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書《唐將書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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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8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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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書《唐將書帖》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史-書《唐將書帖》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書《唐將書帖》後

《唐將書帖》為韓國保存的朝鮮古文書《河間豐山柳氏文書•書簡通告》之一種，所收雖為朝鮮宣祖（1568－1608）時代著名相臣柳成龍的家族文書，但《唐將書帖》的作者卻均為明代萬曆援朝戰爭期間的東征將士。
萬曆援朝戰爭(1592-1598)，發生在十六世紀末的朝鮮半島及所屬海域，為中、朝聯軍與日本之間的國際戰爭。硝煙雖已散去四百年，歷史遺產卻曆久彌新。
柳成龍，朝鮮宣祖時代著名大臣，安東人,字而見，號西厓，早年從學于李滉之門,明宗十九年（1564，明嘉靖四十三年）中司馬試，兩年後登第，選補承文院，隆慶元年（1567年）薦入藝文館，曆仕修撰、正言、吏兵曹郎、吏曹參議、副提學、都承旨、大司憲、遞任禮曹判書兼同知經筵事，弘文館提學，出入經幄二十五年,遂入相。歷任刑、兵、禮、吏諸曹判書、左議政、領議政。宣祖二十六年（明萬曆二十一年）“以首相獨當中外機務,天將咨揭,日夕旁午,諸道奏牘,東西交集,成龍左右酬應，敏速如流。”[1]有追記壬辰（1592年）抗倭事實的筆記《懲毖錄》行世。
《唐將書帖》總共43通，其中有確切作者的25通，署名包括明朝總兵劉綎2、戚金3；參將駱尚志3、陳寅1；遊擊王必迪6、吳惟忠1、李化龍1、副將遊擊沈惟敬1、明朝兵部標下練兵千總邵應忠與兵部原委平壤管糧委官董元1，領兵教官鄭德3；駱尚志標下旗牌官張三六1、主事袁黃標下教練徐文1、吳惟林1等，餘為“名別居”、“名正具”、“名不具”或“名具端柬”、“名具正幅”、“名具正柬”、“賤名別居”等未署或另署名書帖18通。結合書帖內容及書法形式等進行考察，尚能斷定作者的有11通，余6通作者俟考[2]。
書信的形式分為啟、拜帖、揭帖、書等幾類。
時間確切的有二份。一份是萬曆二十二（1594）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主事袁黃標下將官邵應忠、董元致柳成龍書；另一份是萬曆二十五（1597）年十二月初九日遊擊李化龍之書。因此，大致可以斷定：這批書信是明朝東征軍先後兩次入朝（從萬曆二十年底至萬曆二十八年大部撤回，即1592－1600年）期間的數年內產生的。這些書信，翰墨淋漓，四百年後看起來依然如夕。
查考《唐將書帖》的作者，除總兵劉綎《明史》有傳，吳惟忠、陳寅、沈惟敬在《明史·外國傳》的《朝鮮》及《日本》傳中被提到過外，其他人均無考，在相關的明史書籍中也找不到多少像樣的材料，包括《明實錄》在內。至於各地的方志，雖有少數提到個別人物，但文字記載寥若晨星，令人所知甚少。這些曾經名聞遐邇的抗倭將士，至少已經寂寞了四百年。
通過數年的查考和走訪，結合柳成龍的文集以及其他朝鮮及中國官私史籍的記載，現已可知這些書信作者的大致情況，粗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南兵“三營將”——駱尚志、王必迪、吳惟忠之書；二是南兵教師（包括邵應忠、鄭德、徐文、張三六等人）的書帖；三是其他作者，包括著名總兵劉綎、中日和談的首席談判官、譯員沈惟敬、總兵戚金、李化龍、陳寅等人。通過他們的親歷親聞，我們不僅可以復原四百年前有關這場戰爭的一些珍貴場景，也可聊補國內相關史籍寥落的缺憾。以下就作簡要介紹。
（一） 南兵“三營將”之一：參將駱尚志之書 《唐將書帖》中，數量最多的是南兵參將駱尚志致柳成龍之書，共有八封。除明確署名的3通（第十一、十八、四十通）外，尚有5通（第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四十二通）亦可斷定為駱尚志所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判斷標準是東征經略宋應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義烏等處之人，與吳惟忠兵無二，雖駱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餘名”[3]——駱營所屬兵將數600余名，成為一個鮮明的標誌——這六百名或應視為親丁[4]。駱尚志，號雲穀，浙江紹興府（慈溪縣今橫河鎮洋山崗村）人，以欽差統領浙直調兵神機營左參將率兵入朝，膐力絕倫，能舉千斤，故號“駱千斤”，“體甚肥大”，凡事躬親，“造車之時，親持其役”，雖然性急但“為人表裏如一”[5]。未署名的第二十八通書曰：
徑瀆。敝營官兵原額六百餘員名，除陣亡、病故等項，見在不滿五百矣。所費行糧，較之別營一日之需，可濟我兵十日之用。今奉文撤兵回國，聞得前路驛站，錢糧不敷，有礙進發。俛想敝營官兵自守義州及破平壤，東至全羅，南原，慶州，光陽，順天等處，備禦偵探，辛苦最久，倍出諸營，為國除氛，頗有盡心之效。但兵少賊多，不能如願悉掃為恨耳。今因給散關內解來坐糧，故停緩一二日，准擬初十日官兵先行。煩念久戍之勞，乞先發一文或差一官於前途，如開城、平壤諸處，預備大米百數包接濟，足仞始終之盛德，何如？如何！否則，各營人馬將至矣，恐不能普及，千乞吹噓于戶曹，速賜預圖之，不惟生之感佩，足見貴國少分優劣之階耳。馮婦多端，弗嗔幸甚。名別具沖。（二十八/A234-235/B589）
從“原額六百餘員名”可斷定此書為駱尚志所作。他談及所余兵士不滿五百，經歷從義州、平壤、全羅、南原、慶州、光陽、順天等處戰守，“備禦偵探，辛苦最久，倍出諸營”的情況，也與南兵營的歷史實際相吻合。再從時間上判斷，當是萬曆二十二年初接令回國之前，恐撤歸路途斷糧，希望朝鮮相臣柳成龍早作預備。又未署名的第二十四通書曰：
正適聞榮登貴國首輔，誠貴國有幸，砥柱中流而永賴矣。果不負蒼生之素望也。曷勝慶賀慶賀。今生與賊為鄰，操戈無息，變出不常，何時是了？自南原拒賊之後，而營心設備機宜、勞工修造，將竣而調赴大丘、八莒，與劉總府合營防禦。正采寨木，將完而欲成柵，又為慶州報警，率兵急奔救援，動輒人先，官兵怨苦。溪嶇鳥道，極目邊涯，暑往寒來，經年旅邸，征人莫不慘傷。及諸營到後，方據山立寨，或木或土，成坦俱草苫棲止。生因執木調度，被樹節偶傷左腿臁脊，俄爾成瘡，形如小碟，動履艱難，痛不可忍。飲食俱廢，勉強支持，在此陪臣無不知見。十月內，倭奴突犯慶州迤南二十裏之間燒掠，隨發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複統大眾，六路連營，恣肆燒蕩，延至安康，離慶州北數十裏之程，系各縣運糧通衢，焉得不發兵救剿？生帶兵守住營寨，以為後應。吳遊府統兵前去，相機拒堵。彼處草深林厚，被賊誘入咽喉，兩下衝殺，詎料賊眾漫山寨澗而來，不但無暇取級，抑且折損官兵，深愧無謀，以至如此。但生所部，不滿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歎。雖然安康遭害，幸得慶城安堵，亦可塞其責耳。（二十四/A222-225/B585-586）
此書當略早於前書，當書於萬曆二十一年底。其中提到南原戰後，與劉總府、吳遊府共事，采木修城，且“所部不滿六百”者自為駱營無疑。駱尚志還曾親自執木調度，被樹所傷，成瘡難行，這與他凡事躬親的個性特點也相符合。文中提到十一月初，日軍六路連營襲擊安康，駱營擔任守營後應之責，而前往拒堵的吳營軍士則頗有損傷，但最終守住了慶州這個“各縣運糧通衢”，也是不小的戰績，這不是駱氏自誇，也得到了朝鮮方面的認可：“慶州得免喪敗，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縣，尚未瓦解者，實此一戰之功也。”[6]
在駱尚志的所有書貼中，最重要的應該是這一通：
……近因倭奴畏威效順，讓還朝鮮，退回日本……既而送還爾國儲君，並被擄居民及剃髮為倭者，一一還之，是亦□□之意也。今聞貴國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恐彼反怪無情，謝□不殺之恩，有言回去之說，又恐爾國法度森嚴，歸則既付法曹者有之，是皆處之無可奈何耳？為今之計，理宜與諸公陪臣議之，何不將計就計，宥其既往之愆，原其來歸之意……或將倭巢出來之人，一萬數千有餘，立一大元帥統之，定立頭目，教習武藝，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萬，務成精兵，雖倭奴有複來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侍不來，侍吾有以待之。何如？軍務紛紛，草草布達，此亦富國強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樂業，豈不美哉？駱參將。（十一/A204/B579)
在這則署名書帖中，駱尚志建議柳成龍將曾經降倭的朝鮮人組織起來，教習操練，增強實力，防備將來再犯的日軍。柳成龍立即接受其建議，上書朝鮮國王：“不如乘此南兵未還之前，急急學習、操練火炮、筤筅、長槍、用劍、鳥銃、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倭雖再來而勢可防守。”完全引用了駱尚志的原話。
柳成龍的《西厓集》集中，頗有記敍與東征將士往來的文字。其答駱書曰：“前日老爺所教操練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為切要。雖孫、吳複起，其為小邦謀不過如此矣。……近於城中召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數十，伏願老爺先下營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閱歌舞者之依趁節奏，擇城內房屋閑曠之處，逐日訓習，以試其成否如何?所選四十餘人，其中十余人乃炮手，其餘槍、劍、筤筅、陣法，隨其所習，無所不可。又已令京畿諸道，挑選習鬥驍健者，各數千餘人，以相傳習，千萬憐察而指揮之，使小邦生靈永蒙老爺之恩，以有辭於萬世也。”[7]至此，朝鮮興起練兵之事——人數雖少卻級別甚高，初在漢城的數十人，均住南兵營中，與南兵同吃同住，“南兵一人主教一人”，由南兵手把手地進行教練，除了專門學習火炮的十余名炮手，其他槍法、劍法、陣法等各有專人教習，還有京畿諸道“各數千餘人”，等待“以相傳習”。

與柳成龍共同負責練兵事宜的還有朝鮮兵曹判書李德馨。他曾建議：“今此各樣武藝，用劍、用槍之法，能中《紀效新書》規式者，別為論賞，並試於科舉以變沈痼難改之習，恐不無利益。”國王答語有“前在關西，予力言火炮訓煉［練］之事，曰敎一以敎十，敎十以敎百，為有司小不動念”。[8]《紀效新書》是逝世於萬曆十五年的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所作的練兵書，此時被東征將士帶到朝鮮，引起了朝鮮君臣的注意。

在朝鮮尚未馨動之時，正是東征經略宋應昌及南兵營將駱尚志等及時倡議並具體指導朝鮮君臣的行動。宋應昌認為：“朝鮮士卒雖柔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即弱可使強，寡可使眾。”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他正式移咨朝鮮國王：“亟行全羅、慶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軍人，以多為善，即使陪臣管轄，盡發副將劉綎、吳惟忠、駱尚志等營……令其所服衣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不數月間自與南兵無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戰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9]這樣的“三同”訓練法，是將明軍戰術精髓全盤托出，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朝鮮軍隊。其所謂的“各營教師”，僅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所報標下就有“教練把總一員，段胡；南兵教師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貴、金忠、龔子義、丁言、婁虎、何元貴、社其、張子龍”[10]等。
朝鮮正規軍的訓練就此開展起來。此前，承平200年的朝鮮王朝“對國防和軍備沒有採取過適當的措施”，“軍隊未能很好地訓練”，“國防設施沒有任何效果”[11]，面對日軍的侵略，除了分散、自發的義兵抵抗外，並無多少像樣的作戰。朝鮮國王也曾訓示：“備邊司自前處事弛緩，經賊二年,未嘗煉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竢賊退,無乃不可乎?……予意別設訓煉都監,差出可合人員,抄發丁壯,日日或習射、或放炮，凡百武藝,無不敎訓事議處。”[12]其中提到“經賊二年,未嘗煉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竢賊退”的基本事實，是很難被否認的——明朝“天兵”的作用，不僅直接體現在對日作戰的戰場上，在訓練朝鮮軍隊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因日軍退出漢城，集結到釜山一帶，明朝輿論轉向撤軍息戰，和談使沈惟敬等數度出入日營，穿梭聯絡。朝鮮國王急急傳敎政院：“經略言留兵之將，爾國可意之人請之云云，駱參將並請如何? 非此人，恐無以學習、訓煉。”[13]對於留防將領的人選問題，朝鮮方面屬意南兵將駱尚志[14]、吳惟忠、劉綎等共留，並以大臣尹根壽、韓應寅、李德馨等大力周旋于經略宋應昌及提督李如松處，卻未得同意，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於次年正月前後均撤歸國內[15]。
撤歸之前，駱尚志致書柳成龍：
正漢城匆匆話別，且承貴國主厚待，多方冗費，皆公等推愛所致，言莫以謝。其各項防禦炮火、陣圖、進止及武藝、禦敵機宜，生勢不及久居教演，已托委官聞愈等代生以為授受之勤。倘或略有次第，即當遣發歸來而莫遲滯，感感。餘情縷縷，使回冗奪，不及詳裁，幸弗深罪，謝謝。書吏金彥希勤勞，亦希拔擢。謝謝。賤名別具。慎餘。（二十七/A232-233/B588）
此書亦未署名，但“委官聞愈”直屬駱尚志營，在柳成龍的文集中有明確的記載：“都城八方操練之事頭緒漸見，此乃聞、魯二子體奉老爺吩咐，盡心綱紀之效，敝邦之人方以為幸，不意相繼淪逝。”他回憶道：“癸巳四月……駱公來訪……仍言練兵備倭及他守國之要甚悉，餘於是募得京中人七十余名，令軍官二人統之，分為二隊，送於駱公陣下，請學南方技藝、鳥銃、筤筅、長槍、用劍等事。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劍用槍而教之甚勤。餘以其事馳啟行在，此我國訓練之所由起也。既而駱公還中原，餘請留教師數人，公臨行在西郊，為留聞愈、魯姓人而去。二人體公之意，二年在國中訓士，晝夜幾盡成才，且教營陣之法，不幸相繼而死，槁葬城內。至是，二人姓親來護喪柩而去，時駱公在薊州，寄書於餘，請護送其喪，餘答書云云。”[16]駱尚志等撤回之後，委官聞愈等繼續留居朝鮮，助其操練軍兵。
聞愈其人，“嘗與戚啟[繼]光同事，其作《紀效新書》也亦同參雲”[17]。作為戚繼光的親軍老將，聞愈到朝鮮時的身分是“千總”，他不僅“諳煉火炮制度”，且為人“甚溫雅”。與其同事者還有駱尚志中軍賈大才，“各樣武藝妙絶無雙”，當時為了留下這兩位“必有大益於國家”的人，朝鮮君臣還頗費了一番心思。[18]聞愈、賈大才等南兵教練，不僅武藝了得，還各具才幹，身懷絕技，被朝鮮君臣視為成就“大事”的適合襄助者。

