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明成祖朱棣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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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成祖朱棣在文化与外交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朱棣，即明成祖，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在位共二十二年，年号“永乐”。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棣早年封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他在位时，改善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派郑和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缔造永乐盛世。1424年驾崩，庙号太宗(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后明世宗改上庙号为成祖(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为政举措

　　文化

　　编修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除《永乐大典》外，朱棣还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编书活动，命侍臣辑录自古以来的“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编纂成《文华宝鉴》颁授给皇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编成《圣学心法》，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朱棣的治国理念。 [189] 永乐八年(1410年)，敕令雕印佛经《永乐北藏》，是现存完整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永乐十三年(1415年)，理学书籍《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编成。命黄淮、解缙等主持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完成，全书350卷，搜罗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此书至今仍是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诏编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以纪天下形势、各地沿革、物产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为善阴骘》。永乐十七年(1419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编纂了颁行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正统道藏》。

　　尊崇儒家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限制佛家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崇信道教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地登基为帝，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费时十二年之久，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还修成39座桥梁，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光，林岫回环画境中”的宏伟景象。此外，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据说当年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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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最鼎盛时，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除武当外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 [95] 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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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元首外交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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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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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 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帖木儿帝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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