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范-元朝功臣张弘范生平 张弘范结局 张弘范子女 张弘范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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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从小受的教育
　　张弘范，(1238—1280年)字仲畴，是元代名将张柔第九子。张柔(1190—1268年)，字德刚，河北定兴河内里人，是元朝历史初期；即蒙古国时期，中原地方武装中有名的军阀头目之一。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军南下中原，接着金都南迁，从中都(今北京)迁到汴梁(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之军锋。张柔以地方豪强的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金任命他为定兴令。后来又升迁至中都留守兼知大兴事。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他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今河北易县紫荆关附近的狼牙山一带)。兵败被俘，降于蒙古。当时蒙古人对各地归降的官僚、军阀等多沿用金朝官称，仍让他担任旧职。在此期间，张柔扩张势力，占领了以保州(今河北保定)为中心的三十多座城市。元太祖二十年(1125年)蒙古人任命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元太宗四年随蒙古将军速不台围金之汴京。速不台是以勇猛善战闻名的将领，与折里麦、哲别、虎必来等人被并称为“四狗”。(“四狗”是蒙古人对勇将的褒称，无贬义)。元太宗五年(1233年)金元帅崔立献汴京城投降，张柔又随塔察儿攻克蔡州，金亡。这一年张柔入觐元太宗窝阔台汗，被提升为万户，兼管军民，成为独据一方的汉军首领之一。
　　在金元之际，蒙古在其占领的牛原地区，除了派达鲁花赤(蒙语镇守者、管事官之音译)进行政治监督，派探马赤军进行军事控制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汉人地主武装的头目来维持其统治。这些头目，当时称之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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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称霸一方。在权力继承上父子相袭，兄终弟及。其中有见识的一部分世侯，为了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实行有效的、巩固的统治，为了保存中原文化的传统，纷纷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汉族士大夫。张柔正是这批世侯中的翘楚，他不仅在蒙古灭金战役中战功显赫，与史天泽、严实等人齐名，而且进占汴京时，许多将领们正争着抢掠子女玉帛，金银珠宝，而他却懂得去金国史馆抢救出《金实录》这部珍贵的文献和皇家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在这次战役中他还从屠戮战俘的刑场上救出了金朝最后一科的状元王鹗。将他接回他的大本营保定，留置于自己的幕府中。他的幕僚除了王鹗外，还有乐夔、敬铉、郝经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英俊人才。王鹗在张柔幕府中生活了十几年，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1244年)被忽必烈召征至其藩邸，后来又被拔置在翰林院工作。前后十年间凡大诰命、大典册皆出其手。敬铉后来官至中都提学，著《春秋备忘》一书，是元泰定间中书平章政事敬俨的叔祖。郝经更是当时文士中极有见识的人。他提出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治理中国的就可以做中国的皇帝”这样一种政治理论来为蒙古政权的迅速汉化作舆论。他在张柔幕府中生活了二十五年左右，后来成为忽必烈创建元朝的智囊团骨干人物。蒙哥汗逝世后，他向忽必烈提出《班师议》，主张先与宋议和，轻骑北返，以便赢得时间，组织力量与其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正是采纳了郝经的建议，取得胜利，建立了元朝。张柔这批幕僚在忽必烈前期政治中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元太宗十年(1238年)张柔四十九岁时，他的九子张弘范出生了，这—年正是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金已经亡国四年了，所以他说不上是金的臣民。他有八个哥哥，两个弟弟。他八哥就是后来承袭万户爵位的张弘略。张弘略，字仲杰，以通经史，善骑射知名于时。张家在元初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据说藏书过万卷。郝经很长一个时期是张柔为子弟们礼聘的家庭教师，张弘范当然也是郝经的门下士之一。在父兄师友的薰陶下，张弘范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的年轻将领。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年)时，张弘范正二十岁，已经成人了。他身长七尺，仪表出众。当时男子成年都有蓄须的风尚。
