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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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

在相当长时期里，广州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大陆开放港口。1698年，法国商人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广州设立了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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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美国等国相继在广州设立了商馆。1837年，广州的英国行号已增加到156家。① 商馆商行需要的验货、定价、征税等都由清政府控制的“公行”来经营，因此需要一批进行日常外语的通事或行商来帮助打理。充当洋行行商的有安徽人、广东人，而福建人居最多数。但在鸦片战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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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清政府是不允许民间学习外语的，民间学习外语的情绪淡漠。由于中外商贸和各种交涉在持续发展，中外贸易逐渐在拓展，作为中外之间交流的媒介——粗通外语的通事和买办就无法真正禁绝，如在广州的中外贸易活动中，长期活跃着一批既了解中国市场，又略知英语的通事和买办。
19世纪初华洋杂居的局面最早在广州形成了双语和多语交流的文化环境。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清政府严厉禁止私习外语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有在海外进入学堂学习英语的条件外，还有许多通事和买办究竟是怎样来学习和掌握洋泾浜英语的，是否有帮助他们学习使用的英语读本？本文试图通过对19世纪中期若干红毛番话读本和早期商贸英语读本的介绍和分析，来考察这些番话小册子和英语读本在晚清广州地区学习商贸英语中的作用，以及这些读本编纂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红毛番话”、“鬼话”读本
183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广州的“行话”》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都有学习洋泾浜英语的热情，然而当时广东沿海没有一个公开的学校可以教授中国人学英语，传播洋泾浜英语学习方法的是有一种相当于中、小学校“男教师”（School Master）职务的人被行商雇佣，专门在“行”等一些发生贸易交换的场所现场教一些初学者们简单的英语字句，用于基本的交流，比如货价的多少、物品的名称等。卫三畏称这些男教师人数不是很多，其中有人还在美国的Cornwall的一个学校中学习过两年，说出来的英语非常地道，比任何一个在广东的中国人都标准。[1](卷4，1836年，PP428—436) 配合通商口岸商界日益增长的对于英语学习的要求，19世纪30至70年代，出现过一些题名“红毛鬼话”、“红毛番话”的初级英文读物。1837年10月的《中国丛报》上刊载有据说是卫三畏写的文章，提到两本奇特的词汇集，一是记录洋泾浜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的《澳门番话杂字全套》，34页，包括有1200个词语；另一本是广东佛山刊刻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Hungmaou mae tung yung kwei hwa, or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m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16页，不到400个词语。② 周振鹤先生在《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一文中还列出下列红毛番话：德国人硕特（Short）1840 年为勃兰特堡选帝侯图书室所编的藏书目录《御书房满汉书目录》中所提到的《红毛话》，该书用粤语来注音，如用“今”来标注英语的“来（come）”；大英图书馆所藏的约成书于1850年的《红毛通用番话》；清末省城广州以文堂刊刻的《红毛通用番话》、广州成德堂所刻《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所刻《红毛通用番话》。