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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魏孝文帝改革内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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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1)迁都洛阳(2)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宦官宗爱杀了太武帝,自己把持了政权。后来宗爱被杀,拓拔浚即位,为文成帝。文成帝死后,献文帝继位。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皇帝都是年幼继位,皇权衰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激烈,政变和叛乱频频发生,最后文成帝的皇后冯氏掌握了实权。公元471年,冯太后让十七岁的献文帝禅位给五岁的孝文帝,大权落到了自己手中。476年,冯太后又杀死了已退位的献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正式临朝称制。
冯太后通过她多年建立起来的由宦官、外戚、朝臣组成的政治集团,完全控制了北魏的政局。冯太后在掌握了绝对权力后,在太和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孝文帝改革分为两部分:一是冯太后主持下的改革。二是孝文帝亲政后的改革)。本篇先说一下第一部分内容!
1、颁布俸禄制。北魏前期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因此官员贪污、吏治腐败十分严重。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了俸禄制,使得吏治得到了好转。
2、颁布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采纳了李安世的“按力业分配土地”的主张,颁布了均田制。均田制规定:1、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但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身死还官。2、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用归还。初受田时,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些者也不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出卖,不足者可以买进,但买卖不得超出应得的份额。3、非桑田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授法和露田一样。4、奴婢受田和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头耕牛,还授依照奴、牛有无而定。5、土广人稀的地方,任力衡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的地方,增丁应受田而又不愿迁徙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还不足则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意迁徙者,任到空荒之地耕垦,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的地方不得无故迁徙。6、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
均田制将无主的荒地授给农民,并鼓励他们迁于宽乡耕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均田制虽未收回豪强地主的土地,但对他们占有人口和兼并土地起到了很好的限制作用,从而缓和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3、实行三长制。
北魏初期,经过长期的战乱,户籍已混乱不堪,北魏政府任命豪强地主为宗主督户,来通过他们评定户等、征收赋税、征调徭役。但是宗主督户往往定户不实,并且在宗主督户制下,豪强地主占有大量荫附户,他们部服官役,逃避赋税,极大的损害了政府的利益。于是在均田制推行之际,冯太后接受了内秘书令李冲的建议,确立了三长制。三长制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取代了以前的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户制。保证了国家赋税征收。(李冲。三长制和租调制制定者)
4、实行租调制。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制定出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调帛或布一匹、租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按一夫一妇的租调出,这比过去每户出调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的租调减轻了很多。虽然每户租调数少了,但三长制把豪强地主的荫附户变为了国家编户,使得编户的数量大大增加,国家的税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这一新制度对政府是有利的,对一般农户也是有利的。
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三者是一个完整的制度,缺一不可,三长制保证了户籍的可靠性,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三长制和均田制确保了租调制的征收。(李安世——均田制创造者)
此外,冯太后还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修订了《太和律》。在风俗方面,冯太后下令禁止同姓结婚,来改变鲜卑旧俗。
孝文帝迁都原因:北魏孝文帝迁都的背景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历史背景与影响
北魏迁都洛阳,绝不是孝文帝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换而言之,在当时背景下,即使没有孝文帝,北魏也可能会迁都的;而失去当时的背景,如果孝文帝一心想迁都,恐怕只会让自己死的很难看。
北魏迁都洛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原因之上。
第一、北方的柔然衰弱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是绝对无法实现了。