與聞愈同時留下的另一教官名叫魯天祥[19]，他們成為朝鮮新成立的軍隊訓練機構——訓練都監中的第一批南兵教練，為訓練朝鮮軍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兩人幾乎同時逝世於漢城，或是遭遇疾疫不及醫治？時為東征大軍撤回的最後期限。柳成龍答書，點出了駱尚志及所屬南兵教練對朝鮮的意義，為訓練朝鮮軍隊作出的貢獻與犧牲——朝鮮軍隊的重建和訓練，首先得益于明朝東征軍的教導和南兵將、南兵師的艱苦工作。
聞愈死後，“聞愈手下”的胡汝和與王大貴等繼續留任教官之職，與中軍賈大才等一起訓練朝鮮官兵。萬曆二十二年三月，朝鮮兵曹啟：“今者天將及敎師相繼卒逝，而千摠、中軍俱被論，群情不無解體。故今日臣大會各軍于南別宮東門外，且請王大貴、胡汝和點閱試才, 其中最為成才者略給賞布，而不勤敎誨哨官，則隨輕重施罰，使之警勑勉勵，逐日煉習，以待賈中軍回來。”[20]不僅顯示出自然條件的惡劣導致明軍將士和教練相繼卒逝，明朝國內的矛盾和不同政治勢力的鬥爭，也影響到留居朝鮮的軍士教練。但即使在遭遇時艱之際，南兵教練依然訓練朝鮮軍士，堅持不綴，顯見成效。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朝鮮國王見訓練院炮手，具備“我國數百年所未見之軍容。其貌樣、服制一依天兵，各知部伍，雖不試才，揣見其可用。”[21]次年四月，朝鮮國王檢閱練兵場：“觀今日習陣，則我國所無之陣法，且似已熟習。此由領相平日勉力之功，予甚嘉焉。”[22]大大表揚了柳成龍、李德馨與天朝敎師勸奬敎練之功。
這些朝鮮軍隊的早期訓練師，除經略宋應昌所派教師，如“宋侍郞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處”[23]外，大都出自駱尚志營中：如朝鮮郞廳派人往質於“駱參將留營之人駱尙忠”處，他是駱尚志的“親屬”，屬官聞愈、中軍賈大才及繼任者胡汝和、王大貴等。他們前赴後繼地訓練朝鮮軍隊，在朝鮮這塊土地上貢獻出自己的才華甚至生命。
這些訓練師無一例外均屬南兵將。無論是駱尚志及其親族、屬官及“最曉陣法,人物亦甚溫藉”的金文盛，還是在軍中教練朝鮮軍士的劉綎等，均為南籍人士。東征軍中的南兵師和南兵將，訓練出一支朝鮮軍隊，這在歷史上是一件不能忽視、影響達數百年之久的大事：“令總兵駱尚志等，選我國丁壯，教演浙兵技藝，設訓練都監，以都體察使柳成龍、刑[兵]曹判書李德馨董其事。”[24]尤其是對朝鮮來說，“成龍去位,皆廢不行,獨訓煉都監仍存,至今賴之”[25]。這個機構一直持續到朝鮮王朝末期被日本佔領之前，為朝鮮國防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駱尚志等南兵將和南兵師的啟蒙作用和功績，尤其不可被忽略和忘記。惟以題目所限，將另撰文詳探。
（二） 南兵三營將之二：遊擊王（樓）必迪之書《唐將書帖》的作者中，署名遊擊王必迪的量多居首，共有六通，另有2通無署名者亦當為其所作。如：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今我南兵駐守慶州，與賊伊邇，兵寡力疲，不堪屢戰，況日夕哨伏，無時休息。毋論先後陣亡將四百人，感病物故貴國者已二百餘人矣，俱系良家子弟應募而來，望博功名，今踵籍而死，莫非皆貴國累也！昨承惠布，駱爺兵四百餘人，每□得分佈二疋，本營三千官兵，除各死亡外，見在二千三百餘人，五六名不得分佈一疋。彼此均系南兵，共戍一營，而受惠有厚薄之殊。官兵多有憤悶而不平者。慶州天將，吳、駱、泊[洎]不佞止三人耳，地方官供應饋送之類，每每厚薄有無不一，同為貴國而分等第，別厚薄，恐非所以服人心也。不佞扶病賓士，將已半載，更二舍侄，均病死於此異域，征夫每為傷感，賤恙轉增，即不佞懼不能自保時下。每欲乞歸而大馬倒死，苦乏騎坐，動輒艱難，每有不可愬者。 (三/A184-185/B573-574)
這是一封報告駐守慶州南兵狀況的重要書信，時間當在萬曆二十一年夏。王必迪，浙江義烏（今義亭鎮銅鋒王阡村）人，號吉吾，以軍功授金華所千戶，歷任薊鎮崔黃口守備，升北京神機營遊擊轉中路遊擊將軍[26]。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與遊擊樓大有等領兵渡過鴨綠江，前往朝鮮抗倭。[27]此信為其入朝半載後所作，報告營中現狀，自平壤戰役後至駐守慶州期間，其所率三千南兵陣亡400餘人，病故200餘人，已減員20%，其中包括他的兩名侄子[28]——王營軍士的原數是3千名，在此得到印證，可見朝鮮方面的記載也不甚可靠[29]。必迪往往自稱“侍生”，或“期服生”，年紀較大[30]，資格亦老，個性鮮明，說話幾乎從不拐彎抹角，對與同駐慶州的其他兩營（駱營、吳營）南兵的不同待遇提出抗議。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的平壤之戰，是明朝東征軍大部入朝之後，與日軍進行的第一場大戰，主要運用火炮優勢，殲滅日軍千餘人，取得輝煌戰果。王必迪率南兵1500名參加了戰鬥。柳成龍致王必迪複書有二，其一為癸巳三月所作，表彰了王必迪所率的南兵功績：“老爺總統南兵，自平壤之戰，異績尤著，表表在人耳目。遠近之人以及稚童賤婦，莫不以老爺為依歸。……誠以南軍之宣力最多，而老爺之誠心惻怛，所以憐憫小邦者，特出於尋常萬萬故耳。”[31]明軍光復平壤、開城後，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也告恢復。但因隨後提督李如松以少數親隨在碧蹄館與日軍遭遇、受挫，明軍主力撤回平壤，日軍也退往釜山一帶，明、日進入媾和階段，明將李如松、宋應昌等撤回國內，“只留遊擊將軍王必迪守開[城]府”[32]。
柳成龍曾有一個總結：“平壤戰後，李如松退回，留王必迪獨守開城。至四月初七日，提督還開城府。十九日賊兵棄城南去。二十日，提督大軍入京城。先是余貽書王必迪曰：‘賊方據險固未易攻，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列屯，尚州以下之賊，疑天兵大至，必望風遁逃，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擊節稱奇策，撥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贏疲寡弱。偵卒踴躍還報，雲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將，是役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許。”[33]在此，柳成龍透露在日軍退出漢城後，曾與王必迪商議，欲拋開北兵，單獨利用南兵一萬名[34]，一鼓作氣，對日寇橫掃窮追，王必迪亦派兵偵探，並與忠清道的朝鮮義兵將李山謙取得聯繫，探討聯合作戰的可能性，但被明軍高層、統帥李如松等制止。
朝鮮君臣對南兵的期待和倚靠表露無疑。柳成龍有個經典的解釋：“所謂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銳無比，不騎馬，皆步鬥，善用火箭、大炮、刀槍之技，皆勝於倭。頭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黃為衣，而皆作半臂，略與本國羅將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35]南兵的身形、面貌，尤其是著半臂五色衣很值得注意——看來他們沒有統一的軍服，冬天穿羊皮大衣，不喜吃小米，生活習慣與北兵完全不同，卻具有很強的戰鬥力。柳成龍的看法，代表了朝鮮君臣的意見，他們往往只認可南兵。萬曆二十四年四月，朝鮮李好閔在《請兵糧奏文》中也斬釘截鐵地說：“複破此賊，非得浙兵不可。”[36]朝鮮人所稱的浙兵，只能說是狹義的“南兵”，還有江南、福建、兩廣之兵，而總兵劉綎所領西南地區的苗兵，包括雲貴川等地的土兵、狼兵等，在中國史籍中往往被稱為西兵，他們也應包括在廣義的南兵範圍中。
南兵駐守開城期間，朝鮮兵曹判書李德馨還曾目擊：“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張世爵等，性皆不順，每毀短之，且毀王必迪之為人，南軍以此怨之。提督至開城，諸將遊擊以下皆跪而聽令，王必迪獨立而言曰：‘老爺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謂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戰，故士兵不及炊食。為將者不念軍士之饑而遽使攻城，是謂不仁也。圍城之日，俺在軍後聞之，老爺馳馬城外督戰曰：‘先上城者與銀三百兩，或授以都指揮僉使。’今者先登者眾，而三百兩銀何在？指揮僉使又何在焉？是謂不信也。大軍不為前進，只率先鋒往擊，一有蹉跌，大軍挫氣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聞其言，即出銀給南兵雲。”[37]這裏顯示的明軍內部矛盾非常具體，主要集中在平壤戰役之後，王必迪等所率南兵沒有得到公平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尤其是李如松僅率近衛先鋒馳往碧蹄館，陷入優勢兵力的日軍包圍，失利後“挫氣而退”不願再戰，必迪所雲道出南軍不滿以及南北將帥之間的不同意見，而作為東征提督的李如松被當眾揭短，自然尷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銀子息事寧人，但對南兵將領的意見顯然沒有採納，東征軍中的南北矛盾相當尖銳。
在明朝與日本醞釀第一次媾和之際，王必迪等所率南兵移住慶州，遭遇時艱，基本生活也發生困難。如：
……本營客戍已久，數月以來，風雨暴露，俱患傷寒痢瘧死者接踵。感事興悲，不勝□惋。乞垂念官兵之苦，有鹽醬惠賜一二，感當何如？(十/A201/B578-9)
此書無名，據內容、書法推斷當為王必迪所書，顯示當時援朝明軍在吃、住、醫藥等方面均很匱乏，生活條件艱苦，兵員無法補充，損耗極大。柳成龍有萬曆二十一年八月《答王遊擊（必迪）書》，就解釋了朝鮮方面進行調度的困難，並“謹將鹿紬四端、茶食二百葉，奉呈行橐，而鹽六包，略備營中支給之需”。[38]結合《朝鮮實錄》中“劉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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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惟忠等兵留防嶺外,有食而無鹽菜。”[39]及“駱總兵、吳遊擊時駐慶州城中,軍糧乏少,已曾累次啟聞,近來放糧之際,蒸米交雜,或繼或絶。當日則駱摠兵部下四百余名，僅以黃豆支給,他餘軍卒，自明日更無可支之米”[40]的記載，可知明軍不僅遭遇斷糧，即使有糧，也往往無鹽無菜，東征軍士生活普遍困難，但各方都在極力克服，共濟時艱。
爾國遭此大難，又兼兵馬蹂踏地方，居民困苦，不忍見聞，良為歎息。承惠牛八隻，又返其原價，足仞大義，謝謝。查得應付馱載軍器四十餘隻內，有無主跟隨者十一隻，皆瘦弱不堪，以八隻留犒三軍，三隻完璧，希查收發票為照，其餘牛隻，通候事完之日發還，特此示知，見存牛四十五隻。謹具雲履壹雙，綾帕貳方，侍生王必迪拜，奉申芹敬。（三十四/A248-249/B593-594）
王必迪此書反映的就是困難之中，朝明雙方互相體諒、同舟共濟的情形。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明將也沒有放棄戰備。王必迪致柳成龍書中，也談到安康戰役中本營的狀況：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啟。昨寓八莒，具尺一申，候諒登記室矣。十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營防守慶州，勢不容於不援，距州北三十裏許，遇賊截殺，眾寡不敵，彼此多傷。本營陣亡官兵二百十六員名，丁壯之夫，橫罹鋒刃，情實可慘。第不能代貴國賊寇，久戍於此，祗增汗顏。皮箱、順袋已收，另跟役褡褳物件尚未見擲，已耑役走領，虔此布謝，不盡惓惓。外上好大樣花席乞代多尋數條，其價容奉償也，特懇。（二十二/A217-218/B584）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的安康戰役，參戰者主要是駐守慶州的南兵三營將。當時，日寇數萬分六路直撲安康，此為朝鮮運輸軍糧、接濟大軍的必由之路，如果失守，半島南北陸路交通面臨斷絕危險。在慶州府治30餘裏處，朝鮮兵使高彥伯、朴毅長等，各率精兵，連日血戰，“抵敵不住”，南兵三營將吳惟忠、王必迪、駱尚志商議之後，“抄發諸營兵千數百餘人，出城迎戰，殺傷相當，畢竟賊勢浩大，難以賭勝，官軍頗有損折，而賊亦力疲，經夜遁歸”，雖然此役三營將出戰兵力達千餘人，僅王必迪營陣亡兵丁即有216名（外加丁壯多人），但“慶州得免喪敗，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縣尚未瓦解者，實此一戰之功也”[41]維護糧道安全，保障未來作戰的基地，其功蔑微。
王必迪歸國的時間為萬曆二十二年春三月。其致柳成龍告別書曰：
朞服生王必迪頓首拜謝。不佞濫竽貴國，業已閱歲。多辱雅情，感不自已。足下學裕經綸，才堪振起，國雖殘破，而愛養元元，光復舊物，不過一轉移之力耳！不佞雖別去，亦全權有厚望焉。脫如妖氛未靖，聲勢孔棘，必宜再請天王，同室有鬥，諒能披發櫻冠以捄也。初三日渡江，軍冗蝟集，百爾私衷，不盡辭縷。季春朔後二日，迪生再頓首。（十五/A207/B580）
王必迪東征歸國後，仍領薊州東路南兵駐守馬松之地——當為薊鎮東路馬蘭、松棚兩個駐守點的合稱。在《銅峰樓氏宗譜》中，尚存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敕書一份：“皇帝敕諭署都指揮僉事樓必迪：先該兵部議令南兵分為二班，以南將統領回浙。上邊三年一換，近年俱不更番，常川駐守。令特命爾充遊擊將軍，統領薊鎮東路南兵駐紮馬松地方。務要督兵登臺，晝夜瞭望，遇警極力堵剿，無事照常操練，不許需求科斂，生事害人，聽薊鎮總督、撫鎮官節制。爾持廉奉法，正己率下，以副委任，毋貪得殘僨事，自取罪譴，爾其慎之，故諭，敕命。”也是一份珍貴的史料，證以《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二年九月所載“以原任遊擊王必迪為薊鎮南兵營遊擊”[42]，可見家譜資料的真實性。
需要注意的是，王必迪在方志中被稱為樓必迪，因其“舊從王姓。”[43]，該《樓氏宗譜》尚有一通萬曆二十四年三月《複姓本》，稱曰：
欽差薊鎮中路南兵營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臣王必迪等謹奏，為比例陳情，懇恩複姓，以明世系，以重倫紀綱事。臣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民籍，祖系樓姓，高祖浩五生長子樓澄二，次子樓澄三，即臣之曾祖也。因姑親全一無嗣，出繼為子，從姓改名王珪一，後王全一續娶張氏，有二子珪六七、珪十六，是王氏宗支仍然有在也。自臣曾祖樓澄三以及至臣等，凡四世矣，皆以草莽氓未敢奏請，末由複姓。伏思臣以一介武夫，荷蒙皇上抜居重地，日思捐軀報效之未及，又安敢私家之自便。顧木本水源，忍忘所自？矧今王姓流裔繁衍，反置樓氏於不祀，臣心又何安也。臣伏睹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凡官員人等過房乞養、欲複本姓者，具奏改正，欽此。臣又查得戊辰進士葉懋中，系臣族叔也，先世亦因出繼母舅葉芳為嗣，寄籍江都縣，傳曆四世。自懋中登第之後，具奏改複樓懋中。臣與前例相同，伏乞皇上俯念下私，敕下該部，將臣等准複本姓，承接樓氏宗支，庶世系不泯而存歿，永沾浩蕩之恩於無窮矣。為此除具奏，蒙通政司取二姓保給宗圖外，理合具揭，稟知須至揭帖者。[44]
可見，王必迪是在東征歸國之後請准改姓歸宗的——因其曾祖樓澄三因姑親王全一無嗣，過繼為子，改名王珪一，已傳四世，至必迪立功異域，請准恢復原姓樓氏，遂認夏演樓姓為祖。若不知其中曲折，欲在義烏找到王必迪，還真是緣木求魚。
王必迪還有一事值得注意。萬曆二十八年七月，翰林院編修成憲在《贈樓將軍晉階副元帥序》中有透露：“南兵自戊子（萬曆十六年）鼓噪以來，氣愈驕，行愈橫，最難束也。將軍不苛不縱，有恩有法，故其卒之事將軍也，若子弟之戴父兄，將軍之使其卒也，如心膂之役手足。操縱指示，罔不效順。羅文之戰，首先諸軍，征其素矣。任久而徳崇，功高而望重。乃晉將軍以副元帥之階，協守晴崗，李將軍暨一時同事者榮焉。”提到自萬曆十六年以來就經常發生南兵鼓噪事件，但樓必迪約束有方，在安撫南兵過程中頗有表現，故得到提升副總兵的獎勵。文中提到的李將軍，如果是指李如松的話，則其與李家將自朝鮮戰役以來的緊張關係當有所緩和，原因何在，仍需解謎。
不止一人肯定了同樣的事實。同年十月，翰林院檢討孫如遊亦序：“往年倭夷震鄰，守戍不足備戎行，又舉募南兵度遼而征。既奠屬國度支艱經費，撤幕歸農，有饑而嘩于伍者，至煩蕭斧。時中路南營佐將樓公簡閱有方，凡省幾萬金，軍中帖然，而備亦不馳。蘭台使者上最，以廉稱優敘，複總計酬勳加今官。……樓公在南營者七年，所以聖天子加官而不移鎮，欲士卒服習，純於教也。餘守在史籍，不能曆行陣睹樓公所教何狀，而其門下士持牘而來乞言為賀。”[45]明確指出樓必迪安撫的正是從屬國征戰歸來以饑餓而嘩變的南兵，不僅省萬金且令軍中貼然，不知所用何法，惜文人未曾細述。南兵的特殊作用及其悲劇性的結局，在此已初露端倪。
（三） 南兵三營將之遊擊吳惟忠書吳惟忠也是駐守慶州的南兵三營將之一，與駱尚志、王必迪齊名，字汝誠，號雲峰，浙江金華府義烏（今夏演吳坎頭村）人。“幼習詩書”，“自嘉靖四十年寇擾台州，始奮志從戎”[46]，“以武生應募，累功授松門衛指揮，萬曆五年升薊鎮大毛山提調，轉三屯營遊擊將軍，升三沌[屯]參將，十九年奉旨取用，授石匣遊擊，轉海防參將，總督南兵出邊援朝鮮，論功升海防加銜副總兵。”[47]。吳惟忠致柳成龍書雲：
侍生吳惟忠拜：不佞未入朝鮮，聞公盛德，憂國憂民，常以未識刑[荊]為恨。繼渡鴨江，詢及鮮人，口碑嘖嘖，真可為鼎鼐之器也。慰甚，喜甚。見今倭奴退屯釜山，尚未下海歸國，況倭奴狡猾詭譎，兼熟朝鮮道路，則窺視之情，必不能免。縱使倭歸複來，侵擾尤未可知，誠不可不豫防之也。所提防者，在沖要之地設險以禦之也。但釜山東連慶尚，西接全羅，均屬要害，地理形勢，莫知其詳，難以區畫。敢伏足下，奮投查勘，自釜山東連慶尚以及大丘、善山、高靈、陝川等處，西抵全羅以及南原、求禮、頭趾、陰山等處，倘別處可以禦之者，又須相機處置，不可泥於此說，必擇以寡敵眾之地為妙耳。宜當分析要見，某處極沖，設險可禦大敵，某處次沖，設險可禦中敵，某處稍沖，設險可禦小敵。某處有江河賊船可否通往兩岸，可以制禦否；某處多山，某處至某處，路程多少，及總括四面極沖要路並鹹鏡各道賊勢，由海有無可乘之處，兼賜備細畫圖貼，說明白速為教之，未識尊意以為如何？……(八/A197-198/B577-578)
吳惟忠致柳成龍之書，當是平壤戰役後，日軍退守釜山、明日進入媾和之際所作。他以特有的軍事眼光，為承平日久、武備鬆懈的朝鮮政府領導和軍隊防務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指導意見，所慮非細。結合方志記載及《柳溪吳氏宗譜》所載吳惟忠的《行傳》[48]，可以清楚知道其由武生應募、從戎抗倭及隨戚繼光奉調薊鎮、駐守山海、修葺長城、東征援朝，最後告標回衛的經歷。作為戚家軍中的抗倭老將，吳惟忠曾隨戚繼光身經百戰，屢立戰功。《戚少保年譜耆編》卷十所附《創修灤陽驛記》即有“乃率左、右二營史君宸、馬君承允、吳君惟忠誡諸部士鳩材塞外”之語，時系隆慶六年底[49]——則至其出征朝鮮，吳惟忠至少已在長城北邊駐守了二十年。他先後兩次出援朝鮮，是東征軍中在朝鮮留下最佳口碑的一位明朝老將。
援朝戰爭初期，吳惟忠為欽差統領浙江遊擊將軍，所率四千南兵，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渡江入朝，是最早入朝的東征先遣部隊，十二日抵達義州，在葉邦榮、婁大有等督率下，同錢世禎、王問、王必迪等人明哨偵探兼護糧草。[50] 在平壤戰鬥中，他身先士卒，攻城時“中鉛洞胸，血流腹腫，而猶能奮呼督戰。”[51]戰前，東征經略宋應星曾特囑兵部主事袁黃：“吳惟忠素稱名將，門下當私以鄙意，諭渠努力建功，後必首敘。”[52]朝鮮人親眼看到的事實也是：“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53]“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遊擊亦中鐵丸，千總一員竟至殞命。”[54]但最後的結果卻出人意外。
第一，平壤戰役之後，酬功之言久不兌現。萬曆二十一年二月，東征經略宋應昌亦言：“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55]說明平壤酬功事事遲緩，宋應昌希望內閣首輔王錫爵能留意此事，儘快促使事情得到解決。但王錫爵五月既已致仕，恐怕對解決此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幫助。
第二，戰前宋應昌曾許諾、戰後也得到承認的“首敘”之功，最後歸之於楊元：“門下與戚將軍等冒險先登，功居第一。”[56]楊元是經略宋應昌的中軍官，之所以得到特別對待，或與其論援朝之際，首倡“獻策召募江南沙船沙兵，聚為精銳，退為故業”有關，故被“重授署指揮僉事充海營中軍指揮官，前往召募”[57]。先入為主是否有很大關係？結果則是眾論不平。萬曆二十二年三月，總督顧養謙言東征始末：“平壤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歸之楊元，則眾論不平。”宋應昌的表現頗有耐人尋味處。顧的結論是：“南北將領分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58]還是道出了部分真情：平壤酬功不平導致了南北矛盾，吳惟忠成為首當其衝的政治犧牲品。
平壤酬功事件象口難測的深井，預示著吳惟忠及所領南兵未來的坎坷命運。朝鮮左議政尹鬥壽曾報告：“吳則鐵丸正中中心，病勢危急，臥而見臣，亦為功高不錄於首功，心裏怏怏，以此病勢尤緊。……吳、李兩將病勢深重，吳則至於欲得柏子棺板，屢發於言辭，大概駱、吳二將攻破此城（指平壤）,功無與伍。臣聞定州染源山有柏子木，亦可為棺板，速令斫取回報便當。”[59]鬱悶之餘,吳惟忠病倒，病情甚至一度嚴重到將料理後事的地步。李德馨也曾上啟：“臣見吳遊擊對坐款款，吐盡心曲。又出見所撰各衙門稟帖一冊，前後皆是再請南兵之意……手自指示緊要處曰：‘此等說話，大觸忌諱，故終被除官。官則吾不願做，但慮時事日非耳。’仍脫衣示鐵丸所中處曰：‘李提督乃謂吳某非真中鐵丸，必是假作而要上功，天下安有此事耶？’”[60]看來吳惟忠後來也明白了自己一再請求參戰，觸犯了某種忌諱。
日軍退出漢城之後，由沈惟敬主持的明日和談行動已經展開。萬曆二十一年六月，日軍攻陷晉州，殺軍民六萬。“天將駱尙志、査大受、宋大斌等及我國將洪季男等皆退次。已而劉綎遣軍援南原，駱、宋諸將始與我國李薲等入守南原城。賊遂卷兵還晉州，仍歸海上，復議和事。”[61]駱尚志、宋大斌等雖回守南原，卻只能著眼防守。
吳惟忠卻不肯專守。宋應昌就說：“駱尚志與吳惟忠同守尚、慶州，今尚志稟稱亂民燒掠，而惟忠獨報倭賊搶掠；尚志安守不動，而惟忠獨輕率渡江深入，以致損軍最多。明系貪功，咎將誰諉？……遊擊吳惟忠，好大喜功，寡謀輕敵，驅殺無知亂民，不足為武，傷折遠戍我軍，實已損威。……所當革任者也。”[62]具體損失數字是：吳惟忠折損官兵227名，陸承恩下甲兵49名，駱尚志兵24員名，提調馬禹卿、李為瑚下官兵27員名。此役吳營的損失，與駐守慶州的王必迪軍旗鼓相當，但後者卻不被注意。“癸巳九月，（吳惟忠）同駱尚志、穀燧等連營在慶州。惟忠與賊戰於安康縣，兵敗，多死傷。惟忠曰：吾恨不聽老將之言，以至於敗。蓋其時尚志戒勿輕戰也。”[63]南兵將領之間的意見分歧，或許是出於對保存實力的不同考慮（如駱尚志原本六百名，折損之餘存四百），但當事者“好大喜功”的意見恐別有居心：吳惟忠承擔了明軍失敗的所有責任。對此，利害攸關的朝鮮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至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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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舉之賊為我國叛民，而則吳遊府以貪功輕戰，竟至隳職。此豈非小邦天亡之秋！”[64]
《宣祖修正實錄》也記載：“倭兵掠慶州安康縣, 天兵戰不利。倭久屯海上, 以完和事為言, 而時出搶掠、收糧穀。劉綎移書行長責之, 行長答書‘此賊倭之所為，非我所知。’至是, 焚蕩安康縣, 取倉谷累千石去。高彥伯、洪季男等不敢擊, 但鈔零賊獻級而已。時天將吳惟忠、駱尙志、馬禹卿在慶州, 出兵千餘人, 陣於城外, 見倭兵少, 長驅直進, 發炮殺賊數十。旣而倭兵舞劍突前, 天兵不能抵當，一時潰退。背有大川, 爭先涉水, 衣甲盡濕, 不能運步，賊自後亂斫，死者二百余人。賊初畏天兵, 自是意甚輕之, 我人亦無所恃。”[65]這裏提到明軍死者僅200余人相當不確：僅王必迪營中死者216員，吳惟忠軍折損官兵227名，加之駱營及他營損失，明軍安康之役至少折損南軍官兵500余名——若以出兵千餘比例論，則已傷亡過半——明軍固然付出了沉重代價，但保持了糧道暢通，這一點《朝鮮實錄》的編修者卻沒有提到，反曰日軍“意甚輕之, 我人亦無所恃”，完全是自滅威風之語，聊長他人的志氣，多少有些不負責任。
也許明朝高層考慮的是要保存實力：“今議留兵，原為朝鮮修設選練，本部節行，但欲保守無事即為有功……惟忠為將已久，不審事機，輕率渡河，貪冒功級，致傷軍兵。……姑行申飭。”[66]但若對咄咄逼人的日軍挑釁也視而不見，那也枉為“天兵”了。吳惟忠積極迎戰的態度違背了“保守無事即為有功”的原則，被點名批評，充當替罪羊，固然不令人意外，但實在是不公平。
吳惟忠歸國之前，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與三營將駱尙志、王必迪等，同受到朝鮮國王接見。惟忠不平曰:“朝廷以俺安康之戰，為捕殺亂民，乃至參劾虧官……此則小不掛念。但邊報阻攔之事，俺甚痛惋，須以賊情詳報朝廷。”[67]很顯然，他忿忿不平的不是自己個人的遭遇，而是邊報被阻、實情被瞞的現狀，這與當時明廷中樞傾向議和的戰略意圖相一致，與此相違背的，自然不會有好結果。朝鮮國王也替吳惟忠打抱不平：“實是先鋒，身中鐵丸，功冠諸營，非徒不蒙賞典，反以我國之事至於被參虧職，不勝悲憤，直欲籲天而無從。”唯以送禮表示慰問而已。[68]
首次歸國與第二次出征之間，吳惟忠曾被“革任提問”——其履歷單上亦無記載，成為一個謎團。《柳溪吳氏宗譜》卷九:“（萬曆）二十二年九月內，功升禦寇副總兵，九月到任。”[69]此說升職與朝鮮國王所說“被參虧職”恰恰相反，或許是升職在前，虧職在後。同年十月初三日，遼東巡撫李化龍有疏：“查得吳惟忠所領浙兵，原系防倭兵數，前者東征稍有損傷，合無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銀兩即取足於寬奠募兵銀內，或即於台兵內抽補，令駐紮山海、石門等處操練，遇有倭警，調發鳳凰城一帶防禦，無事仍回薊鎮。”[70]奉旨議行。這則材料因有殘缺，未能顯示吳惟忠的職銜。但首次東征後，吳惟忠所領南兵撤回遼東，駐紮山海關、石門等處，守台操練，並陸續募足3700名，卻是有據可查的事實。可見入朝參戰的吳惟忠部確有近4千兵員，雖在第一次朝鮮戰爭中有所損失，回國後又募足原數，需銀8800餘兩。
但是，吳營近４千南兵，三年後已不足２千。萬曆二十五年三月，兵部有一題本：“原議調發薊鎭南兵二千名, 今召募未集, 部伍不敷, 照議增一千七百八十五名, 竝臺兵共足三千七百八十五員名。……今議原任副總兵吳惟忠堪領浙兵, 楊元堪領遼兵。査得吳惟忠先經革任提問, 楊元革任聽勘，緣事未結。但系緊要用人，責令立功贖罪，應如所議, 各以副總兵職銜，令其領兵前往効用，合用旗牌, 照例請給，俟有功之日, 一體議敘。”[71]證實吳惟忠確實“原任副總兵“，但被“革職提問”；同時也顯示吳營減員幅度極為驚人：薊鎮吳營南兵原近４千，何以2千也湊不足數？其中的蹊蹺需要一明確解釋，吳又因何“革職提問”？
或許前引李化龍所疏吳營募兵所需行糧月費共8800餘兩銀子的事實，是個重要肯綮。16世紀末17世紀早期，“募兵年餉銀為18兩”[72]是通行的標準。正如宋應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義烏等處之人，與吳惟忠兵無二，雖駱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餘名，以上各官兵俱系遠戍，似宜一視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以寓優恤之意。”[73]算下來則是年薪43兩余，比通行標準高出不少，實因出國作戰“餉銀必須加倍”[74]，且副、參、遊、都一日支廩給米五升，廩糧銀一錢；千總一日支廩給米三升，廩糧銀八分；把總一日支廩給米三升，廩糧銀五分；管貼隊軍丁一日支米五合，鹽菜銀三分，一日支折色總給銀五分[75]。待遇還比較優厚，因此，應募東征才成為一件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另有記載：“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各議罪。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76]東征南兵撤回之後被議罪、戰前許諾的攻城賞銀也落空，南兵鼓噪于石門寨——這正是吳惟忠軍駐紮之所！至此，吳營南兵被殺的事實浮出水面。朝鮮人則曰：“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加，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77]時間發生在萬曆二十三年十月，被殺南兵人數達3300餘人。前後兩條記載的人數雖有參差，但南兵索要錢糧、鼓噪被殺之事顯然不虛。
《明實錄》的相關記載是：“加京營遊擊陳雲鴻遊擊職銜，與原任遊擊季金，統押防海南兵，發回原籍，有不聽命者，以軍法從事。”繼敘“時防海南兵鼓噪，既已命將押回，兵科給事中吳文梓等複恐首惡未必正法，撤留未必宜合，欲勅兵部嚴飭該鎮將，將解京首惡務得真正主謀，回南各兵官軍加意防範，俱毋苟且縱容，兵部覆請報可。”但禦史馬經綸複言“南兵屢噪乃薊鎮痼疾，然向來鼓噪止協眾要恩，今則漸成逆亂，若複過為姑息，不行盡數驅逐，貽患必深”[78]，主張從嚴處理，將南兵從“要恩”鼓噪的一般群體事件，升級為“逆亂”性質，為屠殺埋下了伏筆——如此對待浴血奮戰、以性命博取酬金和功名的東征將士，實在令人心寒。
朝鮮人盧稷觀察到：“當初南兵先登有功, 而李提督不爲錄功，是以南兵多怨懟者, 拿致提督之旗牌（官名）數罪梟首，故提督以爲亂兵, 介介鏖劉。”李德馨也提到：“以月銀不給事，人多怨詈。而李提督以我慶州安康（屬縣名）之戰敗，歸罪於南人，罷斥吳惟忠。惟忠將罷歸鄕裏，孫軍門勸惟忠留軍門雲矣。”看來主將吳惟忠被削職，也是引發南兵憤慨的導火線。石門倉或石門寨同為一地，吳惟忠兵即駐紮於此，而“都督必殺石門倉”意味李如松也與事件有牽連，“殺害南兵之事，天下莫不怨罵石尙書、李提督”[79]，看來兵部是後臺。
總兵王保在屠殺事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南兵鼓噪本非僅見，但“總兵王保欲張大其事，冀以邀賞，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釁，殺戮不免過當，亦有濫及居民者。給事中戴士衡、禦史汪以時交章論之，言南兵以要賞結聚，本無逆謀，及總兵王保令各納軍器、赴教場聽處分，南兵已唯唯聽命，及甫入教場，而王保揮兵亂斫，死者無數。亂斫之後令分隊過台，按籍點名，隨點隨斬，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且傳言殺南兵之夜，官軍乘勢劫掠，搶擄被害諸商，確有的證。濫殺之慘，何可勝言。”[80]明朝實錄的記載也顯示：南兵不過以要賞結聚，而薊鎮總兵王保挾淫威濫殺無辜，是慘劇的主要責任人，戴士衡、汪以時曾請嚴勘；但被馬文卿力阻，羅織“南兵之大逆者有十”，而為屠殺者戴上“早見密謀、轉危為安者有三”保護傘，兵部據以覆請免行勘覆，上如部議。
可見，圍繞南兵鼓噪事件，朝廷輿論頗有分歧，前臺禦史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背後的鬥爭也峰迴路轉，而兵部則站在南兵的對立面，支持嚴懲輿論。至十二月，“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懷德及偽軍師李無逸等，淩遲斬首有差，仍令梟示各邊鎮”[81]。濫殺無辜的王保等人得到姑息，一個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就這樣被輕易抹平、放過了。吳惟忠部損失半數以上，戚繼光北戍長城的南兵精銳幾近喪失，狡兔未死而走狗已烹，出現這種悲劇性的結局，除了感歎當事者的短視外，也說明部分文臣武將對國事輕重完全不以為意，他們的個人素質直接影響到國力興衰、邊防禦固。時論有曰：“臣聞囊者南兵之變，蓋帥臣統馭失宜所致，又聞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皆緣諸將不能禁戢。今宜亟返故轍，撫臣孫礦雖當移鎮，總督尤宜慎擇一大將，往領各處募兵。”[82]這代表的不僅是個別閩籍官員的意見，實在也是歷史的要求。
無可否認的是，屠殺南兵事件，從根本上說還有制度的缺陷。因經濟矛盾引發軍紀問題（如王必迪曾向李如松索要賞銀，及馬經綸所言南兵屢噪乃薊鎮痼疾）——明代財政制度的缺陷，一直是軍隊的軟肋，兵餉支付體系久成問題，如南方數省軍隊的“供給方法是在抗倭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83]。援朝期間所需的軍費，很大部分來源是太僕寺的馬價銀，宋應昌調兵伊始，則從山東布政司借支“泰山香稅銀或登州府庫貯民屯銀共五萬兩”[84]，依時價召買糧料供應軍前，而召募水兵——江南沙船沙兵的經費，除動支太僕寺馬價外，尚有“南京兵部車場租銀”[85]一項，因此，替軍隊找錢成為任事者不得不承擔的一項職責，糧餉供應不及時或拖欠現象屢見不鮮。
為害最烈者自然就是拖欠軍餉，索要賞銀或錢糧的士兵正當行為，卻使當事大臣動了殺機，尤其是對備嘗艱辛的東征撤歸南兵，問題尤顯得不簡單——這些為國浴血奮戰的南兵，或許是被當成了難以擺脫的包袱，以為天下太平再無可用之處，將其以武力押送，強行解甲歸田。雖“兵部以倭封就緒，議撤沿海水陸官兵，檄薊鎮將永平防海南兵炤天津議撤。督撫報：薊門與天津沖緩不同……況各兵棄農從戎，歸無所依，一概撤回，健士可惜。部據以覆：除願歸農者，厚給資餉，令歸；願充兵者，查台操見缺填補，未盡補者，責成新任遊擊李皆春加意操練，陸續候補，從之。”[86]更瞭解實情的督撫與兵部之間意見分歧，雖兵部表示願充軍者可補台缺，願歸農者可“厚給資餉”，從結果看，顯然是沒有做到而導致慘劇發生。從吳惟忠軍募足原數就需近萬兩銀子看，軍餉問題實在是一個令籌餉部門頭疼的大問題。但問題不能不解決，在此也需要格外關注明代財政大臣在這個時期的努力。
東征善後處置失宜引發惡果，還說明明代軍制的變革過程充滿艱辛。南兵的主要來源是募兵，他們的積極主動性和果敢能戰性，在《唐將書帖》中已有生動的表現。自土木之變後開始實行的募兵制，雖已頗有時日，但運行起來仍不順暢，尤其是在沒有制度化的財政體系支援的情況下。即使同為南兵，不隸軍籍者也“所在多有”[87]，如何妥帖處理東征各項善後事務，合理疏導來源不同、身份不同的南兵歸宿，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實在是關係到明代軍制變革成敗的大局，斷不是一殺即可百了的事。更何況日軍還在朝鮮沿海地區虎視眈眈，撤兵和談本來就在朝廷引起極大爭論，若從單純的軍事角度講，無疑是個錯誤舉措，而處分東征將士、甚至屠殺南兵，更是錯上加錯，使艱難的軍制變革過程雪上加霜。
吳惟忠前後二次東援朝鮮，留下極佳口碑，甚至是眾口一詞。“丁酉來駐忠州，性清嚴，與士卒同甘苦。前後出來將官，無不克減餉銀，而獨無所取。在嶺南，多露處野中……故能得軍心，號令明肅，所過不折一草。雖瓜菜之微，必出其價而買之，嶺南一路皆立碑頌之。沿路之民避大兵於山上，聞吳軍之來，則必下來盡力供頓。”[88]留下了東征軍中的最佳口碑，為南兵及明朝東征軍爭光不淺。吳懸《雲峰將軍傳》亦言：“其才敏而練，行直而廉，法尚嚴明，令先撫養，甘苦直與士卒同，勤勞每以一身倡。料敵知彼知己，行師有正有奇，出征秋毫無犯，行己權毫不避。橫戈四出，收捷萬全；南複西清，東恢北靖；築長城、防山海，朝鮮號為鐵面，日本稱為神仙。”[89]還提到吳惟忠所率子弟孫侄有數十人入朝參戰，最後惟忠雖論功升海防加銜副總兵，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升都督僉事，但次年即因老病被免職回家，隱居義烏夏演鄉間。
（四） 浙籍南兵教練之書

