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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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

根据中、英文语料和研究文献，对中国洋泾浜英语(CPE)研究主要领域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进展进行评述，并就某些问题展开简短探索。
近代，汉语与外语接触，形成了一种以汉语和英语来源的成分为主要成分的有限混合口语。（注：“有限”的含义，见佐伊基，1989:83，参考Dennys, 1878。）约1720年至约1950年，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听到这种语言，当时称为“番话”、“广东番话”、“洋泾浜”、“别琴”等，英语文献中称之为Chinese broken Endish、Canton English、China Coast English、Pidgin（注：一般认为Pidgin是business的广州话讹误发音，Downing(1838, v. 2: 295)似乎是最早的解释，又参考Hall, 1955: 30～31。Whinnom(1971)、Ferguson & DeBose(1977)认为CPE是creole或lingua franca；周振鹤(1998: 202～203)、吴义雄(2001)主张将CPE分称为“广东／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本文均不从。）English等。当代，汉语文献一般称之为洋泾浜英语，英语文献一般称之为Chinese Pidgin English。本文称之为中国洋泾浜英语，简称CPE。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洋泾浜英语之一、太平洋地区最古老的洋泾浜英语(Hall, 1955: 15, 28～29; Holm, 1988～1989, v. 2:512～517;Selby & Selby, 1997;Mühlh usler, 1996: 28)，CPE在世界洋泾浜语言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中，我们根据中、英文文献（截至2002年底，个别文献例外），对CPE研究的主要进展进行评述，并对某些问题展开我们的简要探索。
一、资料与一般研究评述
中、英文文献所反映出来的CPE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
中文文献中少见CPE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最近才有人开始留意，如周振鹤(1996,1998)所进行的考释、还原工作。而在实际上，成于清代、民初的许多资料中常有可用材料。例如，张海鹏(1995:591)提到，清代徽商江有科的一册札记中有江有科从1827年起在广州从事茶叶生意时抄录的、用汉字注明音、义的英语对照材料，总计多达数百条，学术界迄今没有使用。此外，清代、民初也留下了一些CPE教学材料和CPE创作资料，也同样不为人知，更加缺乏搜集、整理。CPE中文资料工作任重道远。
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陈原较多地涉及了CPE。陈原(1979:53)指它为“语言污染之极致”，带有浓厚的价值评价色彩，反映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对CPE偏于负面的认识。1980年后，评价、介绍工作增加，而且价值评价开始向学术评价转变。例如，叶蜚声、徐通锵(1981)进行了颇为客观、准确的介绍；陈松岑(1985:96)的简短评论，虽然可能不尽准确，但已不见价值评价色彩；而游汝杰、周振鹤(1986)的简短引用、介绍，使CPE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注意。1990年之后，研究工作增加，周振鹤(1996,1998)的论著，主要以上海地区的CPE为对象，兼及广东地区，进行了研究，章文钦(1994)、刘圣宜和宋德华(1996)、吴义雄(2001)、张振江(1999,2001,2003)主要以广东和香港地区的CPE为对象进行了探讨。从总体上看，中文文献反映出来的学术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外国人较早较多留意CPE(DeCamp,1971,1977)，英语文献中CPE语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都多有可观。
CPE的语料主要记录在英语文献中。早期的语料主要见于十八十九世纪来华西人的日记、游记、战记之类的作品中，多是举例，且多都带有猎奇、否定的态度。已知最早的资料性文献，是Anson(1748)和Noble(1762)，两者都记录了18世纪40年代广州、澳门等地的资料，是弥足珍贵的文献，对CPE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后代有关CPE最早的语用、语言特征等的认识，多依赖于他们。19世纪这类文献较多，从语料价值着眼，最为重要的可能是Williams(1836,1837)、Downing(1838)、Hunter(1852,1882)、Anon(1857)、Hayes(1878)、Shaw(1897)等等。20世纪最重要的文献，有Airey(1902)、Norman(1902)、Hill(1920)、Reinecke(1937)、Hall(1944)、Collis(1946)、Thompson(1958)、Leland(1977)（后者是“创作”，但被认为有极重要的价值，参考Tryon,1996）等。这些著作中，有的还尝试进行了语词考释和词典性资料书的编辑，与早期的猎奇性质不同。
由于汉字、汉语特点的限制，CPE的许多特征由中文文献无从观察，因此，英语文献是研究CPE的主要依据。但是，英语材料散见各处，迄今只有有限辑录，使得全面、深入研究甚为困难，集成性辑录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研究方面，Dennys(1870,1878)似乎是英文文献中最早从学术的角度涉及CPE的，他简要讨论了CPE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语言特点、语言功能等问题。但其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文文献中的工作主要限于CPE语词的辑录、考释，如Hill(1920)。其中，Couling(1917)是第一本西人所编的中国百科全书性著作，所收的CPE数量较少，但颇有参考价值。例如，林则徐致英国驻华代表律劳卑的信中，称律劳卑为“barbarian eye”。本书(P43)指出“barbarianeye”是汉语“夷目”的洋泾浜英译，并且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译，以及外国人为什么会认为带有侮辱性质。