关于柔然的衰弱,我们可以北魏迁都三十年后,凉州刺史袁翻所说的一段话看出来。“自从我国迁都都洛阳以来,柔然、高车两国不断相互吞并,开始的时候是柔然王被高车国所杀,不久后又是高车王被柔然国抓获。自从柔然、高车两国交战以来,我国边境地区已经几十年没有战争了。这实在是中原的幸事。”
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下,北魏不要说无法迁都了,就算迁都成功了,恐怕也早就因为政治、军事中心分离太远而很快灭亡。
我们常常认为,帝国都城应该设在远离强敌的地方。但我们常常忘了,如果帝国都城设在了远离强敌的地方,那与强敌接壤的地方,还应该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吗?不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难以阻止强敌入侵;而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帝国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相隔的太远了。
用北魏迁都来说吧。如果柔然依然非常强大,那帝国都城南迁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自然还得布置在平城为中心的地区。否则,面对柔然的入侵,帝国将会完全处于被动之中。
现在问题就来了,皇帝坐镇洛阳城,那平城为中心的强大军事力量,让谁来指挥、让谁来控制?如果平城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权限太小,当地的军事力量自然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平城城区的军政长官权限太大了,当时的军事力量就有可能渐渐尾大不掉了。
帝国都城设置在平城,自然不存在这种问题。但帝国都城一旦南迁洛阳,这种问题却必须得考虑。
如果平城一线,依然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那以古代的交通、媒介能力,洛阳城显然很难以长久的驾驭平城一线的军事重镇。
因为北方柔然衰弱了,所以平城一线,并不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才有自信,在南迁洛阳后,依然有能力够驾驭北方的边防军队。
因为北方的外患变小了,所以平城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帝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可以布置的相对弱小一些。但是,就算如此,北魏帝国的灭亡,也与洛阳城渐渐无力驾驭平城为中心的地区有关。北魏帝国的灭亡,是从边镇叛乱开始,最后整个帝国都被边镇地区的利益集团控制了。
第二个原因,显然是因为汉民族势力的崛起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在最初的北魏帝国中,因为汉民族是被征服者,所以汉民族的影响力,是远弱于鲜卑民族的。但汉民族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当时的民族界限,并不是难以逾越的,换而言之,异族通婚远比不同门第之间的通婚要普遍。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力,自然是越来越大。
一切是显然的,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汉民族成员自然大都会支持北魏迁都洛阳的,当然更会支持汉化运动。所以,随着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增强,这种类似的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汉民族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北魏初期,一个人如果敢提出全面汉化的口号,肯定会被打入万劫不复之中的。因为鲜卑豪门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征服更广阔的地方,绝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服饰的,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与崔、卢、郑、王等汉姓贵族平起平坐的。
因为汉民族有着人口上的优势,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当皇帝代表他们的利益,借助他们的支持,趁势加强皇权时,自然会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人们支持、反对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因为当时的北魏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皇族、鲜卑贵族为主,所以帝国关于迁都的讨论,主要是在皇族、鲜卑贵族之间展开。当然了,皇族普遍支持迁都,鲜卑贵族(包括宗室成员)普遍反对迁都。
那我们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皇族成员会普遍倾向于支持迁都,而鲜卑贵族(包括宗室成员),都普遍倾向于反对迁都呢?
传统历史对此的解释,大约除了思想,还是思想。但真实的原因,却显然是利益。换而言之,支持迁都的人(包括孝文帝),都是因为迁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迁都的人,都是因为迁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汉民族普遍成员,都支持迁都城、并支持鲜卑汉化,这自然很好理解。因为,这一系列政策,都意味着汉民族的地位上升。事实上,北魏迁都洛阳、鲜卑汉化,主要是因为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增强了,失去这种原因,谁也无法让北魏帝国彻底汉化的。
孝文帝为什么会极力推动鲜卑汉化呢?我们不排除,这是因为他仰慕汉民族文化,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显然是因为他需要在此过程中加强皇权。
我们知道,孝文帝在迁都洛阳、让鲜卑汉化的过程中,曾下令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这都是鲜卑大族,汉化后的姓氏),拥有汉民族卢、崔、郑、王四姓一样的地位。换而言之,他们都是第一等的贵族。
表面上,孝文帝对这鲜卑八大姓非常优厚。但是,只要我们仔细一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最简单而言,上述鲜卑八大姓是什么人?这些家族的成员,曾经封王、封公的人多的是。区区汉民族的卢、崔、郑、王四姓,哪有资格与他们相提并论?
再简单而言,上述鲜卑八大姓是什么人?北魏帝国就是以他们为中心创建起来的,现在让他们与被征服地区的豪门贵族平起平坐,这叫什么事?
