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司马光认死理:凡让百姓掏腰包的事他都认为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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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司马光认死理:凡让百姓掏腰包的事他都认为是坏事

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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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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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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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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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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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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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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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推荐。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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