20世纪初，Reinecke(1937)研究CPE，对其产生、发展、传播和消亡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并第一次进行了分期（Reinecke,1937:772～787; Shi 1994正确地指出了其分期是基于社会学标准），这奠定了CPE科学研究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初，Hall成为第一个主要由语言学来深入研究CPE的大家，并最终创建了洋泾浜语言学科。他的许多论著（尤其Hall,1944,1966），在CPE的语料搜集和语言特征分析两方面都卓有贡献。由于他是具有广阔的语言学视野的、卓有成就的罗曼语专家，加上对世界洋泾浜语言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其CPE研究，能够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归纳出CPE的具体理论和洋泾浜语言的一般理论，并把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世界语言联系起来。（注：Hall看到了洋泾浜语言在研究语言的发生、语言关系等方面的意义，使洋泾浜语言的研究与H. Schuchardt开创的语言接触研究联系起来，挑战了谱系发生学理论。但他本人否定H. Schuchardt的研究，参考Hall(1963: 13～14)、DeCamp(1977)和Schuchardt(1980: 1～14)Gibert的评价。）Reinecke、Hall堪称CPE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后代的CPE研究者多深受他们的影响。
当代的著名CPE研究者各有特点。如P. Baker和Mühlh{}usler的研究具有广阔、深厚的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背景，P. Baker(1987)以及P. Baker和Mühlh{}usler(1990)是少有的力作；Bohon讨论了英语在中国的历史及不同的历史形态，考古、审音建功甚多；Holm总结了已有的CPE资料和研究进展，并把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相结合；A. Selby和S. Selby主要专注于华南CPE的早期形态；Sebba从语言接触的立场立论，探求CPE的语言接触特征；Shi以Hall(1944)为基础，较为全面地讨论了CPE的语言特征。总括而言，在研究CPE时他们继承了Reinecke、Hall的思路，多是把CPE放在世界Pidgin、Creole和Lingua Franca大背景下，或置于语言接触背景下，结合人文、社会学科，比较、参证CPE与其他语言的同、异，探索发生学、类型学、语言接触等关系，讨论CPE语言特质及人文、社会含义，这种既根植于本体又不仅限于本体的路向，极为可取。
CPE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未来的研究不但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而且要继续拓展视野和思路。
二、CPE起源研究的评述与探索
中外学者关于CPE起源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流派：一源论和独立起源论(Thomason, 2001:157～221;Holm, 1988～1989 vol. 1:13～70; Arends et al., 1995: 87～134)。
一源论(monogenesis)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对有一定关联的许多理论的泛称。关于这些理论，Thomason(2001:176～177)、Holm(1988～1989 v.1:44～51)、Arends (et al.1995:87～134)和DeCamp(1977)都有介绍。这些理论各有特定的形态、内涵，彼此甚至可能差别甚远，但基本上都主张洋泾浜语言有同一来源，认为歧异是分化发展的结果，由中可看到谱系论的影子。
不过，具体到洋泾浜语言如何同一、什么层次上同一，各种理论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跟CPE起源有关的，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假说：(1)Whinnom(1956)首先提出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洋泾浜语言只有同一来源，因而CPE与世界洋泾浜语言同源；(2)一般统称为South Seas Jargon的理论认为，太平洋地区洋泾浜英语有同一来源，因而CPE与太平洋地区洋泾浜英语同源。这两种理论目前都尚缺乏充分、明晰、一致的论证，后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代表论述有Clark(1979)、Mühlh usle(1986,1996)和P.Baker(1987)等。前两者描述了太平洋地区古今各种洋泾浜英语变体之间的关系（Mühlh usler,1996:28并有图示，但是又表示图中语言间关系不能肯定），指出本地区的洋泾浜英语都与CPE有着某种关系，而CPE是最为古老的，似乎暗示其他变体由CPE发展而来。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讨论CPE的起源，没有明确指出CPE是否就是祖语。P.Baker(1987)分项目比较了这些洋泾浜英语变体，发现都与澳大利亚有关，因而提出New South Wales Pidgin English理论，认为他们可能都共同起源于澳大利亚。但是，他表示无法用谱系树来表示，似乎否定了他们具有谱系关系。
一源论为解决CPE起源提供了又一思路，发现了诸变体间的一致、相似关系，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能提出确凿的经验证据，和建立在其上的内部一致的理论范式、概念系统，未能解决所声称的共同起源问题。而如果从文化史来观察，世界的洋泾浜语言很可能是多源的，一源论用来当作同源的证据，很可能只是洋泾浜语言普遍现象，或者接触感染、共同继承、平行发展的结果。
独立起源论认为，CPE是、且仅是汉语（粤方言）与英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结果，但可能先经由洋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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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葡萄牙语阶段。
几乎从一开头，在华西方人就把CPE看成纯粹是中、英语言接触的产物。Noble(1762)从经验的立场实际上得出了这一结论；Williams(1836)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指出CPE是中国与英国贸易所导致的，广州行商在同英国人的商业往来、日常交往中，由于不能习得标准英语，因而发明了CPE;Lehand(1892:4～6)从语音上分析了中国人不能习得标准英语的原因。后代多数学者继承了这个认识，不过具体见解可能不同，较为特别的是Hall。Hall一直坚定地认为，CPE是中英接触的产物，但其产生主要是非语言因素作用的结果。他认为，由于中英相互疏远、互有保留，因此发明了CPE，充任彼此间的沟通媒介(Hall 1955:29)；中国人能但不愿意学英语(unwilling not unable to, Hall 1966:8)，CPE是文化区别或歧视的产物。Hall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提示CPE不仅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更含有文化的因素在内，而这是大部分学者忽略了的。