③其他还有成德堂刻本、富桂堂刻本、荣德堂刻本。内田庆市指出：“各种版本之间署名有所不同，比如富桂堂版、以文堂版等是《红毛番话贸易须知》，荣德堂版是《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但是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注音的汉字有一些出入）。”[2]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封面上多画有一穿着扣形装饰的不中不西的长褂子的洋人，头戴一顶三角帽，手持一根手杖，腰后佩剑。一般多没有一个英语字母，每一个词或短语都是用大号汉字列中文原文，然后用小号汉字列出中文原文相应的洋泾浜英语词的粤语注音的汉字。因为当时阅读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通事，绝大多数是“但知夷语，不识夷字”，只要求充当舌人，并不奢望去阅读英文文献。乾隆四十九年（1785年）十二月初九日，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当他们从犯案的西洋人哆啰的寓所搜出一些书信，传唤通事逐一翻译时，通事称“伊等止可通译语言，所有洋字不能明晓无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余姚县有英国人送来的两张字条，浙江巡抚刘韵珂等招来留在浙江的一个著名的广东通事江彬，结果他也不识英文，只得到英国人处请求口述，其实字条上仅仅只是简单的收文月日及人员姓名，并无别样言语，但却连这个著名的广东通事也看不懂。[3](P48) 这些会说不会看英语的通事和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仆役、苦力和店铺主，是上述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的《红毛通用番话》的主要读者群。
笔者所见广州璧经堂刊刻的《红毛通用番话》，全书共有词或短语372条，分“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四门，各93条。该书所选的词语显示了商业贸易的特点，如开篇“生意数目门”，收录一至一百、一千、一万等数目字；一厘、一钱、一两、一尺、一丈、一箱、半斤、一斤至百斤等数量词；泔多、减些、唔要、中意、唔中意、公道、几多钱、老实等商贸用语共93词，是教授生意数字、部分数量词的读音，显然为了贸易交际的便利；“人物俗语门”收录皇帝、老爷、大班、二班、买办、剃头匠、财主、老公、老婆、干净、乌糟等93词；“言语通用门”收录请、坐、唔好、几多银、价钱、你买、你要、泔高、泔长、泔阔、出街、落船等93词；“食物杂用门”收录面头、米糖、沙糖、西瓜、咸鱼、牛乳等93词，在食物中所列的词汇最为丰富，如鱼类有鲈鱼、鳒鱼、草鱼、挞沙、白蟮、咸鱼等。④
这些番话读本反映出广东英语的一些基本特征， 如一至十的发音分别为温（one）、都（tow）、地理（three）、科（four）、辉（five）、昔士（six）、心（seven）、噎（eight）、坭（nine）、颠（ten）。一些典型粤语如“乜货：屈听what thing”；“唔做得：哪坚都no can do”；“俾钱：劫加示give cash”；“泔夜：梭坭地so night”；“乌糟：凸地dirty”；“龟公：各居cuckold”等。周振鹤先生归纳出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五大特征：首先由于词汇量小，一册不到400个词的教材，要勉强应付日常需要，因此常常不得不采用一词多用，如“味”，即me，也可以当I，mine，we，us，our，ours使用。Man可以有各种搭配，以少记一些词，如tailman，sailman一类。其次是发音简化，尤其是辅音结尾的英语词，对国人来说不容易读出，常常就把此辅音省去，如milk只读成“摺”。当然有时也有繁化，在辅音后再加一个元音，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如lack读成“厘忌”（lackee），call读作“加林”（callam），please读作“鼻离士”（pilease）。这种发音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将汉语所无的辅音如th-作了改变，如thing实际上读成ting，所以注音为“听”。第三是留有洋泾浜葡语的痕迹。一些常用词，如savvy（晓得），maskee（系都好，没关系），padre（和尚）都是从葡萄牙语来的。第四有些洋泾浜英语词，并非从英语源头，而是从中文来的，如“请”注音“毡毡”，在英语里一般写作chin chin，是从汉语里的“请！请！”来的。最后是此类教材只重词语而不重句子，因为使用者皆将洋泾浜词语依汉语语法串起来讲，no can do一短语就是典型的汉语句式。[4](PP405—410)
