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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曾国藩谋求功名无暇学问:按理学家模式修身养性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国藩看作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所以,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然而,他治学虽然博杂,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过去很少有人谈过。
为谋求功名而无暇顾及学问
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领域占据优势。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
曾国藩后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本来,唐鉴也谈到“检身之要”。唐鉴说,“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但曾国藩回去后却没有照办。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幾功夫最要紧”。还说,“心之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倭仁的所谓“幾”,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幾”,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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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大增 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
此后,曾国藩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即是指此而言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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