CPE具有独立的起源、是中英接触的产物，早期在华外国人的这个共同见解，经过亨特(Hunter 1852,1882)的宣传，（注：亨特又指出CPE有葡萄牙语等的影响。按：说是，但与一源论或多源论无涉。）几成定论，相当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认识。迄今进行的CPE研究，或明或暗、程度不一地几乎都受这个认识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这个认识下取得的。这个看法较为符合中西接触史实和CPE语言事实，但也确实还面对一些难题。例如，CPE中的若干成分，尤其是某些语词和某些句法成分，与其他洋泾浜语言有明显的一致性，需要从语言普遍现象、洋泾浜语言普遍现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甄别，需要从语言和人文两方面进行解释。
独立起源论框架下的各种理论，对CPE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见解，也并不完全相同，在起源地、起源时间、发明者等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分歧。
起源地。Williams和Hunter都明确地指出，CPE的起源地是广州城。（注：广州当时分属番禺、南海，如十三行属南海县，黄埔属番禺县。本文以广州城指广州城区，广州指广州城及其郊区。）但是，他们的认识可能只是基于经验，并没有深入、仔细地进行理论论证。吴义雄(2001)也主张广州城说，并且从历史背景进行了一定的论证。起源地是广州城，这是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说法。
Reinecke、Hall（Hall的认识受Reinecke影响很深）则似乎认为起源于广州和澳门两地，所以Reinecke(1937)在对CPE进行分期时，把第一期命名为“在广州和澳门的原始时期”。但是，Reinecke主要从社会学进行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论证，而且可能还有模糊、犹豫之处，这一见解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的重视。
张振江(2004)根据中外关系史、中西通商史和文献证据，参照早期澳门与广州的相互关系和CPE的历时特征等因素，认为其最早源头是澳门而不是广州城。不过，由于当时澳门通用葡萄牙语（以下简称葡语）、洋泾浜葡语，CPE在澳门可能只是辅外语，可能使用人数极少。到了广州城时期，CPE逐渐顶替葡语、洋泾浜葡语，成为中西沟通媒介，因而起源地当是澳门、广州两地。这与Reinecke、Hall的认识相近，与传统说法不同，但得到Cheong(1997)、范岱克(2000)、Van Dyke(20m)从早期CPE使用者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的支持。起源地还需要进行更周密的论证，需要发掘更多的早期职业、宗族等资料。
发明者。Williams、Hunter等CPE的见证者、使用者、研究者，一致认为发明者是中国人。这个看法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当代研究者中，可能只有Holm(1988～1989:vol.2:514)似有异议：“有证据显示中国洋泾浜英语脱胎于(grown out of)16世纪被带到中国港口的、已经洋泾浜化了的葡萄牙语……最终，英国人与其他在广州经商的外国商人以及水手和他们的同行者，也开始使用这种洋泾浜英语。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发现，学习这种洋泾浜语言有其好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借助书本来学习。”似乎暗示外国人是发明者。这与使用CPE的外国人的经验相违（如Williams,1836,Downing,1838,Anson, 1748, Noble, 1762），也与语言史实、语言使用材料相背离，因此不能成立。世界上的洋泾浜语言，确实多有先由西方人发明（发明者多为传教士），然后传授给当地使用者（参考Reinecke, 1937: 104～118），CPE是中国人的发明，与此不同。
文献多认为发明者是行商（如Williams, 1836）; Shi(1994)认为仆人是发明者。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夷馆制度(Canton system)基础之上，认为由于制度的限制，能接触到外国人的中国人只有行商或者仆人，只有他们才可能发明CPE。但在史实上，CPE产生的时候尚未禁海，一口通商、推行广州制度和严防外夷后起（1757年。参考万明，2000:382～410；朱雍，1989：序言）；当时对待外国人实际上很宽松。如Noble(1762:253)指出，虽然要求外国人只能居住于夷馆，但他们在广州城任意居住（《粤海关志》，V28,29），城内甚至还有外国人开设的旅店(Downing, 1838: 31、262～271)；中英接触相当普遍，如James Flint不仅在广州城内居住，并且穿华服、说华语，随意闲逛，会见中外客人。因此，认为只有行商或者仆人才可能接触到外国人，与史实不合，CPE的潜在发明者并不只限于这两类人。（注：《防范外夷五条》等规定，外国人不得雇用华人仆人；《达衷集》、《粤海关志》(V28)等均记有官府禁雇佣事；英国人曾确实自带仆人（参考Morse, 1926工资单）。这一规定本身及史实，也不利于仆人发明说。又参考R. Blake(1999,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 2)。）
吴义雄(2001)认为发明者是当时的下层华人，但没有深入论证。张振江(2004a)认为发明者是澳门、广州的下层华人，主要发明者是船上居民。他的主要论据是：根据文献，不同行业的下层华人参与了发明CPE；根据早期中西交通史、最早与西人交往的中国人的职业和地域分布，以及船上居民（疍家、其他渔民、海商）多会说CPE而且整体水平最高等事实，推断船上居民在发明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船上居民最早与英国人接触，同英国人在华生活密切相关，英国人最早雇佣的引水、通事、买办、佣工等基本上都是他们(Downing,1838,v.1:103)，故他们首先发明CPE。仆人和行商只是CPE的使用者、发展者，Selby & Selby(1997)的推断根据不足。
产生时间。对CPE可能的产生时间，学者们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CPE主要是由英语、汉语接触而形成，因此，其产生时间不可能早于英国与中国接触的时间。根据Morse和Fairbank的研究，英国人第一次到广州是1637年，但1699年才真正同粤海关地区发生关系，（注：1613年英国在日本设立商馆，与中国沿海地区时有往来，但对于CPE的产生，似乎没有直接影响。）自此开始了同中国的交往，并在1730年前后成为在广州外商的主要势力。因此，CPE产生的上限不能早于1699年。（注：Hall(1955: 28)似乎认为起源时间是1644, Thompson（见Drake,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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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241～242）认为CPE的某些语词很早即见，Airey(1902: 7)认为CPE是欧洲语言、美国英语和汉语相混的结果，均误。）
CPE产生的下限相对容易确定：Anson(1748)和Noble(1762)分别记录了1747年时广州和澳门地区CPE的使用情况，后者并记录了已知最早的CPE语料，虽然它还带有浓厚的葡萄牙语味道（Anson和Noble甚至认为那时的CPE是洋泾浜葡萄牙语）。因此，其产生时间不能晚于1747年。
