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西安事变时立三份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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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1936年12月4日，他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军队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张、杨鉴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入侵，以及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西安后，张、杨数次到华清池蒋的住处，向他苦口劝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
　　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活捉了躲在骊山虎斑石后的蒋介石，同时杨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随蒋抵陕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随后蒋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后迁居张学良公馆。蒋被扣押期间，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杀，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人们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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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写有遗书，但从未有人看见过

，即使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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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对外公开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其中虽然提到遗书事，但没有具体内容。今据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以前的日记复印件已对外开放)，将遗嘱介绍如下，并就蒋的日记分析其写遗嘱的原因。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

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蒋中正。
　　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

“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

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

、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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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

沮丧、悲伤和愤怒。
　　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而他经过十年的“剿共”战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西安事变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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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放弃“剿共”。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谷底，沦为他部属的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踌躇

满志的“剿共”计划从此功亏一篑，完全破灭，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这是他准备死而写下遗嘱的一个原因。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
　　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

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

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

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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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

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
　　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

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

“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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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

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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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

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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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t;(《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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