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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揭秘成吉思汗“四不许”遗嘱:不许别人为他画像
蒙元时代的皇家先帝、先后御容均置于神御殿(曾称影堂)内,神御殿基本在大都(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每位先帝与其配偶的神御殿各有其名,分别设在不同的寺院里,但也有个别的神御殿设在外地,如从世祖时代起,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玉华宫孝思殿中祭供的睿宗帝后御容川历+史+网。在中央官署也会出现先帝御容,如世祖时代翰林院的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元代是肖像画成为独立分科的标志时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中可以看到元代帝王肖像画的基本面貌。《元代帝后像册》同样为南熏殿旧藏,均为绢本设色,各纵59.4厘米、横47厘米,分别精绘了元太祖、太宗、世祖及后、成宗、顺宗后、武宗及三幅后像、仁宗及后、英宗及二幅后像、明宗后、文宗、宁宗及后和某后纳罕及三幅佚名后像。这些半身像无论形貌抑或服饰都描绘得十分真实可信,极少奇异之像或美化之迹,其身形体质完全符合游牧民族的特征,衣冠发式也都与元代典籍一一贴合,可见这些帝后像均为非常写实的作品,是研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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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帝后像》册的作者同样不可考,史载李肖岩曾经负责元代皇帝的“御容”。元人张养性在《赠李秘监》中有一句“至志间曾画御容”,李秘监就是李肖岩。陈高华在《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中认为,元代皇帝、皇后御容像有很多可能出自李肖岩之手。而据书画鉴赏家徐启雄考证,忽必烈及皇后察必的肖像画作者应是被史家称为“真神笔”的大画家刘贯道。
元初画家中,刘贯道的技艺是被当时人认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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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启雄认为,之所以最终确认此画作者,还有最重要的证据,刘贯道的工笔画《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察必所穿服饰和人物造型特征十分相符,绘画风格也非常一致,应出自一人之手。若这幅画像出自刘贯道之手,忽必烈的形象与实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刘贯道绘帝王画像,是在帝王生前。也有在死后绘制的记载,如至顺二年(1331)三月,绘病夭的阿忒纳答剌像等。著名学者史树青在一次采访中说,画家在绘画时,有时“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同样,该像册的绘制年代目前在学术界也有争议。尚刚根据画上人物判断,“因册中最后一幅为文宗之子雅克特古思,应绘制在顺帝复仇之前不久”历_史_网。而以余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元代后妃太子像》册“以其工笔功力而言,不及元人;从民族心理的角度看,不太可能是明廷画家的复制品。但绢质乃明朝之物,为清初宫廷画家所用。该册的摹写技巧统一,似出于一人之手,
遗憾的是,《元代帝后像》没有元顺帝的画像,我们也无法了解其是否为“太医脸”,也为其身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最真实的成吉思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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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里的成吉思汗画像外,国家博物馆也有一张成吉思汗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史树青1953年从民间用几块钱征集到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据介绍,向史树青提供画像是他的小学同学崔月荣,崔月荣回忆,这幅画是她公爹陈宧任参谋部次长期间,民国初年(大约1912年)到蒙古地区视察时一位蒙古王爷亲自赠给的。《陈宧传》记载,陈宧当参谋次长期间与贡桑诺尔布王爷(俗称贡王)来往密切,与其他蒙古王爷并未发生过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赠送陈宧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就是贡王本人。
1962年初,启功等著名专家对该画像鉴定后也认为:“从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鉴文字和用笔等方面考察后,一致断定这是一幅元人的作品。”这幅画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最真实的,是国家一级文物。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其形象和服饰,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画像基本相同,但时代要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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