　　张弘范长须拂胸，丰采翩翩，算得上一位美髯公。不仅是骑射能手，而且以善于马上舞槊(即古代的武器长矛)知名于时。口才很好，善于应对，诗歌也写得爽郎可通，很有特色。他的作品不留底稿，随手散落，后来有人为他网罗遗佚，刻印了一部诗集，即现在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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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集》。庐陵邓光荐写序时说：“据鞍纵横，横槊酾酒，叱咤风生，豪快天纵。……存之穹壤，要是古今一奇。”(诗人的风格好象奔驰于马上的英雄握着长矛，饮酒赋诗。格调之高，可以叱咤风云，才情豪爽，不可一世。……这些作品存在天地间，可以算得上是古今之一奇。)这些评语当然少不了有些溢美和偏爱的成份，但大致总可以反映他诗作的倾向性。总之，当元朝开国之初，由于出身和教养，他属于上升阶层中的新一代人物，在他身上河朔豪士生气勃勃的色彩似乎比贵胄子弟们的纨绔习气要强烈一些。
施政清廉的地方官
　　那一年他八哥张弘略正任顺天路总管，当赴皇帝驻地述职时，留下张弘范代理工作，这给他提供了展示其行政管理才能的绝好机会。他决意要改革风气，严格整顿纪纲。当时蒙古军的纪律很差，他们所过之处，百般骚扰。张弘范认为：“我们国家是有法制的，令行禁止，不允许有违法的。凡不遵守法度的，都要绳之以法。”这样，许多违反军风纪的蒙古兵都受了处分，不少人挨了军棍。从此以后，风清弊绝，耳目一新。来到顺天府的蒙古军队都相互告诫，再也不敢胡闹了。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改元中统。这时张弘范正是二十四岁，被任命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1262年)，山东军阀之一的李殪起兵叛乱，忽必烈命令张柔和张弘范率兵二千迅速来大都(今北京)亲自检阅，并立即任命张弘范为行军总管。这个职务相当于一个纵队司令官。张弘范这时才二十六岁。在平叛进军中，他不避艰险，屡立奇功，成为忽必烈很器重的一个青年将领。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处理日常工作，公平合理，信赏必罚。胸怀坦白，不怀报怨之心。士兵有疾病，一定要亲自去探视，照顾医药治疗，不幸而逝世的，一定要把柩骨送回故乡；上级有赏赐一定分给群众；有军功而未获酬赏的，一定为之代请陈说，不得请求，不止。这些看来是很平常的行为，但发自内心、持之以恒，在士兵中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和信赖，逐渐取得了很高的威望。至元元年(1264年)他八哥张弘略调至京城充任宿卫。(蒙语称为怯薛，是为皇帝轮流值宿守卫的禁卫军，后来发展成为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忽必烈在张柔诸子中特别选拔出张弘范来代替张弘略的工作，把金虎符亲自交给他，正式任命他为顺天路管民总管。佩带金虎符在当时是一种特殊荣誉，也是享有特权的标志。这一年他整二十八岁，在朝廷青年贵族群中，他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星。正巧这一年也是他长子张珪出生之年，张珪是这个家族第三代中的名人，是元朝后期的名臣。顺天张氏是和元朝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家族。至元二年(1265年)，他又由顺天调任大名。未上任之前，他改穿便服微行出访，到各处调查民间疾苦。发现了收租的官吏们非法加派，群众怨声载道。于是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惩办那些不法的仓吏。由于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群众的拥护。那年又适逢大水，他没有请示就决定免除了灾区的全部租赋。管理财赋的部门认为他犯了“专擅之罪”，要给他以处分。为此，他请求赴大都直接向皇帝申诉。见忽必烈后，忽必烈问他：“你有什么要申诉的？”他说：“我以为国家把粮食存在小仓库里。不如存在大仓库里好。老百姓因为遭了水灾，交纳不上粮。如果一定要从农民口里夺取粮食，政府的小仓库当然会充实起来，但老百姓就会死绝了。等明年就会一粒粮也收不到!首先要让人民活下来，以后才会年年有收获、家家有余粮。农民有了余粮，那不都是国家的粮食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仓库!”忽必烈点头称赞，夸奖他懂得治国的大道理，就不再追究他的专擅之罪了。
进攻南宋的一员勇将
