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金朝廉洁奉公名臣高汝砺生平 高汝砺结局 高汝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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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九月，金章宗完颜景诏宰臣们推举朝廷内外可以担任州刺史的人才。章宗亲自圈点批阅各地的举荐奏章，其中有一个人的为官事迹引起了章宗的格外注意。阅毕，他不由拍案叫好：“真是难得的人才呀！”便拿起朱笔批下了“此人可用”的批语。这个人就是金朝晚年的宰相高汝砺。

“莅官有能声”

　　高汝砺(公元1154 1225年)，应州金城(今甘肃兰州)人。金朝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高汝砺金榜题名中得进士。此时，他正值25岁，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自此，他踏入仕途。为官后，他兢兢业业，勤于政事，赢得了很好的名声，并在同知绛阳军节度事任上显露出才干，深为金章宗所赏识，迅即被擢升为石州刺史。上任后，高汝砺不负重望，将石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七月，高汝砺便人为左司郎中。一天，天气闷热，高汝砺在紫宸殿上向金章宗奏讲事情，当时侍奉皇帝的宦官都回避了。金章宗听高汝砺奏报入了神，手中所持凉扇忽然掉到桌子下边去了，高汝砺认为不是本职，没有拾起凉扇进献。奏事完毕，金章宗对宰相说：“高汝砺不拾起扇子进献，可算得知道体统。”章宗很赏识他，不久，又把他擢升为左谏议大夫。
　　高汝砺在仕途上一路青云，深得皇上知遇之恩。于是在其位，谋其政，竭力报效国家。当时，金国在谏官参与朝政制度上存在着弊端。自唐朝以来，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大臣入阁，必派谏官随之上殿。到高汝砺当上左谏议大夫时，台省以下官员遇上朝奏事则一概回避，与诸侍卫的官员一起进退，殿上所讨论的事情，谏官都不清楚。等到已经实行，谏官不详知其来龙去脉，只能就事论事地进谏。鉴此，高汝砺建议章宗，以后有关官员奏讲事情，谏官应能够参与知晓，可望他们对国家有些益处，并且让他们司修注之职，并让掌记言语行动的官员也应一起入朝。章宗很赏识高汝砺的胆识，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金朝当时以赋调军需，许多郡县的有关人员不得人心，手下差役们利用事情紧急之机，往往从中收取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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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民害。高汝砺建议金朝廷对以后因兵调发而受贿者从严惩治，使那些小人有所畏惧。到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便形成定制：因为军前差索取贿赂的人，一贯以下处以二年徒刑，一贯以上处三年徒刑，十贯以上便处死。自此以后，很少有人敢收受财物了。
　　金朝自金世宗起，推行通检排推法，即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赋役，按年度调查人口数目和财物多寡，将数目交给小司徒，将它作为实施政治教化，征发命令的依据。每三年天下都进行一次统计，从此作为定制。但自大定四年通检以来，至当年已有三十多年，其间虽然实行过两次推排，但对浮财物力，仅凭一时百姓的说法作为增减凭据，有司也只顾快些制定赋役计划，也不再去推究是否合乎实际，导致相当多的豪强富户得到幸免，而贫穷者备受盘剥而无处诉说。按惯例，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九月应当推行推排之法。金章宗认为当时已是深冬，等这件事办完将会有碍于农时，便没有实行。到第二年十月，金章宗诏谕尚书省，到各地推检民力。但此时由于边境屡次调发军需，使贫户更加增多。假如只按往常的办法进行推排，那些新近的豪强之家预先便嘱咐狡诈的人，希望到时候众口一词，不实报财产。有的人则假装贫乏，把产业低价典质，再将财物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此奸弊百端，要想使物力均一，实在太难了。高汝砺认为要草除此弊，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据实通检。他建议预先命令有司按照大定四年的规定，严格确立罪赏，并限定日期。其中可以按轻重斟酌执行，去烦碎而就简易，戒骚扰而事镇静，使富有的人不能得以逃避，贫困的人有望于能得到减轻。那么赋税之事也易于办理，也可避免赋税不均的弊端。
　　于是，金章宗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户部侍郎高汝砺先在都两警巡院推排，作为诸路推行之表率。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员一员为副。到承安三年九月，全国十三路都成功地推排完毕。
