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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场上曾经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乞活军。说它特殊,因为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部队的组成既不属于官方招募,也不是民间自发,却又兼具官方、民间两种特质,它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集体流民,是流民中团结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历时最长久的队伍。
乞活,即为乞求活命之意。乞活军为了解决最基本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四处游动作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它的形成源于流民的泛滥。流民,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过。因为战乱或饥荒,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成群结队的流徙他乡。流民不同于移民,移民辗转迁徙后会定居下来,有最终的目的地;它也不同于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而流民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松散,常常居无定所,多数时间处于流动状态。
流民在五胡乱华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北方连年战乱,加上瘟疫和自然灾祸,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严重挑战。如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以致“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鉴》),老鼠、野草都吃,饥荒程度可想而知;永嘉四年(公元310年),“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通鉴》),可以说是见什么吃什么;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晋书》),其状也是惨不忍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饥饿足以让人崩溃,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地区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晋书》)的人间惨剧。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也时有经常。以并州(今山西北部)为例,便是“寇贼纵横,道路断塞”(《通鉴》),到处是强盗和兵乱,根本无安全可言。环境则是“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通鉴》),残败如人间地狱。生存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四处流徙,以寻求平静的避难之所。然而,五胡乱世,平静只能相对而言,即便有如仇池国那样的“世外桃源”,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百姓,多数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乱世出流民,流民扰乱世,形成恶性循环,也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朝廷和地方政府也曾试图解决,或将流民迁回原地,或者组织安置。但是乱世纷争,流民太多,遣送起来十分困难。而安置措施也很难到位,特别是五胡涌入,地方政权尚且朝
夕不保,根本无暇顾及流民。所以当时流民之多、遍布之广,达到了旷世空前的境况。
流民所到之处,势必受到排斥,因为哪里都缺粮食,所以冲突也就无处不在。如“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晋书》),还有“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通鉴》)。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为防止流民哄抢,各地纷纷组织武装防范。而流民受到攻击,就要自卫,也逐渐自发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晋书》),“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寇掠汉中”(《通鉴》)。有的还建立了割据政权,最典型的就是巴氐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为十六国之一)。这些流民武装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乞活军也应运而生。其中最活跃、历时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马腾的一支。西晋末年,“并州(今山西北部)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饥荒加上兵乱,以至于“郡县莫能自保”(《通鉴》)。无奈之下,州将田甄、李恽、薄盛等人,便将流民组织起来,“悉
随腾就谷冀州,号为
田甄率领远走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石勒付出很大代价才将其打败,其中陈午一部投降石勒,后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东晋。
这支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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