　　至元六年(1269年)，宋元正在进行襄阳的争夺战。元围困襄阳的军队大部分是平叛后改编了的李檀旧部，以勇狠骄悍难加管束著称。元政府正发愁难以物色到一个既有能耐又得军心的将领来统帅这支队伍。恰巧有人提到张弘范的名字，忽必烈立刻想到这正是他所要选择的人!马上就任命他担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攻宋战役的总指挥是丞相伯颜。张弘范向伯颜建议：用重兵围困襄阳，首先应切断襄阳的粮道。伯颜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就派张弘范负责万山粮道的把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以少胜多，竟取得了一次意外的大胜仗，伯颜对张弘范的才能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至元八年(1271年)，伯颜听从了他的计谋，决定把对襄阳的包围圈逐步缩小。张弘范于是在襄阳、樊城之间，建筑了一个坚强的阻隔性工事——“一字城”。“一字城”象一把锐利的宝剑，把原来是一个整体的襄樊军事防区，切割成两份。这样，包围圈进一步逼近樊城。第二年攻打樊城时，张弘范肘部中了流矢。他把伤口裹扎了一下，马上就到大本营晋见主帅，提出以水师截江道，断绝樊城的救援。同时在攻取的策略上，建议用水陆夹攻的办法，先攻破樊城，只要樊城攻下，襄阳也就无险可守了。他的这些主张，取得主帅同意后，立即组织新的进攻，他身先士卒，轮番猛扑，很快就拿下了樊城。宋方樊城守将范天顺战死，牛富率兵百余巷战，兵败后投火自尽，这是一场极艰苦的战役。樊城这个坚垒一突破，襄阳的守将吕文焕也就只好举白旗投降了。从至元四年(1267年)至至元九年(1272年)坚持六年的襄樊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宋元之间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元军攻克襄阳后，南宋的门户洞开，崩溃已成定局。
　　张弘范以襄樊战役的功勋，带着降将吕文焕去见忽必烈，受到了“赐锦衣、白金、宝鞍”等奖励的荣誉。他的部下也都受到了奖赏。元军稍事休整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就又命令伯颜开始征伐南宋的新攻势。伯颜分兵二路，一道进攻淮西和淮东，直指扬州；一道由他率领，命降将吕文焕为前锋，这路元军的主力就是阿里海牙，张弘范隶属阿里海牙军团之下。他们由襄阳顺汉水而下，东赂．郢西(今湖北钟祥一带)，南攻武矶堡，直扑临安(今杭州)。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南宋丞相贾似道为了挽救颓势，不得不亲自出马，督师驻芜湖，又派遣宋京前往元军大本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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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议和。希望象景定元年开庆密约一样，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了。这时贾似道只得命殿帅(即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孙虎臣率领步兵、七万驻池州(今安徽贵池)丁家洲。．舟师(水军)统帅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率后军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伯颜命张弘范所部步骑夹岸而进，利用陆上优势，形成包围，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大溃，逃到鲁港。夏贵闻败讯后，也放弃了指挥，仓皇奔逃。在这次战役中，南宋水陆两军主力丧失殆尽，张弘范所部长驱至建康(今南京市)。军入建康后有一个小插曲：丞相伯颜决定在建康休整一番。在诸将出席的劳军大会上，取出库存黄金分赐诸将。在诸将均已到齐之后，张弘范却姗姗来迟。伯颜沉下脸来面带愠色地说：“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凡是军事性的集会，迟到的有罪!虽然是近侍贵戚和以材能勇敢知名的人，都不允许宽赦，你难道连这规矩也不懂，竟敢迟到!”与会的人都为张弘范的过失，捏一把冷汗。张弘范却毫不惊慌失态，很从容地说：“我认为军事集会是指战场上的集会。在战争的场合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今天的聚会是领受犒赏，在犒赏之前我不敢争先，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丞相伯颜被他所讲的道理折服了，冷若冰霜的面孔又变得和颜悦色，连连点头称是。他辞锋敏锐，片言释疑，语言之妙，举此一例可以想见。在这个小故事的后面，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他和伯颜争论的实质是蒙古习惯法和中原儒学礼教的交锋，用中原的文化传统来影响蒙古贵族，正是张弘范父子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消灭南宋政权的先锋