从这层意义上,孝文帝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打击、压制北魏鲜卑豪门贵族的过程。当然了,这也就是穆、陆两大姓代表人物穆泰、陆叡,起兵叛乱的主要原因。穆泰、陆叡造反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孝文帝所任用、亲近的人都是汉民族成员。宗室成员拓跋丕介入叛乱的主要原因,显然也是如此的。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就颁布了一条政策,那就是拓跋珪一系之外的成员,都不得封王,当然了已封王的,现在都降级为公,曾经为公的,都降级为侯。而在北魏帝国,不是拓跋珪一系也能封王的人,无非是北魏前期(北魏建立之前)的代王子孙,或是上述八大姓中的代表人物。
北魏孝文帝迁都,无非就是借助汉民族成员的支持,继续压制拓跋圭一系之外的鲜卑豪门贵族。当然了,反对孝文帝迁都城的力量,主要也就集中在上述利益集团。这些人反对孝文帝迁都、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无法接受这些事,而是因为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他们既得利益一点点丧失的过程。
因为孝文帝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皇族势力扩张的过程,所以皇族成员(尤其是近支皇族成员)自然都积极支持迁都洛阳了。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过程中,北魏帝国的领衔主角,几乎是清一色的皇族成员。北魏在迁都洛阳后,似乎进入了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常态中;换而言之,皇族势力非常强大,当然了皇族内哄也非常惨烈。而帝国也因此,渐渐显现出了衰败的影子。
既然迁都的过程,就是皇族势力扩张的过程,皇族成员自然会团结在北魏皇帝身边,支持皇帝把这种改革进行下去。
在北魏整个迁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人们支持或反对迁都汉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而与什么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
汉民族成员自然普遍会支持迁都,支持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汉民族整体地位的上升。
宗室成员、鲜卑豪门贵族自然都反对迁都、反对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整体下降。
皇帝、皇族成员自然支持迁都,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皇权、皇族势力的扩张。从这层意义上,北魏迁都、鲜卑汉化的过程,就是北魏皇帝(包括皇族)借助日益崛起的汉民族力量,压制鲜卑豪门贵族的过程。
鲜卑民族汉化早已开始了。因为汉民族占据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鲜卑上层社会汉化早已非常普遍了。这是孝文帝让鲜卑汉化可以实行的重要基础。
单纯的汉化本身,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鲜卑上层对汉化并不会太强烈排斥的。宗室成员、鲜卑豪门贵族反对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太多的损害。所以同样是鲜卑血统,因为汉化无损皇族成员的利益,相反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普遍支持汉化。而汉化损害了宗室成员、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对迁都持反对态度。
北魏帝国都城可以顺利南迁。主要是因为孝文帝得到了皇族成员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汉民族的普遍利益集团支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真正受损的只是鲜卑豪门贵族;所以他们会对迁都报以各种形式的反对(或拒绝合作,或是公开反对,甚至武装叛乱),却终究无法阻止北魏迁都实现。
人们对孝文帝迁都最大的诟病,就是孝文帝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门第制度固定了下来。最经典的就是孝文帝用法律的形式承认,鲜卑八大家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与汉民族四大家族(崔、卢、郑、王)四大家族,是一等贵族,所以他们的子弟在分享帝国权力时,拥有优先权。
事实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孝文帝迁都只是为了加强皇权。所以只要有利于加强皇权,好的东西,孝文帝会推行,不好的东西,孝文帝一样会推行。比如,这种门第论、出身论、身统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饱受世人非议的东西,但孝文帝依然坚定不移的推行它。
尊崇门第论、出身论、血统论。一方面,可以打击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把鲜卑豪门贵族降到了汉豪门贵族同等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认了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依然在帝国的权力分配中拥有优先权)。这自然可以缓和鲜卑豪门贵族对孝文帝加强皇权的反抗。
尊崇门第论、出身论、血统论,从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尊重、提高汉豪门贵族地位的态度。这自然可以刺激汉豪门贵族支持孝文帝加强皇权。为了让汉豪门贵族彻底站在自己一边,孝文帝自己在崔、卢、郑、王四大汉族豪门中,各选取一个女子当老婆。并且给自己几个弟弟,一人选了一个汉族豪门的女子当老婆。
太子元恂之死
在皇族成员普遍支持迁都的背景下,太子元恂竟然公开反对迁都。这是为什么呢?传统历史的解释,自然是因为太子元恂不理解迁都汉化的伟大历史意义。所以才会公然反对迁都、汉化,甚至不惜卷入叛乱之中。但真实的情况,我们显然还得皇帝、太子的矛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得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积极推动迁都,太子却公然反对迁都,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它意味着什么?