《唐將書帖》的作者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東征期間的南兵教練。他們大都為南兵將營中所攜浙籍人士，與南兵將共同努力，打造出一支技藝精善的鄰國軍隊——朝鮮王朝軍隊的正規軍，卻未在史冊上留下相應分量的痕跡。而這些寶貴的書信卻提示我們去瞭解這一點。
《唐將書帖》中第一份具有明確時間的書信，正是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主事袁黃屬下將官邵應忠、董元致柳成龍書：
啟殿下兵部標下練兵千總邵應忠、兵部原委平壤管糧委官董元稽首上書：
忠本鄙陋武夫，不諳文事。至於忠君報國之心，未嘗不拳拳在念。昨者西虜跳樑，東倭竊發，凡有血氣，莫不附膺流襟。緣我王邦國，仁義存心，聖賢對面，以致風霾驟起，掩日無光。雖然收桑榆之功者，又在我王上之進取也。且忠謬承兵部袁主政帶赴軍前，滿擬啖賊血肉，以酬此志，詎期袁公尋遭塵謗，掛冠西歸。然袁公之慕赤松久矣，寄跡煙霞，浪遊蓬島，幾嘗以去留為榮辱，其如天下蒼生何？袁公問學淵源江南，名士從征塞上，將士蒙恩。祗緣性稟耿介，致忤權家，且破平壤，複取鹹鏡，退王京，發從指示，皆其方略。站設官，禁冒溫［濫］，麗人口碑，嘖嘖盈耳。今日鞭撻館夫，分外需索，世有袁公，民無此苦。我王霄衣旰食，進賢遠奸，何忍袁公拂袖而緘默乎？況忠寓居王邦經年，頗知貴邦人物，顛沛流離之中，各懷滅賊之志。第承平日久，武備未修，賊出不意故也。若能保留謀勇天將數人，傳授火器，演習陣法，鼓其勇氣，教其進止，且兵且農，數年間足成富國強兵矣。何患仇之不雪乎？忠叨食我王水土，凡有見聞，複感隱諱？予奪進取，又在我王獨斷而已。為此端肅，具啟下情，無任激切之至。(一/A177-178/B571)
信中背景人物“兵部袁主政”即袁黃，字坤儀，號了丸，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戌（1586）進士，以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欽差經略贊畫防海禦倭軍務”，邵應忠是其標下差官，萬曆二十年入朝，任練兵千總，即將撤歸回國之際，他希望通過柳成龍，說服朝鮮國王留下明將數人，設營練兵——東征戰爭雖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卻仍沒有結束。
作為供職兵部的南籍官員，袁黃對兵機將略當不陌生，他與贊畫劉黃裳同出，“一路館站，置標下差官，禁其作拿。性好佛道，持身如山僧”，曾被稱為“老和尚”。他初到義州，即遣幕下士馮仲纓到安邊日軍營壘，希圖弄回兩個朝鮮王子，未果；又嘗與朝鮮領議政崔興源論學，不合，被言官彈劾“左道惑眾，革職”[90]回國，時為萬曆二十一年六月。著有《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了凡四訓》、《兩行齋集》等。作為“功過格”的提倡者和身體力行者，他在晚明倫理道德思想史上影響極大，尤其是《了凡四訓》曾被胡適認為是研究中世思想史的一部代表作。[91]他被革職有明顯的特殊政爭背景。[92]
邵應忠亦當為浙籍人氏，到朝鮮後參加過平壤、鹹鏡、漢城等地作戰，因袁黃掛冠失去依靠，故向柳成龍請求教習機會，自薦所長在火器操作和陣法演練。柳成龍《答邵參軍應忠書》曰：“去夏，鄙生臥病城中，始得戚爺書一部，讀之累日而不厭，蓋其規模巨集遠，節目分明，就孫吳遺法爾新出機軸，變化自如，真將家之指南，而兵法之要訣葉。第其中微辭奧義及營陣、器械等條，尚多有難曉處……今蒙來諭，即明師良匠臨于幾席之近，而久未知依歸。”對邵應忠的請求正是求之不得：“敝邦雖殘敗已甚，猶有餘民，可堪招集，但患糧乏，今見在教場者僅五百人，如得陶鎔於爐錘之中，則一日二日之間精彩立變，苟能繼此傳習，稍稍自振，雪國家無窮之恥，則戚將軍事業，因大人而益有光於海東矣。謹當啟知寡君，撥將官領赴麾下，聽候指揮。”[93]可見當時在習的朝鮮炮手已增加到500人。再證以柳氏《募京城軍卒練習浙江火炮狀》看，他已將駱尚志、邵應忠等人的建議落到了實處：“今日備賊之事，一刻為急，而抄出年少勇銳之軍，配於天將，傳習南方器械陣法，乃是第一件事。”[94]邵應忠後來成為朝鮮炮手的教習官，得到國王的誇獎。
與邵應忠經歷類似的，還有浙江千總將官徐文之書：
如面，久聞令公英名而不能謁見，仰愧仰愧！生原系舊任贊畫袁主事標下千總，上年經略宋老爺、贊畫袁、劉二爺因歸國，二王子並陪臣五員有韓進士名格，被倭奴擄禁咸鏡道安邊地方，生等四人即奉差，于上年二月十五日，奮身突入安邊倭巢數次，隨說鹹鏡之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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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於本月二十日即起程往王京，退其鹹鏡之一道地方，況又領成川判官朴震男之兵馬，殺截首級數十顆，而後又說還王子。後不幸舊恩主袁主事罷職還家，生等毫無微功，可歎。生想浙江來此萬里程途，有如此之功，毫不得之于心，何忍？後又蒙經略宋老爺收錄標下千總，向隨營報效，而今宋老爺以進關，生即帶教師家丁十餘名，俱系浙江人，前往全羅見劉總兵，欲操練貴國之兵。而今來此，聞知此處兵眾，缺人操練，而生等頗知陣法，武藝皆通，可以面試。如生往前見劉總兵而來，則往回之浚涉也，故今特差家丁沈文龍，走叩台前，請乞示下為幸。生欲親叩令公，誠恐起居不便，故不敢進謁也。只此知伏，惟監察焉，何如？余容面談不一。侍教生徐文頓首拜。(二十五/A226-229/B586-587)
這封書信的時間應作於萬曆二十一年六月之後。與邵應忠相同，原屬袁黃標下的千總徐文，在說還朝鮮王子過程中有功，但因袁黃去職、經略宋應昌等先後回國而流離，其所領教師、家丁十餘名，均系浙江人，願留下尋找建功機會，以前往全羅道（總兵劉綎駐紮處）路途遙遠，欲就近在漢城訓練朝鮮官兵。看來，徐文及所領教師、家丁不隸軍籍。
最具細節特色的是“南兵營”將領鄭德之書：
統領海防南兵營領兵官鄭德為鎮守重地以保不虞以安宗廟事。切見王□□□□國建都東南咽喉之重地也。況今倭賊未退，其性變態不常，若不將精兵防守，恐一時有變，則將何所禦敵也？且我浙兵三千，奉朝廷之命令，不辭萬裏之勞苦，到正月初八日，不懼怕斧鉞之誅，冒死衝鋒，攻破平壤，勢如雷霆，振開千百里之土地，而使倭賊聞風逃遁，皆我浙兵之力，汝國君臣所共知者也。今汝國王春秋鼎盛，正乃中興之明主也，若不以重兵鎮守，仍恐一時水陸小路，再有不測，一則費我浙兵之勞苦，二則難鎮汝國中興之威風，吾切思之，豈不謂之寒心哉？君既為國之元老，棟樑之重托，古雲家有長子，國有大臣，公何不將此事奏明國王，撤我浙兵數百，一則以保城池，二則護汝國王，三則顯用浙兵，豈不謂之長策乎？（五/A189/B575）
鄭德自稱統領海防南兵營領兵官——南兵三營將中有“海防”之責的吳惟忠耳，故當屬吳營。他突出強調了浙兵在攻破平壤戰役中的作用，要求重用、顯用“浙兵”，以此增強自己的背景實力，希望朝鮮國王特別留下數百浙兵。產生這種想法，對募兵鄭德來說，是很自然的。因此，訓練朝鮮軍隊實在是一件雙方一拍即合的事情：朝鮮方面亦有需求，而東征將士中又不乏積極請鞭者。說得更明白的是這封書信：
侍教生鄭德頓首拜……生看尚州、大丘又無房屋棲身，雨水霜雪，其苦不可勝言，奈何，奈何！況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召募而來，又與馬軍不同，皆是為名利而至，攻城掠地，實肯向前。目今天寒地凍，其實難存。今有愚見，雖不堪聽，生托相知，故此具陳，倘其言可采，望乞玉音示下，以圖進退可也。……德再拜具。(九/A199/B578)
此信顯示駐守南部的浙兵面臨艱苦的環境，應是萬曆二十一、二年冬春之季，頗有投石問路之意，若朝鮮君臣有所需求，鄭德表示願留朝鮮，且侃侃談及“況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應募當兵“皆是為名利而至”，直截了當又特立獨行地表明南兵所具的地域、行業特色，與來自邊兵衛所的北方馬軍不同，心理基礎各異，昭示南兵敢戰首先是為了追逐功名富貴的現實利益，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參以“東陽、義烏、永康、武義萬山之中，其人鷙悍飛揚，不樂畎畝，島夷亂後，此數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橫玉掛印，次亦立至千金”[95]可證。
出自吳營的南兵教師尚有屠科、劉光遠等人。如朝鮮車天輅《答平壤煉[練]兵千把總劉（光遠）屠（科）揭帖（奉教撰）》載：“二公受明命，辱臨下邑，操練人卒……教成六千，可使即成，遂激不振之氣，一變至勇……天其或者恩二公而幸不穀之社稷也……且屠把總足下，曾與吳遊擊據鞍，又從陳中軍劍及於此，勤勞我家，榮問且暢。激昂佩服，尤有所欵欵也。”[96]顯示屠科也是兩次出征朝鮮，首次東征朝鮮即屬吳惟忠營，且為朝鮮軍士的教練員。
又如駱副將標下旗牌官張三六的揭帖，更是提供了許多史籍中難得一見的細節：
標下旗牌官張三六為公論難明，小人讒謗以別效尤以勵人心事。切六原系駱副將標下旗牌，因去年正月間，攻克平壤得級二顆，賊見斬首趕來，被傷兩腿，力戰數人，早從日暮，回營口吐鮮血，兩脅疼痛，伏枕號呼，數月略愈。而命途多舛，又遭時疾，在八莒臥炕歲除，不期撤□鎮，六形如枯骨，弱體難以隨營，即蒙駱副爺給票，仰各驛站供應，僅存生命。不逾時，而劉總爺移營南原駐紮，扛抬殘喘至彼，極蒙劉總爺情如父子，照常支給等等周全，至正月間稍愈，欲留旗牌管事。六思離家日久，思歸亦切，家有七旬父母，幼子嬌妻，倚門懸盼，目斷雲霓。告辭賜票，四月間至王京，有練兵官是同鄉親友，拉六同往。旬日之間，適兵部李尚書來探，偶遇同談，講其軍旅頗諳，禦敵有方，武備而超群出眾，教兵而練藝過人。彼雲我國板蕩，亦無智深識遠，以救倒懸之苦，悶極，悶極。欲留足下暫救生靈，懇請之誠如三顧，為國求賢，追尋月下。六見殷勤眷戀，知遇隆厚，剖心應允，則無辭志，圖效用，意在策勳，少伸宿志，何分異國。傳言李堂官通事重加供應，優異非常，傍有申翰林、趙侍郎勸留，忭然得此藝精之輩，少助國威，實邦家之洪福。依命教練武藝數月，而李尚書丁憂辭闕守制，而分袂拳拳耿耿，丁寧不可鬆懈，是有甄別重報也。不料小人進，則大事不成，讒言議作，謗謏交興，則將支給口糧革去，不容久住王京。吞聲月余，上白方行。六非哺啜之徒、貪婪之輩，屢克有功，一於朝廷出力，二於本國圖成，辱可忍，言不可忽也。……六無頗牧之能，非有管樂之賢，致誤事機，無顏久戀，西歸在即，覿面告辭。訓藝三月有餘，少有成功，而幽燭不明，徒為愷悌，意欲仰叩殿庭，剖瀝愚衷，以伸心跡，以別效尤，雖無名而有甄別之名，死得瞑目。……(二十三/A218-221/B584-585)
這封信申告信的注腳可在《朝鮮實錄》中找到。
二十二年七月，朝鮮兵曹判書沈忠謙啟曰：“當初敎師有聞愈手下胡汝和、王大貴二人，其後李二者追到。又有駱參將逃軍張六三者，自劉摠兵營來到, 無端以敎師自處，一日所支米五升、豆七升，日設虛名，冒受家丁馬匹料于江監，非但虛費甚多，挾娼作弊，事甚可惡。接待都監覺其為逃軍，減去其料。敎師輩呈帖於臣，請因以敎師待之。臣答以敎師旣有啟知之數，未敢擅便雲。則六三以減料疑臣所為，昨[日]授帖於領議政柳成龍，語頗侵臣，至有進賢退奸等語, 其譸張可怪。臣與領相相議，還給其料，而不許其仍留，使通事厚待以送，其所不滿之意，多出於此。且今敎師輩欲受其節制，如待聞愈。聞愈乃有職將官，而人物與技藝皆可觀，此輩乃廝役賤卒，別無技能。臣之妄意，國家恐不可以待聞愈者待之。”朝鮮國王的意見是：“與天朝人何足較?但胡、王二人，則國家初旣不以為廝役賤卒，而待之以敎師，使諸軍就習焉，則其有職無職似不須論。如以為廝役無技能雲而待之賤惡，則不如關遣之為愈。大凡人之學於彼者，只學其道而已，其人之貴賤似不系焉。……一邊稱之為師, 一邊賤惡蔑之，恐為未穩。此二人，予常時至誠待之，今此啟辭，恐或及於其耳。與領相參酌方便，好樣為之。勿待罪。’”[97]

