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和世界通史 历史和世界史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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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经纬：世界历史、世界通史及其概念迷宫的解构与重构

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世界历史”与“世界通史”是两个高频出现却又常被混用的术语。它们如同历史星图中的双子星，彼此映照，却又轨迹各异。究竟何为“世界历史”？何为“世界通史”？“历史”与“世界史”的宏大叙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学术演进与观念博弈？这并非简单的名词辨析，而是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整体过去、如何编织全球叙事脉络的根本性问题。踏入这座概念的迷宫，我们不仅是在梳理学术谱系，更是在追问：我们以何种方式，将散落于时间与空间的人类经验，缝合为一部可以被讲述、被思考的“世界”故事。

概念源流：从分散记述到整体构想

“世界历史”意识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古典时代。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立志撰写一部关于人类伟业的史著，其视野虽以地中海为中心，却已蕴含了将已知世界纳入统一叙事的野心。在古代中国，司马迁的《史记》虽以华夏为本位，但也通过“列传”等形式记载了周边民族的活动，构建了当时中国人认知中的“天下”图景。这些早期努力尚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更非体系化的“世界通史”。它们更像是星罗棋布的文明孤岛，彼此遥望，却未连成大陆。

真正促使“世界历史”成为一门自觉学问的，是近代以来全球联系的加强与西方中心论的兴起。启蒙运动推动了用理性眼光审视全球历史的潮流，而19世纪欧洲的全球扩张则催生了一种以西方文明为顶点、线性进化论为基调的“世界历史”叙述。这种叙述往往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视为从属或铺垫。与此“通史”作为一种编纂体例，强调跨越时代、连贯叙述的特性逐渐明确。于是，“世界通史”作为“通史”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开始出现，它追求的是时间维度上的纵贯与事件序列的完整衔接。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欧洲中心论”受到深刻挑战。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提出文明形态史观，将世界历史视为多种文明生长衰灭的多元图景。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则倡导“全球史”视角，试图打破国别罗列的框架，关注不同地区、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议题。这一转变使得“世界历史”的内涵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故事”，转向“全球所有文明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而“世界通史”的编纂理念与方法也随之经历深刻重构。

体例分野：连贯叙事与多元集合

“世界通史”的核心特征在于“通”，即贯通古今，强调历史在时间轴上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它通常按照从远古到近现代的时间顺序，试图勾勒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的清晰脉络。这种体例犹如修筑一条贯穿历史大陆的铁路干线，站点（时代）明确，轨道（发展主线）清晰，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系统而有序的认知框架。许多经典的通史著作，都致力于构建这样一条宏大的叙事线索。

相比之下，“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更上位的、包容性更强的概念，其外延要宽广得多。它可以是通史，也可以是断代史（如《中世纪世界史》）、专题史（如《全球贸易史》）、区域史（如《东南亚史》）或比较史。换言之，“世界历史”是一个集合名词，涵盖了所有以全球或跨文明、跨区域为研究视野的历史著述。它不必然要求时间上的无缝衔接，更侧重于空间上的全球关联与主题上的整体关照。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专著，或一部探讨20世纪冷战全球影响的著作，都属于“世界历史”的范畴，但未必是“通史”。

二者在体例上构成了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时又各有侧重。“世界通史”是“世界历史”书写中一种特定且要求极高的形式，它追求纵向的深度与连贯；而“世界历史”则像一个庞大的学科星系，其中包含通史这颗明亮的恒星，也囊括了无数其他形态的星辰。理解这种体例分野，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选择阅读材料与研究方法。

学科视角：从舶来品到本土建构

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建立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历史”事件——它是全球知识交流与本土化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史学虽有“天下”观念，但并无现代学科体系的“世界历史”划分。这一学科主要是在20世纪通过借鉴苏联模式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初期的引进并不完整，导致“世界历史”在中国长期作为一个内涵有些模糊的学科概念存在，时常与“外国史”混同，又面临如何处理中国史在其中位置的难题。