　　高汝砺因推排有功，不久被任命为大兴府知事。承安四年十二月，高汝砺改任陕西东路转运使。当时，盐、酒、曲都是官府禁止私自贩卖的，查获的以上货物，由政府计算重量给予有关人员奖赏，赏钱都向犯人索取。然而奖赏不均：监官查获的，计人正式课额；巡捕官查获的，不给奖赏；由巡捕军士兵查获的，奖赏以平常人减半；免役弓手查获的，比巡捕军又减半。高汝砺认为，这是犯人罪行相同而抓住或检举者的奖赏却不同。他请求把县官巡捕官应得而不付的赏钱以及巡捕弓手所削减的赏钱都征收交付官府，这样所犯的罪与所得的奖赏就均衡了。金章宗采纳了这个意见。
　　不久，由于元兵南侵，金国内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国力衰弱，引起通货膨胀，金廷不断地变更货币，更引起钞制混乱。老百姓对纸钞不信任，怨声载道，经常在一起议论钞法，并拒绝使用纸钞而用钱。金章宗被弄得焦头烂额，找不到解决办法，只好采取强制措施，想钳人口舌来推行钞法，这无非是自欺欺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泰和六年(公元206年)六月，高汝砺拜为户部尚书。章宗寄希望这位有才能的大臣来解决这令人头痛的货币问题。
　　高汝砺一上任，首先议立“钞法条约”，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一起讨论货币问题。但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时间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得到结果。到泰和七年七月，高汝砺终于拿出一个方案，建议章宗下诏强制推行交钞，规定：“民间的交易、典质数额在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对须立契约的人，部分用钞。“不须立契约的，只能使用辽东钱钞。”商旅所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官员及百姓家中所留现钱规定数额，其余的一概到官府兑换成交钞。十贯以上的现钱不得携带出京，交钞每张收工本费二钱。并派出人员辨验交钞，以防假冒。如果有违犯的，“判处二年徒刑，告发者有赏。有包庇者杖责。”县官如果能奉行流通者升官奖励，否则予以降职处罚。集众阻止法令推行的，以犯法论处。”这些强制措施有利于交钞的推行，在钞法实施的过程中，高汝砺又不断完善它。对于民间旧有的宋会子(宋朝的货币)，亦令同现钱使用，十贯以上也不许持行。盐买卖时可以用银绢，其它市场交易及发给俸禄，均用交钞，其余数用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的也用钞支付。金政府还规定：交钞因天长日久而破损，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兑换新钞。离都城较远的城邑，一般都设置换钱之处，客旅经过都可以相易。这样，旧钞得到回收而不至于滞纳。
　　在现钱兑换交钞过程中，由于府库多在廨内，老百姓不易出入兑换。高汝砺便建议州县委任官员及库典，在市肆要处置库兑换，以所得的工墨钱充库典的工资。令州府佐官两名及转运司官一名进行监督。通过高汝砺的这些措施，交钞得以推行，并在市场上得到较好地流通，金章宗的一桩心病也得以消除。金章宗嘉奖他，诏勒尚书省说：“内外百官所司各有不同，应诏言事的人也不下千数，长篇大论，旧词陈说，都切不中要害。近来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都切事情要害，并且都行之有效。希望内外百官都能各究利害，把各自职责内的事处理好。”
慎密廉洁、规守格法
　　到金朝后期，大片大片的北部中国的肥沃农田被女真统治者掠夺去分配给屯田军户，过不了十年八年，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芜，女真统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掠夺，重行分配。这样使大量农田一批一批地落荒，农业生产也随之出现严重的萎缩状态，北方社会经济呈现出凋敝现象。北方的农民为了争取活路，不得不起来与女真统治者进行斗争。一时间，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对金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北方的蒙古族统一后，更加强大，如雄师踞于北塞，对金虎视眈眈，并不断向金朝发动大规模战争。南方的宋朝虽偏隅江南，但一直视金为宿敌，许多有志之士还念念不忘恢复国土。金朝内忧外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贞佑元年(公元1213年)，金宣宗完颜景即位。十月，蒙古军便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金朝。金宣宗考虑到内政甫定，欲派人与元兵议和，高汝砺提出反对意见：“和议始发于我，恐怕是我方向敌人示弱，这不适宜吧！”高汝砺对治理内政还有一套，而对时局却一点都不清楚。结果，气势汹汹的蒙古铁骑踏破金朝余郡。高汝砺自知责重，便上疏求退，金宣宗还是挽留了他。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军围金中都，朝廷上下一片恐慌。金宣宗慌忙遣使求和，蒙古兵退。这时，中都已失去北面屏障，向蒙古敞开门户，宣宗不得不南迁以避蒙古锋芒。
　　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六月，金宣宗南迁汴京。到邯郸，高汝砺被拜为参知政事。听到圣驾南移，各路人马纷纷聚集河南。汴京谷价飞涨，有谷的人家藏谷于家中，商旅转贩囤积居奇，形成哄抢谷物之潮。