这些《红毛通用番话》作为最早的汇集汉字以标注英语词汇读音符号的词表，选择最实用的日常生活和商贸用语，如表达计数、量词、器具、称谓、礼仪等简单词汇，将这些英文单字和词汇的发音尽量简化，缩短为二至三个音节，去除了翘舌、重读、语调等要求。这些读本尽管现在看来非常粗糙，但却是中英商业文化交际间最早的一种工具书，它以一种文化内交际的编码形式来表达文化间交往的信息内涵，这些词表给我们提供了最初检索英文读音和意义的工具，开创了后来双语词典检索的功能。
二、罗伯聃与《华英通用杂话》
英国人汤姆·罗伯聃（Robert Thom），1807年8月10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少年时代曾在商店里打工，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经常给当地的报刊投稿。1828年6月，他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斯拉斯，在那里从商三年， 期间他学会了西班牙语，并在与天主教牧师们的友好讨论和工作上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名声大振。此后在墨西哥停留了一年半，于1833年初回到英国。1833年7 月经法国前往中国，1834年2月抵广州。⑤ 以后在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Co.,又译广州渣甸商行）就职，很快在余暇学会了汉语，是当时很少几个认识汉字的外国人之一。可贵的是他还能说一口汉语，卫三畏曾写道：当时中国政府为了阻挠外国人学习汉语，不许当地人给外国人教授汉语，“为了避免被加上帮助我们学习中文的罪名，我记得经常有一些中国人明明听懂了我对他们说的中文，却坚持用英文来回答我，罗伯聃与所有来怡和洋行的中国人自由交谈的做法对于消除这种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P20) 从他在《华英通用杂话》中介绍中国的反切法可见他似乎也略懂满文。1840年，他在英国领事馆当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在广东、舟山、镇海和澳门等地活动，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间任镇海民政长官，颇受好评。1844年5月5日，他被任命为宁波第一任英国领事，1846年9月14日，在任地病逝。他尽管只活了39岁，但著述甚多，1839年用“Sloth ”（懒惰）的笔名把《今古奇观》和《情史》中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的《王娇鸾百年长恨》，并且加了大量的注释。1846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了他编著的《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aker）上卷，该书依据的内容来自1810年高静亭《正音撮要》的会话部分、《红楼梦》的第六回和《家宝全集》的“知夫顺妻”等。[6](PP71—72) 罗伯聃编译有不少英文读本，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英汉对照的82篇本伊索寓言（Esop's Fables）——《意拾喻言》。
罗伯聃本人对语言对比有极大的兴趣。1843年8月，他在广州编刊了《华英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一书。该书上卷除序言、英文字头分类总目表和凡例外，正文分“生意数目门”和“日常口头语”等，采录贸易中的日常用语，后面注用汉字发音，如four佛儿；fine非因；gone郭因；more 抹儿；nine乃因；when回因；where回儿；two chairs都赤儿士；等等，是一本英汉对照的词汇集。该书《诵读华英通用·凡例》中强调：“此书皆以正音所造，无论外省外府，凡欲研求此书者，务要从正音读之，方得其要旨，如以乡谈音韵读之，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话断难得其正，学者务要宜用心细辨可也。”这里的“学者”，当然主要是指积极学习英语的商贾之人。罗伯聃在自序中将读者对象说得很清楚：“余寓粤东多年，颇通汉语，然计汉人畅晓英语者，不过洋务中百十人而已。此外南北各省竟无一人能略知者，未免有意难通，殊觉束手。兹蒙大皇帝准予各处港口通商贸易，仰见圣明天子德孚四海，溥育群生，遐迩八荒，中外如一，咸黎赖此生成，亟当求通言语。将见懋迁日盛，物阜民丰，彼此相交，情投意合，此非言语不通所可得而致也。余故选其贸易中必须之句，译出汉字英语，纂成书本，使学者有所头绪，乃能用心，不至诿之无路也。且自生民以来，士农商贾亦必各有所专，当此盛朝之世，生齿日蕃，虽至微糊口之务，莫不争先恐后，兹者大开方便，乃数百年来第一机会也，尚容迟延观望乎！惟智者不肯坐失其时，余愿服商贾之业者，尚争先学成英语，早登利路。陶朱可致，猗顿能期，书虽至微，未尝不为贸易中之一大助云尔。”⑥