張三六原是駱尚志標下旗牌官，即書中自稱“六”者，名三六而非六三[98]。因在平壤戰役中負傷，養病年餘，概亦不隸軍籍者，故未隨駱尚志部撤回，遂留居朝鮮，此即被稱“逃軍”之由來。後得到總兵劉綎照應，傷癒欲留管事，其間應李德馨之邀，至漢城教練朝鮮軍人武藝三月余，因李丁憂，繼事大臣以其地位不如聞愈而輕斥之，並裁撤其口糧，為其他南兵教師呈帖反對，朝鮮國王也親自介入調和，終至化解矛盾。

從張三六所引“同鄉親友練兵官”判斷，胡汝和應即拉他入夥的老鄉，二人均出自駱尚志營中。張三六、胡汝和等教練朝鮮軍士，最終受到禮曹判書李廷龜的表揚：“兩足下為小邦劬勤數年，留練不教之民，一變恬嬉之習，稍習節制之方，敝邦之受賜多矣。”[99]也證實張三六後來成為南兵教師的首領，朝鮮挑選精兵集中“聽六爺節制，兼與南兵同其起居衣服，法其起伏擊刺，以期有成”[100]。

南兵教練的作用不容低估，他們具有共同的特點，均出自南兵將營中，尤以駱營、吳營為多，他們應募而來，擁有真才實學，願意留居朝鮮，靠才藝吃飯，也不怕考驗測試。大概多半不隸軍籍，故比他兵更易脫離軍隊。若此，朝鮮君臣極為關注和緊張的“逃兵”問題，也有其制度根源。

朝鮮兵曹判書沈忠謙，還受到鄭德的告發：
侍生鄭德頓首拜。昨者奉別，不得面領，心甚謙謙。特□古書二十八卷，箱一隻，未知收否？今有本將親侄屍骨葬在沈宗謙園內，被他主唆教住房奴才，將屍故意藏匿，瓦石搬去砌炕。切思為國亡軀，屍骨不得歸葬，情實可傷。再有兵部侍郎沈宗謙主唆藏匿，情法難容，伏乞大人追究，生死感恩難忘，為此連犯送府，速追骸骨還朝。頂恩感戴，激切屏容之至。問安。侍教生鄭德拜。（三十九/A256-257/B595-596）

雖不知沈忠謙為何唆藏鄭德親侄屍骨，但聯繫其苛待張三六之事看，他與南兵將之間存在不小矛盾。從這些意外曲折、矛盾中，也可看出朝鮮人對明軍留居朝鮮之事，極為警惕。一方面他們迫切需要明軍為他們禦寇練軍，一方面又時刻抱緊張心態，怕前門區驅虎，後門進狼，表現出一個弱小國家特有的敏感與矛盾。

至於南兵教練的工作流程和具體練兵經過，尚需另文撰述，以免枝蔓。

（五）其他作者之書除南兵三營將及部分南兵教練外，《唐將書帖》中還有一些著名作者。
（1）沈惟敬 這是一個在中日和談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譯員，或可稱之為首席談判員，掛職“遊擊將軍”。他是浙江嘉興人，東征期間數次前往日本，在明、日之間穿針引線。
茲者東行，非不才身事，促裝數日而未獲一好馬，縱有數匹，皆殘嬴弱不堪，如此冰道難行，恐非事體，欲情布國君，似涉輕褻，辜為告戒，速催好馬，幸幸。外領一啟，再得通事二名，應用前送陪臣，又為更易，今者形類佝僂，不堪為□□□□才幹者來，政府柳老□……□侍生沈惟敬拜（十七/A209/B581）

關於沈惟敬，“其父以商往來日本，備諳其國事情。又自言嘉靖年間，在浙直總督胡宗憲票下，用間諜鳩倭眾甚多，因諳倭國事情，上書於朝，因此出來，值探賊情，且許便宜從事。”[101]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市井無賴”[102]之徒，以商人的狡詐與日人爾虞我詐，拿國事當兒戲。但最近的研究已摘掉其“奸人”、“奸細”的帽子，結論也更趨平實，並對“這種由民間人士在外交領域唱主角的情形”進行了特別的討論[103]。作為草根階層的一介小民，他承擔國事的勇氣與建功異域的開拓精神難道不也令人訝異？朝鮮君臣一直認為他“聰慧敢為”，其在信中所說的冰道難行及求馬、求通事的情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不畏艱險、知書達理且好面子的個人形象。