　　贞佑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他们守卫郡县。各朝都有移民实京的做法，这对巩固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对老百姓来说，也带来了许多的不便。高汝砺认为只能迁徙豪强富室，贫民不能迁移。中国的农民安土重迁，这是人之常情。要使河北军户全部迁到河南，他们一旦失去田土，扶老携幼在路上颠沛流离，没有住所，而且所经之地的百姓看到军户尽行迁徙，必定会感到惊讶疑惑，民心动摇。况且军人的家属都让迁走，而让他们守护其他人，从感情上讲，他们肯定不会像先前那样尽心保卫了。老百姓即使愚昧，这一点也是清楚的。虽然告诉他们是卫护之意，他们也不会相信，只能让他们不得安宁。这所维系的利益是很重大的啊！高汝砺建议朝廷先令诸道之元帅、宣抚司、总管府讨论后，再予实施。
　　金宣宗还是决定迁徙军户。黄河以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口，都争先恐后地迁往汴京。汴京本来就粮食紧张，现又多了百余万人口，而他们的口粮全靠金政府供给。每日每人领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金政府无法承担这一重担。金宣宗勒令尚书省并谕高汝砺说：“元兵即将到达河南，必须尽行起用各路的军户，共图保卫之事。现在都已经来了，必定要给他们粮食，但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金政府打算在黄河以南大量掠夺土地，重新分配给屯田军户。高汝砺认为当时河南境内的土地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夺掉老百姓的土地，他们便无以为生。他又援引前不久山东拔地之鉴，腴田沃壤尽入豪强势家，贫瘠之地给了贫户，结果于军户无益，而百姓遭受损失。他认为：“应该增加官田租赋，以满足军粮的一半，然后将官田中的荒田，牧马草地量数分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那么老百姓就能免于失业之艰，官府也免于做厉民之事。”
　　金宣宗听了高汝砺的意见，便准备马上拨付军户土地，让他们及时耕种。现在正值种植麦子的时候，将土地拨给军户，军户得到时，已经错过了农时。高汝砺向金宣宗建议等麦子收割之后再拨给土地，然后量地所获，以备军粮，这样于公于私都很便利。
　　但老百姓对朝廷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正月，当到了小麦收割的季节，朝廷恐元兵趁机发兵，便讨论发兵河南，以保护农民收割麦子，而民间却流传着官府派兵来是抢收麦子的，闹得人心不安。金宣宗没有办法，便向大臣征求意见。高汝砺认为此举不妥。他说：“河北之民维持生计所依靠的就是这些小麦，现在已谣传官兵前往收麦。如果真的派兵前往，那么老百姓便信以为真，更加恐惧。”他建议：“听老百姓自便，命令宣抚司禁止无赖们作乱，不致影响老百姓收割，对于逃户的田，命有司收之，以充军粮储备。”他派遣户部员外郎装满蒲刺都到民间巡视，调查百姓是否愿意发兵，不久，使者回来禀奏道：“我已西从怀、孟州到达曹、单地区，百姓往往自为义军以保护收割麦子。当我宣布朝廷想发兵的意图时，他们都有感恩戴德之意，但都不愿意。”高汝砺听后直点头，他早已料到这一点，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金政府已面临着失去民心的危机……
　　兴定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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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8年)，河南获得了大丰收，老百姓积蓄了较多粮食。高汝砺于是对金宣宗说：“国家的事务没有重于粮食的，现在屯兵更加多了，修筑长城的费用也增多，假如不在这样的丰收之年多方积储粮草，到防秋的时候可能会缺乏军资。”于是大肆搜刮老百姓粮食，又实施鬻爵恩例，以那些虚名空名，骗取有粮人家的粮食。
“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
　　金朝迁都汴京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起太行山以东，西至关陕，不到两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而山东半岛以至东平府一带，则是农民起义军与金及蒙古军经常交战的地方。金的境土只剩下黄河西岸西起潼关、东到邳州(辖今江苏宿迁以及山东枣庄地区)的一个狭长地带。金政府为了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派大部分军事力量扼守黄河，力保潼关。这时，蒙古军队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便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只由木华黎以偏师留在河北。这给了金朝统治者苟延残喘的机会。但金朝统治者不是利用蒙古兵进攻略微平息的时机发展生产，休养百姓，而是决定南窥江汉，想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以弥补蒙古军造成的损失。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分析当时时局，认为如果进攻，南宋方面见金朝势力强，肯定坚守不出兵；金军如果没有战功，还得返回国中运输军粮，宋朝军队再乘机袭击，便使金军处于进退两难之地。况且金国北面还有蒙古大军虎视眈眈，一旦倾巢而出，则金国腹背受敌，形势就岌岌可危了。总之，南下侵宋，于金国大不利。