该书开篇为“英文字头分别总目”，是介绍英文26个字母楷书与行书大小写的写法，以及“各字音韵分别用法”，如A音“亚”又“阿”等。 该书借助了中国传统的反切法：“凡系字旁有一小切字者，其用法将首字之头韵、次字之尾韵二字切成一声，与汉文满文无异。”凡例中也部分介绍了英语语法知识，如“英话比如余说一把椅子，即系‘温赤儿（切）one chair’及至二把、三把，至千把、百万把都要加一‘士’字，如‘都赤儿士（切合）two chairs’，‘地儿衣three赤儿士（切合）chairs’，‘温恨成列赤儿士（切合）one hundred chairs’”等等，同时也有不规则变化，如：“英话之大概虽加一士字，如指二多之数尚有出现，如一牙‘温妒特one tooth’，二牙‘都地衣特two teeth’、一个人‘温蛮one man’，两个人‘都岷two men’，一只鹅‘温古士one goose’，三只鹅‘地儿衣记士three geese’，尚有不变改之语言，然而甚少，如一只绵羊‘温示必one sheep’，二只羊‘都示必two sheep’。”等等。下卷目前尚未发现，但从上卷《凡例》看，关于“英字词句用何法方能执笔”是下卷详细分析“详解”的内容。[7](PP280—282)
与前述红毛番话读本的最大区别是，这一英语读本不仅供中国人学习英语，也是给在华经商的英国人等提供学习汉文的便利，因此所有的字句都附有英文原文，如“生意数目门”中列出大量数量字句用法：“二十二‘敦地都twenty two’”；“余数不用算‘忒儿（切）衣士挪（合）屋茄森土　工的（合）弗儿（切）特儿（切）There is no occasion to count further’。 ”“生意数目门”中介绍了许多欧洲的食品、物品，如“千里镜sky-glasses”、“蛋糕sponge-cakes”、 “大麦酒beer”等等。书中多了许多长句子，且都是大白话的口语，如“我卖的都算现银不是赊卖的阿I sell all for ready money！Idon't sell on credit！”“我办的事都是正经事，难道你当我是行偷漏不成The business I do is all honest business; perhaps you take me for a smuggler-eh！”最后几乎是一篇短文了：“你听我说，做买卖呢，总要公道，也要正经，也要认真，也要珍重，也要留神，也要小心，也要勤敏，也要谨慎，也要省俭，也要体面。不可懒惰，不可管闲事，不可误事，不可朝三暮四，不可乱信人，不可失信，不可骗人，若骗人呢？人总不依。说话呢，也要老实，也要礼貌，也要正音，伶牙俐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可随口应人，不可欺人，不可凌人，不可骂人，不可嚇唬人，不可讲粗，不可大声，不可吵嚷，人不拘到哪里，总要讲情理，我这些话不要忘记了阿。”（上卷“生意数目门”）该书“生意数目门”中有不少汉语中谦辞的用法，这是原来红毛番话读本中所没有的，如“高姓何What is your name？”“贱姓My name is……”“贵处呢Where do you come from？”“敝处英伦国from England”，“贵庚多少How old are you？”“虚度I am……years old”等等。中外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会充分地展现在称谓词语中，如汉语的亲属称谓词语首先分为三大类，既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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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同姓），外亲（异姓）、姻亲。宗亲又分为直系宗亲和旁系宗亲。在这类汉语的称谓词语中，不仅兄、弟、姐、妹都有单独的命名，而且堂、表、内、外、伯、舅、姑、姨等等都有明确的区分；而西方在亲属称谓的分类上，英语要比汉语笼统简单得多，英语三代以内的亲属分类命名还不到汉语的1／3。brother包括汉语的哥哥和弟弟，sister称呼汉语中的姐姐和妹妹，aunt统称汉语中的伯母、姑母、舅母、姨母和婶母。因此该书在“日常口头语”部分中也特别介绍了各种称谓词，如“祖父又外祖父grand-father”、“祖母又外祖母grand-mother”、“伯父又叔父又舅父uncle”、“姑母又姨母aunt”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有意思的译法，如将“Your worship”译为“大老爷”；将“My good friend”译为“你老大哥”；将“My fine fellow”译为“你老人家”。[8](上卷“日常口头语”)