一切是显然则易见的,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皇帝代表着一条路线(支持迁都汉化),其背后有着众多利益集团支持。而太子也代表着一条路线(反对迁都汉化),其背后同样有着众多利益集团支持。
路线斗争,是政治斗争中最残酷的斗争;也是最难调和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牵涉到以后大家跟谁走的问题;因为这种斗争背后,关系着无数人的切身利益。
太子绝不是傻子,所以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太子自然非常清楚。从这层意义上,太子在反对迁都汉化本身,就证明他已有了挑战皇权的念头。
当帝国走到一个岔路口时,皇帝认为应该朝左走,太子却认为应该朝右走。皇帝率领一部人朝左走,太子却率领一部人朝右走。这是什么性质的事?这是公然造反啊!
太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北魏帝国上层社会,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当时还占据主流。
因为汉民族占据人数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汉民族势力在帝国的影响力自然会越来越大。但北魏帝国,毕竟是以鲜卑民族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所以在迁都之前,整个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鲜卑势力为主体的。
因为种种原因,北魏帝国领衔主角,通常都不是皇族成员(拓跋圭一系),所以迁都之前,整个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皇族之外的鲜卑贵族势力为主体。
在这种背景下,在孝文帝最初推动迁都时,整个上层社会自然是反对派占据上风。但迁都代表着普遍汉民族利益群体的利益,也代表着皇族成员的利益,而且他们的力量正处于上升状态,所以迁都作为一种社会潮流,是不可遏制的。
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反对迁都汉化时,大约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温和的方法,那就是在思想理论层面上,试图证明迁都汉化是没有出路的。另一种方法,自然就是激烈的方法,那就是公开阻挠迁都、汉化,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
孝文帝对待他们的这些方法,自然也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自然是从思想理论层面上,证明迁都汉化代表历史潮流,代表北魏帝国的根本利益。另一种方法,自然就是坚决打击用武力反对迁都、汉化的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自然会进行种种联合,希望让孝文帝看到反对迁都的力量有多强大。而太子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这股力量拉拢了。
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哪条路线会胜利呢?谁也不知道,大家都是只是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选择应该站在哪一边;大家只是基于自己对结果的判断,选择应该站在哪一边。
太子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基于皇帝与太子的共同利益,太子自然应该站在孝文帝一边;但是基于皇帝与太子不可避免的矛盾,太子就有些难以选择了。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迁都的力量,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太子。游说的言词大约是如此的,迁都汉化是没有出路的,你的父皇一意孤行,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反对迁都汉化的声音是帝国的主流声音,如果你愿意代表这股潮流,你就可以成为新一任皇帝;如果你想和你父亲逆时代潮流而上,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
我想,能让太子公然反对迁都汉化的原因,只能是这样一种原因。因为在这种标准的路线斗争问题上,太子(未来的皇帝)公然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本身就证明他已做好了抢班夺权的准备。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支持迁都汉化的势力占据上风,太子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反对迁都汉化的势力占据上风,孝文帝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就是提前退休,结局再差点,恐怕就会死于非命。
孝文帝废了反对迁都的太子,又镇压了反对迁都的鲜卑贵族叛乱。这两轮斗争,表面上是政治、军事上的胜利。但是透过这两次斗争的过程,人们大约已可以清晰的看到,迁都汉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真如某些人想象中那样强大,那太子领衔反对迁都,穆、陆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公然领衔叛乱,就绝不会那样轻易的被挫败了。