　　高汝砺则是持相反意见，他以“宋朝多诈变没有实词，即使同他们有往来国书，但边境守备不敢轻易地撤离”为由，认为防备既然不撤离，那么是否议和，就没有明显区别。高汝砺还妄自尊大地说：“宋人如果要求和议，从道理上讲较顺，我方怎能首先提出这项和议以示弱呢？”金宣宗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
　　从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开始，金朝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的漫长战线上，从许多地方展开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政府虽从金朝南迁之年起就已不再向金交纳岁币，但积贫积弱的南宋面对日薄西山的金朝军队的进攻，已无力抵抗，金朝从南宋手里夺取了许多城镇。但金朝军队也被南宋拖住，等到蒙古军队再次南下时，金朝已军力不济，大伤元气，面临着无可挽回的败局。
　　国势颓微，大敌当前，而朝廷内部将领贾仝、苗道润等互相攻伐，金宣宗十分头痛，多次敦促他们和衷共济却没有效果，便准备把他们分别调到州县任职。高汝砺却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他认为朝廷“正时多故，姑且笼络他们而用之”，“他们互相攻伐则势力削弱，势力弱则朝廷容易控制”。于是，他建议金宣宗：“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他们使不得逞，等到边事稍稍平息，他们气力也消耗怠尽，到时候再来收拾他们。”高汝砺身为国家重臣，不但不从中加以周旋，促使将领们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反而出此下策，无异于自毁长城。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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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四年(公元1220年)，高汝砺被拜为平章政事，高居相位，不久又进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并封为寿国公。高汝砺身为国家老臣，备受金宣宗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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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厚爱，金宣宗见他年纪大了，上朝的时候站立甚为辛苦，叫他上朝间歇退坐在廊下。高汝砺为相之时，已老态龙钟，几次上表请求退休。金宣宗苦苦挽留他，希望他在垂暮之年还能为朝廷效力。高汝砺虽身居高位，却再也没有什么作为。
　　由于跟金宣宗关系亲近，君臣经常在一起聊天。金宣宗认为有功之人有小的过错也应该原谅，无功的人就没法旁贷，但有功的人，别人都喜欢谤议他。金宣宗也忘不了夸耀自己“对其功过深求其实，即使近侍所言也不敢轻信，也从不循一己之爱憎。”高汝砺在一旁也趁机恭维几句：“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循爱憎，不合公议，皇上圣明，故能如是耳。”
　　有一次，君臣两人聊到有关用人问题上。金宣宗以为“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高汝砺对道：“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金宣宗又说：“凡人处心善良者而行事忠实，斯实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高汝砺认为：“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可见，高汝砺在用人方面还颇有见解。
　　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谏官认为高汝砺欺君固位，为天下所共嫉，宜罢黜他以警百官。金哀宗说：“当年汉惠帝说，我不如汉高帝，应当守先帝成法。高汝砺是先帝立以为相的，我又怎能去罢黜他呢。”后来又有人向高汝砺投来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不退便要杀他。高汝砺见后胆战心惊，忙上疏告老，金哀宗优诏不允。
　　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三月，71岁高龄的高汝砺死在相位之上。这时，距金朝的灭亡还有十个年头。
　　据《金史·高汝砺传》云：“高汝砺为人缜密廉洁，能结人主。然规守格法，循章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无论是在金朝的历史上，还是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高汝砺都算不得一个开拓有为的杰出宰相，只能算是一个廉洁奉法的守成人物，然而在宋、辽、金、元多民族政权共存的复杂时期，守成则意味着不进则退。高汝砺在任相的十多年，已经埋下了金朝灭亡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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