東征軍經略宋應昌曾對他有客觀評議：“倭奴遠遁西生浦等處……遊擊沈惟敬宣揚曉諭之功實不可泯。況出入倭巢已經數次，而今天氣冱寒，不辭艱險，毅然前往，曉諭倭眾，必欲令其盡數浮海，具表乞封，此其忠誠任事，尤可嘉。尚且據稟：討官丁廩月糧餉向未領給，情殊可憫……牌仰本官，即將惟敬並從行員役應得廩月糧銀，照冊名數，按月查給。仍動馬價一百兩，給賞惟敬，以慰寒月勞役之苦。”[104]顯然可與上書參看。
另有未署名一啟，通過內容也可判斷為沈惟敬所書。第三十二通：
啟東坡、劍水、平壤三具[縣]小啟致公，諒已撤覽。且行且候，至十二日抵義州。今齎本官尚爾遲遲未到，哄軍門乎？騙不佞乎？總而言之，誤國也，數月之內立可見矣。不佞前路獞劉兵主差官，皆言軍門顧恩府不動，孫經略已不來此，先邊如是。後顧恩府又上本，必欲孫經略出來，今又允矣。顧恩府已於七月初六日起馬，至廣甯候代孫經略，約在月終可到。前不佞差旗牌範有倉同通官李愉齎疏稿，二十四日王京起身，初一日到遼陽見顧恩府，問通官有本，何來遲？此本在五月到，可救你國王，今難救你國之死亡也。分付不佞旗牌雲，快快著不佞前進。又有一牌催之，又雲與孫經略計議，此本可上則上，不可則止。此前不佞原如此見，未有軍門、經略兩相矛盾耶。事體如斯，不佞勢不可再稽，十三日渡江西向，留官候許公同行。來與不來，不佞不得而曉也。謹此再致行，速啟國王知之，餘接伴官回，再布不一。名具正幅沖。（三十二/A244-246/B592-593）
書中提及“通官李愉”，此人一直跟隨沈惟敬行動，從萬曆二十年開始直到東征結束，後任朝鮮地方官，在《朝鮮宣祖實錄》中屢屢出現。此外，書中所啟的內容、口吻也與沈惟敬的身份及一貫行徑相符合，頗有自大成分。從其“顧恩府”的特稱看，另一通無署名書似也可歸於沈惟敬名下：
賤恙辱公高雅，賜以妙丸，足感愛我之心盛矣。但不佞抵此，今以一月，顧恩府望回之心切切，公貴恙已愈，乞為速催疏稿，並回文稿，一改政之。早一日，早完一日之事。不佞雖臥床，無時不慮及此。一有稿成，賤恙可不藥而愈也。幸明公加意焉。前送覽三稿並希擲來手，少俟略可，當面晤以悉所私，外具不賟，少申芹意，仰惟笑留是荷。精神恍惚，不知所言。澤生再頓首，左沖。(二十六/A230-231/B588)

多少表現出他帶病工作的勤謹。而其中“澤生”之稱謂，或許是沈惟敬字、號？俟考。但他最後捲入朝政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下場堪稱悲慘。[105]
（2）戚金總兵戚金的署名書帖有三通：
別來抵八莒，細察行長情形，無他，止是要求封貢。至於和親二字，乃倭奴狡詐，說出一端言語難我，欲沈遊擊居功，恐別人分其功耳。今行長有書來，謂表已在熊川營內，即與沈矣。沿海倭奴有暫過釜山奇別，不穀昨有書示行長雲：‘朝鮮受我天朝正朔，乃吃緊東藩，是必掙[爭]之國也。雖調兵百萬，征討百年，必要朝鮮安枕而天朝方肯息肩。汝萬勿妄想我天朝棄朝鮮而不救也。以具表之後，萬不可再縱一倭上岸，搶虜殺害朝鮮之人，方保封貢得成，否即徒耽日時，致神京台省有言封貢不准，是汝枉費一番心力，慎思慎思。’行長已允，令不穀差二人守伴彼營，不許縱倭生事。昨夕，沈遊擊取表，不日可至大丘。表一來，即不穀即還歸矣。南方一應事，經略已置屬之劉君矣。貴國君相善承之是望。明歲四月中，天使可至釜山封關白，或川兵至彼時撤之。第要貴國首先開礦鑄分以通交易，以養民生，其次修城，造火器，練精兵，裁冗員，省刑罰，薄稅斂，以養元元，以圖報復，此賢相之事也。時在知愛，乃爾瑣瑣，冗中草草，不盡欲言。知生戚金拜具，十二月廿七日寄。李漢蔭若至王京，望為致念想之意。（三十/A238-243/B590-591）
戚金，號蕭塘，山東登州衛人（一說他是鳳陽定遠縣人），據說是“戚南塘繼光同宗，或雲其孫也，領步兵一千”[106]東征朝鮮，可視為南籍北將的代表。此書發寄時間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其中談到沈惟敬和小西行長兩人之間惺惺相惜，且有內定之約，書中引用的致行長書也是難得的史料。有人說明朝出兵跨海東征，抗倭援朝，是為了自己，因為豐臣秀吉是想侵略中國，進攻朝鮮不過是一個過渡而已。我們當然不能斷定豐臣秀吉的終極侵略目標一定不是侵略中國。但豐臣秀吉採取重大步驟之前，總得掂掂自己和明朝的份量，則縱有此心，也只能掖著。當時的歷史實際是，倭寇妄圖吞併朝鮮，明軍就是去援助朝鮮抗擊倭寇，出兵原因、戰鬥決心都明明白白，是保護朝鮮人民安枕。沒有顯露端倪的中國存亡安危的威脅，自然也沒有出現在明軍官兵的頭腦中，戚金的書信再現了真實的歷史。劉君即指劉綎，是留防東征軍的統帥。最後提到的李漢蔭即朝鮮兵曹判書李徳馨。
戚金信中的建議代表了多數明朝東征將領的意見：開礦，修城，造器，練兵等等——尤其是將“開礦鑄分以通交易”作為培養民生的第一要義，表現出東征將士把握時代脈搏的鮮明意識，這在南兵將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宋應昌即建議：“訪得本邦（指朝鮮）銀礦甚多，似可開做，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利，民不知行。……某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輔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給新軍作為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鼓士卒，況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107]因此，南兵將對在朝鮮尋找礦脈之事，極為在意關心，甚至引起部分朝鮮大臣的恐慌。如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南兵教練胡大受曾與朝鮮都監大臣談到“采銀之事”，“其本意似以此為重，且分派敎師等俱欲開礦，日後巨弊又不可不慮”，引起這位大臣的擔憂。他還提到“經略宋爺亦遣礦長，欲採取而終不成”[108]的往事，可見宋應昌也曾將建議付諸實行，只是未能成功而已。胡大受抵達朝鮮之際，出示過一幅朝鮮各處產銀地點的名單，顯示他對朝鮮有相當的瞭解，即使不是得自于宋應昌，也說明南兵將們之前已經下過不少工夫。又如原明兵部尚書石星的差人、據說是松江翰林董其昌“妾父”[109]的黃應暘也曾建議朝鮮國王：“開取端川之銀以助軍餉, 至如城北山及東大門外皆有產銀之處矣。”[110]可見他同樣相當關注朝鮮的銀礦資源情況。黃應暘來自江南這個開風氣之先、最敢開拓、進取之地，熱衷在朝鮮找尋新資源，這是很自然的，反映的正是經歷過商品經濟大潮洗禮的南籍人士共同關心的問題。
在世界進入“白銀資本”[111]的時代，明代有個突出表現是“社會下層對財富的普遍追求”成為風尚，“江浙地區民風變化最烈最繁，涉及社會生活所有方面”。尤其是嘉靖、隆慶、萬曆這一百年間，是明代歷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最輝煌”及“社會生活變化最深刻”的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均出現了明顯的“社會轉型”現象[112]，具有領先意識、開拓精神的南籍人士，無時不刻表現出他們緊扣時代脈搏的特點，並將這種意識帶到朝鮮。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朝鮮大臣沈忠謙主張：“今之所可行者，采銀也。”國王也提到:“唐之富商陳臣曰爾國所過皆是銀山, 若採用國可富雲。”尹根壽則轉述“天朝人嘗言爾國不采銀, 不用錢, 不畜雞豚, 何以通貨, 何以食肉?”柳成龍更談到“世宗朝嘗用錢, 故有朝鮮通寶錢矣, 時有上疏止之。今則采銀，可與中原通財。”[113]朝鮮君臣不斷得到東征軍的建議和鼓勵，贊成開礦的意見也開始增多。
但是，東征提督李如松卻曾密語朝鮮大臣李徳馨“爾國勿為采銀”，因“來此諸將皆貪汙，須待宋爺入去之後，采之無妨”[114]——作為東征軍統帥，李如松固屬北軍陣營，但他並不反對開礦，只是出於南北矛盾，建議朝鮮推遲採礦。由此推測：東征軍中全體將士都寄希望朝鮮開礦，以支付軍事開支，大體不差。這是明代萬曆年間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現實在軍隊中的反映。自從朝廷開放礦禁政策以來，開闢新財源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對新資源重要性的認識，也成東征將士的普遍共識，只不過南軍將士在行動上更為積極一些。因此，東征將士最終將朝鮮也帶入世界白銀資本的潮流中，這並不奇怪。但對朝鮮來說，卻是200年未有的大事，成為東征戰事影響深遠的又一個表徵。
據《象村雜錄》載：“我東方多銀礦，故麗未被中國需索，民不堪命，我朝初年敷奏得免上貢。上貢旣免，則不可用之為國貨，故列聖遵守，遂閉采銀之路，著之令甲至於舌官，赴京如有私齎渡江者則罪至於誅。迨二百年至壬辰倭警，中國以銀頒賜我國，軍糧軍賞亦皆用銀，以此銀貨大行。通貿上國之禁，廢而不舉，市井買賣之徒，不畜他貨，惟用銀為高下。至於今日度支經費、上國奏請、詔使接待尤為浩穰。而銀價翔貴，閭間廢，舉子母者仍以牟大利。朝延上黑墨吏吏相賄，舍此無由；官爵除拜、刑獄宥免但以是為紹介；甚至排金門入紫闥，與晉之孔方相甲乙，可見其世變之易流而難遏也。”儘管朝鮮君臣似乎不樂意看到這樣的變化，但商品經濟、白銀資本的大潮卻不可阻擋，朝鮮也不能置身於潮流之外——明代的社會現狀影響並帶動朝鮮發生變化，也是一種“瓜熟蒂落”的自然現象吧。
戚金書法走行草一端，據此斷定另二通無署名的草書亦為戚金所作。
別後無時不念。承公以兵、糧二事再入囑，不佞既已面領，敢托諉之？容抵遼陽謁軍門時，當力陳顛末。軍門乃我朝傑出者，必有一番高遠作用，亮[諒]不因人成事也。近于嘉平[樂？]館會周遊戎，公雲司農告匱，只欲息肩。要以封、貢二事許倭，而科道必竟不允，且看倭表入都有何言說。各營兵馬既撤，凡流連貴國不歸者，必為惡之人，如此之類，當啟貴國君，行八道禁逐之。如用強傷人者，即綁解軍門老爺台前，請治一二，其餘即息矣。三月初七日渡鴨綠江，旋便此謝，餘希嗣音柳公，同此致聲，不及另書。名具端柬。（七/A195-196/B576-577)
這是戚金歸國之前所書，透露明朝科道對撤兵、封貢頗有意見分歧。他曾袒露：“倭奴已在吾目中,大炮勝小炮,多炮勝少炮,如用兵不難勝矣……又言石尙書雖賢而無才,今此主和乃尙書本意。”同時也認為和談使者所呈表文“似是假作”，並表示“卑職非忌嫉人功而言,所聞如此，關天下利害故”[115]，終顯名將風範——實是傾向通過戰爭取勝，而非談判桌上的講和，這與前線其他南兵將領的意見是一致的，無論是吳惟忠的“此等說話，大觸忌諱”，還是駱尚志的“以理言之，則決不可和”都說明這一點。但朝廷決策者卻不以為然。最後，“戚揔兵、劉遊擊得罪於顧爺，皆遭棍杖，遣歸鄉裏。”[116]
戚金在朝鮮的經歷頗值得注意。平壤戰役中，事先計畫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懸重賞召死士，俟黎明時，每人含戚金所合解藥二三丸，用艾主事所置布袋，或盛米，或盛土，或盛沙石，再用柴草堆垛於上，攀援登城”[117]。戚金顯然懂醫道，進攻平壤各軍都得益于他的解藥方子。事後，宋應昌致書戚金：“幸執事奮勇當先，一鼓遂下平壤，此希世功也”[118]，也談到戚金為其所薦的私交。可見，戚金與南兵三營將類似，也是平壤城的先登者之一，但宋應昌以中軍楊元居首：“戚與錢二將繼之。”[119]戚金變成第二，南兵三營將的不滿溢於言辭，戚金的立場卻不甚清楚。
萬曆二十一年，他還應經略宋應昌命，同查大受、李如梅等“率死士夜往”焚燒了被日軍佔領的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龍山倉[120]，這也是迫使日軍行長部傾向和談的一個原因。
不佞初五日於鳳山相會天使，連日譚論率皆為貴國萬世治安之事，此行最重。公可啟國君，凡百振作起來，不可多令人在傍教唆，語言流溝者。先籌畫停當，臨時講之，至於練兵、修險事可極口應承，曰准經略提督咨，已於某日命某專發運糧，某練兵，某修險，近日迎光海君至王京矣。不日南行，由全羅赴大丘，斷不敢懈怠，以貽皇上東顧之憂。光海君及公並李德馨可與天使一見，此皆天朝久知仁賢者。其倭奴事，不必聽信下人虛報，以礙封事要緊，可雲朝鮮力能練兵一萬，分三路防守全羅、大丘、慶州，雜于天兵內演習，明春可用。獨少硝磺，求皇上敕下兵部，於山東海船內運賜數萬斤，以為守禦之具，天使覆命，必達無疑。時下先求天使轉致經略，將遼東合藥剩下硝磺，發數千斤來，以備目前之急，切記切記。看畢即發丙丁，免存形跡，名不具。（三十一/A241-243/B591-2）
這封書信是戚金南下之前所書，顯示了與柳成龍的特殊關係，也提及敦促朝鮮練兵及朝鮮急需硝磺之事，建議請求宋應昌發來遼東所餘硝磺備用。
看來戚金與宋應昌的關係確實不一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宋應昌致信李如松有言“戚金不知堪重托否”[121]——顯示戚金承擔著一個重大幹係。此時，明廷已定議撤軍，欲對小西行長所遣日使小西飛彈守實行“牢籠”策略，促使日軍退歸，戚金負責處理善後事宜，率兵一千駐紮王京，“候事完，同留守各將撤回”[122]。
朝鮮人對這個顧命大臣極為緊張。領議政柳成龍認為“此人亦未脫經略科臼中”，“必以無賊瞞報朝廷，而不復為我料理。小西飛又引入遼東，天下事恐由此輩手裏壞了。”[123]認為他與宋應昌是同一戰線，必定也會瞞報敵情，贊成和談。“戚與宋一體”，“大要宋專委戚句當講和一事”[124]。後來，顧養謙取代宋應昌，戚金“而今欲附顧侍郞”[125]仍然對他看法不佳。最後，戚金通過與柳成龍推心置腹的密談，解開了對方的疑慮。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朝鮮國王接見摠兵戚金、參將胡澤時，言及日軍上降表，是“巧詐益深”，戚金亦示無力扭轉乾坤，只說：“俺之西行，一要撤還舊兵，二要替出新兵，三為勿擾貴邦刷馬等役，四為陳達賊情。”[126]戚金終以“陳達賊情”結束在朝鮮的使命，歸國後“亦受捆杖”[127]，結局是“充軍”[128]。
總之，作為南籍北將的代表，戚金的身分和態度都曾難以歸屬：既曾被“性急”的南兵“盡拔其須”[129]，也被李如松“捆責”[130]打過板子，在南北矛盾中，他似乎總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與吳惟忠的命運有相似處，根源就在於主戰。
萬曆二十六年，兵戈再起後，戚金倩材官齎揭帖至朝鮮：“往年以兵革從事貴邦，得接光儀，足慰平生至願。繼而賊勢小熾，斂卒西歸，荷辱深恩，執手叮嚀，眷眷不舍。而又承沿塗赤子，勒石記名，使不肖攬轡東顧，戀戀不忍去，此國主愛之深，而諸士庶感之篤也。但倭賊情形不測，金亦知有變詐狀, 故臨別時以《紀效新書》為別後贈，欲貴邦知此書而敎此法，富國強兵以拒賊耳。近聞倭賊又犯，而盍國文謨武略者想皆奮志，以報昔恨。此上天欲速此賊之自滅也，指日矣。茲因材官之便，肅此以代，惟天慈垂察焉。名具正幅。裕後。”表示對朝鮮君臣勒石記功之舉的感謝之情,並希望所贈之書能起作用。
萬曆三十年，戚金得任鎮守南直隸江南地方副總兵署都指揮使僉事[131]，當已起複。天啟元年（1621），後金攻瀋陽，戚金仍率“浙兵三千營于河北”[132]，以死事戎行結束其為戰將的一生。
（3）劉綎原四川總兵劉綎是《明史》唯一有傳的《書帖》作者，所率軍士以地處西南雲、貴、川的苗土兵為主，中國史籍稱為“西軍”或“西人”，熟悉火炮運用，與浙籍南兵有相似之處，更別具特色，曾在西南地區建立不少戰功。他入朝時間在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南兵三營將陸續撤回後，劉綎獨留，總領南兵駐紮全羅道設防，有一撥兵防守大丘書：
據來報，知倭情叵測，提防當嚴。今已發兵二隊，先赴大丘屯守，明旦統領眾兵俱往，庶聲援密邇，狡奴或者寢其邪心也。凡地方有事，著人探實，預報本府，自為裁酌應酬，此複。劉總兵。（十四/A206/B580）
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劉總兵綎、吳遊擊惟忠方領大眾入駐城中（尚州）。而兩將號令嚴明，志行廉潔，所留萬餘之卒，秋毫不敢有所犯。且取本國流殍之人，散米賑救，務令安集。兩將之賢，仍此可想。南兵北兵，大半相雜，而皆於所著帽有表以別之。南兵，浙江人，北兵遼東之人，而至於放炮，南兵為最，志行之良，亦絕勝於遼人雲矣。且聞劉總兵善於用劍，所持之劍重七十餘斤，而運於掌上，捷如優人之弄丸。蓋劍是關將軍羽所佩之物，而關公以後惟劉君始用。劉之為人，容貌端重，風神英奕，吳君簡抗，有愈于劉。中國有人，豈虛語哉！”[133]剛入住尚州時，劉綎與吳惟忠不同駐，南北兵所戴帽子、甚至志行都有明顯區別，劉綎用劍如飛，吳惟忠簡抗更過於劉，給朝鮮臣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劉綎所部於萬曆二十二年九月還國，晚於

