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谁是唯一没被中共特赦的国民党大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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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谁是唯一没被中共特赦的国民党大特务？

　　在1949年的云南起义中，卢汉扣押了一批国民党高级特务。这些特务，长期作为蒋介石政权所豢养的鹰犬和打手，为实行法西斯统治竭忠效力。他们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镇压民主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实属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这里要讲述的是云南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征服这些魔鬼的内幕故事。

　　卢汉起义，一批国民党大特务束手被擒

　　194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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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残存的蒋介石政权退守西南，盘踞在以成都盆地为中心的崇山峻岭之中，苟延残喘，负隅顽抗。

　　面对时局，国民党政权营垒内的各种力量纷纷重新选择出路，弃暗投明。此时，号称“云南王”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之一、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决定起义。

　　12月9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委员、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从成都飞抵昆明，督促卢汉等滇军将领“整军备战”，妄图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张群的到来，为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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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起义机会。

　　张群一下飞机，卢汉的亲信将领便“陪同”他“住进”了卢汉新建的公馆中，将其软禁，切断了张群与昆明外界的联系。随后，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召集在昆明的国民党政权各方大员，于当日晚9时前来“开会”，以“商讨**复国基地建设大计”为由，将他们一网打尽。

　　由于事关机密，成败仅存一念之间，为万无一失，事先稳住国民党驻昆明的军政大员，卢汉还搞了点掩人耳目的动作。当日下午，他发出请帖，在自己的公馆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友邦人士”。

　　与此同时，卢汉密令其嫡系部队，暗中控制了昆明市区各要害部门、交通枢纽和昆明郊外的巫家坝飞机场，并扣留了33架自成都取道昆明飞往台湾的运输机。

　　晚6时许，位于昆明翠湖边青莲街的卢公馆门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应邀前来赴宴的宾客纷纷前来。一时间，宴会厅内欢声四起，伴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宾主频频举杯，气氛热烈……

　　晚宴结束后，卢汉送走了外国客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内，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手表……

　　9时将近，应邀赴会的国民党驻昆大员纷纷到来。他们知道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了。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可以怠慢“云南王”卢汉，但却得罪不起蒋介石的红人张群。

　　开会的时间已过，张群没有出现，连卢汉也不见踪影。满腹狐疑的大员们却发现情况异常--院子里哨兵林立，外出大门已经封闭!

　　正当这些人一头雾水之际，只见卢汉的警卫营长带着十几名卫士提枪闯入大厅，炸雷般的一声喝令：“举起手来，不准动!”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这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将军、政要和特务头子们，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乖乖地被缴械。

　　次日上午，卢汉在省政府办公处光复楼宣布了云南起义的消息。

　　卢汉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将残存军事力量由四川逐次撤向云南的计划，阻断了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企图，并在起义过程中扣押了一批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的高级特务，他们中有：

　　国民党军队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局)西南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和云南站站长沈醉，共5名少将级军统大特务;属于中统局系统的有，内政部调查局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川滇黔铁路调查处长刁寄萍、副处长隆曙明等;属国防部二厅(军事情报系统)的有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共20余人。

　　这些国民党高级特务们，双手沾满革命烈士与仁人志士的鲜血，熟悉特务组织与网络，亲自参与制定并负责执行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的“应变计划”，时刻威胁着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因此，紧急审讯这些被俘的高级特务，成为保卫新生政权、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调集精兵强将，展开了突击审讯工作。

　　认清大势，沈醉最先有立功表现

　　在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大特务中，沈醉年轻干练，能力极强，20多岁就当上了少将，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衔同级(军统局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因其首任局长戴笠死时为少将，因而其后所有军统特务的军衔不能逾越)，且从被扣押之际就有立功表现。

　　就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当天，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不仅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而且手书军统密令，让云南境内所属特务停止抵抗。此外，他还提供重要情报，使得卢汉一举扣押了当日途经昆明飞往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

　　在审讯过程中，沈醉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重的心情回忆了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亲，并悔恨自己违背了母亲“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诲。身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记忆力好，讲问题干脆，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局潜伏在云南、贵州地区的特务人员。昆明市军管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一举捕获了军统贵州行动站站长汪剑英、云南行动站站长王汉文等大小特务40余人，及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云南、贵州两省首府的重大破坏活动。

　　关于蒋介石的“应变计划”，沈醉只知道他所管辖的云南地区。他交待：军统局在云南境内以昆明为中心，布置了两个潜伏组，在滇西南的保山、滇东北的昭通，还建立了两个潜伏组。

　　这样，根据沈醉的交待，云南省军管会掌握了蒋介石为实现“应变计划”在云南境内设立的8个潜伏特务组的情况，经全力抓捕，这8个特务潜伏组的40余人被捕获，仅少数逃往境外。