较之前述《红毛通用番话》读本，《华英通用杂话》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其中的所有单字、短语后面都标注了英文原文，而且增加了大量标注了英文原文的长句。特别是该书中出现了大量的称谓词语的对译词，是以往番话读本所不曾注意到的。称呼词语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社会交际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因此在交往中如何谦称、敬称，是中外交往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何称呼和使用称呼词语，反映着不同群体中人们对彼此地位、身份及相互关系的认定，所以也是参与社会组织活动者教养和社会交际能力的一种展示。从上述列举的称谓词对译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罗伯聃非常重视在中外跨文化交际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某些文化语境中应该如何恰当而有效地相互称呼。这一读本交际上的功能性有了显著的进步，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外人士在商贸和其他交际中成功地进行沟通，以使双方的贸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三、唐廷枢及其《英语集全》
方言的构成在晚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语读本传播的广度。晚清早期英语读本的方言，因为广东是最早的商埠，因此方言构成最初主要是粤语系统。鸦片战后，濒海的广东粤商凭借自己能熟谙英语而在沿海的对外贸易领域独领风骚。上海开埠初期，怡和、旗昌、琼记的早期买办，大都来自广州和香港。如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鸦片战前曾在“半通夷语”的澳门经商，凭着他与宝顺洋行必理的交往，当上了上海宝顺洋行的第一任买办。[9](PP30—31) 于是，能操一口说粤音“夷语”的广东通事，便受到了江、浙、闽各地商人的青睐。
19世纪60年代，篇幅最大、编著水平最高的粤语注音英语读物要数唐廷枢所著的《英语集全》。唐廷枢（1832—1892年），号景星，亦作镜心，广东香山人，父亲曾在香港一个美国传教医师布朗（Brown）家当差，1842年，他曾与哥哥唐廷植（茂枝）、弟弟唐廷庚（应星）就读于布朗主持的香港马礼逊学校。1848年，布朗夫妇回国，带走了容闳等几个中国学生，唐廷枢没有去美国留学，1850年该校停办后，他转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所办的英华书院继续学习，先后在香港的教会学校受过6年的教育。后来他在回忆中称自己“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9](PP154—155) 由于他良好的英语训练，很快受雇于香港一家拍卖行。他一手漂亮的英文书写和一口流利的纯正英语再次帮助了他，从19岁至26岁，他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7年翻译。怡和洋行经理惠代尔（J.Whif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Keswick）称其对“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I.Fearon）则称赞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9](PP154—155) 由于英语口语出众，1856年，唐廷枢又被聘为香港大审院华人翻译。期间，他又因租赁房屋而获利甚丰，并与李泰国（H.H.Lay）结识， 随同被上海海关聘任的李泰国出任上海海关翻译和秘书。李鸿章对唐廷枢是交口称赞：“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10](卷13) 丁日昌也夸奖唐廷枢“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并给予“才识练达，器宇宏深”的评价。⑦ 唐廷枢还是热心办学、推动外语教育的企业家，19世纪70年代，他曾为主要“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上海英华书馆进行赞助，他还参与发起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该院的董事，曾和徐润一起捐洋钱100元， 并担任该院中方负责筹款的主要代表和中方捐银簿的管理人。[11](PP18—20) 1892年他在天津逝世时，遗产多达100万两。⑧