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历程，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学科定位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权威《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识，基本未包含中国史内容，这实际上是一种将“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的编纂思路。这引发了长期的学术思考：一部中国人编写的“世界通史”，究竟应不应该、以及如何纳入中国历史？如果纳入，是简单地将中国章节与其他国别史并列，还是真正从全球互动的角度，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界国际视野的开拓与全球史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世界历史”理应包含中国，中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应的，“世界通史”的编纂也开始尝试新的范式，力求打破中西二元对立，将中国文明的发展有机地融入全球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之中，探讨其独特的贡献以及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这一学科视角的演变，标志着中国世界史研究正从单纯的学习与引进，走向自觉的反思与创新性建构。

核心叙事：线性进化与互动网络

传统的“世界通史”叙事，深受启蒙运动以来进步史观的影响，倾向于描绘一条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线性进化路径。这种叙事往往隐含（或明示）一种目的论，认为历史有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和终点。它在组织材料、划分时代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容易陷入单一化、决定论的陷阱，忽略不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偶然性与复杂性。

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全球史和新史学流派，则倾向于将人类过去视为一张由无数节点（社群、文明、地区）和连接线（贸易、迁徙、战争、文化交流）构成的动态网络。在这张网络上，不存在唯一的中心，各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例如，对公元1500年前后的历史，全球史家不会仅仅强调欧洲的崛起，而是会同时关注亚洲帝国（如明清中国、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的持续繁荣，以及跨洋交流如何重新配置了全球的力量平衡与生态格局。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世界历史”则有独特的辩证理解。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含义的“世界历史”：一是指人类总体发展过程；二是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而形成的、各民族国家被卷入普遍交往和相互依存状态以来的历史。后一种含义尤为深刻，它指出“世界历史”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与交往普遍发展的产物。这为理解近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也揭示了“跨越式”发展（如某些民族跨越某一社会形态）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才成为可能。

史学流派：方法论的多元交响

围绕如何研究和书写“世界历史/通史”，不同的史学流派提供了各异的方法论透镜。兰克学派曾以强调客观实证和档案研究著称，但其民族国家叙事的框架对宏大世界史编纂构成一定限制。法国年鉴学派则主张拓宽历史视野，将经济、社会、文化、心态纳入研究范畴，强调长时段结构的重要性，这对打破政治事件编年史的窠臼，撰写更深层、更立体的世界通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新史学分支蓬勃兴起，如新社会史、新经济史、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它们纷纷将各自的精密方法应用于世界历史研究。这些流派促使世界历史的书写从宏观叙事走向微观与宏观结合，从定性分析走向定性与定量结合，从关注精英走向关注普通大众。例如，边疆史学派对美国历史的解读，就提供了一种从空间扩张角度理解一国历史的独特范式，这种思路也对思考全球范围内的文明扩张与互动有所启发。

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动力，同时注重阶级分析和全球体系的不平衡性。这些纷繁复杂的史学流派，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共同丰富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工具箱，使得今天的“世界历史”与“世界通史”编纂，能够吸收多元养分，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当代转向：全球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深化与困境，使得以跨文化互动和全球关联为核心的“全球史”研究范式日益兴盛，这可以看作“世界历史”研究在当代最显著的一次转向。全球史更彻底地挑战欧洲中心论，它关注跨区域的人口流动、物种交换、疾病传播、观念扩散、技术转移，以及环境变迁等议题，强调联系（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和整合（integration）。

这一转向对“世界通史”的书写提出了新的要求。一部当代意义上的优秀世界通史，不能再是各国历史的机械拼盘，也不能仅是西方故事的放大版。它必须有能力呈现不同文明在各自轨道上发展的特殊性，同时敏锐地捕捉并分析那些将不同地区日益紧密编织在一起的“丝线”——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还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它需要回答，在漫长的时空里，人类如何从相对孤立走向彼此依存，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各地区的命运。

最终，对“世界历史”与“世界通史”关系的探讨，超越了学术考辨，指向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理解我们如何成为今天休戚与共的全球共同体，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充满辉煌与创伤的旅程，正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其最高价值或许在于，它告诉我们：任何文明都不是孤岛，所有人的历史，终将是所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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