CPE产生于1699年到1747年之间，但对具体的产生时间，学者们仍有分歧，Morse和Shi代表了两种主要的认识。Morse(1926,v.1:66～67)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认为CPE产生于1715年，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明确给出的时间。但是，他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以证明何以定于此年，他的说法少人信从。（注：Reínecke(1975: 543)指出：“Other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ate（指1715年）may be too early”。按Morse是非常严谨的学者，所言必定有据，但是似乎迄今为止尚无人知道他的根据何在。）Shi(1994)意识到一种语言难以于某一年内突然产生，推断CPE产生年代是1699年到1747年之间，很可能是1715年前后，但他也没有给出产生于1715年前后的明确理由。
张振江(2004a)认为，史实表明，至1720年时，广州商行通事通用的语言仍是葡语、洋泾浜葡语。但到了1732年，澳门赴广州的通事，就由派葡语通事改为派英语通事，说明商行通事已以英语沟通中西。详细地分析了相关历史文献、范岱克的历史研究成果和英国势力1730年前后成为在广州的主体外国势力等史实，结合对早期CPE语料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参考Noble,1762:214～219），他推断1699年到1720年是CPE的萌芽期，1720年至1730年是CPE形成并开始稳定存在的时期。至于确切、特定的CPE产生年份，他认为无法指出。
最终解决CPE起源诸问题，一方面要借鉴其他洋泾浜语言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区域经济史、地方志、家族史等的研究成果。
三、CPE传播研究的评述
CPE传播的研究，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考察：人际传播、空间传播。
到目前为止，认真的人际传播的研究极为稀少。较早记录、论及的，主要是在华西方人士，反映的多是广州、澳门的情况。Noble说广州小商人派孩子给外国人当仆人以习得英语、CPE;Williams、R.Morrison和Hunter都指出，广州有教授CPE的书本流传；Downing(1838)指出广州此类书相当多、流传相当广。此外，他还指出，广州有人靠教授CPE为生，这与Williams、R.Morrison的记载一致，但更详细。不过，教授CPE的“老师”常常都很贫困，因为学生刚学会一点点就再也不来学习，而靠学会的只言片语谋生去了。Downing(1838, v.1:280)所描写的，很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学生，与香港开埠初期类似（参考Fok, 1990 ch.4）。如此看来，在当时的广州，顺应社会需求、以“学校”教育为手段的人际传播途径，已经建立起来，虽然既不正规、又不稳定。
张振江(2004b)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中文水平（当时是依照汉字来教、学的，例如，教、学的不是dinner，而是“颠拿”），通过“学校”途径系统学习CPE的，必定只有极少一部分。Selby & Selby(1997)说行商及其子弟中的部分人借助于这样的途径，应是合乎情理的猜测。Holm(1988～9:v. 2:514)所描述的，也应是循此途径。大部分中国人当是通过与外国人接触而学会CPE的。这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Williams(1836)所描述的直接接触：“（中国人）整天呆在十三行、小铺头以及所有其他外国人常常出没之处，很快他们就能够用广东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文献中颇多此类记载。二是借助于工作同外国人直接接触，这恐怕是多数中国人习得并提高CPE水平的主要途径。文献中记录的通CPE的有名的人物，大都经由此路，著者如鲍鹏。这也解释了Williams和Downing所发现的广州城、黄埔、伶仃三地的差距：广州城内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少，故广州人的CPE较差；黄埔以及走私圣地伶仃，中外频密接触，故中国人的CPE较好。
上海等通商港口初期的人际传播的方式，也极少有人认真讨论。张振江(2004b)认为，其情况大略与广州相同。梁启超曾论当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上海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3页。）可能有过激之处，但也确实反映出英语、CPE在上海的传播，主要不是借助书面、学校的途径，而主要通过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而习得。这样习得的英语、CPE，对促进上海的中西沟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帮助一些人成了当地名流，如名买办徐润。实际上，通过书面、学校途径学习的成效极为可疑。例如，当时影响极大的《英语集全》，“主要适应广东人”，未必真能给上海人多少帮助；当时上海的英语补习学校虽然颇多，但教授的多是CPE，而且结果是教与学两面均尴尬，高明如J.Frey只能徒呼负负（Wakeman,1966有小说化描述）。名买办郑伯昭痛感其弊，因而重金送其子孙留洋学习英语，请英籍女教师登门教授其女、媳英语（徐茅，1996:38）。
由此可以说，当时中国人习得CPE主要是经由直接接触，这与CPE是一种口语正相合。以口头形式为基本方式，没有书面形式的支持，（注：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75）说：“相传本埠互市之初，吾国人以英文之音尚易学舌，而二十六字母屈曲蜿蜒，苦难摹仿，乃择字典部首之点画勾撇，指定二十六式以代字母之音。此项字体在道、咸之交颇流行。”按，此说是，但这只是一种替代形式，且流行范围有限。）既是CPE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其消失的主因之一。
对CPE来说，空间传播更加重要。如Reinecke(1937:95)和Hall(1944)所指出，在被传播到了通商五口等地之后，CPE才迎来了全盛期，充分发挥了作为沟通中西的作用。
Reinecke(1937)对空间传播最早进行了描述，但他是基于社会学的角度，而且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吴义雄(2001)也略有提及。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张振江(Zhang,2003,2004b)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指出空间传播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就迅速开始，（注：类似的传播早已存在。但或者传播范围有限，或者不是传自广州，本文不讨论此类。）主要的路线有三条：向香港传播；向中国内地传播；向太平洋地区的传播。前两条传播路线决定于英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而向太平洋地区的传播，则得益于华人移民。
