得太远。
台独运动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1947年廖氏兄弟打出台独旗号，散兵游勇，只能在海外摇旗鼓噪，在岛内毫无立足之地。1986年民进党成立，逐渐与李登辉合流，打着民主化的旗号，参选“立委”、县市长，实现台湾政权的本土化。2000年民进党控制政府，台独势力持续坐大。
通过近八年的执政，台独力量已经基本控制了台湾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公营企业等，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形成。不管谁当选下一届台湾领导人，都必须面对岛内的政治生态。若民进党继续执政，台独政权将逐渐巩固下来，台独的声浪将继续升高，可能通过公投的方式，将“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国”，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或采取变通方式，不致北京动武。即使国民党上台，考虑到多数民众的政治态度，也不敢贸然改善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关系。民进党仍会鼓吹台独，予当政者以相当大的压力。
岛内一些人士认为，台湾已经具备了国际公法对国家定义的四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权的组织、主权。其“总统”是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选举实现了政党轮替，已经具备了民主国家的内在条件。陈水扁多次称，“中华民国”是一个已经事实独立的国家。“事实独立”不等于“法理独立”。台湾要实现“法理独立”，必须割绝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联结与法律联结，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宣布“台湾共和国”建立，其领土范围仅限于台湾岛、澎湖列岛及附近其它岛屿。要想达成上述目标，台独分子还有一段路要走，并且冒着与中国大陆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台独分子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来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岛内外的反台独力量尚难以遏阻这股逆流。台独在岛内还有成长的空间，尚未到萎缩的转折点。
两岸关系的实质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未料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蒋介石苟延残喘，稳住阵脚，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西方势力借此想使“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合法化，国共两党坚决反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坚持自己代表中国，对方为非法，坚守一个中国。中共凭借强大的实力，逐渐使国际社会体认其是中国的正统，“中华民国”在南方的几个小岛上好自为之。进入1980年代，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通过外交上的封杀，“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日益窄化，“两个中国”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尚不能直接管辖台湾。广大台胞历经“中华民国”“国格”的沦丧，慢慢淡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由于长期的反共宣传和两岸政治、经济状况的落差，广大台胞对大陆有负面的看法，一些人难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籍政客趁机煽动民众，诉求台独。
台湾独立是要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国与国”的关系。“两个中国”是历史遗留问题，“一中一台”是现实问题。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分裂出一个“台湾国”，中共无法向所有中国人交代，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将遭到质疑，不得不面对“一中一台”的挑战，反台独成为最棘手的、最紧迫的难题。
中华民国建立于1912年，其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于1949年终结，但“中华民国宪法”仍规定“其国土及于整个中国大陆，其治权仅及台澎金马”。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也不能容忍台湾当局废弃“中华民国国号”、另建新国。既要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又要暂时保住台湾在“中华民国”版图上。这是中共的两难。
台湾留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仍然是历史遗留

