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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朝刚直大臣孙嘉淦生平介绍及历史评价
乾隆十二年,清朝三朝老臣孙嘉淦以年老体迈上书乞求退休,得到乾隆批准。临行前,乾隆问他对今后的政治有什么建议,孙家淦简短而深沉地说出了四个字:“慎终如始”,作为回应。意思就是告诫乾隆为政,要谨慎处理政务,就像一开始一般的慎重。
作为横跨三朝老臣,孙嘉淦从工作履历和个人风格上都堪称清朝最独特的一位。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一路晋升至尚书。孙家淦从基层做起,几乎横跨了当时政治体系的所有岗位,这种多岗位历练和阅历在当时来说并不多见。
孙家淦山西太原府兴县人,祖父在清初担任崇仁知县,其父是乡里当时有名的绅士,孙家淦在三十一岁中进士后,出任检讨一职。孙家淦工作之余研习程朱理学。
正是“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作用下,孙家淦处处以理学标准要求自己去做纯粹之人,由此也导致了日后雍正评价其“憨直”的结论。
如果说康熙时期的孙家淦在&ldq
就在雍正大力打击铲除其兄弟党羽时,把他们变成“猪”,“狗”扔进大狱,孙家淦竟然犯逆鳞向雍正上书强烈建议他“亲骨肉”,言外之意便是他残忍对待手足。
雍正果然大怒,找来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问他这个孙家淦为什么如此胆大狂妄,打算重罪处理。朱轼坦诚回答说:“此人诚属狂妄,但臣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想了一会,竟也笑着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识。
在孙家淦得到重用做主考官回来述职时,雍正问在场人一个问题:“天下有几种人?”唯独孙嘉淦回答最为精妙:“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雍正问他你是哪一种呢?孙家淦只是回答说:“为臣不爱钱”。意思是他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雍正甚至和宠臣鄂尔泰私下讨论过孙嘉淦这一现象,鄂尔泰倒也客观对雍正说:“孙某,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以此可知,孙嘉淦敢于直言的最大资本就是本身清廉,自身过硬,任何人也抓不到其污点证据。
《啸庭杂录》记载了一个较为生动有趣的事情。
孙嘉淦在国子监任职时,向雍正推荐几名知县候选人。几天后,雍正对孙嘉淦说:“你推荐的这几个人品行不好,名单退给你,你再考察一下。”孙嘉淦却脱口回答:“我与这六人共事很多年,非常了解,不需要再考察了。”
雍正非常
孙嘉淦这才意识到过格不敢再说话。事后刑部以“大不敬罪拟斩”上报处理意见,雍正想了想说:“孙嘉淦太憨,然不爱钱。”索性就让他去管理库银。又一次因为烦了老毛病惹得雍正大怒,干脆罚他去顺义县做苦工。
这两次挫折可以被视为雍正对他的考验,也
到了乾隆时期,依然不改本色进谏,,“每事必廷诤,纯皇帝(乾隆)辄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对君矣。’”孙嘉淦不仅敢于直言,同时更是勇于做事。
乾隆元年(1736)河南郑州发生一起影响恶劣案件,株连十余人,许多人被屈打成招,官员富德以死罪上奏核准。河道总督对此案表示怀疑,也向乾隆反应情况。乾隆迅速令刑部尚书的孙嘉淦前往调查。
几天后,孙嘉淦多方审讯查案,终于弄清原因,原来是官吏和豪绅相互勾结,而制造的冤案。孙嘉淦非常气愤,立刻上奏,要求释放无辜百姓,并严惩这些勾连冤案官员。书信递上去后,“举朝大骇”在孙嘉淦一再要求下,乾隆认可了孙嘉淦的处理意见,“上然之,竟从其议”。
孙嘉淦给乾隆的《三习一弊疏》被认为经典之作,上疏原因也是因为“皇上隆恩,卑以风纪重任”,对乾隆提出告诫,揭示了帝王在政治中遇到的各种甜言蜜语而导致最终失去正确判断。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乾隆后期对和珅的宠幸,则可以看到孙嘉淦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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