鸦片战争前，CPE已经传播到香港，不过只限于走私鸦片的极小区域使用。英占香港后，广州的外国人迁到香港，依赖外国人为生的一些华人也随之迁港。最初流人的多是疍民，1842年时占全部流人华人人口的2/3、全港华人人口的近1/2，蛋民因而在传播CPE方面起了重大作用(Zhang,2003:ch.5)。1856年，广州等地华人相继避乱来港，自此形成了香港华、洋两大社会。这两大社会都缺乏通晓对方语言的人才，CPE继续充当双方行政、商业、日常甚至司法沟通媒介(Norman,1902,Lindley,1866,Norton-Kyshe,1971)，直到20世纪中叶它才退出(Luke & Richard,1982)。但至今仍留下一些印记，如把“L”念成“elo”，“Z”念成“iset”，等等（张振江2001,Thomson,1961）。此外，由于各自的方言迥异，早期来港华人也有借助CPE以沟通的。虽然这较为少见，但是中国人之间只有借助CPE才能通话，让英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英人著作中数度提及(Zhang,2003:ch.5)。
第二条路线是向中国内地的传播。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迅速扩散至通商口岸，渐次进入武汉、北京、天津等地区。Reinecke(1937:781～782)认为CPE没有影响中国北部，误。当时外国人通中文的极少(Pritchard,1970:39～40)，如Noble认为，只有一名外国人可算合格的中文翻译，Hunter认为只有三个外国人通汉语。因此，外国人把在广州为他们服务的操CPE的华人带到这些地区帮忙。这些华人由于广州制度的解体而谋生困难(Hao,1970:67)，也愿意远走他乡充当外国商行的翻译和买办，甚至成为外国资本的合伙人。据考证(Hao,1970:51)，最早到内地的是一个叫阿三(Asam)的广东人，先由广东到香港，1844年到上海，担任英国怡和洋行的分行买办。广东籍的通事、买办纷至沓来，（注：Hao, 1970、丘传英主编《广东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06～112），均有代表性洋行买办的籍贯、工作年限等资料表。广州与上海，是中国早期接触英语的两个主要地区，故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多吴腔、粤调。）到19世纪70年代，王韬《瀛需杂志》（卷1）仍说上海的买办“半皆为粤人”。最出名的当为香山人吴健章，原为1832年开设的“通顺行”行商，到上海后借助外国势力最后当了苏松太道。广东籍人士到了新的地区后仍用CPE，教授给当地人的也是CPE。因此，各地的CPE有统一的来源，都带有明显的粤方言特色。（注：但当时社会看不起CPE及广东通事，曾纪泽、李鸿章等的指责典型地反映出时人态度。参考《齐如山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6040～6057）、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不著出版社，1985）。）但是，粤方言毕竟与其他汉语方言有差异，按照粤方言音记的汉字，依照其他方音来读，可能会与源词的读音有较大距离。例如comprador（买办），粤方言区通常音记为“金不多”，但吴方言“金不多”的读音却与comprador相距甚远。翻译、买办以粤籍人士为主时，这种差异不是问题，但是到了本地人士为主时，就不再可忽视了。结果，上海的音记形式被改成了“康白度”，竹枝词中就是“洋行买办康白度”。传播开来之后的CPE，慢慢地开始了分化。
第三条路线超出了国境。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准许人民合法地迁移，粤方言区人民主要从香港迁移到北美、夏威夷、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Bauer,1975: 63ff; Reineeke,1937:783)。太平洋诸岛洋泾浜英语的来源之一，就是这些华人移民带去的CPE，因此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洋泾浜英语与CPE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由于当时美国需求劳工，相当多的华人迁移到了美国，分布于旧金山等若干地区，形成了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区。一般而言，聚居有利于华人的风俗、语言等习惯的保留，这些华人从中国带来的CPE，也因此在唐人街维持下来，被作为lingua franca与使用英语的人士沟通。在唐人街中，CPE被广泛使用到20世纪初才大体上销声匿迹(Bauer,1975:63ff)。不仅如此，这些华人还把CPE中的某些成分成功地运用入标准英语，甚至成为后来美国英语的日常用法。例如(Hall,1955: 30)，“long time no see”、“look-see”（CPE的读音为“luk-si”，如I'll go have a look-see），等等。
传播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研究得较为清楚的是传播大势，而对于具体的机制、过程，等等，所知极少。借助于相关地区工商业发展史、移民史、家族史、语言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和个案调查史料，是取得扎实进展的主要途径。
四、CPE语言特征研究的评述
从CPE研究史来看，关于CPE语言特征的研究，大体上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的：与汉语、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关系；与汉语、英语的关系。
CPE主要是由中、英两种语言来源的成分构成的，不论对CPE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公认这一点。但是，CPE中也确实含有汉语、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来源的异源成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主要体现为葡萄牙语、南亚和东南亚一些语言来源的语词。
在华外国人中，Anson(1748)、Noble(1762)、Williams(1836,1837)、Hunter(1852,1882)等早就发现了这些异源语词成分，Williams(1836)和Hunter(1882)并且分别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在CPE之前的更早时期，澳门和广州一带曾经较为广泛地存在过洋泾浜葡萄牙语，而这种语言被中西双方共同用来充任中西沟通的语言媒介。这种洋泾浜葡萄牙语的某些语言成分，主要是语词，在中西沟通语言从洋泾浜葡语向CPE转化的过程中，被掺杂进后者，成为CPE的异源成分。