　　元军攻占建康后，南宋的京城临安，危在旦夕，宋廷不得不发出勤王的号召。但宋朝军民响应勤王号召的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数人。五月间忽必烈派人告谕丞相伯颜：“夏天就要到了，元军不适应南方盛暑的气候，可以驻兵休整，不可轻敌贪进，以免造成失误。”而张弘范则从军事形势考虑，认为应当乘破竹之势，掌握战机，不可再稍缓。他和伯颜商讨后，伯颜同意他的意见，命令他用当时最快速的交通手段——蒙古驿站的快马，奔驰到忽必烈的驻地，面陈形势。忽必烈是个指挥战争的行家，当然懂得倏忽即逝的战机，稍纵即逝，于是收回成命，决定继续追击。张弘范返回防地后，激战就开始了。这年秋七月张弘范与张世杰、孙虎臣等所率水军的战斗，焦山之战，是场决定性的战役。当时统帅阿术集合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州，阿塔海、董文炳集合行枢密院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清、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列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术派遣张弘范等以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术、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挥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绕出南宋防军之后，董文炳则直抵焦山南麓，和元军刘国杰左右呼应，万户忽刺出击中路，张弘范自上流来会师于焦山之北。这场会战，南宋全线溃败于焦山。张弘范率军直追至圃山(今江苏镇江市东北)之东。这是临安陷落之前元军伐宋的最后一次大战役。由于这次战役的功劳，忽必烈赐他以拔都的荣誉称号。(拔都蒙语意为勇士)并改授他毫州万户。
　　在焦山战役中南宋的主力张世杰，原来是张柔的部下。后来张柔降了蒙古，张世杰南下投奔了南宋。两人都姓张，又都是小同乡，所以有记载说他们血统上是同宗族，但走的道路却完全不一样。张世杰坚决抗元，最后以身殉国，死得十分壮烈。而张柔父子却封侯拜相，成了元初的显贵。《宋史》中说张世杰：“少从张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隶淮兵中，无所知名。”(小时候跟随张柔在杞县镇戍，因为犯了法，就逃跑到南宋。曾在淮军中当兵，并不被人所知)一个行伍出身的战士和有土地有财产的地方豪强来相比，在政治上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张世杰和张弘范父子生活道路和见解的差异，和阶级出身应有一定的关系。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宋廷派遣宗室赵尹甫、赵吉甫携传国玉玺及降表赴元军大本营乞和。降表中以伯、侄相称。伯颜看了降表后，派遣张弘范、孟祺(元行省咨议)、程鹏飞等人，带着伯颜的命令，先入临安城，责备宋大臣背约失信之罪。张弘范等终于说服了宋廷，取得宋王改称臣仆，屈辱请降的表文。三月，伯颜入临安，宋幼主赵显(恭帝)及全太后等均被押送至大都。
　　皇帝、皇太后虽然投降了，但人民并不都甘心作元朝的臣民，浙东一带发生了“叛乱”。按蒙古人的惯例，降而复叛，又杀了使臣，又焚烧了招降书，是要屠城的。张弘范的良心不允许他执行蒙古人屠城的习惯法，只杀了几个为首的人，就了结了此案，总算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凯旋，张弘范也加官进爵，被授予镇国上将军的军阶，任命为江东道宣慰使。这时张弘范四十一岁，已经是武职官员中从二品大员了。
俘获文天祥
　　第二年四月，文天祥、张世杰等拥立的小皇帝赵罡，被迫逃到广州，病死于硐州岛上(今广东雷州湾上一岛)。为了坚持斗争，他们又拥立广王赵硐于广东新会海中厘山。改元祥兴。闽、广一带不愿投降的南宋臣民们，对这个政权总还寄于希望。元政府当然不能容忍有一个打着南宋旗号的政权继续存在，于是决定要把这个流亡政府扼杀在摇篮里，这个任务又落在张弘范肩上。忽必烈调拨了二批蒙古军归他指挥，并且授予他以“蒙古汉军都元帅”的头衔。这在当时是超越常规的措施，使张弘范不得不提出“汉人历来没有统率蒙古军的先例，请求皇上还是派亲信的蒙古人来担任元帅。”忽必烈带着沉思和回忆的神情微笑着说：“你可知道你父亲和老将军察罕的故事吗？在太宗时期攻打安丰的那次战役中，攻下安丰后你父亲主张留兵驻守，而察罕习惯于蒙古的战术，反对留驻。军队全部南下后，不久安丰又被宋占领了，几乎断了退路。事后你父亲为此十分悔恨，这是由于当时委任不专的缘故。怎么可以让你再重复当年的复辙呢？今天交付你办这件大事，你如果能像你父亲一样用心，我就放心了。”忽必烈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认清了在汉地作战也得用汉人的战略战术来应付，草原上的那一套办法有些时候会不灵验的。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使张弘范很感动。忽必烈并且当场要赐给他锦衣、玉带等贵重的赏物。张弘范辞谢了锦衣玉带等赏赐，而请求赐与战斗时合用的剑、甲。忽必烈对他这种战士的心情很赞赏。立即命令左右；把武库中最好的剑与甲陈列在大殿上，任张弘范自由选择。剑、甲选好后，忽必烈庄重地告诉他：“这把剑就是你的副手，不听命令的，你可以用这把剑处死他。”张弘范意识到手中握着的是一柄真正的“尚方宝剑”。临行前，张弘范又荐举有谋有勇的西夏王后裔李恒做自己的副帅。这个要求忽必烈也答应了。他这支由蒙汉混合组成的南征军，水陆共二万人，分道南下。他弟弟张弘正被任命为先锋。他告诫张弘正说：“我是由于你的勇敢而选拔你当先锋，并非因为你是我弟弟而决定这项任命。军法是严肃无情韵，我不敢以私情妨害公法!你处处要谨慎啊!”张弘正确也不负所托，军锋所向，沿海的漳、潮、惠、潭、广、琼诸州，相继告捷。