中国历史抗美援朝故事

大部。其歸國告別書如下：
詳覽來書，憂深慮遠，非通達國體、洞識時務者曷克[及]茲？當是屬國艱難之秋，正需安危出群之士。倘使大展籌策，久計靈長，則朝鮮十年可回元氣矣。突爾召還，劻勷何賴？可為長大息也。區區謬拜簡書，東來尾事，恨不奮兵決戰，殲此島夷。而中制外監，動末自便，朝徒怒發，夕枉拊膺！雖欲亟拯一方民，竟未獲遂除凶志。回視疇昔，南征西討，輒有成功。今則尺寸莫收，忸怩無措矣。時勢不同，誰則諒之？而稱許太殷，胡獨見知最深耶？此行歸報國主，勸以親賢遠佞，整肅朝廷，繕甲修兵，提防邊圉，善後之策，不出來書所雲。第倭奴果爾遁還，則撤兵省費，固可圖完聚而定遠猷，或釜山之寇久屯，境上之師日老，則既煩兵餉，又苦民窮，國事之甯，尚不知在何日也！冗中聊複，不既欲言。劉總兵。（六/A193-194/B575-576）
劉綎到朝鮮接防後，駱尚志、王必迪等南兵將陸續撤回，劉綎統管留軍5000人，是東征第一階段最後撤回的部隊。書中所雲“突爾召還”仍表達出他對朝廷撤軍決定的意外，而“尺寸未收”則顯示其無成就感的遺憾。[134]關於東征第一階段的撤兵，是明廷內政外交幾經反復、各種政治力量衝突鬥爭的結果。其中，“南京科道官之論議最為崢嶸”，而劉綎“姻親”[135]內閣張位的作用值得特別關注。
明廷最初定議出援朝鮮時，張位的身影已時隱時現。雖然廷論過程爭吵不休，議論紛然[136]，但明廷最後仍決定出兵朝鮮，表示決定維護傳統朝貢體系及自身安全的需求占了上風，出援朝鮮成為壓倒性的——也是正確的決定。萬曆二十年春，內閣首輔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到，蘭溪人趙志皋暫攝首輔之職，他雖“年耄柔懦”，輔助他的卻是精幹有才而“果于自用”的新建人張位，這兩位都是前首輔申時行所薦，明廷作出這個具有進取性的出援決議時，他們二人，尤其是張位的作用顯然更大——因為趙志皋年已七十，老人從政的特點向來是希“冀無事”，要作出大動干戈的決斷，恐非能輕易拍板。但他的身邊有張位，而且與趙志皋“相厚善”，有了這個親密關係的基礎，位以精悍敢任之姿，對政事多所裁決，自不為過。
但這一正確的決議卻多少帶有偶然性。“性剛負氣”的太倉人王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冊立太子爭國本的事務中，趙志皋、張位與他似不同調——或許正是內閣主事諸臣著集眼爭國本還是重外交的力量起伏，造成了國事不同的結局。同年二月，敕勞東征將士；七月召援朝鮮諸邊鎮兵還；十二月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137]萬曆二十一年發生的這幾件事，說明當時的內閣首輔對朝事仍具有決定權，為力保國本之爭得到順利解決，內閣傾向於在朝鮮息事寧人，這種重朝政輕外交的取向，決定明朝致力於全盤和談——若可撇開內政，專就外交或軍事領域而言，撤兵回國，犯了這場戰爭中的第一個錯誤。“臣恐東征無罷兵之日矣！”[138]東征經略宋應昌的預言不到四年就成為現實。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皇長子出閣。三月，播酋楊應龍殺明官兵，這兩件不相干的事對東征卻都有影響。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旦消失，對內政外交方面急需處理的問題就必須拿出意見。四月，王錫爵言“目前國事莫急於倭虜”，處理意見惟“羈縻駕馭”[139]這兩端。雖然《明史》傳記中未載其對朝鮮戰事的態度，但他既不贊成奮勇進取的征戰派，也不主張絕不通使的做法，因此，派出使臣和談，就地停戰成為唯一可行的選擇。朝鮮方面也透露：“封貢一款，中朝論議不一，只王閣老以爲可許, 石尙書、顧揔督亦皆主張。”[140]證實王錫爵在撤兵許和的過程中起了決定作用。
當時朝廷有三派不同意見，稱為“三策”，明神宗無所適從，請本兵定奪而無主張，兵部又把皮球踢回朝堂：吏部尚書陳有年、侍郎趙參魯及科道官等“以罷款議守為主”，禮部尚書羅萬化等主張“遣使往諭”，督撫孫鑛等請“封貢並絕，自修內備，令朝鮮淬礪圖存而我遙為聲援，兵餉俱難再助。”[141]陳、趙所議得到眾論簽同。“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為言”[142]《明史》的總結很到位，但並非決定性意見。五月，王錫爵致仕，趙志皋實為首輔。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封貢，志皋“相與應和”[143]，遂詔日使小西飛藤原如忠入朝。張位縱是精明強幹，也難以扭轉大局，“東征將士擧皆被參”[144]的局面就此出籠，封議定局。
禦史郭實彈劾經略宋應昌七不可，被日本學者視為“圍繞國是”之爭的發端，是“內閣與六部的關係很成問題”的趙、張內閣的一個表現，是他們“欲在天子的名義下，將六部的決定權收回於內閣”這一努力的嘗試，也是反對派的東林黨人在爭取確保政治批評自由、獨立監察權和儘量擴大言論管道的積蓄力量的一個過程。[145]東林黨人的努力是可貴的，也是必需和必要的，只是他們的鬥爭目標所指的外交領域和選取的時機卻使這種可貴的政治目標蒙上一層失敗的陰影，他們在把言論變成力量的同時也陷入了朋黨和門戶的泥沼，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失去主動，意味著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同時，還需付出歷史失機的重大代價。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平臣秀吉不受明封，複侵朝鮮。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皋、尚書石星俱被劾：“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146]，至此，強硬派張位才再次得到機會掌握內閣實權，重新貫徹他重外交的方針：“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挽。且擇人為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為持久計。”[147]朝事於此顯出生氣，明顯看出他想大幹一番，欲在朝鮮有所作為，遂以右僉都禦史楊鎬爲經理, 兵部尙書邢玠爲摠督, 再次發兵，重征朝鮮。第二階段戰火重燃，正是第一階段未能解決的矛盾累積、爆發的結果：倭未退而議撤軍，雖遭前線將士共同反對，但未得決策者重視——所有不平、不幸的根源均在於此。
另有一通未署名者，從書法、內容看，亦像是劉綎所書，為應付上級查考，派人持幣向朝鮮軍營購買日本武器：
啟辱承使至存問，知賢相用情於僕也多矣。感謝感謝。僕抱病伏枕，日就湯藥，每懷滅寇之志而無起舞之能。當事執持，目擊時艱，徒自熱中而已。足下文武全才，忠貞懋著，當此亂後余黎，文故當修，武亦當備，堅甲利兵，不數月民知親上死長。縱有侵淩之變，何足畏哉！僕為病麼所苦，百事俱廢。適當事檄至營，索倭器甚急，顧僕箕城戰後，一無所得，茲坐使守購，將何以應？情不得以，差人持布至貴營中，凡有所得者，乞留神代貿數柄，以了此前件。倘得遂願，足下高情，詎直令人感佩已耶？謹楮附懇，統惟原照不盡。名別具。（十九/A210-211/B581-582）
雖然弄虛作假也有不得已的原因，畢竟很不光彩，卻也生動還原了當時戰爭中的一些細節。證之以朝鮮史料所載，劉綎初次入朝時，“久住八莒縣，性機警，多權詐，外自巧飾，自奉甚約，能禁戢軍卒。時經大兵，年甚歉，民多饑色。提督設法令軍中有餘米者悉貿賣於鮮民，以資其食，民賴爾得活者眾，人甚思之。戊戌，以西路提督出來，驕亢頗甚，大言曰當不使伊賊只輪得返也。待到南原，便生退避之計，本情盡露。……民不堪其苦。且忌陳璘之成功，不肯進攻……仍聚鐵匠于南原，打造刀槍，一如倭制，且乞首級及倭衣器械於都元帥權栗，以為獻捷之資。及回京城，盛陳首級器物於軍前以自誇功。”[148]看來劉綎兩次入朝，前後行徑不一，導致人有微言。雖然他初次入朝口碑甚佳[149]，但再次入朝有嬌亢心，擾民之事便多有發生，也存在向朝鮮元帥乞首級之事，故推斷上書為劉綎所作，大致不差。
（４）李化龍 遊擊李化龍與同期擔任遼東巡撫的李化龍是兩人，這是需澄清的第一點。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遊擊李化龍之書：
發兵之日，國王殿下當祭告天地山川及先王先公之神，又當下罪己之詔於郡縣，又當與賢公卿側躬勵行，凡貴邦有弊政，當興革者，興革之，以挽回天心，以收復人心。此今日戰勝之本也。不知國王與二三執政有此議否？倘未有此舉，乞柳台輔移文舉行之，未晚也。何如？李遊擊化龍書丁酉十二月九日馳啟（三十六/A251/B594-595）。
李化龍似乎是個倒楣蛋，號雷門，保定中衛人，在戰爭第二階段，以欽差統領保定兵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領馬兵2500人，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入朝，島山之戰時以觀望不前，被經理楊鎬綁示軍前。明軍強攻島山，“經理提督諸軍，四面攻城，欲為火攻，而賊於城外自先明火放炮，經理斬士卒之退卻者，又綁遊擊李化龍循示軍中，諸軍見此，爭相進擊。”[150]時為二十六年正月初四。在李化龍的示範作用下，明軍抵死苦戰，終因天公不作美而撤軍，釀出一枚功敗垂成、楊鎬去職的苦果。這封信是李化龍在戰前所作，顯示東征軍將士均信奉神鬼[151]，要求朝鮮君臣配合做些戰前準備，也有關係“興革”大政的一些建議。
李化龍後被參奏革職[152]。回國前，朝鮮李山海有多詩相送，稱之為“群雞獨鶴知難並，一字千金未易酬”[153]。
（５）陳寅 另有南兵將陳寅之書：
侍生陳寅頓 □□□出圍，據官兵拿獲一男子來，因其人避匿草叢，□□□□□□疑恐屬奸細，故不得捉送審問耳。生譯審之，未得其真，幸詳加究問，如果不無詐偽，情弊當釋放之，連人端送。惟備照不宣。（十六/A208/B581）
陳寅，溫州府金鄉衛人，號賓陽，“膂力絕人，能追及奔馬，倒拖其尾以歸，初授金盤備倭，著名海上。”[154]他曾自言早年經歷“與劉綎父現[顯]從事, 而亦與余大猷同行于戎陣之間”，可見也是一員抗倭老將。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以欽差統領薊鎮永平添防南北官兵遊擊將軍署都指揮使僉事，領步軍３８５０入朝，“島山之戰，中丸，抬還京城，出資立關帝廟于南大門外，己亥四月回去。”[155]他第二階段入朝參戰，聞名於蔚山之戰：“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兵拒守，至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茅）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156]《明史》亦曰：“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157]蔚山會戰是東征戰事第二階段最難啃的一塊骨頭，雖經理楊鎬私親北兵、不欲南將立功之事，已有前輩學者為之辯證[158]，但其聽信謠傳退兵、部署草率不周終是事實，吳惟忠、祖承訓等部未及退回，為日軍所迫，“浙兵多墮水死”[159]，損失千三四百人，傷數千人，陳寅、陳豫鐘、楊灣禁諸將均中彈。
陳寅有關蔚山戰役的自述，值得重視：“上年蔚山之役也, 至十二月二十三日騎兵先到，攻破蔚山外柵。翌日，俺領步兵共破內木柵三重, 至石窟下。城堅攻之未易下，欲以積草而焚之，人持一束而上，銃丸如雨, 近者輒倒, 無敢撲城者。欲以大碗撞破, 而城高勢仰, 不得施技。俺謂楊、麻兩爺曰:‘看今日之勢, 似難輕舉。徐竢大軍齊到, 一舉而蹂躪之。’經理曰:‘當攻外城之時, 汝旣先登。汝軍之勇健冠於諸軍, 須急攻勿失也。’俺遂唾掌奮銳, 賈勇先登, 賊丸中齒而小無怖心，益勵士卒, 鷹揚鶻擊，而丸又中腿, 隔於超距, 遂乃退步。思之至今, 不勝忸怩。”[160]雖然負傷仍表現得相當英勇。《明神宗實錄》亦表彰其“乘勝登蔚城，援桴鼓之，可滅此朝食”[161]的英勇氣概，續寫了東征以來南兵敢戰力戰的優良傳統，朝鮮祠廟也記錄了這一段永不泯滅的往事。
朝鮮漢城的第一座關王廟即為陳寅所建，從此將中國傳統的關帝信仰引入了朝鮮。據柳成龍記載：“萬曆壬辰，我國為倭賊所侵，國幾亡。天朝發兵救之，連六七載未已。丁酉冬，天將合諸營兵，進攻蔚山賊壘，不利。戊戌正月初四退師。有遊擊將軍陳寅力戰中賊丸，載還漢都調病。乃於所寓崇禮門外山麓，起廟堂一座，中設神像，以奉關王。諸將楊經理以下各出銀兩助其費。我國亦以銀兩助之。廟成，上亦往觀之。”[162]其後，明朝將領及朝鮮王室還在漢城及朝鮮各地修建了多所關王廟，有的至今仍存（如今首爾市內的東廟），成為朝鮮尊周思明的重要表徵[163]，這是東征戰事深刻影響朝鮮社會、文化的又一個實例。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陳寅受到朝鮮國王接見。接見過程的對話，反映了東征軍跨境作戰面臨的諸多問題，也集中體現了陳寅本人的思想狀況，頗有代表性，故為之一述。
在朝鮮國王慰問寒暄之後，陳寅首先提出了心中的疑問：“俺初到安東, 聞邑主輸穀於倭營, 以為實然而疑之, 攻破蔚山之後, 見其倭糧皆是賊土山稻, 而無朝鮮之米, 始覺其非實也。俺行軍上下時, 厥倅盡力支供, 且其救療極其誠意, 甚可嘉也。”反映的是在東征過程中，明、朝兩國軍隊、民眾之間存在的誤解，謠言往往不脛而走。但事實勝於雄辯，雙方共同苦幹實幹的努力，最終化解了彼此的誤解與防禦心理——說明東征明軍面臨的形勢比起內境作戰更加複雜和艱難，僅僅做到知彼知己，還是不夠。
其次談到對日軍的看法。陳寅謂：“彼賊不足畏也，不足慮也。只以入據窟中，故攻之未易也。……淸正之兵稍強, 而行長之軍不甚勁銳。當連船來救之際, 欲為繞出軍後之計, 且進且退, 勢若登岸。俺初以大炮撞破一船而沈之,賊猶不退, 又撞破一船，須臾二船繼破之, 賊乃退遁, 更無向岸之意。賊若有飛渡之勇、殊死之力, 則豈以此三船之破而退北乎? 以此知其賊之無能為也。”在知彼知己、熟悉水戰、且有豐富對日作戰經驗的南軍將領心中，打敗日軍實在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他建議：“後日禦倭之策不須攻城, 竢其出城而掩擊之, 則蔑不勝矣。吾自年十七八歲從事於討倭, 今至四十餘年, 豈不知倭情乎? 倭賊不足畏也。”再次表現出戰勝日軍的強烈信心。
再次，對軍紀不嚴的北軍提出批評，並讚揚了配合作戰的朝鮮軍隊：“俺曾聞朝鮮兵馬怯懦無用, 今試於戰場則甚銳且勇, 眞勁卒也。”這是一種高度評價，實際上也反映了經過第一階段入朝東征軍的訓練，朝鮮軍隊已經能夠勝任本土作戰。“雖雲朝鮮兵善於北走, 而北兵之奔潰尤善於朝鮮。而擾害村落無所不至, 朝鮮之民何辜何罪? 可憐可憐。大槪天朝本欲來救朝鮮而反擾朝鮮, 至於此極, 安有救之之意乎?”對北軍軍紀問題提出嚴厲批評——不獨陳寅，東征戰役中的諸多例子，都可證明南兵將領對軍紀問題一直相當重視，故談及東征軍的軍紀問題，必須區分南北兩軍，否則很難做到公正平允，而這在有關這場戰爭的論著中，卻往往被忽視。
最後，還對朝鮮士民表達了感激之情及高度評價：“安東、榮川兩太守盡力于天兵之支供, 厥功最大。”“榮川儒生無少無大，親為負戴，以輸糧餉。榮川何等地方？而太守最賢，人民亦賢? 俺中丸來時, 非但人人皆來致慰, 稚儒少士亦來而悲傷, 誠可嘉也……如此仁風厚俗, 若不一一通之于國王, 緣何知有此等好個?”[164]反映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和官員親切熱情地支持中國赴朝抗倭部隊的行動，一直看得清楚，不會忘記。
（六）《唐將書帖》的啟示首先，《唐將書帖》只是進入研究者視野的域外漢籍文獻之一。近來，伴隨著與國家利益相關的對東亞海域世界研究熱情的升溫，萬曆援朝戰爭——這場發生在十六世紀末的東亞國際戰爭也重新引發關注，越來越多的域外漢籍或史料被整理發掘出來，研究領域擴大、內容逐漸深化。如韓國方面在2001年由晉州博物館出版發行的《壬辰倭亂史料叢書》歷史部分10冊、對明外交有11冊，對日外交部分也有相當的份量。[165]其近年陸續出版的大型漢文史籍如《燕行錄》（僅有少量韓文）、《韓國文集叢刊》、《古文書》等更是不能忽視的物件。如朝鮮時代古文書中包含的私文書，除柳氏文書中的《唐將書帖》外，《韓氏兩世墨妙》中也有稱《艾主事主管》的文書被發現並得到研究[166]，這是東征軍中專管糧餉問題的主事艾維新的手書，是研究萬曆援朝東征軍中糧餉供應問題的原始資料。韓國學者已應用於研究的明人筆記徐希震的《東征記》[167]，在國內似乎也不易見。日本東洋文庫1934年所刊的《朝鮮史料叢刊》第三種《軍門謄錄》，對國內學者來說也是一種新史料。至於散落、收藏在中、日、韓等國機構、民間的相關實物（文物）、資料也不罕見，只是未曾廣為人知而已[168]。因此值得下工夫擴大範圍，儘量發現、收集更多的新史料用以深入研究，以增加國內學術研究的份量，爭取國際學術對話的話語權。
其次，《唐將書帖》涉及的諸人籍貫，以南籍占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南兵、南將及南人是《唐將書帖》的主體作者，尤其是以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為代表的南兵三營將及其所屬南兵教練官聞愈、邵應忠、鄭德、徐文、張三六等人，雖然名不見經傳，卻是得到戚繼光親炙的北戍長城的“戚家軍”本部及餘脈[169]，他們以“戚家軍”的戰法與日軍作戰，以《紀效新書》訓練朝鮮軍隊，不僅成為朝鮮君臣崇敬、信任的對象，而且軍紀嚴明，為明朝萬曆東征軍贏得了這場戰爭中最多的讚譽，甚至也贏得了對手的敬意。他們的功績，無疑是“戚家軍”在海外再建新功的鐵證。若將其置於東亞全局背景中進行深入研究，萬曆援朝戰爭及其起過重要作用的南兵群體，更應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不僅僅是對朝鮮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從明軍將士“再造藩邦”的東征、南兵將及南兵師所訓練的朝鮮正規軍、推動朝鮮開礦、使用白銀到對朝鮮宗教信仰、祠廟制度等方面的影響都是確證），尤其是在奠定未來三百年東亞和平全局中所起的作用，無疑具有更大吸引力。
再次，《唐將書帖》彰顯的南兵結局及其歷史命運，還是一個重要警示：在歷史轉折關頭，當事者的抉擇和作為直接決定了其後的歷史面貌；萬曆援朝戰爭中南兵的作用和其後的命運，與明清易代也存在著顯然的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170]正如已有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那樣：張居正死後，戚繼光受到排擠，北邊防禦每況愈下，募兵制也出現嚴重弊端，“戚繼光等將領的練兵方法沒有繼承下來”[171]——若對北軍而言確實如此，因為技術只掌握在南兵手中，而他們卻幾乎被人徹底遺忘。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啟《練兵疏》也說：“遼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台放炮，非南兵、西兵從本營將官擇取原籍家族眾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172]徐光啟上疏之際，離東征已經過去二十年，火器的使用必定更加普遍，但技術推廣卻沒有在軍中實行。南兵最擅長的獨門秘術僅只依靠家族傳習，沒有得到國家應有的重視和大力推廣，這一點無疑影響了其後的歷史進程。而東征之際，南兵教練在朝鮮的傳習，卻頗顯成效，朝鮮軍士不僅取得獨立作戰的能力，而且勢頭長盛不衰，甚至在明清易代之際仍顯威力，正是南兵，這群幾乎被歷史遺忘的人訓練出來的朝鮮軍隊，尤其是其中的火炮手，被迫參與松錦大戰，“漢兵死亡甚多，而中炮者十居七八”，以至“中朝民士，逢我國（朝鮮）之人，必流涕而言曰：‘大明之覆亡，專由於錦州之淪陷，錦州之淪陷，專由於你國之精炮’雲”[173]四十年後，東北邊外興起的滿洲控制了朝鮮，在參與明清角逐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這些朝鮮精炮手，正是東征軍中的南兵將士捨生忘死訓練出來的異國精兵，在沒有斷絕傳統的訓練下，上演了一出“兒子打老子”的悲劇——戰勝過倭寇的“戚家軍”真本，只在異國得到模制流傳，這種典型的牆裏開花牆外香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最後，《唐將書帖》還保存了諸多東征將士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借助朝鮮官私史籍的補充，不僅使明代天兵天將的形象得以保留天壤間，也彌補了中國史籍缺失的遺憾。
總之，當初的常識成為新發現時，被選擇性遺忘的歷史，也因紛呈迭現的細節湧現，展示出令人驚異的面貌，與我們原有的歷史印象竟大相徑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一版）