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也有认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印光任、赵儒霖是最早系统注意到葡语、洋泾浜葡语在华传布的中国人，他们合著的《澳门记略》中专门著有《澳译》一篇，记述通行于澳门及其周围等地区华人中的源于葡语的语词，这本书和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是中国人写的葡语、洋泾浜葡语在华传布较早的材料。此外，其他人也时有提及，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2，广东6）说当时广州、香山一带的华人“效番衣服、番音”；中山籍的徐润在《香山徐氏宗谱》（卷7）也说当时的香山华人“半通夷语”，等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关于葡语、洋泾浜葡语传播的描写。不过，他们都只是注意到了现象，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早期中外人士主要关注的是洋泾浜葡语的语词，Williams(1837)并且进行了统计。根据他的记录材料，这种语词共有1200个（又参考Knowlton 1961）。Reinecke(1937)和Hall(1944,1955)分别从社会学、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探讨，确认并进一步丰富了早期中外人士的经验的认识。Reinecke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演变大势；Hall具体比较前、后期CPE的用词差异，论证了CPE中英语来源的词汇与葡语来源的词汇之间的关系。Hall认为，从一个方面看，CPE词汇构成的历史变化之一，就是英语来源的词汇逐步顶替掉相应的葡语来源的词汇，他并且简要地举例说明了这种顶替过程。试以“大”、“小”为例（资料来源：Hall, 1944:95。“→”符号表示顶替）：
（英语来源big/large＞）big/larg(i)→grandi（く葡语来源）
（英语来源small＞）smolo→pikinini（く葡语来源）
表示“大”、“小”的词，在初期CPE中是葡语来源的grandi、pikinini。例如(Noble,1762:240)：
“Carei grandi gola? Pickenini gola?”（“要大的？要小的？”）
“Grand。”（“大的。”）
“Pickenini。”（“小的。”）
但到了中、后期CPE中所看到的，就是英语big/large、small来源的洋泾浜形式big/larg(i)、smolo。经由这样的过程，英语来源的成分迅速增加，而葡语来源的成分迅速减少。当然，葡语来源没有完全退出，仍有小部分留了下来，若干语词并且成了CPE的构词成分，如著名的“Joss”“神”。
CPE中有洋泾浜葡语的成分，这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至于CPE是否“脱胎于16世纪被带到中国港口的洋泾浜葡语”(Holm,1988～1989, vlo. 2:512)，即两者间的演化关系如何，尚无一致的认识，学者们的见解分成两派。一派认为，CPE是在澳门及其周围地区存在的洋泾浜葡语直接演化的结果。如Thompson (1959)认为，CPE由在澳门的洋泾浜葡语转化而来，而澳门的洋泾浜葡语，又是从西非辗转而来。（注：世界各地曾经相当多地存在过不同的洋泾浜葡萄牙语，本文所及只是其一。Schuchardt似是最早详细研究世界范围的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其后说法纷纭，但基本上都认为洋泾浜葡萄牙语成于各航海港口、葡萄牙殖民地。有人认为异源成分在葡萄牙即存在，航海行话形成于葡萄牙本土，随葡萄牙人航海而传播开来。详参考Naro (Language, 54: 314～347)、Goodman(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v. 2: 149～162)。）另一派则认为，CPE虽然深受洋泾浜葡语的影响，但与洋泾浜葡语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的葡语词汇成分是借词，或者是语言混杂的结果。后说可能较为符合实际，但在借词过程、混用过程以及顶替过程等方面，仍只有一些示例性的说明，缺乏周详、明晰、有力的论证。
此外，这种洋泾浜葡语对CPE的词汇影响较大，而一般认为它对CPE的语法、语音的影响较小，个中的原因，也未见认真讨论。在我们看来，这个特点似乎与CPE形成的过程有关，似乎也可以从中考见这两种语言交替过程的若干关系。
学者们都认为CPE中另有一小部分来自南亚和东南亚语言的语词。但是具体是哪些词语，意见较为分歧。而关于这些语词融入进CPE的解释，牵涉得更加广泛，学者们的看法也相距更远。概括地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
1971年，Robertson根据世界航海史和各地洋泾浜语言多有大体相同的语言成分等事实，提出了航海行话理论(nautical jargon theory)，认为中世纪后海员来源复杂，不同国籍的海员在创造统一的航海行话时，把各自的母语语言成分带进了这个共同的航海行话中。因此，航海行话成分多元，来源多元，受航海行话影响而产生的洋泾浜语言，也必然有多种语言的成分。依照这个理论，CPE中的南亚和东南亚语言成分，是水手航海行话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自Williams、Hunter等在华外国人开始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CPE中的南亚和东南亚语言来源的词语，主要是表示重量、货币单位的名词，是借词的结果。这些词语先是被在南亚、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借用到葡语中，然后又由随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英国人接着使用。葡萄牙人、英国人相继到达中国后，就都把这些语词带到中国，并在洋泾浜葡语、CPE中继续使用。
两种说法中，后一说法可能解释力更强。但还需要进一步对比各种洋泾浜语言，进一步梳理世界航海史、西方殖民史，尤其是其远东殖民史，才可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既然公认CPE主要是由汉语、英语密切接触而形成的，那么，它与汉语的语言特征、英语的语言特征的关系如何？
这方面的经验认识、示例性说明很早就有，但是认真的研究却开始得较晚。接触过CPE的人士由经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一般都认为CPE的句法结构与汉语的句法结构“完全一致”（“in exact accordance”, Eames,1909:82），或者极其接近于完全一致。Leland(1892:1～6)的说明，可以认为是这一认识的代表性见解。
Hall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他从语法方面进行的比较是最早的深入研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1944年的研究之后，Hall在1952年依据他所获得的语料，检查了CPE的57项句法结构，并据此与汉语、英语的语法相比较，第一次得出了定量化的结论。他认为，在CPE的句法结构中，全为汉语句法结构的占全部受检项目的5%；更接近汉语句法结构的占7%；属于中、英两种语言共同的句法结构的占51%；18%的句法结构为英语所独有，16%的句法结构更近英语；此外，另有4%的句法结构是CPE自己的独立发展，与英语、汉语的句法结构都不相同。据此，他认定CPE“无疑更接近英语”(Hall, 1952:142)。1962年，Hall又进行了新的研究，基本观点并无改变。