中国历史故事结束语简短

问题。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不须承担现实政治责任。中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华民国”放弃对大陆的威胁、不断趋于消解而高兴，又不得不坐视台籍政客变“中华民国”为“台湾国”，台湾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台独活动不断升级，苦无良策。反台独斗争一再受挫，暴露了中共对台政策的困境：忽视“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的异同，中共的体制外反“中华民国”与台独体制内反“中华民国”间的微妙关系。台独要想成功，首先要突破“中华民国”的防线，尔后才是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线。中共在国际社会摧毁“中华民国”“国格”的过程中，未能在岛内发展出一支牵制台独的力量，客观上给台独分子伸展手脚制造了空间。
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充分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1949年以来，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是服务于中国振兴的大局。台湾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大陆的经济力量仍不十分强大。如果急于求成，暂停经济建设拿下台湾，处理不慎，很可能使中国现代化的大业功败垂成，也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要做好自己的事。相反，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更加容易解决台湾问题。
追求国家统一才能保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统一是必然的，却不是唯一的。1950年代，中共基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解放台湾。1979年以来，中共基于民族大义，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共所追求的国家统一已不再是革命的统一，而是发展的统一、现代化的统一。
人类面临着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民族国家的内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台湾在变，大陆在变，两岸关系在变。中共的统一政策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在统一的理论、统一的方法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6]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充分考虑两岸关系现状，最大限度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既高瞻远瞩，又具体可行，是大陆方面关于两岸协商谈判主张的新发展，也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规划。如果这个倡议能够落实，对于稳定两岸关系、扩大两岸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顾中共几十年来的对台政策，中共几代人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大局，忍辱负重，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台湾苦口婆心，不计较一时的得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台湾问题终将解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人本着善良的愿望，想尽早解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冒进的方式、方法却有可议之处。一味蛮干，只会葬送中国统一的大业。
近六十年来，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岸从消灭对方到认知对方存在，从政治对峙到交流对话，从经济不相往来到实质三通逐渐展开，两岸关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政治人物及学者都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自1949年至今，因中国内战及外力介入造成的台海两岸分裂对峙状态没有改变，如何尽早结束国家分裂状态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由于力量的限制，中国大陆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全球秩序的安排。武力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办法，但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考虑，却非最佳选择。两岸交流呈现间接、单向、不对等，处在初级阶段，大陆的善意很难为全体台胞所感受。在国际社会，两岸的冲突不断。关于台湾的定位，即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属于台湾人的台湾还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台湾，双方的看法还有差异。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仍将沿续，不会因为两岸领导人的更迭和政策的调整就立即消失。
近二十年来，针对岛内台独言论与行动，大陆有关方面想过千方百计，说过千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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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试图扼止台独声浪。1995年的导弹试射、1999年的批判“两国论”，2003年的官方表态，等等，收效不大。在解放军攻占台湾前，大陆扼制台独的力量与手段相当有限，不是想出几个对策建议就可以立即解决问题的。
北京坚守一个中国这条底线，无路可退，除非接受“台湾已经独立”的事实，吞下台独苦果。这对于北京任何领导人都绝对不可能接受。因为，接受其则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中国四分五裂，导致巴尔干化。民进党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则其政党追逐多年的台独势必破灭。绿营政客在没有强大外力的情况下不会自动缴械。两岸在认知上的差距仍然很大，现阶段看不出有峰回路转的迹象。
当然，两岸是有交集的。台湾自1945年10月回到祖国怀抱，其法律地位没有改变，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维护台湾在中国版图上的历史事实与法律地位。基于国家振兴的大局，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台湾当政者主张和平独立。统一与独立南辕北辙，但双方都希望和平，以和平、渐进方式解决争端与冲突。在存大异的情况下，双方可以坐下来求和平发展的大同，为最终解决分歧创造条件。
在台湾主体性确立的大环境下，岛内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须顺应这股民意。他们近期两岸政策发展脉络十分清晰，走柔性路线，拖以待变，首先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尽快实现“法理独立”。但台湾独立有其困境，欠缺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必须具备“国际法人资格”。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至今仍不承认“中华民国”，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未接纳台湾。台独要想成功，必须要争取到“国际法人资格”。这样，从法律到政治身份，台湾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不管以“中华民国”还是以“台湾共和国”，或其它名义，如何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如何进入主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HO？在中国大陆的强力封杀下，台独分子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台湾近代有三大悲情。1895年日本侵台，台胞拚死反抗，这一悲情至1945年台湾光复得以抹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台胞死伤多人，这一悲情因国民党的补偿道歉正在淡化中。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民众情何以堪？“中华民国”“国格”的沦丧促使许多人思考台湾的未来。一部分人主张国家早日统一，一部分人谋求台独。多数人则选择维持现状，静观其变。“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有相当的民众呼应，都与这一悲情有关。
堵不如疏。其实，两岸应该坐下来谈“中华民国”的定位、台湾的定位。大陆方面应正视台湾人民正当而合理的要求，找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如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问题，可以采取“一国两席”或其它变通方式设法解决；应帮助台湾进入WHO，先获得观察员身份。至于台湾岛内的政党争执、派系冲突，大陆有关方面还是少作为，不要帮倒忙、去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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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自立晚报》1992年4月7日。

[2]台《中国时报》1999年7月10日。

[3]台《中国时报》2000年5月21日。

[4]台《中国时报》2006年2月28日。

[5]台《民众日报》1998年8月7日。

[6]北京《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3/487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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