张弘正军与宋丞相文天祥所部在潮州五坡岭(今广东海丰)相遇。宋军寡不敌众，文天祥被俘。元军士兵们捆绑着文天祥至张弘范军营，用枪、矛等武器百般威胁叫他拜见张弘范。文天祥不为所动，拒不下拜。张弘范被面前这个铁汉子的正气所感动，让左右给文天祥松了绑，以客礼相见。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元组织了水军，大举进攻崖山。文天祥以战俘的身份也被软禁在元军船上。当张弘范这支舰队经过珠江口外零丁洋时，文天祥感触万端，想到当年在赣州起兵时，曾路经赣水上怵目惊心的皇恐滩，眼前又面对汪洋一片的零丁洋，自己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已经拿定了，于是作了一首诗道：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恰巧张弘范来要求他给张世杰写一封劝降的信。他就顺手写出上边这首诗，交给张弘范算是答复。张弘范读罢，除对他的遭遇同情外，心中肃然起敬。
　　张弘范与文天祥在政治上虽然是对立的，但他对文天祥的人格则是崇敬和钦佩的。当部下劝告他：“敌国的丞相，居心叵测，不可亲近。”时，张弘范笑着说：“他是个忠义至性的男儿，决不会有其他。”
击败张世杰
　　张弘范统率的元朝水军抵达崖山后，曾派张世杰的外甥韩某，三次去张世杰军中劝降，韩某是张弘范军中的一员下级军官。张世杰严辞拒绝了诱降。他对韩某说：“我知道投降了既可活命又可以富贵，但我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当时，张世杰尚拥有战舰一千艘。他采取了守势，把舰只排成一字阵，联结在一起，企图死守。张弘范采用封锁海口的办法，切断了宋军淡水的来源；宋军被困，取海水解渴，纷纷呕吐，士兵们疲惫不堪。张弘范做了四面包围的严密部署，一直等到副帅李恒从广州赶来会师后，才发动了总攻。他目的在消灭宋军的有生力量，要一举歼灭，不使其再散逸。二月初六日晨，用炮石、火箭作掩护，插入宋舰队主力所在。元军跳上宋船后，短兵相战，发挥北军之所长，宋方溃不成军。宋左丞相陆秀夫驱妻、子入海，自己抱着年仅七岁的宋帝赵呙投海死。张世杰冲出重围，准备招集旧部；找寻赵宗室后裔再图恢复。元军李恒的舰队追至大洋，没有追赶上。不幸遇大风浪，船翻了，全船的人都淹死在平章山下。南宋王朝的这幕亡国悲剧，至此结束了。在这场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是张弘范在厘山海战的败军之中救出了一位准备跳海自杀的邓光荐。邓是亡宋礼部侍郎，原名邓剡(1232-1303年)，光荐是字，号中斋，庐陵人，宋景定三年进士。张弘范劝邓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且礼聘邓为他儿子张珪的家庭教师。张珪后来立朝有声，成为一代名相，据说就是这位老师教诲的结果。这件事和他父亲张柔当年从刽子手的刀下救出王鹗的故事有相似处。从中可窥见元代武将的政治家风度与战略水平。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弘范曾仗义执言，为女真族学者夹谷之奇伸冤平反。这是一件当时脍炙人口的侠义行为。夹谷之奇字士常，号书隐，和东平世侯严实(1182--1240)的幕僚阎复(1236—1312)曾同受词章之学于金进士康哗的门下，又与金陵杨刚中同受理学之传于张翌(即时人称为导江先生者)。所以夹谷之奇不论词章、义理以及品德、吏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在元朝伐宋的南征中，他以济宁教授的身份被征调为行省都事。元军占领临安，接管宋皇室金帛时，他经手文书登记事宜。后来查出这批金帛中有遗失的情况÷就有人栽赃诬陷，说这笔糊涂帐和夹谷之奇有牵连，因而他被隔离审查(当时的词汇是“按问”)，张弘范闻讯后，出于对读书人人格尊严的维护，对儒生的保护；对各族知识分子的重视；对邪恶的义愤；他率领着属员去找负责审理这桩案件的中央特使，为夹谷之奇申辩说：“夹谷之奇是个儒家所谓行已有耻的读书人，操守一贯公正清白，是个看重荣誉有所不为的君子，不可能发生这种不名誉的事情。如果查出他确实稍有侵贪，我甘心情愿和他连坐。”由于张九帅的亲自过问，此案迅速得到公正的平反。通过认真的调查，水落石出，一切不实之词，原来都是坏人们的诬陷。”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动乱的年代中，某些有识见的元朝汉族统治者，对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起过些保护作用。
功过任评说
　　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朝廷上安排了不少庆功活动。忽必烈在内殿宴请这位百战归来的将领，为他洗尘，慰劳他的凯旋，是这一系列庆祝活动的顶峰。但乐极生悲，死亡女神已经在向他招手了。由于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等环境，再加上又得了疟疾，返回大都后不久就病倒了。忽必烈十分关心这位由前线归来的勇士，特命御医前往护视，并规定每天要把张弘范的病情作专门的汇报，并让近侍传出口谕给御医说：“我有军国大事，等着同九拔都商量决定。你们一定要尽心治疗，使他迅速恢复健康。”又命令卫士坐在张弘范的门口，对来探视的人们说：“九拔都病得很重，除非至亲和医护人员外，皇帝有诏令，停止一切对病人不必要的干扰。”尽管用了最贵重的药物，安排了最高级的护理，仍没有挽救了这位九拔都的生命。