唐廷枢看到广东的中外商贸发达，但很多商人却为不懂英语所苦，因此决定编写一部适用读者的英语读本，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思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为方便耳。此书系仿照本国书式，分别以便查览，与别英语书不同，且不但华人可能学英语，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也。”他强调首先是英美两国都使用英语，来华外国人中“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无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12] 张玉堂在序言中称：“夫不通语言，情何由达，不识文字，言何由通。自来中外通商，彼此无不达之隐，必有人焉为之音释，文字以通语言，亦必然之势也。……我粤自开关招徕外国商人分部最多，历时亦久，而语言之通以英国为准，前此非无《英语撮要》等书，但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凡有志讲求者，每苦无善本可守，至迟之久。而唐子景星释音书始出。唐子生长铁城，赋性灵敏，少游镜澳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因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但分门别类，卷帙浩繁，一时未能卒业。迨壮游闽浙，见四方习英语者谬不胜指，而执业请讲解者户限为穿。”他“厌其烦而怜其误”，于是用了两年的时间编出《华英音释》一书。[12] 《华英音释》正式出版时更名为《英语集全》，广东纬经堂1862年刊本上题写羊城唐烃枢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应星参校，陈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订。
《英语集全》正文卷前有《切字论》和《读法》两篇，《切字论》主要讲述英语的发音，指出外国字词“本身有一定之音，因其音乃相合而成字故。中国言语之中多有音而无字，惟外国字与音相连，有音必有字，听一音可以一字相传。其间或有其字而该字无解法者，亦有之切音之法肇自西域汉人师承西域，故切法中国与外国彼此均同一样。汉文八瓣变化无穷，与外国文字二十六瓣变化无穷，其理本一”，尝试解说为什么很多学者将传统反切给英语注音的理论依据。《读法》中指出了该书也是采用流行的用汉字来注英语的读音，这是为了给学习者提供发音便利的不得已的方法，“中外文字相去甚远，有一汉字，而外国文字翻出数字，而亦有一外国文字译出汉文数字者，尤宜详审。……如汉文一字外国文字有以三字读音，若读了上两字略住，即将下一字牵搭下句而读，上下语气隔断不相贯注，则音韵不谐，人即不解为何音。善读者使上下三字一气呵成，累累如贯珠，则音韵出而文义显矣。”[12]
该书正文分六卷。卷之一天文（天、日、月、星、风、云、雨露）、地理（山、川、河、海、地名）、时令（年、月、日、时）、帝治（宗室、内阁、六部、五爵、朝臣、品级、士、农、工商、各国人、游民、人伦）、人体（头、五官、四支［肢］、五腑、六脏）、宫室（楼台、房铺、亭、园、池）、音乐、武备（弓箭、刀枪、炮火）。卷之二舟楫（船、艇、船上什物、桅、篷、索）、马车、器用（铺中器具、家中器具、玻璃器、刀叉器具）、器用（文房、书、牌照、单式）、器用（农器、工器）、工作、服饰（衣服、首饰）、食物（内附酒名、茶名）、花木（乔木、果子、五谷、菜蔬、花、草）。卷之三生物百体（鸟音、走兽、飞禽、鳞介、鱼、蚌、虫）、玉石、五金（内附外国银钱伸中国银两图式）、通商税则（进口）、通商税则（出口）、通商税则（免税违禁货物）、杂货、各色铜、漆器、牙器、丝货、疋头（绒、呢、各色羽毛、布）。卷之四数目、颜色、一字门、尺寸、斤两、茶价、官讼、句语（短句）、句语（长句）。卷之五人事（一字句至四字句）。卷之六主要是各类商贸英语的句语问答，如疋头问答门、（孑子）毯入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卖鸡鸭问答门、卖杂货问答门、租船问答、早辰讲话、早膳类、问大餐门、小食门、大餐门、饮茶门、请事仔（雇人问答）、晚头吩咐（晚间嘱咐）、买办、看银、管仓、管店、探友问答、百病类、医治等。在英语词汇和句语的收集方面，该书比以往罗伯聃等人的英语读本要丰富得多，在该书天头上除了音注外还有若干商贸知识的解释，如“呢吓做的 同，Make some coffee just now”一句，作者在注释中写道：“ 啡是荳名，番人取之炒焦，磨粉冲作茶用。”[12](卷六) “明日叫两只二水船”，在注释中写道：“二水船系由行驳货到洋船之小船。此船名乃香港所用，别处即不同，如广东省城系用西瓜扁，上海系用乌篷船，但凡系此等驳买小船，外国人均呼为加砵。”[12](卷六)
该书在上述数十个门类下收录英文词汇、短语、简单句子多达6000个以上，以汉字字句为主，然后列出英文原文字句，下以中文注英文译音。书中英文表达正确，而中文兼具广东口语和书面语，在注音上则完全采用广东话注音。如“你有边样色”What color have you？注音：喝卡罅士唏乎呋。“样样色都有”I have all sorts of colors，注音：挨唏乎阿厘呹士阿乎卡罅士。“快的番来”Come back quich，注音：甘吡隙，又曰甘吡执执；“莫等咁久”Don't wait long，注音：端威地郎，又曰糯士搭郎店。所有译音均采用粤语注音，书前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这是一部兼备词典和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著作。该书卷之六中的大量内容，与传统的商人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疋头”的“零碎”和“成单”如何操作、如何“卖茶”、如何“卖肉”、如何“卖鸡鸭”、如何“卖杂货”、如何“租船”、如何“看银”、如何“管仓”、如何“出店”等等，其中有“买办问答”，专门教导询问者如何与外国人来往和打交道。
