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中国最后一个宰相胡惟庸 朱元璋诛其九族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惟庸-中国最后一个宰相胡惟庸 朱元璋诛其九族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云奇身为内使, 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
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
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
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罪名升级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查证。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可能是因为李善长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旧情,因而特地从轻发落。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但是李善
长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这种态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
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
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迁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兴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废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
,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
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
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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