　　“武装游击计划”，是国民党政权准备在逃离大陆后与新中国政权长期对抗所精心制定的庞大计划，其核心就是以潜伏特务与土匪武装里应外合，迎接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

　　沈醉坦白承认：自己在军统局内长期负责暗杀行动，经他逮捕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500人。此外，他还亲自指挥对蒋介石不信任的国民党政权高级人物，进行跟踪和暗杀。例如卢汉起义之前，军统局早已察觉，沈醉奉命亲自安排了对卢汉的监视，还准备好了暗杀计划。他们在卢汉公馆对面买下一幢别墅，对其进行全天监视，并从各个角度布置了杀手，随时准备暗杀卢汉。后来，因为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命令而作罢。

　　除了交待情况与坦白罪行外，沈醉还向解放军方面审讯人员提供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的情况，使得审讯工作进展顺利。

　　一次，审讯人员讯问沈醉，“徐远举多次表示愿意好好交代问题，但谈得不好。周养浩思想沉闷，10多天来，我们给你们讲政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为什么呢?”

　　沈醉略有思考后，回答说：“徐远举平时的为人，对上很圆滑，对下非常粗暴，犯了众怒。他想交代问题，但怕罪恶太大，又怕别人往他身上推，自己说不清楚。至于周养浩嘛，主要是顾虑自己亲自参加执行了重庆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和杀害杨虎城先生的罪恶行动，感到自己罪恶太大，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只等一死!”

　　沈醉所提供的线索，为审讯人员掌握徐远举、周养浩两人的思想情况，加强政策攻心，提供了重要帮助。

　　吞吞吐吐，徐远举、周养浩半推半就交待

　　在被扣押的军统特务中，徐远举、周养浩职务最高，掌握机密情况自然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的恐惧心理特别重，交待问题时，吞吞吐吐，避重就轻，思想包袱很沉重。

　　在审讯徐远举时，他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一会要求批准他去西昌，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戴罪立功;一会儿又请求到东南沿海，准备协助解放军攻打台湾，立功赎罪。周养浩则摆出一付随时准备拉出去参加公审、上绞刑架的架式，一问三不知，企图抗拒到底。

　　针对这两个大特务的情况，审讯人员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采取攻心政策。审讯人员对他们采取内松外紧的管理方式。在监禁院落外面，警戒森严，滴水不漏;而在院内和住所内，对他们的要求则比较宽松。看守所为他们两人各安排一间房子，免去他们戴刑具之苦，还可以叫他们在院内自由行走。

　　在生活上也尽量优待，除搞好伙食外，还允许他们自己开小灶，改善伙食。

　　审讯时，为减少他们的对立情绪，工作人员一般不用专设的审讯室，而是在院子里、住宿地等场合，采取谈话、写材料，甚至是聊天的方式。有一天，解放军审讯人员与徐远举在其住宿的监房里谈话，由于谈话时间长了，两人都有些困意，便很随便地躺下来继续聊……后来两人竟在交谈中睡着了。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殊手段，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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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取宽大政策的同时，解放军审讯人员还适时地“敲打”他们，不让他们留有任何侥幸念头。

　　审讯人员对徐远举说：“在西南的军统系统中，你的地位最高，了解的情况最多，你不主动讲，别人能不讲吗?到那时，你就被动了!”听完这话，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

　　对周养浩，审讯人员则明确告诉他：“你的罪恶多，杀害杨虎城将军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你都参与了。但是，越是重大罪恶，一般都是由你的主子蒋介石、毛人凤作主，你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主要责任在上面。你只要积极配合，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的!”听了审讯人员的动员，周养浩的眼睛一亮，心底里闪现出一丝希望。

　　由于政策攻心与生活优待双管齐下，这两个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头目终于开口了。

　　徐远举和周养浩交待：军统局西南区成立于1948年11月，下辖6个站，有2个通信支台，在站下设有专业和地区组，西南区还负责管辖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察局、稽查处、保防处等公开机构21个，这些公开与秘密的机构，形成了军统特务的严密网络。

　　两个大特务还交待了“军统局西南地区应变计划”。该计划分为4个部分，即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

　　潜伏计划，就是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后，将一批所谓的“精干特务”力量留在大陆，通过各种身份潜伏下来，打入我新中国政权的党政军各级机构，刺探情报，指挥破坏活动。

　　游击计划，则是由军统部署与指挥的国民党军正规力量在所谓的大陆“沦陷”后，划整为零，上山为寇，顽抗到底的行动计划。

　　所谓的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是军统局派出骨干人员，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土匪恶霸等与共产党为敌的乌合之众联络起来，形成网络，听命于潜伏特务，并在其指引下，有计划地实施暗杀、爆炸、投毒、纵火等活动。