至元十七年(1280年)过了新年后，他的病转重了。他自己也意识到病不会好了，要求从病房回到自己的旧居室，把亲戚宾客们召集来，和他们一一告别。最后，他叫人把南征时忽必烈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与铠甲取出来，握着儿子张珪的手，珍重地交付给他。并且说：“我当年用这剑与甲为国家的统一立过功劳，你佩带宝剑、穿戴盔甲时，不要忘记了爸爸!”他摩挲着剑与甲，在那些金戈铁马，峥嵘岁月的回忆中晕眩过去，那些回忆中当然也少不了江南儿女的血腥。海波和血浪的影子使他的视线模糊了，他最终地闭上了眼睛。他是一个军人，但却是一个有些诗人气质的军人。他在南征中写过一首《述怀》诗，诗中说：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流露出他对战争破坏行为的憎恶和内心的矛盾、痛苦、内疚。他逝世的这一天，正是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初十。窗外朔风凛冽，从北方沙漠吹来的大风，挟带着沙砾尘土，铺天盖地地吹来，又狂啸着卷走了一切!这正是他老师郝经所歌颂过的北风!《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诗的风格，说近似南宋江湖诗派，其实，他的作品有些更像他老师郝经的格调，是金元诗宗元好问的谪系门徒。
　　他这短促的一生，仅有四十三岁。死后元朝追赠他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三十二年之后，即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元朝又给他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八年之后，(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元朝政府再一次加赐他“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改谥献武。他的遗诗题名《淮阳集》者，正取意于此。这些身后哀荣只反映元代官方对他的评价一直在上升。
　　但世人对这个历史人物却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有人从封建的名教出发，责备他们父子不忠于金朝，是大节有亏。我们前边讲过，他生于金亡之后，和金朝是毫不相干的。也有人站在汉民族立场批评他助元灭宋，是没有民族气节。其实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蒙古灭金后，经过长达四十年的蒙宋战争，终于由忽必烈重新奠定了全中国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和割据的局面，这是历史前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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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因此，不应认为只有汉族才是当然的统治民族。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应当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忽必烈既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又是一个蒙古族的统治者；他当然不可能用平等联合的方式来谋求统一，而只能通过战争去实现存在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统一。
　　我们肯定元朝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并不是肯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合理。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反对民族压迫的抗元斗争是正义的，但我们却不必赞赏他们为腐朽的南宋小朝廷而尽忠的忠君思想。张弘范为全国统一做出了贡献，他在进军中尽量减少破坏和屠杀，在政治上支持忽必烈的汉化改革措施，抛弃蒙古旧制，坚持统一。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我们也不必为他的武功、为他自己也感到内疚的事唱赞歌，他只是做了当时历史规定他应该做的事而已。对张弘范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符合历史真实，历史上的恩怨，随着时光的消逝都过去了。元朝代宋而建国，这个王朝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的开发，初步奠定了我国疆域的规模，扩大了中外交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腐朽软弱的南宋来相比，中国历史总是前进了。张弘范在这个开创时期的所作所为，对整个元朝来说，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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