[1]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以下簡稱《宣修》，日本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41，宣祖四十年（萬曆三十五年）五月癸亥，1日。
[2] 朝鮮《古文書集成》第16冊，第177-264頁載有《河間豐山柳氏文書•書簡通告類·唐將書帖》手書原件，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4年版。所有手書原件的攝影工作，得到本院民族和人類學研究所江橋師妹的大力幫助，特此致謝。另《古文書集成》第52冊，第571-598頁則是《唐將書帖》的正書體印刷本，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2000年版。按：本文研究結合這兩種版本，前者稱A，後者稱B。正書本識讀有誤者在文中以[ ]標出，以下所引書帖均出自這兩處來源，不再一一注明，書帖序號為原書16冊中的排列順序，以大寫阿拉伯數字表示，A為手書頁碼，B是52冊正書頁碼。另：根據第37通書帖內容判斷作者或為管糧主事艾維新或通判張三畏，仍需確證，故作者確切者仍算36通。
[3] 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卷9，《移本部咨》（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臺灣華文書局據萬曆刊本影印本，第769－770頁；參見卷4，《檄薊遼等七道及艾主事》（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81頁。
[4] 按：朝鮮方面的記載都謂駱部有步兵“三千”名，如申欽：《象村稿》卷39，《韓國文集叢刊》，法人財團民族促進會1991年刊本，第72冊，第370－371頁、《朝鮮宣祖實錄》（以下簡稱《宣錄》，日本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34所載《天兵各營領兵數》均同。
[5] 《宣錄》卷29，宣祖二十五年八月庚子，13日；卷36，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己未，4日。
[6] [朝鮮]李好閔：《五峰集》卷13，《吳遊府惟忠前揭帖》（癸巳），《韓國文集叢刊》第59冊，第521頁；參[朝鮮]申靈：《再造藩邦志》卷2，《大東野乘》七，朝鮮古書刊行會1971年版，第569頁。
[7] [朝鮮]柳成龍：《西厓集》卷9，《答駱參將尚志書》，《韓國文集叢刊》第52冊，第193頁。
[8]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庚申，11日。按：《宣錄》所有“訓煉”均當為“訓練”，以下不一一回改。
[9] 《經略複國要編》卷6，《與參軍鄭同知趙知縣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第461頁；卷10，《檄朝鮮國王咨》（同年八月初四日），第805頁；另八月八日《移咨劉綎諭帖》（821頁）、八月十二日《議朝鮮防守要害並善後事宜疏》（838頁）也都提到類似的話語。按：文中“副將”之稱概為籠統稱呼，不確。
[10] 《經略複國要編》卷4，《報石司馬書》（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293頁。
[11] 以上未指明出處者見[朝鮮]李清源《壬辰衛國戰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1955年版，第25、33、4頁。
[12] 《宣錄》卷41，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庚子，19日。
[13] 《宣錄》卷39，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庚寅，7日。
[14] 按：駱尚志曾考察過朝鮮漢城宗簿寺基、宮城廢墟等處，認為形勢甚好。其“親戚”周元謂李德馨：“我欲以管下兵留此習陣，以教貴國。而各軍虛費糧料，頓無遄歸之意。我若先送，則諸兵亦相繼而歸。我兵掇回後，若得換來南兵五千或三千，使我統領，而不受他人節制，則庶可小伸己志。且我回還之後，你國咨奏請留我，則我當只率手下數人，輕裝還來。”雖難以斷定是否另有私意，但依常理判斷，多少還是表現了駱尚志欲留之意。參見李德馨《駱總兵周覽正殿遺墟啟》（載《漢陰文稿》，《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2006版，第8冊，第275頁）。

[15] 《明史》卷320《外國傳•朝鮮》載：“（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應昌請留劉綎川兵、吳惟忠、駱尚志等南兵合薊、遼兵共萬六千，聽綎分佈尚之大丘，月餉五萬兩，資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留川兵命綎訓練，兵餉令本國自辦。於是詔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珒居全慶，以顧養謙為經略。”包括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三營將在內的南北兵大部撤還，僅議留劉綎兵，後亦撤。
[16] 《西厓集》卷9，《答駱總兵書》，第194頁。
[17]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二月癸醜，4日。
[18] 《宣錄》卷47，宣祖二十七年一月辛卯，12日。參見李德馨《請留賈大才聞喻兩人教煉火炮啟》：“駱總兵手下深於各樣火炮及劍槍之技者三四人留住教兵事……各兵俱有歸思，總兵難以強留，從自願留。……有中軍賈大才，各樣武藝妙絕無雙，千總聞喻，自戚繼光在時從事於行陣間，熟諳火炮制度，兩人甚溫雅而才又如此，留之必大有利益。臣令通事李億禮從容閒話於此兩人，以探其意。聞喻雲老爺令吾等就校場教演數三日，此非造次成就之事，尚書固欲願留，則我姑退行為留一旬雲，教兵大事，機會不可失，若措辭移咨於總兵，懇請留此二人，則總兵不無勉從，而渠等亦必以此事為重。敢啟。”（《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8冊，第275頁）可見，聞喻[愈]等人起初並無長留朝鮮的打算，只以駱尚志所令及應柳成龍、李德馨之請，暫抑似箭歸心，欲“就校場教演數三日”，未曾想卻永遠長眠此地了。
[19]《宣錄》卷49，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三月癸未（5日）朝鮮國王傳教於政院：“聞千總[名愈]旣逝,魯天祥又歿，非但警[驚]慘,國事不幸如此,訓煉之事不可一日而弛。”參見《宣錄》卷75，宣祖二十九年五月丁卯（1日）訓煉都監啟：“聞兪天將也病卒之侄繼皋、魯天祥之兄天倫,今當護柩而歸,駱總兵抵臣等書帖,有路遠資乏語。聞、魯兩人,盡心於我國之事,客死異域,親黨委來,扶櫬歸家,情事極為矜〔矜〕惻。前日王大貴、胡汝和旣厚待而遣還，此人等不可以生死異看。卽夕,繼皋等貽書於都監又如此，二人功勞回咨磨煉時詳細敘報,其遺下對象,亦詳問于洪允申等，作一印文,給送不妨。觀此書帖，則渠又懇望路費。聞繼皋銀十兩、魯天倫銀五兩並禮物，令該司題給慰送何如?”傳曰:“依啟。”
[20] 《宣錄》卷49，宣祖二十七年三月癸未，5日。
[21] 《宣錄》卷46，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戊辰，19日。
[22] 《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庚申，12日。
[23] 《宣錄》卷43，宣祖二十六年十月丙戌，6日。按：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卷4，《報石司馬書》（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提到的標下“教練把總一員，段胡；南兵教師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貴、金忠、龔子義、丁言、婁虎、何元貴、社其、張子龍”（第293頁）等11人，到後來只剩金文盛等7人，估計也是犧牲了。
[24] 《再造藩邦志》卷2，第558頁。按：此處的刑曹當為兵曹之誤。
[25] 《宣修》卷41，宣祖四十年五月癸亥，1日。
[26] 熊人霖纂：《義烏縣誌》卷10，《人物表·武職表》，崇禎十三年刻本，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希見中國地方誌匯刊》第17冊，中國書店2006年版；參程瑜、李錫齡等纂：《（嘉慶）義烏縣誌》卷12《武職》，民國十八年灌聰圖書館石印本。
[27] 參《宣錄》卷33，宣祖三十五年（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己亥，13日。按：此處未言明王必迪所率人數。另《宣錄》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11日丙寅所記《天兵各營領兵數目》曰王必迪“領步兵一千五百名”，但這應該不是其原領有數。
[28] 按：王必迪出身於將家子，其父（即瑥廿六公）為隨戚繼光入閩抗倭將領，兄弟五人：必進、必遇、必周、必達、必迪。二兄必遇為欽授把總，四兄必達為福建哨總，均陣亡于福建，稱“雙烈”，其本人亦以戰功得授金華守禦所千戶，並隨戚繼光鎮守長城北邊。其在朝鮮陣亡的二侄，或為長兄必進次子大猷（欽授中路城子嶺千總）、四子大成（欽授西路千總）。參見王懋徳《賀吉吾將軍榮擢崔黃守戎序行球九十一》，載王夢松撰：《（義烏）銅峰王阡樓氏宗譜》卷16《贈序》及卷2《世系圖》，光緒丙午重修本，第75、76頁。樓氏舊譜共有23冊，包括光緒卅二年丙午本（王夢松撰）、民國九年庚申20卷本（駱益三撰）；民國廿四年乙亥本（樓柄文撰）、民國卅六年丁亥本（樓松濤撰）等，內容以光緒丙午本為多。本文所引義烏籍各兵將譜書，得到義烏方志辦吳潮海、張金龍先生大力協助尋訪而得，特此致謝，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9] 《再造番邦志》卷2載：“副總兵王必迪領南兵一千……鹹統於世爵。”第492頁。
[30] 《銅峰王阡樓氏宗譜》卷5，《世行傳》載：“瑥廿六公之五子，球九十一諱必迪，吉吾，任薊鎮三屯營統領南兵正總兵官，襲金華守禦所千戶……生於嘉靖二十年辛醜七月初十日寅時，卒于天啟元年辛酉三月三十日。”（光緒丙午重修本）可見當時王必迪已年52。
[31] 《西厓集》卷9，《答王遊擊必迪》癸巳三月，《韓國文集叢刊》第52冊，第190頁。
[32] 《再造藩邦志》卷2，第513頁。
[33] 《西厓集》卷16，《記壬辰以後請兵事》，第310頁。
[34] 按：一萬應是當時入朝南兵的總數，正是總計南兵三營將所領南兵的數量。
[35] 《西厓集》卷10，《答金士純書》癸巳二月，第206頁。
[36] 《五峰集》卷12，《請兵糧奏文》（冊封天使李宗城逃遁後奏請文丙申四月），第501頁。
[37] 《宣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年二月乙巳，20日。
[38] 《西厓集》卷9，《答王遊擊書》癸巳八月，第191頁。
[39] 《宣錄》卷39，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壬辰，9日。
[40] 《宣錄》卷46，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戌，1日。
[41]《五峰集》卷13，《吳遊府惟忠前揭帖》（癸巳），第521；參《再造藩邦志》第569頁。
[42] 《明神宗實錄》卷277，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丙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刊本，第5127頁。
[43] 崇禎《義烏縣誌》卷10，《人物表·武職表》；參嘉慶《義烏縣誌》卷12《武職》。
[44] 《銅峰王阡樓氏宗譜》卷1，《複姓本》。參朱之蕃《賀吉吾樓將軍請複姓序》，卷16《贈序》。
[45] 《銅峰王阡樓氏宗譜》卷16，《傳序》；《賀吉吾樓將軍進爵副元帥序》。
[46] 吳福梅等：《柳溪吳氏宗譜》卷9，《內紀文集》，金志寧撰《贈雲峰將軍分鎮邊城序》；吳懸撰《雲峰吳將軍傳》及李洵瑞撰《雲峰將軍履歷功次薦本考語緣由書記于左》等，民國廿六年丁醜重修本。按：該譜今藏義烏夏演吳坎頭村吳雲飛先生家，共十卷，雲飛先生所藏九冊（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缺卷三《系圖》之一部分。
[47] 崇禎《義烏縣誌》卷10，《人物表·武職表》。
[48] 《柳溪吳氏宗譜》卷4《行傳》載：“棣四次子，顯廿三，諱惟忠，原名澗，字汝誠，號雲峰。于嘉靖四十年由武生劄授台州把總，本年四月廿七等日台州花街白水洋、小藤嶺、長沙血戰四捷，本年十月內調剿江西流賊。弋陽縣上坊攻破巢賊，由寇功，奉左府守字二千九百四號勘合覆（方）授金華所世襲副千戶。四十一年八月內授福建克復寧德縣及地方救回被擄男婦二千餘口，奪回原搶永甯衛百戶所印二顆功，升海門衛指揮僉事。隆慶二年，奉欽依取赴大毛山提調，隆慶五年，升三屯標下右營遊擊。萬曆五年八月內，升山海關參將。七年六月內回衛。九年仍管調操營參將事務。十一年三月內回衛。兵部尚書王一鶴題請，奉聖旨行取，赴部推補三屯右營遊擊。二十年十月內奉出關應援朝鮮，廿一年正月內克平壤、進開城、複王京，堵草溪、全、慶、尚追寇拿對馬島。廿二年九月內功升禦寇副總兵，九月到任。二十五年奉救援朝鮮。本年由寇功，命下加都督僉事，遇大將員缺推用。廿五年任欽差薊遼保定等處地方軍門標下禦賊副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於廿七年奉聖旨誥贈祖父都督僉事。廿九年告標，奉旨回衛調治。”他生於嘉靖癸巳十二年，卒於萬曆癸醜四十一年，享81歲，出征朝鮮之年已屆60，確為老將。第66、69頁。
[49] 戚祚國匯纂：《戚少保年譜耆編》卷10，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60頁。
[50] 《經略複國要編》卷4，《報石司馬書》，第285頁；《報趙張二相公書》，第300頁；《檄領兵官李芳春、房時暉、錢世禎、吳惟忠、王問、王必迪等（十八日）》，第246頁；《檄婁大有、葉邦榮督吳惟忠、錢世禎等兵（二十九日）》，第260頁。參《宣錄》卷33，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遊擊將軍吳惟忠領步兵四千過江。”非常接近實際數字，《象村集》卷39記載吳惟忠壬辰十二月“領步兵一千五百出來”或有問題，但丁酉“領步兵三千九百九十，六月渡江南下”則相當準確，惟《實錄》記載時間晚兩日。
[51]《再造藩邦志》卷2，第503-504頁。
[52]《經略複國要編》卷5，《與袁贊畫書》，第363頁。
[53]《宣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19日。第1690頁。
[54]《宣錄》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己巳，14日。第1659頁。
[55]《經略複國要編》卷6，《報王相公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第498、499頁。
[56]《經略複國要編》卷6，《與中軍都督楊元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第470頁。
[57]《明神宗實錄》卷251，萬曆二十年八月辛亥，第4683－4684頁。
[58] 《明神宗實錄》卷271，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壬寅，第5037頁。
[59] 《宣錄》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己卯，24日。
[60] 《宣錄》卷47，宣祖二十七年正月丁酉，18日。
[61] 《宣修實錄》卷27，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七月癸巳，初一日。
[62] 《經略複國要編》卷12，《參失事將官疏》（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第1021－1022頁。
[63] [朝鮮]鄭琢：《龍灣見聞錄》，《宋經略書》，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藏本，第67-70頁。
[64] 《五峰集》卷13，《兵部差官周基處書給贈帖（癸巳）》，第522頁。
[65] 《宣修》卷27，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亥，1日。
[66] 《經略複國要編》卷12，《檄劉綎》（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994－995頁。
[67] 《宣錄》卷47，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癸巳，14日。
[68] 《宣錄》卷47，宣祖二十七年正月乙未，16日。
[69]《柳溪吳氏宗譜》卷9，《內紀文集》，李洵瑞撰《雲峰將軍履歷功次薦本考語緣由書記于左》。
[70] 李化龍：《撫遼疏稿》卷1，《募補浙兵疏》（按：原疏有殘缺，此處暫按疏意加目），明萬曆刻本，載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69冊，第17頁。
[71] 《宣錄》卷86，宣祖三十年（萬曆二十五年）三月己卯，19日。
[72] 參見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等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74頁。
[73]《經略複國要編》卷9，《移本部咨》（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第769－770頁。
[74] 《經略複國要編》卷7，《報三相公並石司馬書》（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第593頁。
[75] 同上，卷4，《檄薊遼等七道及艾主事》（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81頁。
[76]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4，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290－291頁。
[77] 《宣錄》卷69，宣祖二十八年（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戌，30日。
[78] 《明神宗實錄》卷290，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乙丑，第5381頁；卷291，十一月己巳，第5383頁。
[79] 《宣錄》卷84，宣祖三十年（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丁未，16日。
[80] 《明神宗實錄》卷291，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頁。
[81] 《明神宗實錄》卷292，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辰，第5403頁。
[82] 黃華秀：《預防倭患疏》，載張翀等撰《皇明留台奏議》卷15，《兵防類》，臺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一（1972）年印，第41頁。
[83] 其特點是所有資金由地方籌措而非戶部管理，額外征派，獨立核算，來源極為多樣化，如嘉興府的五總陸軍中有募兵一總，軍兵和民壯各2總，另外還有水軍一總1500人，其中募兵為“耆舵”，軍兵為“貼架”，遲至1597年，所以的戰船都是租來的，兵餉則出於嘉興府庫。參見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第七章《財政管理》，第382－384頁。
[84] 《經略複國要編》卷2，《移山東撫院咨》（萬曆二十年十月十九日），第147頁。
[85] 《明神宗實錄》卷251，萬曆二十年八月辛亥，第4683頁。
[86] 《明神宗實錄》卷289，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己醜，第5358頁。
[87] 《明史》卷91，《兵志》三；參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上冊，第四章第四節“明代中後期軍事制度的變化”的有關論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547頁。
[88] [朝鮮]鄭琢：《龍灣見聞錄》，《宋經略書》，第67-70頁。
[89] 吳懸：《雲峰吳將軍傳》，載《柳溪吳氏宗譜》卷9，《內紀文集》。
[90] 《象村稿》卷38，第269-270頁。參《再造藩邦志》卷2，第488、543-544頁。
[91] 參見胡適《〈精本袁了凡先生四訓〉封面題記》，見樓宇烈編錄《胡適讀禪籍題記、眉批選》，耿雲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及章宏偉：《袁了凡生卒年考》，載《中國道教》2007年第6期，第50－52頁。
[92] 按：據《明史》卷224《孫鑨傳》：“（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皋弟預焉。由是執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鑨議謫黃，留淳熙、於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於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為罪。”帝以鑨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
[93] 《西厓集》卷9，《答邵參軍應忠書》，第192頁。
[94] 《西厓集》卷6，《募京城軍卒練習浙江火炮狀》，第126頁。
[95] 王士性：《廣志繹》卷４，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士性地理書三種》1993年版，第327頁。
[96] [朝鮮]車天輅：《五山集》，載《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8冊，第56頁。按：此文也是東征教練撤回之際奉命應制之作，由此兩位南兵教練的名字得以流傳。
[97] 《宣錄》卷53，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七月甲申，8日。
[98] 按：以此可證朝鮮官方《實錄》及所有私人文集中提到的“張六三”均為“張三六”之誤書。
[99] [朝鮮]李廷龜：《月沙先生集》卷25，《回揭張六三[三六]胡汝和教師》，韓國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頁。
[100]《象村稿》卷37，《回咨宋經略》，第249頁。
[101] 《再造藩邦志》卷2，第482頁。
[102] 《明史》卷322，《日本傳》：“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103] 參見陳尚勝：《壬辰戰爭之際明朝與朝鮮對日外交比較——以明朝沈惟敬與朝鮮僧侶四溟為中心》，載《紀年許大齡教授誕辰八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213頁。
[104] 《經略複國要編》卷12，《檄王君榮》（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第1011頁。
[105]按：沈惟敬於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處決（《兩朝平攘錄》卷4，394頁），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癸亥判決：“法宜斬”（《明神宗實錄》卷317）。對前後因果朝鮮君臣曾議論；“遊擊與提督相得乎?”“豈有相得之理乎！”李德馨說:“遊擊乃南將也。每以筆劄示臣曰:‘俺為爾國敢不盡死力為之,而提督若此,奈何?’”（《宣錄》卷35，宣祖二十六年年二月乙巳，20日）南北矛盾也是其死因之一。
[106] 《再造藩邦志》卷2，第491頁。
[107] 《經略複國要編》卷7，《報三相公並石司馬書》（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第593頁。
[108] 《宣錄》卷67，宣祖二十八年（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壬午，13日。按：載錄朝鮮產礦地點的名單，包括平安道江界、昌城、良策；黃海道瑞興、開城府；江原道春川、伊川、原州、酒泉；忠淸道公州、報恩、延豐、淸風；咸鏡道安邊、文川、端川等邑，可見東征軍士在這些地方都已做過實地調查。
[109]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9，《海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1冊，第323頁。按：使用嘉興人沈惟敬聯絡朝鮮國王，據說就是黃應暘的主意，對朝鮮事務產生不小的影響力。
[110] 《宣錄》卷102，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己亥，16日。
[111] [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即為影響頗大的代表作，主題思想是對現代社會理論和世界歷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作了總清算，認為五千年來存在一以貫之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在航海大發現直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以前，是亞洲的時代，而中國和印度是其中心；資本積累是這個世界體系的推動力，全球白銀產量的一半，最終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美洲的金銀使歐洲能夠站在亞洲的肩膀上，最終在19世紀取而代之，成為全球經濟新的中心。儘管對之批評、贊成的輿論都有各自的側重點，但“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仍相當準確地概括了當時歷史的特點，從白銀使用的角度說，“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第110頁）並無大謬，中國中心的強大輻射力從東征軍中顯露出來的各項事實也得到證明。
[112]參見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254、256、288等頁。
[113]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二月癸醜，4日。
[114] 《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四月乙丑，17日。按：朝鮮人由此對李如松充滿好感，認為其“為我國謀曲盡矣”，而宋應昌則“險陂不可測者耳”。
[115]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己未，10日。
[116] 《宣錄》卷55，宣祖二十七年九月丁醜，2日。按：他有親弟戚雲，萬曆二十一年底作為兵部差官到朝鮮。見《宣錄》卷46，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丑，16日。
[117] 《經略複國要編》卷5，《檄李提督並袁劉二贊畫》（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第348頁。按：戚金懂得醫術，曾主動請纓為朝鮮王子光海君診療：“俺暫知醫術，若見則可治其病矣。”甚至表示“若書病證以示，則當治之。”見《宣錄》卷44，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辰，30日。
[118] 《經略複國要編》卷5，《與遊擊戚金書》（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第423－424頁。
[119] 同上，《與楊中軍書》（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第452頁。