而且,孝文帝只是压制了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孝文帝推崇门第制度看出来。所以,普遍的鲜卑豪门贵族在这两轮斗争失败后,终于不再坚持反对迁都汉化的态度了。
迁都洛阳对北魏的影响
迁都洛阳,意味着北魏的军事、政治重心大举南移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北魏会对南朝拥有更大的军事优势。而当时又赶上南朝的齐、梁交替,所以北魏与南朝开战后,所拥有的军事优势就更明显了。
北魏帝国的疆域,在宣武帝手中被一再扩大。在宣武帝时期,北魏帝国几乎年年南伐,而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但这种胜利,对北魏帝国而言,是幸还是不幸,实在难以说清楚。从开疆扩土而言,这自然是幸运的。因为它让北魏的疆域更大了。但从战略而言,他却让北魏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无法自拔。
北魏帝国都城在北方时,南部边疆有广阔的中原地区作为缓冲。所以北朝与南朝之间相对容易保持和平。
北魏帝国在迁都前,北魏向南推进,一般不会越过淮河,因为一旦越过淮河,就意味着北魏有些鞭长莫及了。所以北朝制订南伐目标时,通常不会制订的太远、太大,因为制订的太远、太大,就是能夺取,也是无法巩固的。
北魏帝国在迁都前,因为南朝可以轻易保住淮河一线,再向北稍开拓一点缓冲区,就会在北部边防上拥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南朝大举北伐的动机,也不会难以抑制。
但是,当北魏帝国迁都洛阳后,它很快就占据了淮河以南的重要城池,并且牢牢的占据着这些地区。北魏帝国的这种胜利,对于南朝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果坐视这种事实,就会让自己北部边防线渐渐退到长江一线。而真的退到了长江一线,那南朝与北朝相比,就无法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朝之间的关系自然是越来越紧张。
一方面,北朝沉醉于这种胜利中,所以在此基础上,依然会不断继续向南开拓疆域。另一方面,南朝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所以自然会试图收复相关的失地。于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南北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就没有停歇过。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拖垮北魏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传统历史书,很少强调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帝国的财政开支增大,有意无意会增加帝国的财政负担。而财政负担的加大,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迁都洛阳,对北魏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中央政府对北部边疆地区,渐渐鞭长莫及了。最后的直接恶果,就是北部边疆地区政治局势恶化,最后导致无休无止的叛乱。
北方六镇[注]的叛乱,自然是因为众多原因促成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帝国军政中心大举南移了。
随着帝国都城的大举南移,帝国政府对北部边防地区的重视程度自然会下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如果帝国都城在平城,那当北部边防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时,帝国政府自然会及时察觉,并且会进行积极的善后工作。因为在帝国都城附近出现了问题,帝国中央政府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但当帝国都城南迁到洛阳后,当北部边防地区出现相关问题时,帝国中央政府自然很容易的报以某种麻痹。而当事态越来越恶劣时,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北魏迁都北魏帝国的第三个影响,就是它让北魏帝国在最后关头,无法做出大规模的战略调整。
我们知道,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四战之地。只要北方陷入混乱后,洛阳就会成为一块鸡肋。换而言之,就是把洛阳摆在那里,让某个实力派去占据,这个实力派通常也会犹豫再三,并选择放弃它的。并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刘聪、刘曜、石勒、苻健、桓温都不会亲自坐镇洛阳看出来。并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尔朱荣、高欢、宇文泰都不会亲自坐镇洛阳看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北魏帝国依然定都在平城,当南部边防线出现了问题时。最差的结果,无非是让南朝进入中原地区,无非是北魏退回黄河以北。说得毫不夸张点,就是北魏把中原全部丢失了,北魏帝国还是北魏帝国。因为北魏退出中原地区,并不意味着南朝可以接管中原地区;因为失去中原地区的北魏,依然还是一个与南朝对等的帝国。因为在南北对恃中,中原从来都是一块巨大的缓冲区、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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