Hall这个结论与通常的经验认识相去甚远，也与其他洋泾浜语言的语法特性截然不同，令人生疑。因此，Hall的结论虽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例如Holm,1988～1989:516），但是，大多数研究CPE的学者并不认同，他们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各种意见（如P.Baker, 1987, Bauer, 1974, Clark, 1979, Shi, 1991）。其中，Shi的研究相对最为全面。1991年，Shi把18、19世纪CPE的一部分语言材料，同汉语、英语进行了全面的语法比较。根据从词法（形态，包括屈折、派生）、句法（包括短语结构、疑问句结梅、祈使句结构、话语层次分析）两大方面比较研究的结果，他认为，CPE采用的句法结构，基本上全是依照汉语（粤方言）语法，少数是汉语（粤方言）、英语共有语法特征的简化，而并未发现纯为英语语法及其简化形式的成分，因此，CPE更接近汉语。这个结论与Hall的结论恰恰相反，但是符合传统的说法、经验的认识，也更符合当今世界洋泾浜语言的一般语法规律。
语言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不能单单根据语法来判断。即使是只根据语法，也要至少有大体完备的语言材料才可判断，而现在，诚如Reinecke(1975)所指出的，还无法充分占有CPE材料。在目前，我们只能大概地说，二说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二说都只是假说，都还不是定论，他们所据的材料不同和母语背景的影响，可能是形成歧义的主要成因。
此外，随着洋泾浜语言研究的深入，当代学者发现，迥然不同的洋泾浜语言之间，却多有一些共同的语法规则。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正是洋泾浜语言某些未知的本质特征的反映（有人概括成“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理论），因此，不具边缘语法特征，与具体接触的语言的语法特征无关（参考Biekerton, 1973, 1981）。假如按照这一思路，对CPE许多语法问题的看法，可能就要更改。例如，传统的基于经验的看法认为，称律劳卑为“barbarian eye”，显然是按照汉语“夷目”语法结构组词的结果（barbarian，夷；eye，目），而与英语语法或其简化形式毫不相关，CPE语料中，此类例甚多，因此，CPE更近于汉语。但是，毫不可能有渊源关系的不同洋泾浜语言，也都通例多有这种结构（如Melanesian pidgin English），如果根据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那么，这只是普遍现象，而与具体接触的汉语、英语无关，因此，不能据此贸然断定CPE与汉语关系更近。洋泾浜语言普遍语法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一个未定的问题，但它至少提示CPE研究者应该更多层次地考虑问题：究竟哪些是汉语语法影响，哪些是英语语法的影响，哪些是自己的语法的独立发展，哪些是洋泾浜语言共同的语法特征，这些都不能仅从汉语、英语、CPE本身来判断，更不能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来判断。
CPE的语言特征当中，首先引西方人侧目，也最易为人注意的，是其“古怪”的发音。对CPE的语音系统，Hall、Lin和Shi等人较为详细地进行了讨论。其中，Hall(1944,1952,1966)的坚持不懈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系统的研究。他按照英语分析方式（即元音、辅音分析方式）而非传统的汉语分析方式（即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方式），第一次归纳出了CPE的11个单元音、24个单辅音的语音系统，并讨论了CPE音节结构特征。此外，他还讨论了CPE对英语有而汉语没有的音的处理情况。例如，他指出：对英语有而汉语没有的复辅音，CPE按照三种方式予以替换、简化，而在这种替换、简化过程中，粤方言的语言特征起了重大限制作用。1991年，Shi在借鉴了Hall的成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修正性研究，对Hall的语音系统进行了一定的删改，但与Hall的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Hall和Shi两人实际上都认为CPE没有声调，因此，他们都只归纳出了CPE的元音系统、辅音系统，而没有声调系统。他们的认识与文献中记载的当时中外人士的基于听感的认识相合，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一般认为，CPE的发音系统是符合汉语的习惯的，而汉语是有声调的，粤方言的声调尤其多，为什么CPE没有声调，无论是他们两人，还是其他的早期在华外国人、后代学者，都没有认真讨论过。
Hall和Shi的研究为我们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他们的结论仍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Hall (1944:96)归纳的辅音系统有[b]、[d]、[g]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对的，但是肯定不是完全正确的。CPE的语料主要是由英、美人士记载的，Hall根据的语料也是来自美国人，对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来说，发[b]、[d]、[g]等音毫无困难，认为英、美等国人所说的CPE有这些辅音合乎情理；而汉语完全没有这些浊辅音，也实在难以想像当时的中国人能够准确掌握，因而难以想像中国人所说的CPE的辅音系统，真的会有这些辅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存在着两种CPE：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说的CPE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士说的CPE。本文不能详细讨论这“两种”CPE的同、异，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两种”CPE的说法在CPE文献上是完全找得到充分根据的。因此，他们主要的不足之一，是没有考虑母语背景造成的语音差异。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所据的材料都有较大的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据我们的观察，CPE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被传播开来之后，有证据显示，不同地区使用的原本同一来源的CPE，逐渐有了一定的分化，形成了一定的、类似于方言的地域性差别；P.Baker分项目论证了1743～1944年间CPE语法的历时变化，语音上同样也应有时间上的不同。实际上，已知的CPE语料中，18世纪到20世纪文献上的拼写法有一定的变化，反映出特定语词的具体读音有变化（Hall,1966专章论述了拼写与实际音值的问题）。
其次，在Hall研究这种语言时，语言学界对洋泾浜语言的认识还少，因此，他的某些论断也可以根据今天的认识重新讨论。例如，在现代洋泾浜语言学看来，英语的齿间清擦音（［θ］）和相应的齿间浊擦音是有标记项，在英语与其他语言接触时，这两个音基本上一定会被替代。这是一种语言普遍现象(Ferguson & Debose, 1977)，因此，这种替代与发生接触的具体语言无关。他们在CPE中的被替换，自然也就不是如Hall所说的，是受广州话语言特征的限制。