《英语集全》出版后受到当时许多读者的赞美，如张玉堂赞扬该书“分门别类，订谬指讹，莫不条分缕晰，至吹唇音、卷舌音心为分，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12] 吴湘在序言中认为这本读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学习一种对商贸有利的语言：“我内地民人初无交，共语言文字固不必相通也，若乃中外一家，华英方互相贸易，则语音不同，弗能达主客之情，书契互异，何以核名物之数。唐子景星苦心考究，著《华英音释》一编，条分缕述，于发言成声，因声成字之原委，疏通而证明之，俾上智之士一见了然，中材者流谛观自得此何如之留心世务者耶。吾知体国家柔远之心在此编，广圣世同文之治者，亦即此编也。行见万里流传不胫而走，其利益于人者，岂仅属贸易一端哉？”[12] 由于《英语集全》的影响颇大，于是，癸巳年（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以“仓颉造字、篆隶渊源、扬子《方言》、齐楚音别，近自昆山顾亭林氏辑《音乐五书》，辨五方之音字，考核纂详。泰西语多诘屈字皆斜行而英法两国之文字语言尤为各国通行，近译《英字入门》、《英语集全》、《法字入门》、《法语进阶》诸书，为西学之初桄，果能吻合无误否？夫不译西字，曷窥制作之精；不解洋言，难膺行人之选，其于中西及各国文字语言之异同，诸生讨论有素，各条举以对”为题考课学生，优胜者杨然青在《格致书院课艺》答题中指出：该书“共分六卷，各种要字，俱载于卷首，又择其尤要者，于每卷之首列明，以便查验。且英国语言，中国无字相肖者甚多。故此书所音各字，恒用切法，以期吻合。于粤音无字可切者，……，计七十余字，皆用官音为底切音，便能吻合。广东番语，亦有不同，……此书皆辨别详明，读者苟审定其音，粤音固能无误，即官音也未尝不可通也。”⑨
四、小结
中西商贸文化的杂交，是晚清中国商贸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晚清广州是中国近代最早受到西方商贸文化冲击的地区，不仅西方商业贸易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对广州的商人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19世纪中期广州率先开埠后，英语成为中外商贸交流的重要交际语言，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活动在中外商贸之间的这些中介人所使用的英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活动在码头、街头的通事掮客所说洋泾浜往往最蹩脚，而从事货物生意交易的通事经纪人一般要略好一些，洋行里的买办相对程度最高。
璧经堂、成德堂、富桂堂、荣德堂、富桂堂、以文堂等主人最早认识到空间横向展开的这种历史力量对于外语读物的引导，注意到了广州地区这批新的职业化的读者群体的形成。他们没有丰厚的古典知识，又无进入教会学堂深造的条件，但是他们迫切希望掌握英文这一扩大生存机会的新的资本，特别是在广州这个变动之中的、充满着商机的通商口岸，英语同许多其他技能一样，是从事中外商贸行业的一种必备的手段，而这些《红毛通用番话》读本正是获取这份资本和扩大就业机会的主要学习材料。因此，广州最早成为印行多种《红毛通用番话》的地区就不是偶然的了。《红毛通用番话》读本的出版，培养了第一批能够说一口广东英语口语却又不能读英文的层次较低的码头通事和跑街、跑楼先生。一些没有时间和精力进入学堂深造的下层商贾或许就是通过这些番话读本来完成初步的英语学习的。
由于中外交往中西方人也有学习汉语的要求，当时不少西方人都认识到“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互相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5](P60) 于是英国人罗伯聃最早在广州编译和出版《华英通用杂话》等书，试图消除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恶果。他不是采用欧洲英语学习的经典教科书的方式，而是吸收了番话读本力求“本土化”的特点，又通过附载英文原文的方式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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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番话读本的缺陷。这种设计打破了学校教育对英语学习的垄断，开辟了一个满足普通商贸英语读者所需要的成人英语读本的新设计，可以说，《华英通用杂话》是晚清第一本适用于中外学习者学习中英双语的教材，在读者群体中应该属于层次相对较高的洋行里的买办。
