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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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朝安史之乱原因

玄宗改元天宝后，承平日久，国家无事，统治者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满，开始放纵享乐，从此忽视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朝政日益败坏。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唐玄宗后期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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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从而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导致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掌握重兵的胡人安禄山最为著名。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次年十二月叛军攻入东都洛阳，唐玄宗率众逃至成都，史称“安史之乱”。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唐玄宗被遥尊为太上皇。安禄山则在东都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睢阳太守许远等人率领军民坚守隋唐大运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阳（今河南商丘），在睢阳之战，叛将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军几十万人被睢阳城四千名守将所牵制。此次睢阳之战长达十个月之久，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同年增设凤翔、成都两座陪都而形成五京制格局，762年后结束五都制。

长达八年时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安史之乱战后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藩镇割据的现象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发生了持续5年的奉天之难战争。最后虽叛将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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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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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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