关于语音，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即CPE的语音特征与英语语音特征、汉语整体的语音特征、汉语粤方言的具体语音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似乎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与三者的异同、远近关系；三者对其语音特征的制约；不同于三者的独立发展；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共识更少，例如，Hall(1944)认为，广州方音对CPE语音特征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吴义雄(2001)却认为，是汉语的语音特征而非仅是广州方音的特征对其起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在CPE中，语音、语法的作用相对较小，起最重要作用的是语词。那么，按照常理，CPE语词的研究应该受到最大的注意、取得最大的成果。但是，实际上却相反。
CPE到底有多少语词，这些语词与汉语、英语是什么关系，迄今没有研究清楚。作为一种受限制的有限语码，CPE的功能有限、语域有限，与习见的自然语言有相当的不同，因此，认为CPE语的词数目比通常的自然语言的数目少得多（参考伊佐基，1989:83），这肯定是极有道理的。但是，少到什么程度、CPE

中国历史故事第十册

到底有多少语词，却仍然无法据此来判定。Hall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认为，世界上“一般的洋泾浜语言的词汇量都很小，大约是只有六百到一千五百之间”。（注：转引自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游汝杰等中译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P94）。）这个认识有极大的真实性，但即便如此，这个说法也只能作为估计、统计CPE语词数目时的一个基本的参考，却不能据以定论。而且，这个估计数目从六百到一千五百，相差一倍有余，具体操作时候也很难掌握。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不同的学者根据各自所掌握的CPE语料文献所作的统计，出入也很大。例如，吴义雄(2001)统计了一本“鬼话”词典，有词语380余个；Williams说他所见到的“鬼话”词典，一本只有不超过400个词语，一本则多达3000多个语词；Hall(1955:29)则认为，他接触到的CPE语词，有700个左右。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词”、“语”（词组）的取舍不同，更可能是由于所据材料多少的不同。去掉“语”的部分，Bauer(1975:63ff)估计CPE共计有750个左右的单词，假如接受Hall上引文的看法，那么Hall、Bauer的估计可能比较接近实际。但是，在语料仍然极为缺少的目前，还难以下定论，距离比较确切地统计出这种语言所拥有的语词的数目，还有漫长的路。
CPE的语词中，英语来源的最多，汉语来源的次之，另有一小部分如葡语、南亚、东南亚诸语言来源的成分，这一点早就成为共识。但是，已有的相关论证，都只是举例说明性质的，迄今未见到对CPE的语词构成进行穷尽性的分析、分类。因而，远没有确切地知道CPE中汉语来源的、英语来源的、其他语言来源的词语，到底各有多少。Bolton(2003)完备地分析了《通用红毛番鬼话》的语词，并初步探明了其语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没有进行。这方面不尽如人意的一个原因，可能是CPE的语料稀少、分散，难以完备搜集，自然无法准确统计、分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已知的CPE词语的考释、回译极为困难。考释词语并还原成源语(source language)，是进行CPE词汇研究的关键，也是进行如判定CPE与汉语、英语之间的语言关系等工作的基础，但是，由于语音的改变、简化、适应等诸多变化，已知语词源语的认定，常常是各说各话，源语变得扑朔迷离。例如，（注：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正文，P16～17，章文钦校语）。）“张西老”转成西文形式的“Chang Si-Lao”后，竟然可以被相当多的汉学家回译成汉字形式“郑芝龙”，由中不难想象考释、还原成源语、判定其来源的难度。
此外，分析CPE语词的语源时，涉及的源语言为数众多，学者们在认定属此属彼时，难免各有自己知识上的局限。而且不同洋泾浜语言之间，语词的平行共见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更加大了判定难度。例如，包括CPE在内的相当多的洋泾浜语言都有“bilong”一词，虽然学者们对此词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是，它究竟是汉语来源的，还是英语或者别的什么语言来源的，仍然难以决定。已有的这种源语判定工作，如Selby & Selby(1997)、周振鹤(1996、1998)和Bolton(2003)，都是主要集中于汉语、英语来源的词语的考辨、还原；除了极少数特别语词之外，洋泾浜语言间平行共见的语词来源的判定，基本上都还完全没有涉及，需要极其艰巨的努力。
中国洋泾浜语的语言特征牵涉面广、认识难度大。已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一部分材料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要扩大材料涵盖面，同时注意与其他洋泾浜语言的参照、对比。
五、结语
CPE已经有300年左右的历史。初期，人们把它看成一种不三不四的胡乱拼凑的语言，认为“这种杂七杂八的语言十分之荒唐可笑，实在没法使人打起精神来认真看待它。就算是顶顶重要的事情，只要一用它来说，也就变得滑稽无比。中英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当时没有获得认真的处理、对待呢？（使用这种语言）就是原因之一”(Collis,1946:137)。如果以之与当代的评价相比较，如Hall(1955)、Balzer(1999:10)，其间距离不以道里计。
如同评价的转变一样，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也早已今非昔比，研究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国外学者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代世界语言学中，包括CPE在内的洋泾浜语言的研究、语言接触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的主流之一，而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加强。中国是这种曾经在中西沟通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语言的故乡，中国学者理当充分发掘、利用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互相参证，借鉴国外学者的长处、成果，开阔视野、胸襟，迎头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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