　　审讯过程中，周养浩怀着忐忑不安的恐惧心情，仔细交待了西南解放前夕，他奉蒋介石、毛人凤的直接命令，亲自执行押解和杀害杨虎城的行动计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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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浩说，人民解放军进攻贵州前夕，他奉命带领一个行动小组，由重庆赶往贵州息峰监狱，以欺骗的手段，将杨虎城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到达重庆后，周养浩以安排住房为由，将杨虎城一行分别诱往事先安排的房间中，由潜伏在那里的杀手们分别用匕首将他们杀害。与杨虎城一同遭到杀害的，有他的儿子、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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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威并施，孙秉礼、刁寄萍被迫招供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是另外一个老牌特务组织。此次云南起义所扣押的中统特务中，有查宗藩、孙秉礼和刁寄萍等老资格的大特务。其中，查宗藩因没有实权，所以除历史罪行外，现实情况掌握不多，于是，审讯的重点就集中在孙秉礼与刁寄萍两个掌握实际权力的特务头子身上。被捕时，孙秉礼为内政部调查局云南调查处处长、刁寄萍为川滇黔铁路公路调查处长。

　　两人身为中统高级特务，思想反动、罪恶深重，所以都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实在赖不掉的，就强调客观原因，迟迟不肯招供。

　　面对着两个老油条的软抵抗，审讯人员恩威并施，晓以大义，促使其开口交待情况。

　　针对孙秉礼的耍赖态度，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了其部下特务所交待的问题口供，并严肃地让他选择宽大与严惩两条道路何去何从?解放军审讯人员的诚恳与严厉，对孙秉礼产生了极大震撼。

　　对于刁寄萍，审讯人员则利用他比较注重亲情的特点，让其老婆领着10岁的女儿，带着他爱吃的红烧肉前来探监。在监狱的办公室，审讯人员当面向刁寄萍全家交待政策。在人民政权强大威力震慑下，在人道主义政策的感召下，刁寄萍老婆哭着劝他为家庭着想，要好好交待，不要与人民政府为敌。为了挽救父亲，刁寄萍女儿当场要跪下给管理人员磕头，被解放军管理干部真诚劝阻。由于审讯人员的辛勤努力工作，这两个中统大特务终于开口交待问题。

　　两人供认，在蒋介石政权迁往台湾后，中统系统也安排了自己的“应变计划”。与军统的“应变计划”不同，中统系统的计划重点是在保持与境外建立联系方面。

　　高压攻坚，沈蕴存、温天和不得不张口

　　国民党军国防部二厅，是蒋介石政权的另一个特务组织。但在组织机构上它又是一个独立于军统之外，主要掌管军事情报并直接为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服务。

　　在这次云南起义中被俘的主要骨干特务，是国民党军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和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他俩不仅是国民党军国防部情报系统掌握全局的官员，而且还是统领西南地区全部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沈蕴存是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的亲信，手里掌握着二厅的绝大部分核心机密。然而，他借口当副厅长时间不长，不了解情况，企图蒙混过关。温天和则出身恶霸地主家庭，此人曾在英美等国受过专业情报训练，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反侦讯能力极强，一度给审讯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解放军审讯人员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先从他们被俘的部下入手。为此，审讯人员先提审了国民党军国防部二厅的电台台长钟卓人和少校侦测队长戴章，并从中掌握了大量基础情报。然后，再步步紧逼，趁热打铁，对这两个顽固分子进行突破。在大量事实面前，沈蕴存与温天和的心理防线崩溃，被迫供认了大量情况。

　　沈蕴存供认：自1949年初开始，国防部二厅就开始了应变谍报小组的部署。他们在长江中下游的蚌埠、芜湖、江淮和杭州等地，布置了20多个谍报小组。国民党政权逃台前，二厅又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大中城市和西南地区，布置了15个谍报小组。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军事情报、指挥**暴动、暗杀人民政府官员、指示空袭目标，并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

　　温天和则供认：云贵特派员公署，是国民党军国防部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旨意，并在同法国方面秘密协商后，决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云南建立一块具有国际性质的根据地，准备在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两条交通要道，配合美法等殖民帝国实施反攻任务。

　　政策攻心、专政震慑，审讯工作取得重大成绩

　　在中国共产党政策与审讯人员的精心感召下，对这批国民党高级特务的审讯工作，历时一个多月，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审讯所获得的情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安、保卫部门和人民解放军，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且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三大特务机构的内部组织情况和所进行的一些重大特务活动情况。这些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及时粉碎和阻止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行动，保卫了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完成突击审讯任务后，按照公安部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安排，这一批特务战俘被送往重庆，后经过正式宣判，分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得林、秦城等处监狱，继续进行审理和教育改造。这些大特务们逐渐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了解和认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表现较好，最后都走上了自新的道路。其中，除徐远举在改造期间因病亡故外，其他人都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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