第一代英语读本的中国编写和出版者也是出现在广东。曾在香港马礼逊学校和英华书院接受英语系统训练的唐廷枢，及其兄弟唐廷植和唐廷庚，朋友陈恕道、廖冠芳共同参与了《英语集全》编纂、参校和同订。《英语集全》等英语读本的编写是中国近代英语教学史和中国近代外语出版史上的大事，该书的问世打破了比较正式的实用性的英语读本由外国学者编刊的局面，从而揭开了晚清以后更大范围、持续时间更长的接连不断的中国人参与英语读本编译和出版的历史。
注释：
①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年；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页。
② 卫三畏曾见过有多达3000个词的手抄本红毛番话的词汇集。最近有内田发现了一个手抄本，并经周振鹤先生译解。该抄本记录了1400个左右的单词。参见周振鹤《内田发现的抄本〈红毛番话〉——题解与译解》，《或问》第10期，2005年11月。
③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页。省城是指广东省城广州，《红毛通用番话》共16页，封面有持剑番人画像。
④ 《红毛通用番话》，省城璧经堂本，该影印本由内田庆市先生惠赠，特此鸣谢！
⑤ 关于罗伯聃的生平详见［日］内田庆市著《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关西大学文学部2001年，第25—27页；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⑥ 《华英通用杂话》上卷序，该书影印本由内田庆市先生惠赠，特此鸣谢！
⑦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影印本，第686页。
⑧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富强《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参见［日］中井英基《唐廷枢》，载［日］山田辰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东京霞山会1995年，第783—784页。
⑨ 载《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中国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又载杨然青《格致治平通议》卷15，文教上，光绪壬寅鸿宝书局石印本；两文内容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1]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转引自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J].复旦学报，2002,(3).
[2] ［日］内田庆市．十九世纪的英语资料与汉语研究[J].或问，2005,(9).
[3] 周振鹤，倪文君．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通事[A].九州学林，2005，（夏季3卷2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A].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 ［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日］内田庆市．谈《遐迩贯珍》中的伊索寓言[A].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7] 诵读华英通用·凡例[A].［日］内田庆市．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M].日本大阪：关西大学文学部，2001.
[8] 华英通用杂话[M].卷末有著者的英文识语，著录时间为“Canton 10[th] August 1843”.
[9]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M].
[11]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12] 唐廷枢．英语集全[M].广州：广东纬经堂，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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