[120] 《兩朝平攘錄》卷4，《日本上》，第251頁。

[121] 《經略複國要編》卷10，《與李提督書》（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第833頁。

[122] 同上，卷11，《朝鮮謝留兵守王京咨》（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第962頁。

[123] 《宣錄》卷45，宣祖二十六年（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丙午，26日。

[124]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二月辛亥，2日。

[125] 同上，二月癸醜，4日。

[126] 《宣錄》卷48，宣祖二十七年二月丙辰，7日。

[127] 《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四月壬申，24日。

[128] 《宣錄》卷102，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己亥，16日。按：萬曆二十一年戚金42歲，充軍之時已47歲了，其生日為十一月三十日。

[129] 《宣錄》卷99，宣祖三十一年四月戊寅，24日。
[130] 《經略複國要編》卷6，《與李提督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戚金既犯軍令，捆責誠是，此門下專之者，何必翰示耶。”第523頁。
[131] 韓浚等修：《嘉定縣誌》卷16《兵防考下•鎮臣》，萬曆三十三年刊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006頁。
[132] 《全邊略記》卷10，《遼東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1冊，第381頁。
[133] 趙靖：《黔澗集》，《黔澗先生辰巳日錄》，載《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8冊，第28頁。
[134] 據朝鮮人觀察：“劉總兵兵馬，則雖有兵部撤回之文, 姑留不回矣, 鴨綠江下流黃骨地方新設守備,領兵防守海路。凡寬奠一帶, 添設兵馬共一萬七千,今方招集,每人安家銀五兩, 朝廷自當費五十萬兩。”見《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丁醜，29日。
[135] 《宣錄》卷55，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丁醜，2日。
[136] 參見萬明：《萬曆援朝之戰與明後期政治態勢》，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37] 《明史》卷20，《神宗》一；卷219，《列傳》107，《趙志皋》；卷218，《列傳》106，《王錫爵》。
[138] 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卷10，《講明封貢疏》（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第890－891頁。按：宋應昌不贊成封貢，他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通貢一節，臣原無成心，亦未曾輕許，特以兵家之事，虛實有隱機，經權宜互用”（第885頁）而已。因感力不從心、事難如意處頗多，欲調朝鮮全羅等道水兵龜船前往釜山海口剿殺，則其“為倭奴隔絕，不能前來。在我將士又稱乏食病餒，遂爾撤回”等等。
[139] 《明神宗實錄》卷271，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王言：“羈縻、駕馭，惟此兩端。其他眾論，勇至欲歲糜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樑……皆因將不得人，兵不識將，功罪倒置……察其而亟反之，可保其虞，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第5054－5055頁。

[140] 《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丁醜，29日。

[141] 《明神宗實錄》卷273，萬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第5057-5058頁。

[142] 《明史》卷320，《外國》一，《朝鮮》。

[143] 《明史》卷219，《列傳》一百七，《趙志皋》。

[144] 《宣錄》卷50，宣祖二十七年（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壬申，24日。

[145] 參見小野和子：《東林黨考》，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六，第288－300頁。

[146] 《明史》卷234，《列傳》122，《曹學程》傳：“疏入，帝大怒，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內閣趙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雖救者不絕，數遇赦亦不原。”

[147] 《明史》卷219，《列傳》107，《張位》。

[148] 《龍灣見聞錄》下《宋經略書》，第54-56頁。

[149] 《再造藩邦志》卷2，第601頁有類似記載：“時大兵之餘，饑饉薦臻。民多易子而食，殺人相啖，填以溝壑者，日以千計。劉總兵久住我國，自奉甚約，又惻然民兵餓死，設法令軍中有餘米者，悉貿賣於我民，以資其食。民賴以活。”
[150] 《象村稿》卷38，《天朝出兵先後來援志》，第263頁。
[151] 按：這一點並不奇怪，東征軍中有在編術士多人隨征，最著名者葉靖國，不僅得到東征軍上下一致的重視，也甚為朝鮮宣祖看重，先後在朝鮮活動達十年之久，為朝鮮修建城池（南漢山城）、宮闕（仁慶宮）、陵寢（裕陵）、祠廟（東廟）等勘斷形勢、選址定穴，影響頗大。通過葉靖國這個活標本，不僅可以瞭解東征中某些關鍵問題的處置情況、軍中術士的活動情形，展示明代政治、軍事、文化發展史中一個獨特的面相，也為後人準確定位這段歷史、瞭解文化傳播管道及其強大社會輻射力提供了媒介和幫助。參見拙文《明代萬曆東征戰爭期間的術士》，南開大學《鄭天挺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論文集》即將刊出。
[152] 《象村稿》卷39，《曹副總票下官》，第289頁。

[153] [朝鮮]李山海：《鵝溪遺稿》卷4，《送雷門三首（李化龍號，時罷還）》：“卻君經術兼戎略，征虜歌壼異俗流。久識升沉真有數，不應才俊盡封厚。佳辰對酒撩鄉思，客路看花惹別愁。願把忠勤須奮翼，妖氛猶暗海東頭。吾鄉正對山東路，兩地遙分一水頭。上界衣冠新道契，宜城亭館舊風流。春庭細草移蒲席，夜榻孤燈遞漏籌。別後裁書何處達，夢魂長繞鳳凰州。衰白逢人卻自羞，偶因湖叟識荊州。群雞獨鶴知難並，一字千金未易酬。寶箑多情長在手，仙巾歌著幾登樓。只應太華山前月，分照松根古井頭。”《題雷門扇》：“別愁春恨劇紛紛，共化天東萬迭雲。多事狂風吹作雨，夜深偏入客窗聞。丁卯龍灣送穎陽，當時年少尚剛腸。即今衰病難為別，一曲驪駒淚萬行。”《雷門臨行出涕送其子弟致惓惓之意》：“濁醪雖酌未成醺，佳句吟來隻斷魂。他夜獨尋湖叟第，滿庭松月倍思君。鵝甕病眼隔重紗，不見簷端燕子過，別後更堪無意緒，落花深巷閑門多。”載《韓國文集叢刊》第47冊，第521-522頁。
[154] 李琬、齊召南等纂修：《（乾隆）溫州府志》卷18，《名宦·武官》，民國四年補刊本。
[155]《象村稿》卷39，《曹副總票下官》，290頁。
[156] 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頁。
[157] 《明史》卷259，《列傳》147，《楊鎬》傳。
[158]參見王崇武：《論萬曆征東島山之戰及明清薩爾滸之戰——讀《明史楊鎬傳》》，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生集刊》第17本，1948年版，第137－164頁。按：該文將楊鎬被劾案的背景鎖定為“南北軍衝突及廟堂和戰對立”及“丁應泰遂得掇拾南軍謗言，以為攻鎬之藉口”不確。參《宣錄》卷102，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六年）七月癸巳（10日）所引“征倭副參游都司坐營等官臣吳惟忠、茅國器、許國威等二十三員”為楊鎬請命疏，事情就很清楚了：吳、茅、許等均為南將，且不惜以“所有戰功願不受賞”的絕然態度來擔保，完全可以證實楊鎬和南兵之間的矛盾絕非實質性的，即使吳惟忠與楊鎬之間存在個人恩怨，吳仍能帶頭為其請命，更顯其一心為國的赤膽忠心，而王文卻未注意該條重要史料。
[159] 《象村稿》卷3，《楊鎬傳》。

[160] 《宣錄》卷96，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丙午，20日。

[161] 《明神宗實錄》卷317，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丁亥，第5911－5912頁。

[162] 《西厓集》，《別集》卷16，《記關王廟》，第321頁。

[163] 參見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朝鮮崇祀明朝東征將士之祠廟》，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99－113頁。

[164] 以上未指明出處者，均見《宣錄》卷96，宣祖三十一年（萬曆二十六年）正月丙午，20日。

[165] 按：前者內容包括西厓柳成龍的《懲毖錄》、李舜臣的《李忠武公全書》及《瑣尾錄》、《亂中雜錄》、《再造藩邦志》、《孤台日錄》等；後者則包括《事大文軌》、《宣祖實錄》、《宣祖修正實錄》、《光海君日記》及附錄等。

[166] 參見李元植：《“韓氏兩世墨妙”發現寄語（「韓氏両世墨妙」の発見に寄せて--壬辰倭亂艾主事所管文書を中心に）》，載《朝鮮學報》第188期，日本朝鮮學會財團法人學會志2003年刊行。

[167][明]徐希震：《东征记》，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奎중5249）。参见韩明基：《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임진왜란과 한중관겨》，历史批评社2001年第二版，第159页。按：這兩種材料的獲得，得到韓國荷仁大學李俊甲教授和首爾大學博士後李平秀的幫助，韓文詞義理解方面，多得本所李花子先生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168] 例如日本學者新宮學曾利用收藏在米澤上杉神社的明代使臣賞賜給上杉景勝的明朝冠服和附屬的兵部劄為線索，探討了萬曆援朝戰爭第一階段之後日本和明朝政府的講和交涉情況。見氏《十六世紀末的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的講和交涉》，參瀧野正二郎：《2000年日本史學界關於明清史的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0期)。又如筆者曾在浙江義烏農村鄉鎮收集到的東征軍士家譜十餘種，記載內容的豐富、精彩亦出人意外，這些材料均是研究萬曆東征的第一手參考，如果下更大的力氣，相信會有更多的收穫。

[169]按：首篇南兵的專題研究論文是辛德勇《述明代戍衛長城之南兵》（《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論述明代南兵由來及北上戍衛長城的經過，唯缺少對其後來發展、演變的內容。
[170] 按：南兵的重要性，雖已引起一些前輩學者如李光濤等人的注意，但具體研究方面仍是空白居多。參氏《跋〈日明媾和破裂之顛末〉》，載《明清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上冊，第249頁。
[171] 《明代政治史》上冊，第545頁。
[172] 徐光啟：《徐光啟集》卷3，《練兵疏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上冊，第112頁。
[173] 《朝鮮仁祖實錄》卷42，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朝鮮孝宗實錄》卷19，孝宗八年十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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